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九个“五年计划”（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年论文,中国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地春回。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即将召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也将在会议上讨论通过并付诸实施。面对20世纪的尽头，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一世纪最后一个五年计划，“九五”计划该居于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在共和国的四十六年里程中，已经实施的八个五年计划又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痕迹？
“一五”：共和国的基础自己打
所谓五年计划，就是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长期规划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极为必要，其功能在于统一各方面的认识，并确定今后的五年至十年的经济发展方向，确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大事，五年的选择最初是以农业生产“两丰两平一款”的周期作为标准的，后来逐步感到工业项目建立，消费心理变化同样适应五年周期。因此，制定五年发展长期规划已成了很多国家政府主持和指导经济工作的基本做法。在日本、法国、韩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长期规划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导向系统。中国的经济生活中，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3年开始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周恩来、陈云主持，一方面初步编制和开始执行，一方面继续不断讨论修改，到1954年9月定案，1955年3月经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同意。同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李富春作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一五”计划（1953—1957）突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通过中央的政府集中有限的财力和物力，为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国家工业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它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包括：突出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战略思想，集中力量建设一批骨干工程。与此同时，完成对农业、手工业、个体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中国产业结构的基础：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一五”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虽然我国的工业已经恢复并且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我国有计划的工业化的起步点仍然是很低的。1952年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1952年我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落后于1950年的印度，如钢产量中国为2.37公斤，印度为4公斤，美国为538.3公斤。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辆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可见当时的国力是多么的微弱，共和国是多么的稚嫩！
穷则思变。国人战争年代的拼命精神在“一五”计划的鼓舞下马上汇聚成了建设共和国的热能。工人阶级更是一马当先，工业建设战线捷报频传。1953年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始施工，为在内地建立大型钢铁基地开了先河；到1956年，中国第一座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座生产电子管的工厂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飞架长江南北，使千古天堑变通途的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建成。通向“世界屋脊”的三条动脉青藏、康藏、新藏公路也建成通车。大大小小建设项目不胜枚举，单是限额以上的较大项目，平均每天就有一个开工或竣工。中国人着着实实扬眉吐气了。
经过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五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超过原定计划的15.3%。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施工限额以上的工矿建设21个，全部投入生产的428个，部分投入生产的109个。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2亿元，超过原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3%，年均增长18%；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原定计划的101%，比1952年增长25%，年均增长4.5%。五年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除1956年有赤字外，其余各年都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57年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1／3强。
“一五”计划形成了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对于巩固民主政权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贡献是卓越的。其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所采取的计划手段与国情基本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刚刚诞生，政府和群众的热情发挥了重大作用；及时引进了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很大帮助。中苏双方谈判确定苏联帮助中国兴建156个项目，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核心。但是，共和国的基础还是我们自己打的，党仍然坚持和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不赞成依赖苏联的援助。在“一五”期间，国家财政中来自国外的贷款，只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7%。在苏联设计和装备的项目中，仍有20～30%的设计工作量和30～50%的机器设备由我们自己负担。195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方针。
当然，“一五”期间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农轻重比例一度存在失衡的倾向；基本建设规模比较大；计划的统一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关系缺乏稳妥处理。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五”计划还是成功的。
“二五”和“三五”：计划没有变化大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编制的“二五”计划建议。1956年11月10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1957年的计划和预算应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这样制定的1957年计划，保证了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然而，这就使许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多的速度来进行建设。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在会上也提出中国钢产量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出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这样，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开始就抛开了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建议》，彻底转上了大跃进的道路。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提前实现1956～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指标。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竞放高产“卫星”，报刊公开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三个月前八大二次会议计划的又普遍翻了一番。1959年5月，钢指标又降为1300万吨。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1958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要求1960年实现“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钢指标又长为1840万吨，还提出三年、五年、八年实现农村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
坚持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单方面毁约，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继续加剧。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1960年，积累率分别为33.9%、43.9%、39.6%，大大超过“一五”期间已经较高的平均积累率24.2%。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重工业畸形发展。从1957年至1960年，重工业增长2.3倍，而农业却下降22.8%。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减少600亿斤。再次是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钢铁生产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
为了走出困境，1960年8月周恩来、李富春主持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到1962年，国民经济方开始好转。但是，与1956年提出的《建议》相比，许多重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远远低于规定指标。1962年与1957年相比，工业总产值仅增长20.7%，平均年增长3.8%：农业总产则下降了19.9%，平均年下降4.3%；国民收入下降了14.5%；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下降了5.4%。
1961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再用三年时间（1963～1965）继续贯彻八字方针，作为今后发展的过渡阶段，为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实施创造条件。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曾经讨论了“三五”的第一个方案，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但是不久，在美、苏两国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的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问题摆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大规模的三线（战略后方）建设开始布局。1965年9月提出了新的方案《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重新规定“三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1966年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多灾多难的神州大地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社会生活都陷入了更为严重的混乱状态，“三五”计划胎死腹中。
“三五”期间，原定的1967年国民经济计划无法执行，实际上被废置。1968年连年度计划都未能制定。这是我国建立经济计划以来仅有的没有执行年度计划的两年。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比1967年再下降4.2%。国民收入1968年比1966年下降13.3%。随着全国省、市、县各级革委会的陆续建立，党的九大的召开，国内形势稍趋安定，国民经济逐步愎复。通过加强计划管理，1969年的国民经济有所回升。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613亿元，比上年增长19.3%。但是，这种增长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大部分指标仍然低于或大体相当于1966年的水平。
“四五”和“五五”：计划经济没有计划
1970年2、3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拟定了《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当时突出强调“以战备为纲”，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建立自成体系的经济协作区，要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原定于同年9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纲要（草案）”，后因林彪、陈伯达的干扰，全会未能讨论，仅作为参考文件印发。
1971年的经济建设，仍然不顾已经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矛盾，盲目地继续追求“四五”计划纲要（草案）中规定的高指标，冒进之风有增无减。到1971年底，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即职工人数突破五千万，工资总额突破三百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八百亿斤，大大超过原定的计划。1972年，“三个突破”的问题继续有所发展，以致挖空了国家的粮食库存，由此造成国民经济一系列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巨大恶果。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1972至1973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将“四五”计划原定的过高经济指标降低。经过近两年的调整，经济冒进造成的危害到1973年下半年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当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成为文革以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1975年1月13～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展示了1964年12月三届人大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设想的蓝图：“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邓小平临危受命，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经过整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
同时，邓小平着手研究编制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其中包括第五、第六个两个五年计划的设想。但是，不久就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纲要草案实际未能执行。粉碎“四人帮”后两年间，开始使国民经济摆脱瘫痪、半瘫痪状态。1977年底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修改了原有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并在送给中央的《关于经济计划汇报要点》中，提出了“五五”后三年以及“六五”计划的设想和安排。修改后的《十年规划纲要》在1978年3月由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批准，《汇报要点》也于同年2月经中央同意，同1978年的年度计划一起下发。
但是，在此期间，过急过多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以此来实现高速度的发展，提出了不切实际的“洋冒进”计划，片面突出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当然不能改善，而只是加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病态。
总之，70年代这两个五年计划并没有完整制定和严格实施，即使追溯到“一五”以后的另两个五年计划也是如此。中央政府只以内部纲要的形式通过了简单的计划方案，规定了粗略的投资分配指标和生产指标，对经济发展并没有起到五年计划应该起的导向作用。
（上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