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科技兴国”战略形成的缘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缘由论文,战略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999）01—0076—05
“科教兴国”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教兴国”战略是中国迈向21世纪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站在世纪之交的时代阶梯上，追溯这一重大决策形成的缘由，我们不难发现：
一 科教兴国：马克思主义科教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科学技术的伟大作用。当科学刚刚成为一股活跃势力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对科技革命作出了积极的回应，马克思密切注视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动态，探究科学技术的奥秘和功能。他最早自觉地把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加以综合考察，深入考察了科学技术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透彻分析了在现代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特殊功能，因而，他不仅“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而且，他还敏锐而又深刻地察觉到：在资本主义大生产条件下，当科学并入生产，即转化为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物化为具体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通过管理在生产结构中发挥作用时，它就直接进入生产过程，由“一般的社会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1]。
革命导师列宁更是注重科学和教育的魅力。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他把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列宁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只有在国际资本主义发展了劳动的物质技术前提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种劳动是大规模的、是建立在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因而也是建立在造就出大批科学上有造诣的专家的基础上的”。当时，电器化是最先进的技术，于是，他深思熟虑地构建了“苏维埃政权+全国电器化＝共产主义”的著名公式，精心勾画了宏伟的全国电器化蓝图，把建成现代技术基础上的经济，作为彻底巩固社会主义的前提。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把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早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就把办好教育，培育科技干部，看成是“最基本的建设”[2]， 将科技干部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2]。70—80年代， 伴随着他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他的科教兴国思想日趋明确，日益成熟。他纵观世界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态势，根据当代科学技术为生产开辟道路、给世界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带来巨大变化的事实，意义深遂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3]。“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3]。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邓小平在长期对科学技术作用的思考、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意味深长地告诫人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4]……“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4]。 从而将科学技术的作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作用的精辟论述，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说，为我国制定“科教兴国”的战略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石。
二 科教兴国：“科教救国”思想的逻辑发展
科学和教育的作用，并非今天才受到中国人的青睐。其实，中国人关注科学和教育的作用由来已久。
早在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京师同文馆，效法列强，采取西式教育，企图变法自强，育才图治，实际上就是相信“教育救国”。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企图把西方科学技术之花，嫁接到中国封建统治之木之上，显然是在进行“科学救国”的尝试，尽管，其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但是，它毕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显示着科学技术的功能。
戊戍变法时代的改良主义者都是“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主张的积极提倡者，他们把发展教育和科学当作变法维新的主要任务和救亡图存的根本手段，宣扬“教育”为中国“当务之急”，“民权”、“压力”、“革命”是“吾国前途之害”，“著意科学”是达到“中国幸福”的根本途径[5]。可见， 他们错把教育和科学的作用提高到了超越暴力革命作用的高度。维新运动失败后，他们的主张遭到了革命派的讥讽和批判，随着革命派对改良派的批判，“教育救国”的主张跟着被否定了。但是，革命派做了一件把婴儿和污水一起泼掉的蠢事。教育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维新派组织学会，创办刊物，以“新学”为武器，以救亡为号召，初步批判封建主义文化和封建制度，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使他们得到了一次思想解放，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这是不容抹煞的事实。辛亥革命失败后，激进民主主义者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批判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缺乏民主和科学的启蒙教育，戊戍变法时代强调的教育和科学的作用又被重新重视起来，被正在寻找救国道路的社会势力当作救国的良方，随着各种新思潮的高涨而高涨起来，逐步形成一股“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政治思潮。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把职业教育视为“实救中国之唯一方法”[6]。 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张“救中国的根本方法，是平民教育”[7]。 以蔡元培、张伯苓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声称：“国家富强，恃乎人才，人才陶铸，端赖教育”[8]。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者也一度认为：只有实施平民教育，“吾国庶有起死回生之望”[9]。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教育救国论”者无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中国的事实，企图利有旧政权发展新教育，以新教育达到救国目的，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然而，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去审视“教育救国”思潮及其活动，我们不难发现：它是一种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救国主张；它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它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它对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10]。如今，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成为了时代的使命，革命年代曾一度失去光彩的科学和教育再度异彩纷呈，素有重视科学和教育传统的中国，随着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倡，前进的主旋律变得清晰、有力，“科教兴国”的战略应运而生。
三 科教兴国：中国对外国成功经验的大胆借鉴
科学技术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国家相继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经济乃至军事强国。无数国家兴旺发达的事实向中国表明：科教兴则国兴。
英国是富于科学传统和善于发明创造的国家，如今，我们无须述说英国从产业革命的辉煌到综合优势的丧失，从日不落帝国的威武到今日不列颠的衰落。我们不应忘记的是：18世纪英国一跃成为工业国家的鳌头，取决于由科技进步带来的第一次产业革命。
当英国产业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尚属落后农业国的德国不甘落后，勇猛直追，派遣大批学者到英国留学，学成回国后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德国人独辟溪径，在冶金、重化工领域里取得重大突破，在科学技术的轨道迅跑，只用了40年的时间，跑完了英国100多年的路程， 到19世纪末（1895年），德国人居然凭借自身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将世界经济中心移到了德国。
美国在1789年3月4日合众国宪法中，就对科学技术提出了明确的方针，美国早期的首脑人物格外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第三任总统杰弗逊曾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11]。南北战争后，美国进入以教育带动科技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将教育和科学置于政府控制之下，科学研究纳入战争轨道，政府研究经费从1939年的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15亿美元， 这种高投入使科学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超级经济和军事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世界第一位的科技实力。
日本是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国，几十年间一跃而为足以与美国抗衡的超级经济大国，这与它长期重视科技和教育，并明确提出“教育立国”、“贸易立国”、“科技立国”的国策是密不可分的。日本经济企划厅的统计表明，日本的经济增长有60%以上靠技术进步取得，而且从60年代末开始，技术进步所占比重愈来愈大，有的年份甚至高达89.5%[11]，明显高于资本和劳动等其它因素。
60年代还远远落后于我国的韩国，也适时提出了“技术立国”的国策，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掀起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的全民运动，加强科技立法，推动全社会科技进步。“技术立国”缩短了韩国与发达国家的时间差，克服了其资源、资金紧缺的不足，使其经济在起死回生之后，继而插上翅膀腾飞。在40年里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长达100 多年的工业化过程。目前，韩国经济已后来居上，跃居亚洲“四小龙”之首，电子、汽车、钢铁、造船、纺织等重要产业已进入世界前列。
上述各国“科技兴国”所创造的种种奇迹，的确令人深思，发人深省，令人信服，使人振奋，催人行动。正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当然会借鉴世界各国科技兴国的经验，果断地确立“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
四 科教兴国：中国对新技术革命挑战的积极回应
正值世纪交接之际，世界正日益强烈地感受到一波又一波的科学技术浪潮的涌动和冲击。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等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科技群，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着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目前，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科学技术的竞争成为了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许多国家清醒地认识到：谁拥有更多的先进技术，并能最先把这些技术应用于物质生产之中，谁就可能拥有经济、军事乃至政治上的优势，谁就握有战略主动权。为了在这场新的世界争夺中取胜，这些国家围绕科学技术的发展展开了激烈的角逐。纷纷运筹帷屋，制定新的科技计划，拟定新的科技方案，采取新的科技措施，对科技开发、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作出了精心部署。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争夺高新技术发展的优势，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伊始，便于1993年雄雄勃勃地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的大胆设想，强化政府对经济、科技发展的干预，重视以国家为单位参与国际竞争，注重增加科技发展与国家目标的联系。1994年，美国继1993年发表《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政策报告之后，又发表了《为了国家利益发展科学》的科学政策报告，报告明确指出“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进步是支撑国家经济的两个相互依存的部分”[11]。日本政府则提出了“科技立国”的基本国策，声称要作科技革命的先驱，掌握世界经济的“主导权”。西欧各国对美、日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十分恐惧，采取种种措施追赶美、日。法国总统密特朗说：“只有在科技方面作出巨大努力，才能使法国置身于少有的几个能掌握自己的工艺，乃至最终维护自己独立的国家之中”[11]。法国政府的《法国研究之报告》阐明了确保全国研究投入、树立战略观点、确保优先领域的研究、保持法国在国际科技上的地位等政策要点，力图成为仅次于美日的“世界第三科技大国”……
与发达国家相比，其“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3] 的中国，随着国门的徐徐打开，在惊叹“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的时候，没有望洋兴叹，面对工业发达国家在高科技领域中雄雄勃勃、趾高气扬的态势，也没有望而生畏，而是不甘落后，奋起直追，决心参与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与竞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深谙中国国情的邓小平大声疾呼：“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因为，高新科学技术、尖端科学技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体现一个国家的风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4]。为了使自己在作为高科技世纪的21 世纪兴旺发达，为了摆脱自己在世界经济竞争格局中的被动局面，掌握下一世纪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占领未来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经历了科教失误阵痛的中国，面对方兴未艾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无疑必须制定“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
五 科教兴国：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的《建议》指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
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
这两个转变，一个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一个是生产力如何发展，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靠改革的深化，也有利于改革成果的巩固。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的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中央多年强调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精神是一致的。应当承认，尽管中央一再强调，但经济增长方式并未真正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生产、建设和流通的各个领域，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资源消耗高，资金周转慢，损失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仍很突出。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当前经济生活中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况且，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人口急剧增长，生产迅速发展，资源大量消耗，环境日益恶化，对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性日见突出。下一个世纪全球将进入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知识型经济几成定局，今后国内外市场竞争将主要是科技、质量、效率和效益的较量。对于尚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只有具备长远的战略目光，挖掘永不枯竭的智力资源，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驾驭知识经济的航船，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因此，加速国民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已势在必行。“实现这一战略转变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大力解放和发展第一生产力，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切实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1]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
收稿日期：1999—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