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斗争——兼论护国运动的性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护国运动论文,性质论文,孙中山论文,袁世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有一种“扬袁抑孙”的观点，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看作“是搞糟了”，认为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和确定的责任内阁制，“是造成民初社会动乱、阁潮迭起、府院之争”的重要原因；把袁世凯从清末到民初施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说成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对这种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
一
近代中国衡量人物功过是非的一个主要标准，是看他对国家的态度如何？如果他的思想与行为主动地反映了救亡图存这个主题，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那他就是进步的爱国者；如果投降帝国主义、复辟封建主义，他就是反动的卖国者。
爱国者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有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有反对卖国者和腐朽没落统治者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者，有“科学救国者”、“教育救国者”、“实业救国者”，更有热爱祖国优秀文化传统、锦绣山河和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无比倦恋的文人志士。无论是属于哪一个层次的爱国者，他们的思想都表现为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他们的行动都表现为对鲜明而突出的民族精神的升华。所以，只要是爱国者都具有突出的民族性，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
所谓民族性，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每一个爱国者都必须自觉地体认“我是中国人”，必须有我的中国心。这便是我们民族生生息息的根本，也是我们国家能够经受得住战争及天灾人祸种种考验的保证。这便是“国魂”，便是民族的精粹。
当然爱国主义不能把它仅仅看作是单纯的历史概念，而且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时代的概念，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历史与时代的统一。在孙中山时代，爱国主义就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国侵略，也不允许民族压迫，就是要维护祖国的统一，振兴中华，为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共和国而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的伟大精神和行动。孙中山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层面的爱国者。比如，1907年孙中山在槟榔屿对华侨发表演说，他指出：“兄弟是革命者，三句不离本行，自然还是革命的话。兄弟鼓吹革命，已有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中间，历尽了艰难险阻，经过了好多次的失败，仍是勇往直前，百折不回，无非是要救我们的中国”。〔1〕为什么要救中国？孙中山从两个方面去叙述。一个方面，是讲清政府实行民族压迫，使得民族不团结。另一方面，孙中山是讲清政府卖国，使中国“事事不能自立，总是受外国的嵌制”。他指出：鸦片战争以后，割地赔款，出租军港要塞，关税不能自主，外国人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行权、铁路铺设权等。为了洗刷这种民族的耻辱，免除亡国灭种的威胁，就要赶跑清朝的满族皇帝，推翻清朝专制政府，恢复祖国山河。而要这样，就必须实行革命，“满清不倒，中国终不得救。”〔2〕
很显然，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就是爱国的结果，是通过革命来救国，革命是逼出来的，是清政府拒绝他们的和平改良主张后，“不得已而为之”，而不是有意地要破坏清政府的所谓“真诚改革”——“维新新政”。
袁世凯则不同。辛亥武昌起义后，特别是1912年4 月袁世凯从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的权位后，即开始酝酿和准备复辟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他不仅开始集权和废除政党政治、取消议会和废除约法，竭力消除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而且镇压和排除异己。袁世凯于1913年3 月20日指使凶手暗杀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热诚鼓吹者宋教仁，便公开与民主共和政制为敌。
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孙中山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从日本返国后不久，即发动“二次革命”，在7月22日发布的讨袁通电中，敦促袁世凯辞职，否则“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3〕“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但孙中山根据当时形势指出：袁世凯政权必不能久，革命党人“不特应聚精会神，以去乱根之袁氏，更应计及袁氏倒后，如何对内、如何对外之方策。”〔4〕此后，孙中山积极策划组建中华革命党的讨袁事宜。 1915年5月，袁世凯同日本政府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并准备复辟帝制， 孙中山认为“今日救国，舍倒去恶劣政府，更无他术”，〔5〕号召国民起来进行反袁斗争，取消帝制，严惩祸首。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通电各省，宣布云南独立，掀起护国战争。起义爆发当天，孙中山即致电海内外，对云南起义极表观欣，望海外各地速筹款应急。1916 年5月1日，孙中山由日本返抵上海。9日他在上海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指出此次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强调“袁氏破坏民国，自破坏约法始；义军维持民国，固当自维持约法始”。又说：“今日为众谋救国之日，决非群雄逐鹿之时，故除以武力取彼凶残外，凡百可本之约法以为解决”。最后他表示自己决无争夺权利之念，“惟忠于所信之主义，……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国内。”〔6〕
由此可见，孙中山虽然不是护国战争的发动者和直接领导者，但他是护国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他之所以要发动讨袁护国运动，是他出自于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是一种爱国感情的真实流露。这是天下为公还是窃国为私，是实行公天下还是推行家天下两种政治理念和行为道德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仅深刻地反映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在治理国家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认识的绝然不同，也明显地表现出孙中山坚持维护资产阶级共和民主制度与袁世凯废弃共和民主、辟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可相容。
二
时代是在不断前进的，能否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主动地促进时代的前进，是近代中国衡量人物功过是非的又一个标准。
“扬袁抑孙”论者，把袁世凯吹棒为是顺应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功臣元勋”，言下之意就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和讨袁护国运动破坏了中国的发展形势，阻碍了历史的发展。这种看法是难于成立的。
什么叫时代潮流？所谓时代潮流，就是时代发展的方向。我们看一个时代要从两个方面去看：首先是从国际范围去看；其次是从国内范围去看。从国际这个大范围去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代，这个时代资本主义与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更加尖锐，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弊端都非常突出。就中国范围看，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时代，封建主义的腐朽性彻底暴露，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对于这样一个时代人们都在思考、在探索、在选择。凡是促进社会新陈代谢的思潮和行动都是适应和促进社会的发展，都应该肯定，相反，则都是阻碍社会的发展，都应该否定。那么，孙中山与袁世凯，谁是促进时代发展的功臣，谁是阻碍时代前进的祸首呢？
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进化发展的过程，人们的认识也应该是不断深化和发展。他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文明的进步、发展是自然所致，是不能逃避的，只能顺其自然。他所说的：“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便是这个意思。可见，孙中山是用世事皆变的观点来审视世界的潮流，构造他的时代观和社会观，展示他的改革思想，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又左右着他的行为取向。
早在1890年，孙中山就致书郑藻如说：他“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7〕说明孙中山从青少年起就把中国看作是世界的中国，把世界看作是各国的总体。主动地将世界的历史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作为孙中山思想的有机构成，事实上，孙中山的政治学说与治国理念、方略，除了继承中国固有文化与他的创见外，有一些明显是采撷自外国的学说事迹，参酌欧美国家的学理。
从孙中山的遗著可以看到，在革命之前，他考察西方的社会、政治历史和礼俗等，主要是为了改革中国社会，使中国能够独立富强。在革命期间，他的注意点在于考察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来构造自己的政治学说。辛亥革命后，他则将重点放在借鉴西方“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建国理念，强调学习西方在于学习科学技术，不在于学习政治哲学，带有将西方科学与中国固有的政治学说有机结合起来治理国家的倾向，使他的建国思想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又坦诚地说：他“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8〕说明他对西方社会已经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并希望李鸿章能参酌他的意见实施有效的办法，对中国社会实行改良。尽管李鸿章不接纳孙中山的意见，但孙中山此举则为自己奠定了治国大计的大致框架。而且，根据他实践总结出的经验便形成了孙中山指导中国革命的纲领和建设国家的方略。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先后到过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地，实地考察了西方社会、政治以及风俗，思想进一步飞跃。他认为“人民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只有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才能避免重蹈历史上“割据”、“纷扰”的覆辙。鉴于西方列强环伺，“今举我土地之大，民众之多，而为俎上肉，饿虎爪而食之，以长养其蛮力而雄视世界”，故决心“自进而为革命之前驱，……为支那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尽力”。〔9〕可见，到这时为止，孙中山初步形成他的民权主义思想，以民主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思想已经确立，这是他学西方的结果，也是他适应时代的要求。从此，他改变以往中国一切变革“以暴易暴”最终又以保护旧制度而告败的思想，把中国的进步同世界的潮流和进步统一起来，以共和和民主为建国目标，从而使他的思想带有世界普遍的意义。
孙中山在晚年作《民权主义》演讲时，他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区分为“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和“民权时代”的依次递进。他认为，“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10〕从这个带根本性的时代观念出发，孙中山认定，要中国强盛非实行革命不可，而要革命，又非提倡民权不可。
在《民生主义》讲演中，孙中山又从经济生活的角度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果实时代”、“渔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和“工商时代”。〔11〕从孙中山献身革命开始，他便追求“民权时代”，向往“工商时代”，主张“开放时代”，并把这些看作世界潮流和时代发展的方向；从他主张对西方科学采取“取法乎上”，以社会革命促进时代发展，以流血牺牲换取“真立宪”，以科学知识建设“最文明”的国家，到晚年以阶级合作建立国民政府，都是他对西方共和国的认知。这一切都说明，孙中山是主动地去适应潮流，他的政治思想是他“适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结果。
袁世凯怎么样呢？
袁世凯独裁卖国，开历史倒车复辟帝制，是民国初年一个伪装拥护共和的封建专制主义者，是地主阶级反动政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既无道德以为本，又无学识以为用，徒扶古帝皇之思想，以盗民国。”〔12〕袁世凯在民国以前，“出使朝鲜，甲午启衅，失我东藩，丧师辱国，国人痛之。袁氏在朝鲜宫廷之间，实早种其远因。顾袁氏尚有卖君卖友故事。当戊戌政变，维新失败，世所谓六君子骈戮，德宗被囚，其间实以世凯为枢纽。方德宗用康、梁之言，计划新政，颇有不利于西太后，又恐守旧者之反抗，窃与袁氏约，欲用彼部下精兵八千人以自固；世凯始许而终叛之。”〔13〕辛亥武昌起义后，袁世凯虽一度曾表白要拥护共和，保存中国，但正如他自己所言：“余不知中国人民欲为共和国民，是否真能成熟？抑现在所标之共和主义，真为民人所主持者也？”他认为，共和主义“不过起于一、二党魁之议论”，外人不知其详，他也不明共和为何物。所以，正如当时人们所说：袁氏“不仅无革命思想，且反对革命；其乘时而起，主张君主立宪，‘留存本朝皇帝’，非忠于清，其意盖别有所在”，即为自己将来做皇帝，建立袁氏家天下。正因为这样，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戴天仇即发表文章，列举袁世凯六条罪状，揭露袁世凯假共和反革命的伪善面孔，指出：“任袁世凯之所为，中华民国之根基将不固矣！”〔14〕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即排除异己，刺杀宋教仁，大肆集权专横。因此，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保存民国，保存革命成果和“临时约法”，发动党人起来与袁世凯斗争。孙中山把这次讨袁称为“二次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质就是“为了保卫民国”，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自为”、“重建共和”。〔15〕
民初，中国共和民主制度的初建，政党政治的兴起，议会政体的诞生，民主法制观念的兴起，主权在民思想的确立，人权意识的增长，男女平等思想的高扬，实现了从王朝到共和国的政治变革，无疑这是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巨大成就，是近代中国人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斗争才取得的成果。而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实行封建军阀专政，剥夺各党各派的参政权利，实行反动独裁统治，复辟帝制。这究竟是开历史的倒车，还是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总趋势。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资产阶级发动的护国运动，是“二次革命”的继续，孙中山把它称为“第三次革命”。这次革命与“二次革命”有点不同，因为这时的袁世凯不仅是专制独裁，清除异己，而且还公开卖国称帝，不仅承认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公开出卖中国的主权；而且还同日本政府及美国、英国等国的驻华使节公开勾结，请求支持其复辟帝制。一方面怂恿宪法顾问古德诺公开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文章，鼓噪“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16〕为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另一方面又怂恿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为其复辟帝制进行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称帝，“使帝制再见于中国”。
由此可见，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公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出卖主权和民族利益，是卖国称帝的元凶。所以，这个时期由资产阶级爱国者发动、全国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参加的护国运动是爱国者与卖国者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民国初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封建主义复辟派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和前途的一次真正的较量。所以这场革命给中国的教训，正如黄炎培所指出的：“余以抽象的观察”，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在国民的声讨中死去的事实证明，“一、道德不灭。二、不道德之势力必灭。三、凡违反大多数人心理之行为，必败。四、其知识不与地位称，必败。五、欲取大巧，适成大拙。六、欲屈天下人奉一人，必至尽天下敌一人。七、以诈伪尽掩天下人之耳目，终必暴露。以强力禁遏天下人之行动，终必横决。八、以不正当之方法，诱致人于恶，而不悟人之即以其道诱致之于恶，以底于败且死。九、尽其力以破裂道德，其结果反资证明道德之不可得而灭。”〔17〕历史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顺民心者倡，逆民心者亡，企图拉历史车轮向后转的袁世凯遭到可耻的下场，说明历史前进的步伐是不可抗拒的。这就是反袁护国运动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三
基上所述，护国运动实是民初“二次革命”讨袁斗争的继续。孙中山之所以要讨袁，正如他自己所言：“现在，中国已陷入空前严重的危机，袁世凯的专制较之先前满清的统治更加恶劣。于是我迫不得已而再一次承担起领导的责任。”〔18〕因而自觉地承担了领导讨袁护国的重任。1914年10月20日，孙中山致函邓泽如，指出：“袁氏既如此，则第三次革命为不可少之举”。他还在南洋华侨中筹款，以其举事讨袁。至于讨袁护国斗争的性质，孙中山认为是“共和与帝制之争战”。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次日，孙中山又指出：“帝政实施，祖国前途，顿增黑暗，以先烈手造之共和，转而为袁氏一家之私产，四亿同胞吞声咽泪”。他说，稍有思想者，“莫不以三次革命为救国良药。”〔19〕袁世凯假托民意，“叛国叛政，天下共诛。”〔20〕孙中山自己也说过，他自己主要是做思想方面的工作，加强国民对护国的认识，揭露袁氏的卖国虐民罪行，至于“军事方面，自有内地同志积极进行，各尽天职，各负责任，总冀达到推倒恶劣政府，建设真正共和为惟一之目的。”〔21〕
由此可见，1915年12月25日的云南护国首义，虽然不是孙中山亲自组织和发动的，但作为第三次革命的护国运动，毫无疑义孙中山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如果没有像孙中山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人士，自第二次革命以来，在国内外，尤其在国外华侨和中华革命党人中，扎扎实实地从组织上、思想上乃至物质上做了大量的讨袁护国准备，就很难把国内外的爱国力量凝聚起来，也不可能形成反对袁世凯的统一战线。如果我们承认护国运动是一次革命运动，那护国运动的发动与孙中山的活动就分不开，事实上也是如此。所以很明显“孙中山是护国运动的旗手，是护国运动的精神领袖”。〔22〕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护国运动是以孙中山作为精神领袖，由爱国的资产阶级各派共同发动和领导，全国各阶层爱国者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为目标的爱国革命运动，是民国初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继续。这次革命不仅宣告帝制“不可复，不能复”，更重要的是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心，促进了民族的觉醒，它与新文化运动同步，各显其威力，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注释：
〔1〕〔2〕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42、42—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3〕上海《民立报》1913年7月22日。
〔4〕邓泽如辑：《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卷2。
〔5〕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孙中山年谱》，第1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7月版。
〔6〕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5月9日。
〔7〕〔8〕《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页。
〔9〕（日）宫崎寅藏著，金一（金天翮）节译：《三十三年落花梦》，第55—57页，上海群学社1905年版。
〔10〕〔11〕《孙中山选集》，第706、80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12〕〔13〕〔17〕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第9—10、11、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
〔14〕天仇：《袁世凯罪状》，上海《民权报》，1912年4月19 日、20日。
〔15〕参见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编，第480—482页。
〔16〕李希泌、曾业英等编：《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第8页， 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
〔18〕〔19〕〔20〕〔21〕《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10、213、214、215页。
〔22〕谢本书、冯祖贻等著：《护国运动史》，第5页， 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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