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化的基本维度及其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传统文化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975(2009)03-0015-03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1]有关传统文化的讨论，是我国学界的老话题。本文企图从宏观角度厘出传统文化的基本维度和现实意义，以揭示出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后，传统文化是能够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彰显出时代性，为我们解决当代问题提供启迪。
一、传统文化的基本维度
1.农耕—内向性的维度。首先，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东亚大陆上半封闭的自然条件以及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种相对封闭、优越的环境中，中国人依托黄河、长江流域世代耕作，自给自足。通过长期封闭式的生产、交往和历史积淀，形成了极具民族凝聚力的内向型文化心态。我们看到，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追求“天人合一”，向内探寻人格的完善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特别是儒家，在《中庸》的开篇就集中表达了农耕—内向性的“中和”思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传统文化核心体系中的另一派别——佛家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和儒道融为一体，就在于它在更高层次上通过万物“因缘而起，因缘而散”的道理，告诉了人们宇宙诸象与人的关系本质上皆“空”的真谛，要求人们在追求和奋斗中应有所放弃、不要苛求，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其次，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繁荣和发展既同中华地域中农业耕作的产生、发达相统一，又同封建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完善相一致。虽然这种漫长的历史不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但其农耕性和封建性的实质始终没有改变，甚至在满族入主中原近300年的统治过程中，这一特性不仅没有弱化，而且进一步大大地强化了。不少历史学家在分析中国近代“落伍”的原因时，都不约而同把矛头指向清政府的闭关自守政策，但如果站在文化角度冷静分析这一历史现象，就会发现隐藏在“闭关自守”政策后面的原因正是经济上的农耕性、政治上的封建性和思想上的内向性。就在所谓的“康乾盛世”(1661-1796)时期，全国耕地已达10.5亿亩，粮食产量增至2040亿斤，农作物的总产量持续居世界第一位。政治统治方面，通过几十年的“汉化”和文化专制，清政府已稳固了自己的政权，以科举取士为配套的吏治体制也更加完善。不难看出，这种“盛世”景观正是农业文明和封建专制制度的继续和延伸，而且，也就是在同一时期，西方的工业文明正在萌芽，一场改造农耕文明和封建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在进行，一个冲击中世纪封建神学桎梏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正如日中天。由此以降的100多年，每个中国人都痛彻肺腑地看到：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迅速沦入落后挨打境地而一蹶不振。当我们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最基本的维度时，不能不说二者的差异首先是农耕—内向性和工商—开放型的差异。
2.血缘—政治性的维度。从原发性上看，追认血缘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本能，很难说它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但如果站在社会制度学的立场，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缘性特质发端于人类共有的祖先崇拜、尊祖敬宗的文化特性，经由中国人特定的“孝”的观念强化后，应用到“伦”和“序”的人际关系中，最后上升到“礼”的制度层面。孝不仅“具有珍惜生命、延续生命的哲学意蕴”、而且“是中国社会一切人际关系得以展开的精神基础和实践起点，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基础，也是社会教化和学校教育的核心和根本”。[2]这种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结合，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视“等级式的和谐”为理所当然，如孔子主张“正名”、“爱有差等”，荀子强调“明分使群”。在血缘和孝的基础上形成的人伦包括五个方面，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费孝通先生生前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的“差序格局”实质上就是根据血缘的亲疏决定爱的强度。[3]正因为传统文化和社会统治的这一血缘性特点，从而使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家国同构，礼治为本的国家。进入到社会意识领域，就使得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血缘关系不仅被赋予了最重要的社会内容，而且成为理解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模式。直到现在，社会中所谓的“裙带关系”，实质上就是血缘文化的翻版。
传统文化的血缘化色彩直接导致了中国的伦理政治。首先，从中国封建社会的秩序结构来看，家国同构、宗法一体，神权、王权、父权、夫权，是传统伦理文化赋予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石。国家是以统治者家族和伦理为核心构建的，国是家的扩大，君臣关系是放大了的父子关系。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实践和遵守这些“伦理”和“秩序”，做到了这些，也就达到了孔子所谓的“礼”。其次，关心人事，重视民生，历来是中国政治生活领域的主旋律。《尚书》阐发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的观念，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论述，无不具有浓厚的“人本”和“民本”色彩。再次，中国传统士人的“人世”情怀也是同其对政治生活的伦理性理解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导致的积极方面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处人之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开拓进取精神，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等等。但其消极的方面也十分明显，它直接产生和加剧了传统文化人格的二重性，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糟粕色彩的一部分。
3.人生—修养性的维度。这是传统文化前两大维度的自然延伸和直接要求。具体来说：其一，传统文化十分重视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要达到这样一种“有序性”的治理，统治阶级个人的道德品行是至关重要的。在传统中国，“格物致知”只是为人处世的最基本的前提，“诚心正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修齐治平”才一直被视为个人奋发进取的美好人生历程。其二，传统文化这种对个人修养的重视又往往被淹没在封建纲常伦理之中，因而，这种“修养”不仅是自律，而且还深深地打上了他律的烙印。如南怀瑾先生谈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谥法”(给一个人死后的定论)就是很好的说明：“中国古代做皇帝、做官的最怕这个谥法，怕他死后留下万世骂名，甚至连累子孙抬不起头。”“所以中国人做官也好，做事也好，他的精神目标，是要对后代负责；不但对这一辈子要负责任，对后世仍要负责任”。[4]甚至在“义”和“利”的关系上，传统文化也始终强调“义”——精神品格和伦理道德的重要性，所谓“克己复礼”、“君子喻义”、“舍生取义”等等，无一不在向人们昭示着传统文化的宗旨所在，而这种“寻求是以化解人类彼此或个人内在的冲突之上策”，也就成为“古往今来儒者之宏愿”。[5]传统文化的人生—修养性维度，往往被多数学者上升到文化精神的深层加以认识和理解。唐君毅指出：“中国文化精神，至少在一点上，实有其至高无上之价值。此即依于人者仁也之认识，以通天地、成人格、正人伦、显人文是也。”[6]这种文化精神在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后，有着相当大的普世意义和济世价值。
二、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抽象地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显然是一种无聊而又空洞的承诺，但完全抛弃传统文化、企图砍断传统之“根”又是不可行和不可能的，唯一正确的途径是从目前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的实践出发，抓住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维度、合理而又科学地剔除其中的封建性糟粕，从而揭示出它对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
1.就历史地位和本质特征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架构”和推动作用一依贯之，之所以具有内向性、血缘性、政治性和修养性的特征，是和其始终如一地关照人生、关照社会和关注民生分不开的。儒家的核心命题“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主要是从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关照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言的。“克己”是个体的修养，“复礼”是个体修养在社会系统中所达到的目标。“礼”作为一种外在规范，重在控制(他律)；“仁”作为一种内心修养，重在自觉(自律)。对于当代社会调整利益关系，树立人生价值目标而言，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当然，现代社会已从根本上消灭了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传统文化的内向(保守)性、封建(农业)性特征显然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要求了，但从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的层面来看，传统文化的血缘性、政治性和修养性的特征在剔除了封建性的糟粕后，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特别是由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所引发的种种负面效应告诫人们：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民主、法治制度及其“个人主义”的文化理念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正像教育和品德修养(自律)不是万能的一样，民主(监督)和法律(控制)也不是万能的，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中，给政治治理和文化理念注入传统“人文关怀”(即关照人生价值、关照社会民众生活)的因素，才能把“人本”和“民本”辨证地统一起来，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动态和谐地向前发展。
2.就具体操作和理论状况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及其所具有的当代意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进程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实践论》、《矛盾论》等论著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考虑到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具体状况，毛泽东提出了“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想。[7]其中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立场和进取、宽容的传统文化精神，为中国当时的社会转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理念和制度雏形。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邓小平又以改革家的眼光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一条强国之路；但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立足四项基本原则，高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旋律文化，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否则，我们的现代进程就会迷失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从“三个代表”的执政理念，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理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施，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具备了中国气派和中华品格。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社会生活所发生的意义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其一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持续不断和逐渐走向深入的比较。其二是对工具理性及其“全球问题”的批判性反思。其三是以和谐文化精神为底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形成了构建和谐与科学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现代化理念。事实上，传统文化的“修身”兼有“治学”在内，传统文化的“人本”思想渗透着“民本”的价值指向，传统文化的“进取”精神时刻闪烁着“宽容”的品格。这一切无疑是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当代意义的生动体现，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面对时代和实践的挑战时，对传统文化所应做出的最好选择与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