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发生——兼论海外华文新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外论文,文学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10）04－0225－03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学界已经对海外华文新文学与海外华文旧文学作了大致的划分，即以五四运动为界，以是用文言创作还是以白话创作为区分标准。但就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直至今日，对于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发生仍没有专文论述，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本文意在抛砖引玉，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华文”是东南亚华语作家的习惯性用法。华文文学，就其字面意义来说，即中文文学，英文表述为Chinese Literature，从语种上来说，无论是中国大陆文学还是台港澳地区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都属于华文文学。正如陈贤茂教授所言，华文文学除了包括中国文学，还包括海外各国出版的华文文学作品。而“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文学作品，都称为海外华文文学”[1]。就作者而言，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用华文即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就可称为华文文学，反之，即使是中国人，他不是用华文创作的作品只能称为华人文学而非华文文学。
就海外华文文学作者来说，又可分为几类，一是侨居海外的中国作家；二是已经加入外国籍的中国作家，他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属于华文文学；三是留学生文学，他们的作品在海外写成，不管在什么地方发表，都可视为海外华文文学。我在这里特地提出留学生文学属于海外华文文学，是因为他们在域外进行文学创作；这虽然不算新鲜的观点，但就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发生而言，却是十分重要的。
一、海外华文新文学之发生
海外华文新文学分为东亚和欧美澳这两大块。东亚华文新文学又包括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和东北亚华文新文学两部分。就东南亚华文新文学来说，“海外华文报纸中，最先出现白话文学作品的是新加坡。据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的考证，早在1919年12月，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已开始刊登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话文学作品。随后，马来亚各地的华文报纸也都相继刊登白话文学作品。1927年，吴碧岩在曼谷创办《国民日报》，辟有文艺副刊，主要发表本地的白话文学作品，可算是泰华新文学的发端。华文新文学作品在菲律宾的出现又更迟一些。大约1934年前后，菲律宾青年商人林健民办了两种文艺刊物，即《天马》（16开一本）和《海风》（只有16开一张），专门发表新诗和小说、散文，培养了不少青年作者，也为菲律宾新文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印尼1921年在巴城创办的《新报》和《天声日报》、1922年棉兰《南洋日报》文艺副刊发表华侨的创作，可视为印华文学的开端。[3]1938年底，越南华侨救国总会主办的《全民日报》出版，标志着越南华文文学创作的开始。[4]柬埔寨华文文学出现更晚一些，1940年才有华文报纸，其作品主要发表在华文报纸的综合性副刊上。东南亚地区华文新文学普遍比中国五四文学要晚，而且受中国五四新文学影响，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东北亚华文文学主要指日本和韩国的华文文学。韩国由于缺少华文报纸，其华文文学出现很晚且数量很少，至今也未成气候。相比之下，日本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加上与中国的地缘关系，早在20世纪初就有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如鲁迅、陈独秀、欧阳予倩、沈尹默、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郑伯奇、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等在日本留学期间大多就已经进行文学创作了，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
在欧美澳华文新文学中，澳洲华文新文学大约产生在20世纪80年代，是所有国家华文文学中产生最晚的；在此之前，由于华人非常少，又没有华文报刊，这里几乎没有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到欧洲的第一批留学生和勤工俭学的青年，如徐志摩、李金发、老舍、巴金等，在时间上略晚于美国。加拿大大概自20世纪60年代始有华文文学，所以，研究欧美澳华文新文学的发生，主要就是研究美国华文新文学的发生。美国最早的华文文学，可追溯至19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戈鲲化在美国的诗作，其次是1905—1906年间的《苦社会》、《苦学生》，创作于1907年的《黄金世界》以及黄遵宪在美国任外交官时创作的诗文，还有1910—1940年间17万华工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天使岛居住的木板壁板上写下的诗句，后来被搜集整理并于1991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埃仑诗集》。但这些通常都不列入美国华文新文学，这是因为上述作品都是用文言创作的，属于旧文学范畴，它们只能是美国华文新文学的滥觞。有一种说法认为真正的美国华文新文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以美国第一份华文纯文学期刊《华侨文艺》为标志。[5]但这种说法同样不符合事实。我认为，美国华文新文学产生于191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其代表人物是胡适。胡适曾于1915年9月给梅光迪的信中写过一首白话诗。当然，信和诗均未发表，不能视为华文文学作品，但这首诗却发出一个伟大的信号，那就是诗中提出文学革命问题，他后来又相继提出“作诗如说话”的诗歌理念。[6]在美国与同学兼同乡梅光迪的驳难中，胡适形成了系统的白话诗歌理论，这一理论整理成论文《文学改良刍议》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刊发；同年2月，胡适的八首白话诗在《新青年》刊发。这个时候，胡适还在美国。胡适留学美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因为后来还有闻一多、梁实秋、陈衡哲、林语堂、许地山、冰心、朱湘等一批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并从事文学创作，就像前述留学日本的学生那样，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坚。所以，我认为一个美国，一个日本，这两个国家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先后出现标志着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发生。
一种文学的发生，其标志性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作家作品，二是创作纲领，三是各种文体，四是社团流派。我们可以就此提出海外华文新文学发生的下列例证：
1.远在美国的胡适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革命的纲领《文学改良刍议》。
2.第一批海外华文白话诗八首由胡适在美国创作，1917年2月在《新青年》刊发。[7]
3.第一部海外华文白话诗集是胡适1920年3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尝试集》（这些诗作部分在美国写成，部分在中国写成）。
4.第一部海外华文新文学短篇小说集是郁达夫于1921年10月在日本东京创作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沉沦》。
5.第一部海外华文新文学长篇小说是张资平在日本东京创作、1922年5月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冲积期化石》。
6.第一部海外华文新文学剧本是郭沫若在日本创作的《女神之再生》，1921年2月25日发表于上海《民铎》第2卷第5号。
7.1907年2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留学生组织的戏剧团体春柳社。
8.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了第一个华文新文学社团和流派创造社。[8]
这些例证至少说明：一是上述作者均有海外留学经历；二是这些作品、文献多是在海外写成；三是这些作品、文献和社团、流派诞生在五四前后。
二、海外华文新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
一者，作为海外华文新文学的留学生文学具有两栖性。五四前后在美国、日本产生的留学生文学既标志着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发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也就是在海外华文新文学作为一个学科产生之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通常把留学生文学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上述例证通常表述为：
1.胡适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发表了中国新文学革命的纲领《文学改良刍议》，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对中国文学的现状而写的。
2.中国新文学第一批白话诗八首由胡适创作，1917年2月在《新青年》刊发。
3.中国新文学第一部白话诗集是胡适1920年3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尝试集》。
4.中国新文学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是郁达夫于1921年10月年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的《沉沦》。
5.中国新文学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张资平于1922年5月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冲积期化石》。
6.郭沫若在日本创作的《女神之再生》，是中国新文学最早的剧本之一。
7.中国新文学第一个戏剧团体是1907年2月在日本成立的春柳社。
8.1921年6月在日本成立的创造社是中国新文学第二个文学社团、流派。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上述例证被认为与陈独秀1917年2月在《新青年》发表的《文学革命论》，鲁迅1918年发表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胡适1919年发表中国第一个现代剧本《终身大事》，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流派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它们都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大事。但现在留学生文学既然被学界普遍认同属于海外华文新文学，那就要正本清源。
二者，海外华文新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中介。在五四时期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中，很多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除上述人员外，30年代还有戴望舒、冯至、钱钟书等，其中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首倡者，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其他大多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三大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新月社的中坚，或是某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早在留学期间就已开始并且归国后继续文学创作，前期是海外华文新文学作家，后期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在他们的创作历程中，如果没有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创作经历，就不会有其中国现代作家生涯。19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各国重要的文学思潮和创造方法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对中国留学生文学产生过影响，它们通过留学生文学又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因此，如果没有留学生文学，西方文学不可能大规模地直接和中国文学发生对接，单纯依靠中国传统文学是不可能产生中国现代文学的。从这个角度说，作为海外华文新文学的留学生文学是沟通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中介。
第三，海外华文新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某种混同性。海外华文新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有着很大的模糊地带，有相当一部分作家作品很难断定属于海外华文新文学还是中国现代文学。一是上述作家的流动性。譬如老舍，他1923年先是在国内搞创作，1924—1929年在英国创作了《二马》等小说，从英国回来后在国内创作《骆驼祥子》等作品，40年代又到美国创作《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鼓书艺人》还有《断魂枪》。我们只能说，他既是海外华文新文学作家，又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其次是作品的复杂性。有些作品先在国外后在国内或者先在国内后在国外两地写成；还有的作品在国内、国外两地出版，或者先在国内发表后来又在国外结集出版或者相反；有的作品在海外写成，但题材、人物却是国内的。这样，我们只能以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写成为依据，但就某部作品而言，仍有很大的模糊性或混同性。
第四，海外华文新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具有互动性。前者不断地给中国现代文学提供新的文学理念和创作方法，如胡适引进庞德的意象诗、鲁迅引进东欧和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创造社引进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文学、李金发引进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戴望舒引进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等。当然，中国近代文学中已经有了现代文学的因子，那时已经有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播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也已经被大量翻译到中国来，但假若没有留学生文学，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恐怕要很长时间，而且不会像现在这样多姿多彩。中国现代文学也给海外华文新文学提供了创作的动力和文化支撑，一是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给海外华文新文学作家提供了发表的阵地；二是海外华文新文学作家作品得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响应，才最终产生轰动效应，如胡适创作白话诗，在国内得到刘半农等人响应，才最终在国内形成一个白话诗派，并使白话诗最终在诗坛取得主导地位；三是这些海外华文新文学作家虽然在海外就已进行创作，但其主要成就大多是在国内取得的，这自然得力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滋养和文学氛围的浸润，否则，一旦离开了自己的母国，其文学生命也可能是短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