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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4)01-0020-10
现代学术包括史学在内，至少应该具备两大特点：专业与学院。专业展现学术纪律与分科，而学院提供专业精益求精的环境，以及学术传承的温床。梁启超虽然不如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等具有专业与学院的优长，但他晚年毕竟先后执教于南开大学与清华园，曾为国学研究院导师，专攻史学。只是他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声名甚大，早年就与康有为齐名，参与戊戌变法，积极从事海外政治活动，办报宣传，辛亥之后又介入民国政治，成为言论界的骄子，因而作为政治社会活动家的梁启超几乎掩盖了作为史学家的梁启超。
然而梁启超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先驱地位，不仅不能漠视而且难以取代。他最早打出“新史学”的旗号，刷新历史学的概念，在史学方法、思想史、历史统计学等方面的研究，扮演了拓荒者的角色。作为史学家的梁启超，最不幸的是天不假年，他只活了57岁，而其青壮年时代又花费太多的精力在非学术的活动上；直到民国十四年(1925)之秋，年逾五十，始应清华之聘，“又从事著述生涯，自觉其乐无量”。[1](P596)可惜快乐的学术生涯为时短暂，不到四年即于民国十八年(1929)的元月因肾病逝世。萧公权教授曾说：“倘使天假之年，能如黄梨洲之年登八秩，则其对吾国之学术，当有空前之贡献”。[2](P784)梁启超除未能完成空前学术贡献之外，在史学上的建树也尚有未尽之处，值得今人省察。
史家可以开创史学的新时代，但史家本身首先必须是时代的产儿。当梁启超出生的时候，欧美史家早已由学院培养，现代史学之父兰克(Leopold von.Ranke)的史学研究班(seminar)也早已于19世纪闻名遐迩，桃李满西方。比梁启超还年长十来岁的美国著名史学家透讷(Frederick J.Turner)已能在大学里接受完整的历史教育，后来也在大学的环境里完成他的史学理论：边疆对美国历史的重大影响。[3]然而梁启超却没有大学历史系可进，他接受的仍然是通才式的儒家教育，十年寒窗读书为了爬科举考试的阶梯。他毕竟聪慧过人，未满17岁时就中了举人，那是1889年，已经是19世纪的尾声。
翌年赴京城会试虽未中，但归途在上海读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4](P25b)使他的知识空间从中国拓宽到世界，而新开拓出来的知识空间，则最先由康有为来为他充实。康在香港与上海感受到现代西方物质文明的富丽，又从江南制造局出版的大量译书里进入了西方的知识世界，使他大开眼界，发现中国并不是天下，而是天下的一部分，所以他不仅要把中国带入“现代”，而且还要走向“新世界”。[5]此一新世界其实是西方而非环球，因为就知识与文明而言，除了西方之外，可以说从黯淡到黑暗，因西方最先取得“现代”的火种，照亮了世界。当一个人从狭隘的知识藩篱中解脱出来，接触到更为广阔的知识领域时，其震撼、惊喜、彷徨的复杂心情是必然的。梁启超对康有为给他的“震撼教育”有极为生动的描述，他将康氏打破旧学之说，比作“大海潮音”、“狮子吼”，而自身的感受则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效果是“茫茫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他因而走出“训诂词章”传统学问的象牙塔，面向崭新的知识世界，最先从康有为那里学到“史学、西学之梗概”。[6](P25b-26a)
若就西学而言，对梁启超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严复。严复通英文而古文底子也强，并直接将19世纪英国名著翻译过来，自非康有为间接介绍西学可比，故梁氏有云：“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严]复其首也。”[7](P80)换言之，严复在梁启超的心目中是第一位兼通中西的思想家，对其开西学风气之先，推崇备至，感念至深，可略见之于诗：“近愧真长怀少日，更惭支遁别多时；楞伽悟澈皆心印，震旦流传此导师；四海弥天留会面，松乔霄汉见奇姿；相看老凤携雏凤，愿采霜花进一卮。”[8](P29b)美国史学家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认为严复对梁启超的影响比康有为更为深远，[9](P84)应该是很正确的。
严复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天演论》，此书风靡一时，固然由于译笔典雅，更重要的是其社会进化论的内容。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演化论几乎笼罩了19世纪80年代整个欧美的心灵世界，不论哪一门学问，竞用生物概念治学，历史学界也用此概念来研究人类社会的进化，视不断演进发展为宇宙间的定律。影响所及，莫不认为既往的知识必然过时，不论是生物或社会结构都必须寻求发展，否则将被淘汰。严复在19世纪90年代就将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书译介到中国，可称及时；其影响之大，论者已多，不必在此赘述。梁启超就是读后受到最大冲击之一人，仅就史观而言，对他就有深远的影响。
《天演论》为梁启超开启了“进步史观”(the progressive view of history)此一概念。“进步思想”(the idea of progress)原本是近代的产物，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虽已甚普遍，然尚未被视为普遍真理。达尔文的《物种原始》(Origin of Species)一书于1859年问世之后，将演化的假设提升到科学的层次；作为科学的演化论原与社会无关，也并没有对演化的结果作乐观或悲观的评价。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乃是将“演化”学说推向“进步”概念最重要之人，他将演化理论应用到社会与伦理的范畴，并肯定进步的乐观性格，进步也就成为伦理的基础。斯宾塞深信，进步是不断前进的过程，而人类经此适应过程以及心理的调适，一切不合适的东西都将消失，最终将享受最完美的生活，呈现出高度的自信与乐观。影响所及，到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进步思想在西方已经成为很普遍的信念。[10](P335-346)严复原来想要翻译的，就是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A Study of Sociology)，惜因卷帙浩繁而未果。赫胥黎在1893年出版的小书《演化与伦理》(Evolution and Ethics)正是社会达尔文学说最精要的综论，严复很可能在1895年就着手将此书翻译为《天演论》，并于数年内问世，将演化与进步的理念传播到中国。[9](P98-99)
梁启超明显地合“演化”与“进步”为“进化”，认为所谓进化者，“向一目的而上进之谓也，日迈月征，进进不已，必达于其极点，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进化之公例者也”，[11](P1a)其认识甚得斯宾塞所说的社会进化论的微言大义：历史的发展像有机生物的成长，越来越成熟、完备，即使专制政治也会不断进化，以至达到极点。这种进化观给梁启超提供动态的历史发展观，因而他对中国历史与史学作了彻底的反省，使“进步”之烛遂照亮中国历史迟滞不进之幽。此乃梁启超要发动所谓“史界革命”的缘起，也就是要否定停滞的旧史，重写具有进步观的新史，这也就是他要写一部新中国通史的原动力。约当同时，同样受到演化论影响的章太炎，曾与人合译《斯宾塞尔文集》，也有撰写一部中国通志之志，在给梁启超的信中特别标出写通史的二大要点：“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12](P1，167)梁启超将此函登在《新民丛报》的《饮冰室师友论学栏》中，可见两人写通史的志愿与目的略同，都包含了演化与进步思想的内涵。梁比章更为明确的是，强调民族国家的历史，认为民族国家是进步的体制。欧洲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逐渐进化为民族国家；法国大革命之后，民族主义史学盛行于欧洲。梁启超认为，欧洲各国民族主义发达，文明日进，一半是史学的功劳，所以他要积极研究历史上的中国民族，指出数千年来在中华大地上，各族互相征服而日趋同化，得“不裂为二个以上之民族，而常集中为一个民族”，以“唤起我民族共同之感情”。[13](P1-13)梁启超的中国民族主义观显然与大汉沙文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有别，而似乎与他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相呼应，实则更符合中国民族融合与发展的实际进程。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之前，虽在学理上肯定中华民族是“历史民族”，但为了政治斗争，不得不视满清为异族而加以挞伐；辛亥之后，才力倡包括满族在内的五族共和。[14](P61-66)
数十年来，研究梁启超的著作颇多，有关其史学的文章亦复不少。日本学者神谷正男将梁氏史学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戊戌到辛亥为前期，民国以后为后期。他认为，无论前后期虽都以文化史为研究主题，但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15](P74)此后，许多学者都以两个阶段为说，并大致同意梁氏史学第一个阶段以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为代表，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第二个阶段则是以欧战后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代表作，放弃了进化史观，转而重视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诸家各有所见，然而对这两个阶段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似尚有进一步讨论之余地。本文拟专注梁启超对史学的看法与贡献、如何接受进化观而提倡新史学，以评说梁启超新史学的本质与意义，及其史学的转折与方法论的建立与本质。本文也将尽量参照中外学子研究的成果，并按梁氏原著，旁观现代史学大势，以冀对梁氏的史学及其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位置，并对其史学的前后期，提出一些与前人不同的看法。
论梁氏的新史学
梁启超跟随康有为参与1898年的戊戌变法，政变后避难到日本，与康有为的关系日疏，然经由日文接触到更广阔的西方知识世界，写了一系列的史学文章，包括《中国史叙论》(1901)、《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1)、《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中国专制体进化史》(1902)等论文以及若干中外人物的传记。然就史学文章而言，其重要性莫如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一文，此文无疑可视为梁氏早期有关史学作品中的代表作。
梁启超流寓扶桑，读书写作的时间反增，不到3年就完成了《新史学》。他的新史学一言以蔽之，就是进化史观。他明确地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步之现象也。”[16](P30a，31a)他用进化来界定史学，并不认为是史观的一种，而是整个史学的定义。按诸20世纪之初，凡接触到西学的中国士人，包括康有为与章太炎在内，莫不奉进化论为金科玉律，梁启超只是把进化论比较充分而有系统地应用到史学上。事实上，进化论在那个时代仍然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如美国著名史学家鲁宾孙(James Harvey Robinson)比梁启超年长10岁，却比梁启超晚10年提出“新史学”(the New History)，认为史学足以检验社会发展的不调，而社会发展像生物演化一样，史家必须掌握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有机联系，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17](Pvi)所以历史须赋予现在以意义，史事乃进进不已地发展，据此发展而后能知现在，甚至预知将来。鲁宾孙的新史学无疑也是一种进化史观，他于1912年发表的新史学论文，一如当时美国“进步主义者”(the Progressives)所尊奉的，以改良为素志，视史学为改善人类的工具，强调史学应以理解当前的重大问题为目的。[17](Pxi)
进化史观必然强调古为今用，梁启超受到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的经世思想影响，视史为今用为当然。他像章太炎一样，坚信历史是“爱国心之源泉”，[16](P25b)也就是视史学为爱国的工具，当然把史学的重要性抬得很高，而其重要性显然实用多于学问本身。若以史为用，近世固远比古代重要。梁启超见到“泰西之史愈近世愈详”，固甚得用史之益，亦因而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不重视近世史，遂无法史为今用，“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16](P27a-b)他所谓“爱国”之国，是西方式的民族国家(State)。一个国家的国民熟悉其本国的历史，才会去爱这个国家，欧洲各国民族主义发达，即因此故。所以他在这一时期写了一系列中外爱国人物的传记，如班超、张骞、袁崇焕、郑和、王安石、俾士麦(Otto Bismarck)、纳尔逊(Horatio Nelson)、罗兰夫人(Jean Marle Roland)、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以及意大利建国三杰等等，而这些爱国人物都是对其国家民族有极大贡献之人，有云“国民不可不崇拜英雄，此苏国诗人卡黎尔之言也”。[18](P59)卡黎尔(即卡莱尔，Thomas Carlyle)系苏格兰人，以《英雄与英雄崇拜》(On Heroes,Hero-Worship)一书闻名于世。卡氏崇拜英雄之立场实基于对群众的极度蔑视，一般群众唯有受英雄人物之领导、训诲甚至惩罚；然而梁氏虽重英雄而不轻国民群众，虽“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却不“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16](P27)
梁启超从进化观看西方历史，认为“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乃是历史书写的主体，“舍人种则无历史”。[16](P33b-36b)人种结成群体，产生种界，因而有排他性的乡族、部族，以至于国族，而国族即当世之民族国家，仍然是互相竞争的局面。梁启超虽然受到康有为大同说的影响，以破除种界与国界为最高理想，但“人种问题”仍然是现实世界“独一无二之问题”，且认为“世界日益进步，而种族之论亦日益昌明”。[16](P33b)梁启超将能够聚集在一起的人种，称之为“历史的人种”，基本涵义与章太炎所谓“历史民族”相同，就是说即使不同血缘的种族，也会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慢慢融合。不过，梁氏是从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眼光来看各历史人种间的征服与被征服，所以他认为“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迹”，就是“历史的性质”，也是“历史的精神”。达尔文观点也使他看到强大的国族，文化武力具有世界性的影响，称之谓“世界史的人种”，而当得起此名者当然只有白种人，欧罗巴文明也就成为“今日世界一切文明之母”。落后的美洲、印度、南洋群岛都成为白种强国的殖民地，因而“今日全地球之土地主权，其百分中之九十分属于白种人”。[16](P39a,33b-34a,35a-b)他显然从西洋史事中看到剧烈的“适者生存”之过程。
动态而又变化的进化论与竞争剧烈的现代国家观念给梁启超提供了一盏明灯，遂以此明灯照亮中国传统史学之幽，引发了彻底的反省与尖锐的批判。中国历代朝廷的循环在进化论之烛照耀下，显得迟滞不进，其故实因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16](P26b)当梁氏《新史学》发表之际，中国仍是满清帝国，尚非现代民族国家，也无现代国民之可言。中国几千年来也都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大一统的帝国。事实上，就漫长的中华帝国而言，朝廷就是国家，臣民效忠的对象也就是朝廷的主子——皇帝。梁启超说，“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16](P26b)但问题是在帝国时代只有臣民，何来国民?当然也就没有国民的历史。欧洲有了现代民族国家而后才有民族主义史学；有了现代国民才有国民的历史。梁启超因有西方民族国家在胸，才能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与国民出现之前，提出以国家而非朝廷为中心的历史书写。19世纪西方史学重镇德国兰克的史学就是以民族国家为研究重心，盛极一时。但20世纪之初，西方史学已经不尽满意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书写，像鲁宾孙的新史学就是针对兰克之旧而发，认为以国家为重心的历史书写太偏重政治与军事史，历史是过去的政治，以及兰克以清理民族国家的渊源与本质为目的的史学，已经流于繁琐，而国家也不应是治史者的唯一志趣，应该扩大视野，包括航海、贸易、城建、教育、传述、绘画、发明等社会文化活动。[17](P8-9)所以梁启超主张的新史学，倡议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史，若依鲁宾孙看来，已经有点陈旧了。
梁启超又从西方国史的观点，批评旧史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他虽然强调群体，但并不贬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甚至很重视，认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不亚于19世纪名家卡莱尔所谓史与人不可分，而史之基乃大人物的历史。梁氏实际上是批判传统的纪传体史学，过于强调帝王将相等个人，无异“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而本纪列传又像墓志铭一般枯燥乏味。[16](P27a)这正是鲁宾孙在他的新史学所涉及到的历史书写取材问题。鲁氏指出史事浩如烟海，史家应该写什么历史给今人看?鲁氏批评当时西方详瞻的近世史，大都是固定格式而又不关痛痒的政治叙事，甚至只是将人名地名归类，纪录了太多无足轻重的琐事(trifling details)。[17](P2-8)梁启超就在《新史学》一文里，举斯宾塞邻家之猫昨日生子来讥嘲琐碎而又无用的事实。[16](P28a-b)然而事实与史料之选择关切到史观，无论梁启超或鲁宾孙既然都主张史为今用，自然都反对枯燥而无甚意义的叙事，而要重视历史的趋向与观点，才能获致有用的历史知识。鲁宾孙说：“非因历史提供今日行为的前例，而是今日行为乃基于对现况的完整理解，而理解现况则基于完整的历史知识。”[17](P21)梁启超说旧史“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及“能铺叙而不能别裁”，[16](27b、28a)都在批评中国传统史学缺乏观点，呈现不出历史发展的意义，以至于读史徒浪费时间，于今世毫无用处。
鲁宾孙的新史学为求19世纪政治史的改良，以社会、经济、文化史补其不足，故也重视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显然反映当时欧美国家工商业社会的日趋发达，政治史遂亦难以满足国家社会的需求，所以鲁宾孙说，所谓新史学者，乃是要“摆脱旧史的设限”(is escaping from the limitations formerly imposed upon the study of the past)。[17](P24)梁启超的新史学无暇顾及西洋史学的改良，所关切的主要是借鉴西洋史学，中国传统史学遂成为镜中之妖，以致于宣称“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砍书也”；[16](26b)又宣称“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如通鉴一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16](P28a-b)再宣称“二千年来，史家其稍有创作之才者，惟六人”，即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其余皆不堪卒读。[16](P29a-b)至于论正统之荒谬、论书法之妄加褒贬、论帝王纪年之“瞀乱繁杂”，[16](P39b-48a)岂非一无是处?因而梁启超虽在政治上要求改良调适，在史学书写上却高呼革命，曰：“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16](P30a)
如果说梁启超的《新史学》是一篇宣言，显然是激情的革命宣言，而非理性的改良宣言，不仅言过其实，而且多有谬误。“家谱”、“相砍书”云云，实在言过其实。二十四史即使是家谱，并不属于二十四姓，他不经意出了基本的谬误，而此误遗患无穷。比如一位美国教授写中国通史，竟说“二十五史乃自夏至清二十五朝的历史”。[19](P8)《新史学》显要破旧立新，然其影响，破远多于立。不过，他仍然承认中国传统史学有六大突破，并无意要全盘打倒。五四运动以后，学界才有全盘西化以及极端反传统的言论。
论者辄谓：梁氏之《新史学》具“启蒙”与“实证”精神，甚至是在提倡科学的史学。此说殊与事实相违。严格而论，科学乃指自然科学；达尔文的演化论固然是生物科学，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只能说是历史哲学，梁启超亦以求人群进化现象的“公理公例”为“历史哲学”，[16](P32b)故绝非科学界的公理、公例甚明。梁氏也明确区分历史学与天(自)然科学的范围，前者按进化论的原理是日进无穷的，而后者周而复始，成循环状。所谓循环，不仅如天体运行之周而复始，而且可以不断试验而屡试不爽的，[16](P30a-b)显然是自然科学的特点而非历史哲学所能。所以梁启超并无意要使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上述说法只因后人误解科学的定义而起。梁氏高唱“史界革命”，呼吁民族主义史学，其精神实属19世纪之“浪漫”，而非18世纪之“启蒙”。
论梁氏史学的后期
梁启超与一批年轻学者朋友于1918年之冬，自上海乘轮船赴法国，以私人团体去参加巴黎和会，得以亲身观察大战后的欧洲。许多学者都认为，此次历时1年零3个月的欧游，对他日后的思想有重大的影响。神谷正男认为欧游之后，梁氏清算西洋思想，提倡中国文化，转向复古主义。[15](P173)此说固然错误不实。近年唐小兵说：“欧游大大改变了梁氏，变得精力十足，信心满怀，充满希望。”[20](P174)此说也有点言过其实。梁启超对环球的希望，不过是三五十年的世界和平。[21](P4a)从事后看，连梁启超这一点希望也都太乐观了。
梁氏的“欧游心影”对欧洲文明并没有一般人印象中那么悲观，他说“科学万能之梦”已碎，不等于说科学破产，他还特别加注说：“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21](P8a,10b)他倒是受到战后欧洲知识界普遍悲观气氛的感染，当时一本畅销的哲学书就是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之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无论书名和内容都显示对西方文明的忧郁与阴沉心情。梁启超在欧洲也有亲身的经验，美国记者赛蒙氏问他，是否要将西洋文明带回中国?他说当然，但那记者叹气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并说“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他起初以为是奚落话，“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21](P12b)西方“先觉之士”并不甚清楚中国文明，他们的寄望只是显示对西方文明的极度失望。不过，梁启超对中国文明有相当的了解，自会发现其中有可补西洋文明不足之处，因而增加信心，并希望自家文明能为战后新文明之再造，有所贡献，正可见他对欧洲、中国，以及世界文明的态度是乐观而积极的。
就史学而言，悲惨的欧战显示人类不但没有日进文明，反而走向极端的野蛮，无疑证明社会进化论理论的破产。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也承认，物竞天择最后演成以强灭弱，引发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实为世界大战的起源。[21](P7b-8a)不过，梁氏的意思是，进化论之所以成为祸端，实由于被德国哲学家尼采(Fr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等人误导所致。进化论史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人类社会必定会愈进愈好，欧战的残酷正好证明文明的大倒退，那前提自然难以成立。梁氏在1923年写《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时，自认为对历史现象是进化的这一理论，一直“毫无疑义”；然而面对现实必须要重新修正。他承认历史发展不一定是日趋完善，一治之后可能会一乱，后人未必比前人更进化，物质生活的进化未必带来舒适与幸福，也不会很长久。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完全抛弃进化论的进步观点。具体地说，他仍坚持有两方面的历史现象仍然是进化的，其一是人类平等的观念，其二是人类心智所造的文化产业。[22](P33a-34b)与他同时受到社会达尔文学说影响的章太炎，早在辛亥革命前就修正了进化论，认为知识会日进，但道德可能会倒退，称之为“俱分进化论”，并进而演成“文化多元论”，认为中国文明可自成文明，可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23]梁启超于欧战后，发现中国文明可以对世界文明有所贡献，而此世界文明基本上仍然是西方文明，各国的历史都是世界史的一部分，所谓“世界历史者，合各部份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24](P104)所以他所认同的仍然是一元的世界文明，不能说他于战后已经转变成为文化多元论者。梁、章之间的文化观基本上仍然是各异的。
梁启超欧游归国之后，不仅在政界淡出，而且在言论界的地位也逐渐由新兴的五四新知识分子所取代，遂沉潜于学院，在史学方面尤致力于清代学术史、先秦学术思想、佛学研究以及史学方法与理论等议题。其中最能代表其晚年史学思想，且能与其早年所发表的《新史学》一文相提并论者，就是《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及其补篇。
此书由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大学讲稿修订而成，于1922年初出版。他虽不再呼吁“史界革命”，然仍坚持中国传统史学之改革，仍欲以“国民的资治通鉴”，“人类的资治通鉴”，取代“皇帝教科书”的《资治通鉴》与为君王而写的资治通鉴。[24](P3)他在早年的《新史学》一文中，已经提出以国民史取代帝王史的新中国通史，其实际内容详见于《中国历史研究法》。他所谓的国民史即欧洲各国所谓的“国别史”(national
history)，要写一部在中国土地上各民族“混合淳化”、“调和冲突”以及政治文化交融推移的发展史，显示他不同的史识，力图突破汉民族以及大汉沙文主义的格局。所以，他心目中“供现代人资鉴”的中国通史势必将重新界定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性格，以应现代中国民族国家之需。
此书的体例与内容在中国可谓草创，但与当时西洋和日本已经流行的史学入门、历史研究法一类书极为相似。杜维运探此书之源，发现梁氏的研究法“对史料的阐解，对史料的分类，对史迹的论次，都有突破性的见解，都言数千年来中国史学家所未及言，其不能全出新创，而系接受了西方史学的影响，极为明显。”梁氏于战后到法国不可能不受到两位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harles V.Langlois)与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所合写的《史学原论》和一位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所写的《史学方法论》的影响。杜氏且曾将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史学原论》细作比较，“深觉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梁氏突破性的见解，其原大半出于朗、瑟二氏”。[25](P193，195，196)两位法国学者合著的《史学原论》，其实是一本介绍史学方法的小册子(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初版于1898年，影响颇大，流传亦广，强调文献史料及其批评的重要性，基本上呼应伯伦汉于1889年出版的一本大书《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此书讲求文献之实证考订，当然可说代表兰克的史学方法，却不等于兰克的史学，伯伦汉之书就是约化兰克史学为方法论的巨著，[26](P63-65)而两位法国学者师承之。梁启超既不通西文，必然大都借自日译本。兰克的史学方法早已在明治日本流通，兰克门下的瑞斯(Ludwig Riess)曾在东京帝大授课，帝大学生亦多有赴德留学者，其中坪井久马三于1902年所写的《史学研究法》，就很能代表兰克的史学方法。[27](P278-79)所以，梁启超的史学方法论基本上是介绍西方的文献考订方法，不能说是他自创的史学方法，也不能说是中国特有的史学方法。如果《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必须对题，他的书名应该被解释为：如何用西洋的史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
梁启超既袭取这一派的史学方法，然而当他接触到反实证主义的新康德主义时，心中又起了疑惑，自称“近来细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发觉在不久前完成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因果关系’一语”，“完全错了”，因为因果律乃“必然的法则”，而历史“为自由意志的创造”。[22](P31a-32a)我们无从知道他读了立卡儿特(Heinrich Rickert)的何书，但以他当时的条件，绝无法通解立氏的著作，更难以掌握深奥繁杂的新康德主义。19世纪的新康德主义至少有五大门派，立卡儿特可说是“价值逻辑的新康德主义”(Axiological Neo-Kantianism)一派之集大成者，认为人之行为应对善(即价值)负责，而人之思想则应对真理负责，而且相信批判力度不仅是物理而且是哲学的基础。他更试图融合19世纪各个门派的“德国唯心主义”(German Idealism)，其中之一便是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精神科学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spiritual sciences)。这一派强调的是：人之知识生活不能用自然界的因果律来解释，只能透过历史的“理解”(Verstehen)，因而为人文学提供了自备的方法，得以从自然科学中独立出来。[28](P37-42)梁启超所浏览到的，很可能就是被融合在立卡儿特新康德主义内的狄尔泰的思想，但他也不可能真正掌握到狄氏的哲学及其对历史的看法。梁氏吸取了不少西学，但显得零碎而片段，我们实在难以将他归为哪一类西学，更不可轻易地将其观点作硬性的归类之后，强作解人。
梁启超一进入史学方法与理论的领域，就触及到因果律与自由意志两大问题。他以为因果律乃自然科学上的必然法则，而属于自由意志的历史人文现象则不可捉摸，所以两者互相矛盾。[29](P32a-b)梁氏的困惑，可见他对这两大问题的理解并不深入。事实上，因果律绝非自然科学所专用。史家研究往事必须要问往事发生的原因，也必须要以因果为工具将往事串联起来，如由甲事合理地发展到乙事，并不是必然法则，而是可以接受或拒绝的假设；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确定假设，也并非毫无用处。史家可从一系列的事件，引往其它事件，前事可为后事的引导，因果关系的掌握也可促使史实的新发现。法国著名历史哲学家艾宏(Raymond Aron)曾敏锐地指出：史家必定是从后向前看，所以是从已知之“果”推“因”于前事，称之为“后见可能律”(retrospective
probability)，凭后见之明，估计有哪些可能原因，并据之而呈现历史的进程。所谓可能，并非乱猜，而是受学术训练与史实性格的节制。历史现象的连接若有其合理性，就应该可以用实证的方法去推论其因果关系；然则，所谓“历史因果律”(historical
causality)虽不能像自然科学之必然，但并非全不可能。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历史全无必然性，最有名的如巴伯(Karl Popper)与柏林(Sir
Isaiah Berlin)，两人都认为用因果解释人事，乃是对人类自由意志的否定。所以他们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如巴伯所说“人事之中，任何事都可能发生”。[30](P1，197)此说大似梁启超所谓，历史全由自由意志所造。然而，史实的发生绝不可能如此偶然，盖人事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之中仍有所选择，俄国革命家托洛斯基(Leon
Trotsky)曾说了一句很机智的话：所谓历史规则者，乃“偶然天择”也(the natural
selection of accidents)。[31](P422)所谓天择，并非盲目的选择，多少仍由前后的因果关系所决定。梁启超说，“明成祖派郑和入海，他正(真)目的不过想访拿建文，最多也不过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冲动”。[22](P32b)并不能落实他所谓自由意志说，反而说明像郑和下西洋这样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必有其因，无论访拿建文或好大喜功，不可能全是一时冲动的自由意志；好大喜功固然有故，访拿建文更与一系列事件有密切的因果关系。如果访拿建文是郑和入海之“因”，则又是靖难之“果”。史家从当时的历史背景里的一连串史实，应不难推断访拿建文涉及明成祖皇位的合法性，从而找到要比空泛的好大喜功论更为合理的原因。史家从郑和下海此一“果”，追索之前所发生一系列史实的因果关系，凭“后见可能律”也许会进一步发现更为合理的原因，历史因果实较自然科学的因果律复杂得多。
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讲得较为深刻而详细的，大都关涉史料与文献考订方面。他所依傍的两位法国史家，尤其是郎格诺瓦视文献为通往过去的唯一途径，所谓“文献加上文献，史实加上史实之后，才能综合”。[32](P277)而梁氏本人所具词章训诂的学问根底，尤可与之相互发明，但无论史料的概念或运用仍基本上采用西方的文献考订方法，并参照乾嘉考据之学。胡适视乾嘉考据为科学方法，未免将科学的概念作过度宽松的解释，梁氏借鉴西方的史学方法也不是要像傅斯年那样借史料重建如自然科学一般精确的历史学，他只是要用考订实证方法建立正确而客观的历史。“客观”(objectivity)一词也来自西方，梁氏在早年所写的《新史学》一文中涉及到这一概念，但误客观为《客体》(object)，故谓“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16](P32a)至晚年写《中国历史研究法》，已知主客两观都是人类的心灵活动；正因有主观，故须以客观抑之，也因而知道百分之百的客观殊不可能，若谓“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也”，然而又说：“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定衡平之态度，极忠实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24](P32)“恰如其本来”一语，大似兰克的名言：“历史要写得像过去已发生的事一模一样”。(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as it had
really been)兰克此语常被误解，以为往事可以完整而客观地重建，实则兰克自有其主观在焉。[26](P60-63)
梁启超虽乐观地期盼客观的信史，深知主观之难免，所以亟言平衡与忠实的态度，并说“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24](P32-33)不过，用何种方法来抑制主观，则语焉未详。梁氏必知史家著史有所取择，而后加以评论，主观之判断与价值之裁决就在所难免，但是尚未能体会到客观在史学致知中的局限性，也就是说无法达到自然科学致知的客观，因科学家能够直接以及反复实验文献之所载，而史学家只能依赖文献，难以直接接触文献所载之史实，更不可能作实验，而文献纪录史事既有别择又有臆断，主观存焉。
梁氏有意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然而西方的影响也使他注意到现代的专史，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中特别标出五种专史的写作，其中所谓“人的专史”就是历史传记。当梁启超写新史学一文时，西方主流史学由于现代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之庞大，颇感个人因素之无足轻重。英国史家伯利(J.B.Bury)即曾宣称，现代制度既周密而又稳固，无法由任何个人所左右，遂亦不重视历史中的个人力量，历史传记在史学中的地位亦自不如前。然而，梁氏对人物传记的兴趣始终浓厚，晚年更说清末民初这段历史，若无西太后、袁世凯、孙文、吴佩孚，乃至梁氏本人，则情况将全然不同。[24](P29)对个人在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认知，实有增而无减。
梁启超写传显然受到西方的影响，但仍然习用旧名词，诸如专传、列传、年谱、合传、人表之类。[24](P37)旧瓶中之新酒亦尚待更新。列传实可并入合传，并借此作比较叙述；年谱可作为专传之长编，乃传记之材料而非传记之本身；人表可做为合传之附录，以供参考，亦不足以称作传记之一种。然则，梁氏传记五体可去其三，仅专传与合传而已。所论传记体例如转录传主之代表作，实嫌繁琐，而今日也无借传保存史料之必要。至于所论传记作法，如合传宜以人之性质异同为分合，或以历史性质相同之人物合为一传，甚至以国人与外人合为一传，彼此对比，或以一事迹之集团为中心。[24](P55-62)这些皆可称现代历史传记之良法。
梁氏所分的其它四种专史为“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然而除了“文物的专史”之外，其它三种皆付阙如，无从悉其内容。他所谓的文物专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大方面，而尤以文化专史最为详尽。他的文化专史从议题上看，诸如文字、神话、宗教、学术思想、文学、美术等，多为当今新文化史研究者所关注，然从内容来说，唯学术思想史讲得比较详细，也可见梁氏个人的兴趣之所在。梁启超心目中的思想史范围甚广，他称之为学术思想史，包括道术史(即哲学史)、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不过，他的重点在道术史，侧重中国学术思想通史的写作，将各种“道术”分为“主系、闰系、旁系三类”，而有价值的主系思想，不过是先秦与宋元明两个时代。[24](P143-168)他对学术专史的注意反而较少，故尚未重视思想史的个案研究。然而，如果个案做得不够，又如何能综合而通之?不过，梁氏在讲专传做法时，曾提到写思想家传记要包括思想家在学术上的位置、时代及小传、专门学问、治学方法、学术批评、著述者，以及师友弟子等要项。[24](P92-96)
思想史即使在当年的西方，也还是新兴的课题，故梁启超未能及时掌握西方思想史研究的趋向与方法，犹未能摆脱从思想本身去了解思想，犹未能从人去了解其思想，了解人对历史环境的反应，也未暇探讨思想家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因而他的思想史架构仍然受到传统学案体的影响。他所写的《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霍布士学案》、《戴东原哲学》、《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诸篇，虽然提纲挈领，有条不紊，但并非有深度的思想史作品。不过，梁启超能于主流思想以外，注意到所谓“闰系”、“旁系”，似乎就是西方史家所谓“正统思想”外的“非正统思想”，但两者本质有异。梁氏所说的是次要思想，而西人所说的则是理性思考之外的“成见”、“假想”、“信念”、“希望”、“欲望”等等，而这些非正统思想牵涉到心理学与人格形成学的范畴。梁启超虽然已经注意到新兴的社会科学，但是还谈不上运用。
然而，梁启超仍然是清末民初最能经由日文介绍西方史学思维与方法到中国之人，颇能开风气之先。最足一提者，莫过于他在20年代就提倡用数字来整理史料、来推论史事，称之谓“历史统计学”。[33](P26-35)欧美史学界的“量化治史法”(quantitative methods in history)在1960年代尚是新猷，仍未被保守派史家所接受。梁氏采用此法的渊源，似得自中国传统史学里的“表”，以及近代西方统计学的知识，想从“表”中求原则，从数字中观察社会的变迁。他曾写《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一文，从西行求法的僧人数目，印证从5世纪到7世纪之间佛教的昌明；6世纪时僧人遽降，只是说明因突厥勃兴而交通阻塞之故。[34](P11-33)他又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从学者、学派的数字，推论学风的位置，如指出江苏一省，“合诸城成一风气，与大河南北及关西截然殊撰”。[35](P66，10)类此皆颇具新意，惟历史数据有其局限，梁氏可用的数据自亦不够详密，只能“但观大较”而已。总之，晚年梁启超在史学的造诣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内容也更加丰富，尤其是《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史学方法教科书，为他早年所提倡的新史学充实了内容，并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结论
梁启超自谓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战，无非是说胸无成见，愿意接受新事物，过不惮改，原是一种长处，然而当代学者往往视之为缺点，以为梁氏缺乏定见，故而思想屡变。从变的角度看梁氏的史学，很容易将之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期。事实上，所谓前后两期绝对不能一刀切割，前后有其承袭，后期实乃前期的进一步发展。
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提出新史学，由于先获致新的世界观，他像自冯桂芬到康有为的晚清变法派人士一样，已经自觉中国并不等同天下，中国之外尚有许多国家，如冯桂芬所谓“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36](P67)康有为于致朱蓉生书中也有类似的看法。然则包括梁启超在内的晚清变法人士，已有环球空间的认知，而中国乃环球之一部分，神州犹如环球“东南之一洲也”。[36](P67)梁启超何待五四之后才有如唐小兵所谓“差异的环球想象”(global imaginary of difference)?[20](P225)
梁启超与其它晚清变法派人士一样，认为人类文明是一元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近代的差异乃是由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迟滞，所以变法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迟滞不进的文化推向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道路，而进化论为改革不仅提供理论基础而且是乐观的希望。[37](P17-20)梁氏受到进化论的启发写作《新史学》，猛烈批判旧史书写传统，目的是要将中国史学与以国家和国民为中心的现代史学接轨。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史学，更没有完全认同所谓西方的启蒙和科学的史学。事实上，进化论属于19世纪，并非18世纪启蒙时代的产物。梁启超的《新史学》并没有要提倡科学的历史，而是从进化论获致历史不断进步的观点，然后从此一观点来批判仍然停留在以君王朝代为中心的史学。
作为梁氏史学前后期分界点的欧游，固然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但他的“心影”并不如战后欧洲人士那样悲观，他像许多欧洲人一样，碎了科学万能之梦，但并未否定科学，更没有否定西方物质文明。他也没有放弃单线进化观点，所放弃的是人类必定进于至善至美的乐观看法，欧战的残酷充分证明人类并不一定往至善至美的方向走，同时也证明，占世界文明领先地位的西方文化有其严重的缺陷。梁启超并没有因而排斥西学以及重新拥抱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对世界文明有所贡献。在他心目中，世界文明仍然是单元的，中国文化有助于世界文明的再造与发展，可以融为一体，并不像章太炎的多元构想，认为世界文明中可以有并行不悖、互不相属的许多具有特色的文化。[23](P52-68)
梁启超欧游归国之后，五四运动勃兴，全盘西化论与极端反传统主义的潮流弥漫一时，梁氏成为“反潮流”，言论界的影响逐渐式微，反而能默默在学院中耕耘，为其早年提出的新史学增添许多新的内容。然而大致而言，他广采西说以介绍为主，并未能真正融合中西，自成一家之言。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发出现代中国史学方法的先声，但其方法实借鉴欧西，故解读此一“文本”，须知固非梁氏独创。梁氏沿用西方概念，多转手日文，有些误解自所难免，如他受到新康德主义片面的影响，误以为因果一词乃自然科学的必然率，故不知尚有所谓历史因果者。论者自也不必就其否定历史因果而多作引申，或以此作为梁氏史学思想转变的证据。有人说梁氏于欧战后从批判以启蒙为诉求的“认同的环球想象”(global imaginary of identity)，遂转变到“差异的环球想象”(global imaginary of difference)，从重视以欧洲为中心的“单线行进时间”(a
uni-lineal progression in time)到强调不一致的空间(the incongruous space)，终于发现中国在环球空间里的地理位置以及作为一个平等参与者的文化角色，因而认为梁启超在晚年强调空间的差异，已足称是一位世界级的思想家，甚至把他当作当今“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同道，批判理性、启蒙，以及“东方主义”(orientalism)。[20](P224-238)该说法并不可取，因为如此地将梁氏“环球化”，漠视了他主要关切的仍然是中国的现代化，就史学而言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化。我们难以想象70多年前的梁启超就有超时代的后现代思维。
梁启超基本上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有二：一是引入西方有关史学的概念与方法到中国，二是以他所知的西方史学为烛，照中国传统史学之幽，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化。他自早年到晚年均致力于此，只是他晚年几无政治活动，有更多时间从事学术工作，史学知识也与时俱增，惜天不假年，在史学上的宏愿大志，似亦未酬。至于研究梁氏作为历史学家，探讨他如何书写历史，则牵涉到他所写作品质量的评述，包括取材、运用、分析、解释、组建史料等的方法与书写技巧，以及掌握他的生活经验，涉及到他的史观和历史哲学，则非本文所能涵盖。
收稿日期：200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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