“碳锁定”与“碳解锁”研究：技术体制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解锁论文,体制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低碳技术能够改变经济过程的能源和物质基础，转变社会生活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而实现碳的低排放或零排放，因此低碳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是减缓全球变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环节。然而，在全球变暖背景下，低碳技术的应用和扩散却比较缓慢，其重要原因是“碳锁定”(carbon lock-in)的存在。
“碳锁定”概念由西班牙学者George Unruh首先提出。他认为，当前的工业经济已经“锁定”在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碳密集能源系统中，阻碍了低碳技术的扩散，即便这些技术具有环境和经济方面的优势，这就是所谓的“碳锁定”。Unruh认为，造成“碳锁定”的原因在于由报酬递增驱动的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过程形成了“技术—制度综合体”(technology-institutional complex,TIC)。在TIC中，技术、基础设施、关联产业和消费者等各种要素的交互关系产生的正外部性导致了“碳锁定”。例如，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主导设计限定了特定企业发展的“技术轨道”，而沿着技术轨道对主导设计的改进反过来限制了企业的知识基础和投资决策，使企业遵从以碳基技术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发展和应用替代的低碳技术。而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风险，也更愿意向以碳基技术为基础的、具有稳定收益的成熟企业提供融资，这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应用碳基技术的意愿。另一方面，从碳基技术中获益的私人或公共机构通过市场或非市场的方式，阻碍现有技术转向低碳技术，以维续碳基技术的主导地位[1]。关于如何摆脱“碳锁定”，Unruh根据路径依赖理论指出，由于技术和制度相互强化导致TIC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因此只有通过TIC之外的力量，例如能够实现市场突破的替代性新技术，或“触发事件”或“焦点事件”引发或推动的社会运动等才能打破“碳锁定”[2]。
Unruh的“碳锁定”概念理论准确地把握了低碳技术的复杂性、系统性和演化性特点，为解释低碳技术的发展障碍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并且准确地洞见了技术与制度之间的共同演化是造成“碳锁定”的关键[3]。但是Unruh的“碳锁定”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TIC是理解“碳锁定”的关键，但是Unruh并未对TIC进行清晰的界定，导致“碳锁定”成为无所不包的模糊概念。正是这个原因，以Unruh理论为基础的后续研究，往往根据自身的理解和研究目的分别在技术系统[4-6]、产业[7]和宏观经济[8-9]等三个不同的层面上使用“碳锁定”概念。(2)尽管Unruh指出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产生了TIC，但是并未对TIC形成的具体过程和内在的动力机制进行深入探讨。(3)由于前两个原因，Unruh关于摆脱“碳锁定”的观点值得商榷。首先，Unruh根据路径依赖理论，笼统地认为外部冲击是打破“碳锁定”的主要方式，但是由于TIC概念模糊了碳基技术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边界，因此决定了他的研究无法系统详细地说明外部冲击的具体来源，及其对“碳锁定”的影响方式。另一方面，正因为囿于路径依赖的逻辑，Unruh的研究对低碳技术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简单化处理，将打破“碳锁定”的方式限于TIC因外部冲击而发生的“间断均衡”式的变迁，忽视了技术系统内生性创新活动实现“碳解锁”的可能性[10]。总之，由于以上原因，Unruh的“碳锁定”概念只是描述低碳技术发展和应用缓慢这类现象的“鉴赏式理论”[11]，而不是一个正式的分析框架，因而大大降低了其理论解释力和现实意义。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已逐渐建立起了以碳基能源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并逐渐进入“碳锁定”的状态中，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能源安全、产业结构转型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碳锁定”的形成机制及其“碳解锁”途径。鉴于此，本文旨在从技术体制角度重新定义“碳锁定”，在此基础上详细剖析“碳锁定”的形成过程和动力机制，以及“碳解锁”的影响因素，并初步提出“碳解锁”的战略管理体系。
二、“碳锁定”的重新定义：技术体制的视角
“碳锁定”是指在一系列动力机制的推动下，技术经济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碳基技术为基础的技术体制；由于碳基技术体制的演化具有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等特征，因而长期主导了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导致低碳技术的应用与扩散受阻。从该定义可以看出，“碳锁定”是随着碳基技术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强化的；与此对应，摆脱“碳锁定”或曰“碳解锁”就意味着要实现碳基技术体制的替代或低碳化转型。由此可见，要揭示“碳锁定”产生的原因和动力机制，探寻“碳解锁”的途径，关键在于厘清碳基技术体制的演化过程，为此首先要分析技术体制的内涵和基本属性。
技术体制是对技术系统的运行及其相关技术活动进行指导和管理的规则集合。根据该定义，技术体制有三重属性：(1)技术体制首先是一种承担特定社会功能，由不同关联技术和资产构成的物理技术系统。(2)技术系统的正常运行需要与之匹配的管理制度、规范、惯例和组织机构。因此，技术体制是一系列指导和管理技术创新、使用和扩散的规则体系，它限定了技术活动的范围与具体过程[12]。(3)创建、塑造和连接技术系统和规则体系的是相关技术行动者，所以技术体制还是一个由技术行动者构成的网络。由此可见，技术体制是介于微观企业技术和宏观经济之间的中观概念，类似于Hughes提出的“大型技术系统”[13]，但与之相比更强调参与技术系统运行的行动者，以及指导其活动的规则体系。相应地，碳基技术体制就是由碳基技术系统、相关行动者和规则体系三者构成的整体。例如，汽车技术体制不仅是由汽车整车技术和关键部件技术(如能源转换技术、制动技术等)，以及加油站、道路等基础设施构成的物理技术系统，还包括生产方式、交通法规、行业标准等规则体系，以及汽车生产商、行业协会、消费者群体、交通管制机构等构成的行动者网络。
以主导碳基技术为基础的技术系统、行动者网络和规则体系在市场化和制度化过程中渐次形成，进而构成具有超稳定结构的碳基技术体制。之后，通过社会嵌入过程，碳基技术体制在不同层次和维度与其它社会系统发生关联，最终形成碳基社会技术系统，主导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因此，“碳锁定”的形成需历经市场化、制度化和社会嵌入三个阶段，分别形成“锁定”程度依次提高的技术锁定、系统锁定、制度锁定和社会锁定，这四个层次的“锁定”效应相互强化最终形成“碳锁定”。该过程可由图1表示。
三、“碳锁定”的形成过程
(一)“碳锁定”的市场化
“碳锁定”的市场化是指碳基技术通过市场竞争成为主导技术，进而围绕主导碳基技术形成由各种互补技术和资产构成的碳基技术系统。为了实现特定社会功能或满足市场需求，在技术发展初期，通过发明和创新等技术活动会产生多种相互竞争、具有不同环境绩效的技术设计，当某种技术达到市场的“临界容量”(critical mass)[14-15]时，就会成为此类技术的法定或事实标准，即主导技术。规模经济、学习效应等生产方面的报酬递增，以及网络效应等使用方面的报酬递增是主导技术形成的主要原因。因为在技术竞争初期，报酬递增会使某种技术获得初始竞争优势(如较低的生产成本)，从而吸引较多的使用者；而获得更多应用的技术会得到更大的改进，进而鼓励更多人采用该技术[14]。最终，当获得报酬递增的技术将其它竞争技术排挤出主流市场时，该技术就成为主导技术。很多碳基技术之所以成为主导技术，就是因为化石能源成本低廉、技术成熟，这使得以此为基础的技术在市场竞争中具有初始优势，更容易获得报酬递增。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汽车技术的发展初期，存在蒸汽汽车、燃油汽车和电动汽车三种相互竞争的技术设计，最终燃油汽车成为了主导的汽车技术，其主要原因在于泰罗制和福特自动化生产流水线的使用实现了燃油汽车的量产，从而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规模经济性)，以及干中学、用中学等学习效应提高了发动机等关键技术的性能[16]。
获得报酬递增的碳基技术进一步占领市场后，一系列与之关联和互补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就会逐渐建立起来，形成以主导碳基技术为核心的技术系统，这将进一步强化“碳锁定”，因为碳基技术系统的形成和完善会提高碳基技术的转换成本，而转换成本的提高又会进一步阻碍碳基技术系统转变和低碳技术的使用。(1)当使用者选择了某种碳基技术后，就会对该技术进行进一步投资，从而形成与该技术相关的专用性资产，包括特定的物质资本(如机器设备)和人力资本(如知识和技能)，专用性资产导致的沉没成本会限制技术使用者进行低碳技术转换的意愿和能力。(2)碳基技术系统由很多相互关联、功能互补的部件和子系统组成，如果某个部件或子系统从系统中移除，或者其性质发生改变，系统中与之关联的部件或子系统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例如，在电力系统中，电力负荷发生变化会引起系统中的输电、配电和发电组件的相应改变；新能源生产的电力在并网过程中会加大电网的风险；利用传统电网为电动汽车充电，会加大输电网和配电网的负荷，并且会对电网产生谐波污染等不利影响[17]，因此需要对原有电网进行改造等等。
(二)“碳锁定”的制度化
具有不同资源和利益诉求的技术群体在通过提供互补性技术或资源参与碳基技术系统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嵌入到其它技术群体的技术实践中，逐渐形成以碳基技术系统为共同基础的相关利益群体网络。这种网络中的趋同机制和协调机制可能强化碳基技术系统的“锁定”。一方面，随着碳基技术系统的日益成熟，网络中的每一个技术群体投入的专用性资产逐渐增加，这使得网络中所有技术群体对碳基技术系统的依赖性进一步加深。这意味着当碳基技术系统受到较大外部冲击，触及整个网络的生存基础时，网络中的所有技术群体可能会采取一致的行动维续系统的生存和稳定。例如，汽车发展初期曾受到“红旗法案”的限制，戴勒姆—克莱斯勒等多家汽车企业联合起来建立了“汽车促进协会”，共同抵制该法案，最终导致其被废除[18]。另一方面，碳基技术系统中各种技术和资产的互补性使得不同的技术群体相互依赖，并且随着各种互补技术或资产的标准化，这种相互依赖关系还会进一步加深。因此，某些行动者的技术创新活动可能因触及与其关联的行动者的利益而受到阻碍。换言之，碳基技术系统内部的创新往往会受到较大的协调压力。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在开发具有良好环保性能的电动汽车EV1时，受到了其股东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公司等大型石油企业的强烈阻碍，最终导致EV1的商业化进程终止[19]。
系统中诸多异质行动者的互动和相互依赖使得降低协调成本和投资的不确定性成为必要，因此行动者网络形成的同时，相关技术规则体系，如管制法规、行业标准、生产方法、管理惯例、使用者习惯等也逐渐建立起来，这会进一步强化碳基技术系统的稳定性。(1)共享的统一的规则体系限定了技术行动者的认知框架、行为模式和未来预期，使其忽视技术体制外的替代方案，只能沿着由规则体系确定的“技术轨道”[20]进行强化碳基技术的局部优化和增量性创新活动。(2)由于规则体系是技术行动者共享的行为准则，因此它为技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设定了博弈场景，这限定了行动者在技术实践中的策略集合，同时也使参与其中的行动者单方面偏离规则体系的成本会很高。换言之，只有大多数行动者对规则体系的共同偏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碳基技术体制。(3)长期稳定且有效的规则在技术群体内部会逐渐具有合法性。这一方面使遵循既存规则的原有技术经济实践更容易被接受，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破坏既存规则的行动可能受到技术群体的抵制或压制。
当指导碳基技术系统发展和相关行动者技术经济实践的规则体系建立起来后，碳基技术体制就形成了。由此，碳基技术系统、行动者网络和规则体系就耦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并且相互关联、相互强化。通过市场竞争，某种拥有报酬递增特性的碳基技术主导市场，吸引不同类型的相关技术行动者投资互补性技术和资产，进而形成碳基技术系统。在系统的发展过程中，各子系及其相互关系需要不断调整，为了解决各种具体的实践问题，各种形式的协调行动在同一技术群体内部，以及不同技术群体之间展开，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这些规则反过来指导和管理碳基技术的提供与使用，协调行动者之间的行动和互动，从而有效降低碳基技术的生产和使用成本，并提高系统整体运行的有效性和效率，这会减小未来投资的风险，鼓励各类行动者增加对碳基技术及其互补技术和资产的投资，进而促使系统更庞大、更稳定。如图2所示。
(三)“碳锁定”的社会嵌入
碳基技术体制在履行特定社会功能的同时，也嵌入到其它社会系统中，在不同层次和维度与之发生关联，形成“碳基社会技术系统”。碳基社会系统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碳基技术体制的主导地位。这个过程就是“碳锁定”的“社会嵌入”。以碳基电力技术体制为例，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已经建立了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大型集中电力生产技术体制。由于化石能源价格低廉、电力生产技术成熟、已建固定成本巨大，以及输配电网等互补性基础设施完善等原因，利用化石能源发电的生产成本较低、电价具有相对优势，因而企业和民众等用户基础不断扩大。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电力需求和确保民众习以为常和认可的电价保持稳定，相应的管制框架和激励机制建立起来，在限价的同时，允许和鼓励对电力生产加大投资，建造更多大型的碳基集中发电厂。随着碳基发电技术系统的扩张，各种生产和使用的报酬递增机制会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碳基发电技术系统的可靠性和可利用性。廉价的电力刺激了社会对电力的需求，进一步为主导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供新的激励。由此，集中发电技术系统与其它社会系统相互强化，推动了碳基电力技术体制的发展和扩张，以及对电力市场和经济社会的主宰。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社会嵌入意味着若要对碳基技术体制进行替代或低碳化转型，即实现“碳解锁”，必定会牵涉其它社会系统的改变。不仅如此，由于碳基技术体制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如交通运输、能源生产等)，故而在替代技术体制发育成熟之前，如果原有体制发生重大改变，可能导致较大的社会风险和成本，这些因素都将进一步加大“碳解锁”的难度。
四、“碳解锁”的各种因素
由于“碳锁定”是碳基技术体制形成过程中一系列动力机制相互强化形成的超稳定结构，因此实现“碳解锁”需要外生力量的冲击，包括自上而下的社会技术景观(social-technical landscape)、水平层面的关联体制(interrelated regimes)和自下而上的缝隙创新(niche innovation)。另一方面，碳基技术体制内含了诸多异质的行动者和资源，其性质决定了体制的动态适应能力；当动态适应能力发生变化时，碳基技术体制就有可能从“内部实现自我转变”[21]。“碳解锁”的各种因素如图3所示。
(一)自上而下的社会技术景观
社会技术景观是一系列影响技术体制发展速度和方向的宏观长期趋势，如经济周期、政治生态、人口变迁、社会思潮、文化价值观、气候变化等[22]。例如，气候变化尤其是全球变暖对能源和交通技术系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引发低碳技术探索方法和低碳技术政策的改变。消费主义价值观加速了能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等等。当社会技术景观的波动幅度较小、频率较低、速度较慢和影响范围较小时，技术体制的发展倾向于渐进创新(如污染的末端处理)和系统优化(如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但是，当社会技术景观发生大幅度变化或剧烈变动时，可能会对技术体制造成巨大压力，致使体制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难题，迫使行动者进行创新，如探寻新的问题解决方法，改变基础技术，建立新的规则体系等。例如，核电技术的兴衰发展就是军事形势、能源危机、反核运动和气候变暖等宏观环境因素变化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冷战时期的军备竞争，使军用核电技术(如核潜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为民用核电技术的应用打下了基础；70年代中东战争造成的石油危机导致化石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促使核电成为继火电、水电之后的第三大电力技术；之后，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泄漏事故和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引发了全球性的反核社会浪潮，使核电技术的发展进入长达二十多年的停滞期；进入21世纪，在化石燃料消耗加剧导致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全球性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共识，核电重新复苏。
(二)水平层面的关联技术体制
碳基技术体制是开放系统，必然与其它技术系统发生关联。例如，能源生产系统会直接影响电力生产体制；电动汽车与电力生产体制有直接关系；生物质发电技术则受到垃圾收集和处理技术的影响；太阳能电池的生产条件受到微电子产业的竞争压力，因为二者要争夺重要的原材料硅匀墨辊等等。
Kivimaa等人认为技术体制之间的关联是通过三种途径实现的：(1)与技术产品相关的资本或资源，如资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中间产品和服务、关联技术等；(2)创造未来产品和需求的各种功能性活动，如研发与创新、市场营销、战略制定等；(3)组织结构和产权形式[23]。显然，这三个方面分属构成技术体制的三个层次，即物理技术系统、行动者网络和规则体系，这意味着与体制在不同层次的关联如果发生变化，可能引发碳基技术体制的改变。
体制关联的变化可能导致碳基技术体制产生三种改变：(1)关联技术体制发生剧烈变化，进而导致碳基技术体制的根本性变化。能源体制的变化导致交通体制的变化就是典型的例子。化石燃料替代木材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能源，促使内燃机车代替马车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导致现代交通技术体制的彻底改变；(2)关联技术体制发生局部调整，从而通过关联的要素影响碳基技术体制。例如，通过企业的兼并重组、衍生机构的建立或产权关系的改变来实现资源重组；(3)在原有体制关联不变的情况下，新的体制进入关联网络。新的行动者可能带来新的资源和知识，进而改变原来的关联方式。例如2003年全球电池领域的领导企业比亚迪集团通过收购西安秦川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进军汽车行业，并借助其原有的电池核心技术方面的优势推动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国家电网集团参与电动汽车的商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典型的例子。
(三)自下而上的缝隙创新
缝隙(niche)是主导体制之外，为旨在开发和使用新技术而进行的实验提供保护的空间[24]。缝隙一般通过政府的财政补贴、公共购买、专设项目或企业的战略投资来构建。缝隙创新过程除了保护新技术免受主导技术竞争压力之外，还能：(1)形成新技术发展的共同预期，为缝隙中的学习过程和新技术的合法性指明方向；(2)构建支持新技术的社会网络，为新技术提供社会支持和资源，并推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3)促进与新技术发展相关的学习过程[25]。缝隙创新打破“碳锁定”的方式有两种：(1)通过替代性缝隙创新的扩散与现存体制竞争。这种战略一开始就在缝隙市场中开发和实验与现存技术体制不同的新技术，待新技术发育成熟后再进入主流市场，与原体制展开竞争。例如，2009年，我国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和发改委正式启动了“十城千辆”节能汽车计划，在示范城市中的邮政、环卫、公交和公务用车等缝隙市场使用新能源汽车。此外，我国的新能源汽车还集中应用于大型的公共活动。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分别投入使用1147辆和360辆新能源汽车。这些缝隙领域的应用都助益于新能源汽车展示技术性能、提高社会认知与主流市场的接受程度；(2)通过共生性缝隙创新与现存碳基技术体制的融合来转变体制的发展路径。这种战略为了减小新技术发展的阻碍，其设计一开始就尽量用于帮助解决主导体制存在的问题，从而可以作为体制的辅助部分进入体制内部，然后促进体制向更环保的路径转向。例如，1910—1980年间，热电生产领域始终由蒸汽涡轮机(ST)主导。尽管如此，燃气涡轮机(GT)在航空和工业制造等缝隙市场发育成熟后，于20世纪50年代在第一代联合循环系统中与ST结合，成为ST的辅助设备，从而进入了基荷电力生产领域。60年代中，GT升级为第二代联合循环系统的主导设备，而ST却退为辅助设备。到了70年代中期，联合循环燃气涡轮机已经成为大规模热电生产的主导技术[26]。这两种缝隙创新战略各有利弊，但在实际的技术发展过程中，二者往往相互交织，即新技术在缝隙市场产生并逐渐扩散到其它缝隙市场，然后与主导技术兼容，最终引发整个体制的变迁。
(四)碳基技术体制的动态适应能力
虽然外部冲击通常是碳基技术体制转变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转变是否会发生，以及转变的性质和方向还取决于技术体制内在的动态适应能力。动态适应能力越强的体制保持稳定性的能力越强，其发展路径越不容易发生转变。反之，体制“解锁”就越容易。碳基技术体制的动态适应能力包括体制成员在面对竞争威胁时，对自身脆弱性的感知和降低脆弱性的能力[27]。前者是指外部环境的压力在体制内部能得到有效厘清和表达的能力。因为只有体制成员能够清楚地了解外部压力和内部新问题的性质，才可能对体制的转变方向形成共识，并采取一致的行动。而降低脆弱性的能力则取决于体制成员从既存体制内外获得转变体制所需的资源的能力。以上两方面都与体制内部的协调能力有关。因为技术体制是由有限理性和异质性(利益诉求和资源禀赋不同)的行动者构成的系统，所以能否消弭成员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张力方面的认知性和解释性差异，形成共同的态度和预期，进而整合必要的资源和采取一致行动，是打破体制锁定、实现路径转变的关键。例如，世界最大的目录生产商芬兰的IKEA公司为了生产“绿色”目录，与造纸行业内的纸张和纸浆生产商、造纸设备和化学品供应商，以及环保NGO就纸张生产过程中的无氯化处理和添加二次纤维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沟通和协商，并充分利用已有的供应链网络和基础设施，对已初具雏形的技术进行改造，最终在保障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成功转向了环保目录生产的轨道[28]。
五、“碳解锁”战略管理体系
“碳锁定”具有自我维续、自我强化的特征，通过碳基技术体制内外力量的自然演化难以实现或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实现“碳解锁”，因此需要构建有效的战略管理体系对影响“碳解锁”的各种因素进行评估和整合，从而对碳基技术体制的替代或低碳化转型过程进行有目的的引导和管理。“碳解锁”战略管理体系是由战略层、计划层和操作层的一系列管理活动构成的循环系统，如图4所示。
(一)战略层
战略层次的“碳解锁”管理活动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构建转型平台。根据前文所述，碳基技术体制是拥有不同资源和利益诉求、抱持不同态度和预期的相关行动者构成的网络，能否顺利实现“碳解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行动者互动和协调的结果。因此，需要建立有助于相关行动者对话和协商的机制，即“转型平台”(transition arena)[29-30]。转型平台是一个开放且动态的网络，有利于行动者进行创新性学习、知识交换、对话和讨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期望和不同的议题在转型平台中直面相对，并进行必要的整合，其目的是“通过更好地理解其他行动者对于问题性质的看法和所持的观点，相关行动者调整其对问题的界定和预期”[29]。另一方面，由于碳基技术体制的成员是既得利益者，有抵制“碳解锁”的倾向，所以参与转型平台协商的还应该有来自体制外的、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者，如环保组织、消费者协会、科研机构、地方政府等。其中政府应扮演转型平台组织者、推动者、监督者和协调者的角色，采取各种类型的政策，形成多元协调合作机制[31]。
第二，形成共同愿景。在转型平台中进行互动和协商的最终目的是要使相关行动者达成一致的“碳解锁”共同愿景。“碳解锁”共同愿景应该包括三个方面：(1)“碳解锁”的目标以及目标实现后的经济社会状态。例如，哪些替代技术将成为市场的主导，原来的碳基技术的市场份额降至多少？预期减排量为多少？技术使用者偏好发生怎样的改变？对社会系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2)指导制定“碳解锁”规划和具体措施的基本纲领和原则。(3)“碳解锁”实施的组织基础。如确定参与“碳解锁”的行动者应该包括哪些，各自扮演什么角色？承担什么责任？是否需要建立具体的实施组织？行动者在“碳解锁”过程中进行协调的方式有哪些？需要哪些资源，如何获得，谁来提供？选择实施方案的权重标准的原则是什么？
(二)计划层
在共同愿景的指导下，计划层的“碳解锁”管理活动主要包括：
第一，对影响碳基技术体制的具体外部因素和体制的动态适应能力进行评估。(1)对体制动态适应能力的评估。首先是对碳基技术体制的行动者网络进行评估，包括确定关键行动者，其对“碳解锁”可能产生影响的性质(促进还是阻碍)，可能参与“碳解锁”的程度和方式等；其次，还要对体制内的资源进行评估，如哪些资源可以用于“碳解锁”过程，哪些将成为阻碍技术替代的转换成本等。(2)对体制外因素的评估。评估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它们对碳基技术体制的影响性质。例如，宏观趋势是促进还是阻碍碳基技术体制的长期发展？哪些是碳基技术体制的关联体制？与碳基技术体制连接的方式有哪些？其发生怎样的改变有助于“碳解锁”？缝隙创新有哪些，是否已经发育成熟？相较主导碳基技术有哪些优劣势？应采取何种缝隙战略推动“碳解锁”？
第二，制定“碳解锁”的技术路线图和具体计划。经过评估过程，大致能确定“碳解锁”的基本模式和途径。例如，倘若评估的结果发现碳基技术体制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宏观环境和关联体制的状况有利于碳基技术体制的发展，缝隙创新技术处于发展初期，那么通过局部优化和增量性创新渐进地提高体制的环境绩效可能是“碳解锁”唯一的选择。如果长期的宏观趋势不利于碳基技术体制，关联技术体制出现发展难题，并且与碳基技术体制具有相同社会功能，但在环境绩效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替代性缝隙创新已经发育成熟，那么应该加大干预力度，加速碳基技术体制的替代进程。由于“碳解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在确定了“碳解锁”的基本模式后，还应该制定短期(5～10年)、中期(10～25年)、长期(25～50年)计划，尤其是要确定短期计划的重难点、主要任务、工作重心和实施方案等。
(三)操作层
操作层的“碳解锁”管理活动主要围绕短期计划的实施展开。为了减小阻力，降低技术更替的社会成本，“碳解锁”计划的实施应该通过一系列试验开展。具体的步骤包括：(1)技术预测与选择阶段。利用技术预测和管理工具，从环境绩效、社会需求、科学知识基础(如技术可行性)、经济条件(如成本、消费者偏好)和制度条件(如法律法规)等方面对备选替代技术进行综合评估，并最终确定创新对象及其发展路径。(2)试验选择阶段。试验的领域应该是容易接受新技术的应用领域或区域，但不能与主流市场的要求差异太大。例如，电动汽车的试用者就不宜选择极端的环保主义者，也不适宜以校园为试点。(3)试验实施阶段。在试验实施的过程，可能遇到技术、经济、社会和制度各个方面的阻碍，因此需要制定税收、补贴、政府采购、评估标准等综合性、协调性的政策。(4)试验扩大阶段。在试验初期所获经验和资源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扩大试验的范围。这个阶段的难题可能在于相关技术行动者能否继续投入资源支持和拓展成本更大的“碳解锁”创新试验。因此需要设计更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和鼓励相关行动者继续支持新技术的发展。(5)试验结束阶段。该阶段主要是对试验结果进行评估，以确定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以确定下一阶段的工作进展。
六、结语
本文从技术体制的角度对“碳锁定”重新进行了定义，并且通过考察碳基技术体制的演化过程初步揭示了“碳锁定”形成的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碳解锁”是外部环境与碳基技术体制适应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该过程需要建立相应的战略管理体系才能有效进行。尽管本文从技术体制演化的视角较系统地阐释了“碳锁定”的原因和过程，以及“碳解锁”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已有研究的缺陷，但仍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研究：(1)“技术体制”概念仍然较抽象，并未能彻底解决“碳锁定”经验研究中的概念操作化问题，因此需要通过经验研究进一步归纳和提炼碳基技术体制的内涵；(2)从物理系统、行动者网络和规则体系三者之间的共同演化角度进一步来探讨“碳锁定”的形成原因，其重点在与厘清三者之间的正反馈机制；(3)进一步探讨体制外多层次影响因素和体制动态适应能力之间共同演化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对“碳解锁”的具体模式进行类型化研究；(4)借助对特定碳基技术体制的案例研究，进一步细化“碳解锁”战略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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