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保举、学堂奖励实官纠葛与铨选变迁
林浩彬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
[摘 要] 清季科举停废尤其是官制改革之后，面对朝野上下对学堂奖励实官的质疑，文官考试、任用制度提上议程，清朝有意取消学堂奖励实官。在此过程中，旧的保举途径与新的学堂奖励实官关系纠葛，学部与其他各部、各省之间权力关系错综复杂。保举、学堂奖励实官的新旧仕途关系变动的实质，是清朝从新旧杂糅、多途并进、取士与选官混同，转化为建立以学堂与文官考试衔接、培才与选官分离的新的铨选制度的过程。由于保举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取消学堂奖励实官过程一波三折，并直接制约清季铨选转型的进程，体现了清季新旧铨选制度转型的曲折性。
[关键词] 学堂奖励实官 保举 新旧仕途 文官考试 铨选转型
取消学堂奖励实官是清季新旧铨选制度转型的重要事件。科举停废尤其是官制改革之后，面对舆论对学堂奖励实官的质疑，文官考试、任用制度提上议程，清朝有意实行学堂与文官考试衔接、培才与选官分离的制度体系。在此过程中，作为捐纳、科举停废之后重要旧途的保举，与新途的学堂奖励实官关系纠葛，互相制约，成为影响新旧铨选制度转型的关键因素。既往研究对于取消学堂奖励的内容与影响等论述较为深入，[1]但由于研究角度差异的原因，对二者的关系纠葛如何影响铨选变迁并未深入探讨。该过程处于清季捐纳、科举停废之后与文官考试、任用制度正式引入以前，在清季铨选制度转型的历程中具有特殊坐标意义。考察清季学堂奖励实官过程与保举的纠葛，不仅能深化对学堂奖励实官停止原因的认识，还能了解清季铨选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新旧铨选制度转折过程的纠结。
一、先停保举 后取消学堂奖励实官
咸同军兴以来，保举、捐纳与科举一并成为重要仕途。随着甲午以后新的学堂仕途逐渐兴起，上述三途相应成为入仕的旧途。学堂奖励实官原本被清朝作为鼓励学务发展的举措，由光绪二十九年(1904)十一月张之洞、张百熙上奏的《奏定各学堂奖励章程》而确定，在学堂毕业人员给予进士、举人等出身之外，分别奖励翰林院编修、知州、知县等职官，作为与科举并行的选材代替措施，“学堂与仕进混合”“抡才与育才并一”，[2]进而实现从科举到学堂的过渡。在捐纳、保举等重要的旧途之外树立新的仕途，并且保持对于前面二者的有效竞争力，作为新政以来兴学堂、限保举等基调的系列举措，协调新旧仕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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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级学堂毕业人数激增，清季学堂奖励实官泛滥，被时人认为其实质是合科举于学堂，起到诱导学堂学生对入仕趋之若鹜的不良效果，不符兴办学堂的初衷。而且越来越多的学堂出身人员入仕，给本已冗杂的仕途增加了巨大的压力，成为铨法紊乱的重要因素。[3](P3215)对于该问题，时人也有所警觉。早在诏停科举之后，内阁学士陆宝忠上疏变通学堂奖励之法，希望将培才与抡才切割，奖励出身而非实官。[4](P8611)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御史陈曾佑上奏提出将学堂与入仕分离的建议。对此，上谕着政务处学务大臣妥议具奏，不过却迟迟未见方案出台。[5](P548)
另一方面，新政初期，为了鼓励学堂兴起，不少时人主张停止捐纳与保举两项重要旧途，防止其入仕便捷影响学堂发展，保举与学堂的关系开始备受关注。[6]在清季捐纳(实官捐纳)、科举停废之后，保举由于具有辅助学堂选材的功能而得以保留，进而成为剩余的影响学堂奖励实官的最大因素。在同期还有移奖、举贡考职、荫袭等多途并进的情况下，学堂奖励实官和保举成为新旧杂糅的铨选体系中的关键途径，直接影响新旧仕途整体的走向。学堂奖励实官被认为合科举于学堂，渐受舆论怀疑，出于扩展科举停废效应的考虑，主张取消学堂奖励实官的意见开始出现，学堂奖励实官与保举的关系被再度提及，新旧仕途关系出现变动。
据官方媒体《江西官报》披露，在科举停废之后不久，受到舆论影响，学部似乎就已开始谋划取消学堂奖励实官，但是前提便是先停止捐纳与保举，“传闻学部各堂官近日提议学生卒业办法，意欲将捐纳、保举两项奏请截止。以后所有学堂卒业各生仅以卒业文凭”。[7]先行停止捐纳与保举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防止取消学堂奖励实官之后，受挫的人员转而谋求从捐纳、保举入仕，以保证确立学堂出身为主的总体目标的实现。这与之前变科举同时停捐纳、限保举以兴学堂的考虑如出一辙，显示具有强大仕途吸引力的旧的保举等铨选制度，对于新的学堂制度始终构成主要干扰。[8](P321)尤其是在科举、实官捐纳停废之后，保举成为学堂奖励实官之外主要的旧的入仕途径，地位不可小觑。而保举旧途的存在，则成为妨碍新途改制的重要阻力与借口。
不过，基于此前的经验，学部对停止捐纳、保举的前景并不乐观，认为“停止捐纳、保举，其中滞碍甚多”。[7]因此，取消学堂奖励实官仅仅停留在筹划阶段，“故尚在提议而未决定也”。原因在于其与捐纳、保举旧途牵扯不清的瓜葛，“盖因官制未定，捐纳未停，不得不妥定出身，而又恐一经列保，不免议驳，是以暂行缓奏”。[9]换言之，取消学堂奖励实官，保举、捐纳等旧途都是必须解决的重要前提，基调即先停保举再考虑取消学堂奖励实官，实质上是新政初期兴学堂、限保举的基调在科举停废之后的延续与发展，同时也是科举等旧途退出后，仕途新旧杂糅问题的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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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停止捐纳、保举旧途的滞碍，在捐纳方面，阻力主要是度支部的反对，理由是捐纳的收入一项尚未有其他的替代来源。各省也是通过各种名目的捐纳获取财政收入。[10]而保举未能停止，主要是此时新政繁兴，各项事务需才孔亟，需要通过保举及时获取各种专门人才，并使其迅速分配到特定位置，尤其是外务、商务、学务、警务等不少新政措施仍需借助保举作为激励手段推行。此时距离科举停废为时未久，处于铨选变革的动荡期，缺少其他有效的铨选途径，而保举被时人认为能够改善学堂难选英才、缓不济急的缺陷，“今既改官制、罢科举，则凡宿学达才磊落非常之人，为学校所不能收者，惟有出于保举之一途”。[11](P37)既然作为旧途的保举尚且不能取消，在科举停废之后有意树立为新的正途、鼓励人才、引导学务的学堂奖励实官，在科举甫停之际，随着各类师范、实业、法政学堂的开办，更加没有取消的理由。
在《之江新语》中，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1]
除了上述困难之外，学部表示另有难言之隐。学部认为取消捐纳、保举的滞碍之一，便是捐纳、保举事务事关各部与各省督抚，因此其变动必须与各方商议。可见，学堂奖励实官与保举纠葛之间，不仅是清仕途、求人才目标之间的冲突，背后还有学部与其他各部、督抚关于用人权的争夺。新政以来，新设的外务部、商部、巡警部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督抚纷纷寻求破格用人，保举则成为其提升用人自主权的主要手段。[12](P54、91)而学堂奖励实官则被学部视为自身的重要权力。[13](P237)在新政初期用人无法的背景下，各部之间以及部院与直省之间时常围绕用人权展开争夺，以期维系、提高各自在新政中的地位。[12](P73)
迫于重重压力，学部有意在自身职权范围内先行改革，变通学堂奖励章程。与学务牵涉甚深的张元济对学部这种投鼠忌器的做法十分不以为然，认为此举会削弱学部的权力，“而于本部自有之权转恐有所损缺”。主张学部应当坚定不移地奏请解决捐纳、保举问题，“捐纳保举，事关全局，本部如有所见，自应专折具陈”，而不是自我让步，“不宜应变通奖励学生章程，连累而及变通奖励”。在其看来，新途与旧途等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应当先行解决旧途的问题，从而避免新途先受到损害，进而影响整个铨选格局。不过，由于学堂奖励实官问题始终绕不开捐纳、保举，而科举停废之后，保举问题备受重视，张元济对学堂奖励实官的命运还是表示担忧，“然既与停捐核保及考试学生诸端相提并论，即不能不请交政务处及各省督抚会议，则必并变通奖励一层而亦将加可否矣”。[14](P50)关注旧途变化对新途的连续效应，可见新旧仕途纠葛以及背后权力关系已经受到时人重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大学士孙家鼐的上奏使得学堂奖励实官问题暂时定议。学部在议覆大学士孙家鼐的奏折中正式对陈曾佑的奏议一并做了回复。面对各方压力，以学堂奖励实官为自身重要权利的学部，坚称在保举、捐纳旧途尚未完全取消的前提下，先行取消学堂奖励实官的新途存在诸多困难，“惟见在捐纳、保举仕途尚难画一，而独靳之于学堂中人，亦非持平之论”，容易引起压制学堂的反面效果，与科举停废的既定方针不符。因此，必须通盘考虑，根据此后学堂发展情况与文官考试、任用制度进展再做计划。[4](P8619)突出学堂与保举仕途地位的主次先后，展现新旧、正(途)异(途)的区别，确定了取消学堂奖励实官、新途视保举旧途及文官考试等问题解决进程而定的宗旨，协调学部与其他各部、各省的权力关系。科举停废之后，新旧仕途关系问题悬而未决，铨选改制只能拖到此后预备立宪与官制改革时期。
二、只停保举 不取消学堂奖励实官
此后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及官制改革开始，除了各部与各省的新设丞参、提学使、巡警道等职官外，“与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联系密切者，如推广简易识字学塾以提高识字率、地方自治机构的成立及选举、警察、司法机构的建置等，这些被视为宪政基础的要项，均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学堂加快发展，以期培养出大批相关人才”。[15](P288)讲求专门学问的人才成为朝野上下推崇与搜求的目标，学堂、保举等各种新旧仕途关系重组，处理二者关系的基调又出现变化。
[8]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在同期再度停止捐纳旧途的影响下，一些官员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应该扶植学堂奖励实官新途，将停止的对象转向保举等旧途，即只停保举而不取消学堂奖励实官。光绪三十三年(1907)六月，以预备立宪作为契机，担任京师大学堂监督的南书房翰林袁励准上奏提出，预备立宪需要讲求专门学问的人才，而学堂人员具有相当的学力素养，相比保举具有优势。言下之意，需要以兴办学堂为核心宗旨，“以无人不学为归”。在学堂尚未普及的情况下，必须排除保举等旧途对学堂的消极影响，树立新途的绝对地位，“非杜绝他途，始能使天下之人悉陶铸于学堂之中，而造成立宪之人格”，因此奏请停止保举等各项出路。相反，对于学堂奖励实官相关的事务予以重点扶持，“除学生照章奖励外，其有捐资兴学及管理合法者，一律给与京外实官”。以此作为政策引导，双管齐下，促进预备立宪，“使全国进身皆出学堂，以造成立宪人格”。[17](P980)新旧仕途的关系重组，实质上是将其分别变为仕途的绝对核心与边缘。
[1]代表性成果有：左玉河.论清季学堂奖励出身制[J].近代史研究,2008(4)；张季.清季铨选制度流变[D].广州：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苏全有.论后科举之初学堂实官奖[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7)。
不过，取消保举困难重重，在预备立宪与官制改革初期急需用人的背景下，根据才能或经验入仕的保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分类细化等调整应对专门选才的要求，并且对于新设丞参、提学使、劝业道等职官的各部院与各省的用人而言，更加直接灵活，“自有特别作用”。[18]因此，清廷似乎并不认同该方针，声称“至各项举贡出路及各项保举，均有奏案章程，未便轻于改易”。[19](P603)只能在现有的铨选体系内寻求办法，不能作出大的变动。此外，由于文官考试、任用制度尚未确立，缺乏取代二者的共同途径，最终政务处也仅仅表示对于保举严格限制，[20]以及将该项人员送入法政学堂加强学习。[21]学堂奖励实官则是重订章程，默认维持预备立宪时期新旧仕途关系的格局。
同时，校长负责制是我国中小学管理领导体制的特点之一，校园足球政策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小学校长的政策落实力度。当前的基础教育发展效益评价中，升学率等量化指标依然是教育主管部门衡量学校的主要依据，因而，中小学校长必然将升学等与教育评价结果相关的任务作为工作的中心，规避影响教育应试和政绩周期长的内容是实现效益最大化必然选择。
在此期间，新调入京的军机大臣袁世凯，主张以保举作为预备立宪时期的应急选才方式。[22](P335-336)正因如此，停止保举的动议始终悬而未决，停滞不前。受到官制改革进程中文官考试、任官制度推行进度缓慢的制约，清朝最终并未建立一致、有效的选才方式。新旧铨选制度未能顺利转型衔接，“当此青黄不接之时，用人之旧法既穷，用人之新法未定”。而讲求专门学问的学堂奖励实官，并未建立对讲求经验的保举等旧途绝对的取代性优势，因而依旧出现学堂奖励实官与保举等新旧仕途并存的情况，“然位置学生既未得其法，保举又日即冗滥”。[23]
尽管此后仍有御史上奏，“暂停止各项保举请旨录用”，同时“学堂毕业生给予实官”，[24]将此前袁励准的方案老调重弹，试图将其奠定为预备立宪时期的仕途基调，结局却并无二致。仿行立宪的铨选体系仍然牛头马面，调整保举与学堂奖励实官的关系依旧任重道远。而这种状态最终的结果就是，“由于文官考试任用制度迟迟未能出台，各部院与直省均以需要专业人才为由，直接从学堂毕业生挑选任用官员”。[15](P302)停止新旧仕途的进程，随后转移到文官考试、任用制度的进度方面上来。
三、一并停止保举 与学堂奖励实官
随着预备立宪以及官制改革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内阁官制提上议程，清朝有意将学堂与任官分离，实行学堂与文官考试衔接、培才与选官分离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预备立宪后，由于与文官考试、任用制度格格不入，取消保举的声音此起彼伏，而学堂奖励实官由于其奖励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保举，逐渐被很多时人认为性质与劳绩保举相似，作为取士、选官混合的途径，以官阶作为酬劳的工具，甚至将其归为劳绩保举的一种。[25](P113)而学堂奖励实官与保举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为之后新旧仕途的走向埋下伏笔。
[9]学生出身缓议[N].大公报,1906-09-01.
由图1(c)可以看出，河北省物流业能耗变动比较剧烈，2009—2010、2015—2016年能耗增长均超过了100万吨标准煤。而2011—2012、2007—2008年能耗变动均低于1万吨标准煤。从城镇化的影响来看，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交通拥堵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河北省物流业能耗增长起到推动作用，其中产业结构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但需要注意的是，自2014年以来，产业结构的推动作用正在持续增强，交通拥堵对河北省物流业能耗增长的推动作用十分显著，且呈现逐渐增强的趋势，因此，合理规划城市布局，加快道路交通规划，对物流业能耗降低有显著作用。
[4]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
伴随同期停止保举旧途的步伐加快，取消学堂奖励实官新途的呼声愈发高涨。此后文官考试、任用制度被清廷正式提上日程，学堂奖励实官的问题变得不合时宜。为此，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学部经过筹划初步提出了停止学堂奖励实官的时间表，“议于宣统四年停奖实官”。[27]这与同时期吏部提交的文官考试、任用制度的日程表互相配套，以此实现铨选制度之间的顺利转型衔接。
“清季实行学堂奖励出身制度，实际上具有学位考试和文官录用考试双重性质，实乃将近代学位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混在一起，显然属于一种过渡性制度设计”。[2]只是在朝野上下引入文官考试、任用制度的呼声不绝如缕的时候，时人对于清廷处理新旧仕途的进度也逐渐失去耐心。在此背景下，宣统二年(1910)七月，御史叶芾棠对该问题推波助澜，奏称“自捐纳既停以来”，“留学生、学堂毕业生之奖励，岁入仕途者不下数千人。此外如各局所、学堂办事人员，莫不皆有保举，以致各部各省人浮于事，几数百倍”。[28]其中强调了学堂奖励与保举同样造成仕途壅滞的问题，在同期保举备受指责、呼吁停止的情况下，将新旧仕途相提并论，意图进一步加速其一并取消的进程，先破后立，从而为建立新的铨选制度创造条件。
[1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因政务处反对造成的新旧仕途的解决进程缓慢问题，受到该时期一些资政院议员的非议。在资政院的会议上，议员孟昭常就质问学部，学堂奖励实官等为何不立即停止。学部的回答与之前大同小异，“本部创始之始,即拟奏请停罢”。只是在保举等旧途依然存在的多途并进之时，取消学堂奖励实官会使得预备立宪时期仕途整体路线出现偏差，各方对学堂的信心也会出现动摇，“惟因移奖、保举、举贡考职等项分途并进,独于学堂毕业之学生而抑置之,其不滋疑阻者几何哉”。尤其是当前学务面临种种阻碍，“自兴学以至于今数年矣,毁学之案犹所在皆是”,在这种关乎学务兴衰的敏感时刻，必须暂时保留学堂奖励实官，“况当群情疑阻之初,安得不为因势利导之计。奖励之不能逮裁者以此”。因此，该问题的解决只能等待时机，“近来本部详察时变,正议改弦更张”。[32]
不过，在此时文官考试、任用制度已经酝酿出台的背景下，随着同期多种停止保举实官措施的提出或落实，资政院最终通过取消学堂奖励实官议案。[33](P241)经过一番纠葛，学堂奖励实官与保举一并停止的方针得到舆论的普遍支持，“唯有将捐纳、保举一并停止，而应试合格者仅授之以相当之学位，则官之来源渐少，而有可着手厘处”。[34]只是，新旧仕途停止的实际进程与最终方向，还是受制于文官考试制度具体实施的时间表，“又闻自文官考试章程实行后，所有简字及各学堂奖励均请停止，除军功外无保举”。[35]
解决此问题的其中一个研究方向是将每个传感器节点的测量值压缩为1比特或多比特的信息,然后利用这种压缩后的数据,设计相应的算法实现参数估计。与未经量化的模拟测量值相比,压缩后的1比特测量值虽然仅含有非常有限的信息量,但通常可以通过更便宜的二进制传感器来获取,并且能够降低设备的存储容量和减小网络的通信带宽。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基于1比特参数估计算法的研究,例如,在被估计参数是一个标量的情况下,人们提出了许多参数化方法[2-4]和非参数化方法[5-7];在被估计参数是一个矢量的情况下,人们提出了回归参数的1比特估计方法[8,9],1比特系统辨识方法[10,11],1比特压缩感知算法[12-16]等。
此后，停止学堂奖励实官被提交到中央教育会议进行讨论，而这也与前面资政院的会议形成合力，为因政务处搁置的进程开辟了另外的解决渠道。据媒体披露，中央教育会“辩论极杂”，有的会员与时俱进，提议学堂奖励实官与保举问题同时解决，“学部停止出身足治一病，内阁停止别项奖励等又是一病，人有二病，不能一病单治，必俟同时二病并治”，将二者一并停止，避免纠缠于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争执，从而彻底解决所有问题。其中议员许鼎霖更立场鲜明，明确将学堂奖励实官与保举视为一体，坚决要求将新旧仕途一并停止，“奖励实官为最坏之法，欲正趋向，非同时请内阁将各项奖励、保举一律停止不可”。[36]可见时人认识到此前二者屡禁不止的原因与内在关联，以及同时解决新旧仕途的问题对于铨选改制的重要意义。
综上分析，船型尺度在考虑交通安全、过闸效率、应急救援、航道畅通等方面的现实条件影响下，无法针对所有船舶类型进行尺度放宽；同时，随着水运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专业化、集约化船舶有更大体量的运输需要，服务于新兴业态发展有更深层次的诉求，因此尺度放宽界定为集装箱船、滚装船和江海直达船，意在先行先导，优势驱动。
停止学堂奖励议案在中央教育会中完全通过，该问题解决进程再次加速。学部尚书唐景崇等提出了停止奖励实官更加明确的时间表与处理方案，“决定于宣统四年正月初一日为实行之期，凡卒业在宣统四年者，自中学以上概不奖给实官，而奖给出身则仍旧，即在宣统三年十二月底卒业者亦概不奖给实官，以免纷乱”。[37]上述时间表与同期的停止保举暂行章程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到同时期文官考试、任用制度的时间表，即正式停止新旧仕途尽可能安排在文官考试、任用制度正式实行之后，避免出现铨选转型的真空期，以便向新的铨选制度顺利过渡。由于此后辛亥革命爆发，导致取消新旧仕途并未按照清朝的日程表顺利实现，这个问题也就因此遗留下来。
清季学堂奖励实官的变动，除了内部动力之外，外部因素同样不可忽略。学堂奖励实官与保举关系问题，实质是科举停废前学堂与保举等关系问题的延续，即清季的新旧仕途在铨选转型过程中的取舍与平衡，体现了新旧仕途、学部与其他各部以及各省用人权的竞争与调和，以及铨选改制的长远规划与现实需求的折衷。学堂奖励与保举经历了从区别到类同的过程，关系变动背后的实质，是清朝从新旧杂糅、多途并进、取士与选官混同，转化为建立学堂与文官考试衔接、培才与选官分离的新的划一的铨选制度，以及学部与其他各部、各省之间用人权的争夺与妥协。保举等旧途的问题悬而未决，取消学堂奖励实官新途的过程一波三折，可见在构建新的文官考试、任用制度体系的过程中，原来的新旧仕途并非截然相反，而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展现出不同的关系趋向，具有内在的关联互动。旧途始终影响新途的变化，因此，新旧仕途之间的问题不能孤立看待，需要整体考虑。而学部与其他各部、各省之间的权力纠葛错综复杂，由此也增加了铨选转型的难度。在没有清理新旧仕途杂糅的环境下旧途对新途的影响、学部与其他各部、各省权力关系之前，新途的改制缺乏条件，并直接影响整个铨选转型的进程与成效，体现了清季新旧铨选制度转型的曲折性。
注释：
袁氏的奏议，除了学堂奖励实官与保举本身选才的优劣之外，还有在官制改革期间，在各部调整铨选制度重新划分用人权之际，为京师大学堂以及其所属的学部争取用人权力的考虑。尤其是此前主持修订学堂奖励章程并且与学部关系匪浅的张之洞[13](P187-189)此时奉诏入京担任军机大臣，更为学部争取用人权增添了底气。
[2]左玉河.论清季学堂奖励出身制[J].近代史研究,2008(4).
[3]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8.
不难看出，在学堂办理已有成效的新阶段，随着预备立宪进程加快，清朝将原先学堂奖励实官培才与抡材合一的功能分离，仿效西方、日本建立以学堂培才与文官考试选才的制度目标愈加明确与急迫，新的学堂奖励实官则逐渐失去了其相比旧的保举途径的特殊优越性。对于新旧仕途的关注点由取材转向选官，为了树立文官考试、任用制度的唯一性，二者逐渐被视为性质相同的内容，将二者一并停止可以避免产生舍此求彼的结果。同时，在规划的内阁官制中，学部与其他各部分别作为内阁统属下的机构，各自的用人权争夺可以由内阁居中协调。由此将取消学堂奖励实官并入停止各类保举的进程之中。
[5]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C]//.陈元晖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在当下，部分参与工程投标的企业为了能够在招投标中增加自身企业的竞争以及优势，没有对项目进项详细的成本运算以及对施工现场进行勘察的基础上就盲目地对油田项目进行报价，而且为了能够将项目掌握在自身企业中，将投标的报价进行无底线的压缩，导致工程项目即使中标其建设的效益也不会很高，对于这种方式的竞标还有一种弊端就是，盲目的报价中标之对工程的建设质量也缺乏保障，因为企业所看中的是其中的经济利益，所以，往往会对中标的项目在施工中出现偷工减料的现象，导致工程的质量以及工程项目的使用寿命得不到保障，严重时更会造成倒塌等安全事故。投标单位盲目报价还会造成投标企业互相报复性恶性报价的不良后果，对招标活动危害甚大。
[6]吴郁生.奏为议定学堂奖励办法首在停止捐纳澄清仕途请旨饬下学务大臣一并核议事[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215-109.
[7]学部拟停止纳捐保举两途[N].江西官报,1906.
有官员认为，在以普及教育、设立学堂、讲求学识的预备立宪宗旨之下，维护突出学堂毕业学生的特殊地位，乃是关乎宗旨成败的关键问题，不可使得学识不足的保举等旧途反过来压倒学堂奖励，影响仕途的整体方向。“科举既罢，必悉取诸捐保二途，未必彼等才识反出学生之上，此学生解望所由滋也”。[16]奖励实官的作用不仅在取才与任官，还是鼓励振兴学务的刺激措施。兴办学务是预备立宪的一项重要内容。铨选途径的取舍背后关系到预备立宪的选才基本宗旨与整体方向，必须想方设法维持新途对于旧途的优势。
部编教材的更新是社会创新变革的反应，也反映当下教育中学生的基本需求。相比于苏教版语文教材，部编新教材的变化是巨大的：按照“内容主题”和“语文要素”组织单元，由识字、课文、语文园地、口语交际以及快乐读书吧五个主要板块组成。教师要准确理解编者意图，正确把握各个板块的主要特点，根据学生实际开展教学，这样才能让学生喜欢语文，有效提高他们的语文核心素养。
作为预备立宪时期新官制修订的重要参与者，李家驹就对新官制提出意见，认为“新官制既须版型，其最为教育上暨行政上之妨害者约有二端，一卒业后之出身，一河工等项之保举暨荫生之与以官阶，非先将二者永远禁绝，纵令官制如何组织，亦于中国前途无所裨益”。言下之意，学堂奖励实官与保举等一样，都是确立新官制之前必须清除的重要阻碍。在新的形势与宗旨面前，作为重要的新旧仕途，二者并无上下先后之分，原因在于其皆是以官职作为酬赏的手段，与所要仿效的立宪国家的选官制度不符，“至若以官为赏，此乃各国所无，亦非情理所宜”。[26]与此前所争论的先停保举后取消学堂奖励实官、只停保举不取消学堂奖励实官方案不同，正式提出将新旧仕途一并停止的新方案。
[10]钞晓鸿.清末废止捐纳实官考实[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4).
[11]林登昱.晚清四部丛刊(第33册)[M].台北：文听阁图书，2010年.
[12]胡思敬.国闻备乘[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3]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14]张元济.张元济全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课时数不断削减，现在的课时数，必修部分仅仅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五分之一，加上选修部分也只有上世纪50～60年代的三分之一.
[15]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6]工部主事刘樳呈学部代奏稿代论[N].申报,1906-07-26.
由于文官考试制度尚未出台，政务处在议覆中还是表示支持学部的临时举措，声称新旧仕途皆有现时的处理制度，“留学生考试，学部历届悉遵奏章办理，内地学堂毕业奖励亦按照分数给奖。办学人员之保举，叠经严加限制，奏明在案”，[29](P704)不必节外生枝。同时在举贡考职、移奖等其他仕途皆已提出停止时间表的情况下，仍然坚称新旧仕途有其现实的存在意义，一并停止困难重重，“当科举甫停、学堂初设之际，办学需才，不得不藉保举为鼓励之资”，“亦出于一时权宜之计”。[30]在新官制尚未完全厘定的情况下，甚至将取消保举等重担推脱到即将取而代之的文官考试制度与内阁制度身上，“新内阁不日成立，及国会开后，则捐保两项不必量予停止而自然停止”。[31]实质上搁置了将保举与学堂奖励实官一并停止的方案进程，继续维持新旧仕途一并不停的现状。
[18]傀儡政府之立宪怪剧[N].中兴日报,1907-10-17.
[19]清德宗实录·卷575·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壬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0]内阁会议政务处奏议覆袁励准奏预备立宪折[N].政治官报,1907-11-05.
[21]徐保安.清末地方官员学堂教育述论——以课吏馆和法政学堂为中心[J].近代史研究,2008(1)。
[22]骆宝善,刘路生.袁世凯全集(第16册)[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23]论今日用人之无法[N].时报,1907-01-18.
[24]高太史澄清仕途之条陈[N].顺天时报,1909-04-17.
[25]陈善同.陈侍御奏稿[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首先从犯罪主体的年龄上来说，必须是年满十六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同时这里的醉酒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如果不符合标准只能认定为“酒后驾驶”，达不到醉驾标准只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其次，有些学者在该罪名主体的研究上，会将无证驾驶和醉酒驾驶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混淆，因为我国新的道路交通法规定，无证驾驶的行为人需要处以一定的行政拘留和罚款，但是无证同时醉驾的行为人是不是构成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呢？笔者认为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醉驾之所以受到处罚是出于对其行为的危害性考虑，跟其行为人有没有驾驶证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可以作为醉驾行为的一个严重结果。
[26]李提调对于新官制之伟见[N].申报,1910-01-26.
[27]电二[N].申报,1910-01-05.
[28]叶芾棠.奏为官多流杂有害治安请量予停止事[Z].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7442-015。
[29]宣统政纪·卷39·宣统二年七月丁卯[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0]政务处不允停止外省分发[N].申报,1910-11-02.
设x＞ 0,令π(x)为不大于x的素数个数,即自18世纪以来,π(x)的渐近性质一直是许多数论专家和学者研究的对象.尽管素数在整数中的分布是极不规律的,π(x)却具有良好的分布性质.1792年,高斯首先给出了
对真相的大规模担忧始于2016年，人们对事件所产生的情绪超过了事实本身。于是兰德发起了一项开创性研究工作，以探索事实和基于事实的分析在美国公共生活中日渐衰弱的作用。研究提出了四个趋势：对事实和数据的解读越来越不一致；事实和观点经常被混为一谈；网络上传播的个人看法越来越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信任危机，人们越来越不相信以往受人尊重的信息来源机构。
[31]驳覆停止捐保之原因[N].新闻报,1910-11-09.
[32]学部负固不服之答覆[N].申报,1910-12-21.
[33]李启成.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M].上海:三联书店，2011.
[34]论我国官多之弊[N].盛京时报,1911-07-01.
[35]关于新官制之种种[N].新闻报,1911-07-10.
[36]中央教育会开第五次预备会详纪[N].申报,1911-07-29.
[37]停止学堂奖励之确期[N].申报,1911-08-31.
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School Rewards Real Officials and Recommend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Change of Selection
LIN Hao-b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aboli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the reform of official system, the Qing Dynasty intentionally abolished the school rewards real officials in the face of the querie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 and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and appointment system were put on the agenda. In this proc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way of recommendation and the new way of school rewards real officials was entangled, and the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ducational Ministry and other ministries and provinces was complex. The essence behind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official career is that the Qing Dynasty transformed from a mixture of the old and the new, multi-way progress, and the confusion of selecting scholars and selecting officials into a new system of selecting officials by linking schools with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separating training talents from selecting officials. As the issue of recommendation was still pending, the process of canceling school rewards real officials was tortuous, which directly restricted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lection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reflecting the twists and tur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and old election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school rewards real officials；recommendation；the new and old official career；civil-service examina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selection
[收稿日期] 2018-08-22
[作者简介] 林浩彬(1987-)，男，广东揭阳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 2018年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保举制度与晚清铨选变迁”(11200-31610156)
[中图分类号] D691
[文章编号] 1002- 3054(2019)06-0083-0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