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环境下的中国经济地理重塑——“第一自然”的再发现与“第二自然”的再创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再发论文,地理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12)05-0018-13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初期，基于各种因素的综合考虑，中国实行了让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开放和率先发展的区域开发开放战略，这使国家的综合实力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巨大的跃升，但与此同时国内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也随之扩大。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按照“两个大局”的思想，中国陆续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一系列旨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从2004年开始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出现了下降趋势，但下降较为缓慢，并且当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程度仍大于21世纪初(覃成林等，2011)。这种地区差距不仅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层面，也反映在各省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较大差距上(豆建民，刘欣，2011)。
对于中国地区差距的成因，一般认为东西部之间的自然地理条件差异(金煜等，2006)、国际贸易和外资利用差异(万广华等，2005；彭国华，2007；钟昌标，2010)、国内资本投入差异(万广华等，2005)、教育和人力资本差距(陈钊等，2004；张海峰等，2010；韩兆洲等，2012)、财政支持差异(万广华等，2005；陈仲常，董东冬，2011；韩兆洲等，2012)等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也有研究发现东部沿海地区长期采用“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使其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在减弱(张润君等，2011)，这也可能是东部沿海的发展并没有对中西部带来正向促进作用的一个原因。
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对空间因素重视不够，如分析地区差距时大多是用地区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等空间特征不强的一般指标来做比较，虽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区差距的某些信息，却不够全面和深刻。二是全局性考虑不够，在分析地区差距成因时大多从非常具体的直接因素入手来探讨，缺少对更深层次根源性原因的认识，提出的对策也因此局限于一些细枝末节，缺少系统性、全局性的解决途径。鉴于上述情况，本文希望引入能够更好体现空间因素的指标来对中国内地的经济地理格局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从促进区域经济更加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系统性思路。
二、中国内地的经济地理格局现状及其成因
1.中国内地的经济地理格局现状
(1)全国存在4个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景观特征是集聚，表现为人口、产业(进而产出)等在特定地理空间载体上的高度集中，从经济指标来看就是特定地区的高人口密度和高经济密度。密度是能够较好反映区域发展空间特征的指标，本文也将以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和经济密度(万元GDP/平方公里)来体现不同地区的经济集聚发展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的相关数据，可以整理计算出2010年31个省区市①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见表1)。容易看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无论是从单位国土空间的人口密度还是经济密度来看，整体集聚水平最高的都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次之，而西部地区整体集聚水平较低，地区间的差距仍然较大。
为进一步分析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本文根据《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相关数据整理计算了各省份2010年的常住人口、辖区土地面积、GDP三项指标占31个省份之和的比重，并以此为基础得出“经济集聚指数”、“人口集聚指数”两个指标(见表1)。某省份的经济(或人口)集聚指数大于1表明其经济总量(或人口)的占比②高于其辖区土地面积的占比，反之则反。
对各省份的“人口集聚指数”和“经济集聚指数”分别以10为底取对数，然后将所得结果做成XY散点图(如图1所示)，图中横轴和纵轴相交于点(0，0)。处于图1中第一象限的省份是人口和经济两个集聚指数均大于1的，处于第三象限的省份是两者均小于1的，而处于第二、四两个象限的省份是两个集聚指数中一个大于1、另一个小于1③，由于图1的不同象限反映出各省份经济和人口的不同集聚水平类型，因此不妨称为人口—经济集聚发展类型分布图。图1中也画了一条贯穿第一、三两个象限(与坐标轴呈45度夹角)的虚线，在虚线上方的省份“经济集聚指数”大于“人口集聚指数”，即经济集聚的水平比人口集聚的水平更高，在虚线下方的省份则相反。
依据各省份在图1中所处象限不同，可以将31个省份划分为3类，但考虑到第一象限包含的省份较多，可以按处于45度角虚线的上方或下方的不同，将第一象限的省份再分为两类，由此31个省份可以分为4个类型(见表2)。其中，A类全是东部沿海发达省份；B类既包括中部6省，也包括沿海部分次发达省份和西部、东北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省份；C类包含的3个省份处于西部地区中上发展水平，但与B类有一定差距；D类是西部相对欠发达省份。
事实上这4个不同的地区类型也体现了各省份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相对位置高低，A类地区无疑是发展水平最高的第一梯度(图2灰色区域)，B、C、D类地区分别是全国区域发展的第二(图2网格纹区域)、第三(图2竖条纹区域)、第四梯度(图2白色区域)，由此构成了当前的中国经济地理格局。
(2)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内部存在明显差异。从上文分析可发现，虽然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呈现出显著的梯度特征，但客观存在的4个梯度并不是与传统意义上的东部、中部、西部、东北4大板块完全对应的。在东部10省市中，上海处于绝对领跑地位，北京、天津也处于领先水平，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福建稍微次之，而河北、海南的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在西部12省区市中，重庆、陕西处于领先水平，广西、四川、贵州次之，而其余省份相对落后。在东北3省中，辽宁相对发达，吉林和黑龙江与之相比有不同程度的差距。中部6省总体处于相近的发展水平。
2.中国当前经济地理格局的主要成因
天然存在的自然物和人类生产实践形成的人化自然物都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自然客体，其中前者在哲学中称为“第一自然”(First Nature)，后者称为“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可以把“第一自然”看做地区的先天禀赋，“第二自然”则是为了发展需要在先天基础上进行后天改造而形成的条件。中国当前经济地理格局的形成同时受先天、后天两种因素的影响，但本文认为先天因素是相对更为基础和主要的。
(1)“第一自然”优势：先天用地条件和区位优势带来的集聚效应。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呈现海拔差异明显的三大阶梯，西部以山地、高原和盆地等地形地貌为主，东部以丘陵和平原为主，从适宜城市建设、三次产业发展等方面来看，无疑东部具有先天用地条件优势。东部的区位优势也是明显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海运因为其单位运输成本的低廉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运输方式，与其他一些面积较大的国家(如美国、俄罗斯等)几面临海的地理格局相比，中国的海岸集中分布在东部，中西部则是内陆，那么东部很自然地就成为吸引各种资源和要素高度集聚的前沿区域。而在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各省份中，中部各省份以及邻近中部的西部相关省份在区位条件和用地条件等先天禀赋方面优于西部地区其他省份，因此又获得了相对较好的发展。
(2)“第二自然”改造：后天因素对先天优势的强化。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优先选择了东部，由此带来政府、市场等各种力量对东部“第二自然”条件的不断改善。于是也会有人据此认为东部的发展并不尽然是先天的“第一自然”优势带来的，后天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国家当初为什么选择了东部沿海作为率先开放和发展的地区呢？答案很明显，因为东部具有巨大的先天优势，比国内其他地区更能得到市场主体青睐，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有利于迅速提升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此外，在西部开发进程中，重庆、陕西、四川、广西等“第一自然”优势相对更明显的省份也自然成为优先发展的重点区域。由此可见，不管是国家的政策选择，还是市场力量的推动，其最终形成的“第二自然”条件，总体上仍更多地体现为对“第一自然”先天优势的正向激励和强化。
三、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理论可行性
针对中国东部沿海和内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研究很多，缩小地区差距、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促进区域经济更加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上文的分析表明，东部沿海地区拥有先天优势条件，而在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下，后天因素往往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去巩固和强化具有先天优势的地区，那么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是可行的吗？本文认为有4个方面的因素表明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有可能变得更加协调。
1.内陆经济加快增长表明重塑经济地理存在可能
得益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深入推进，“十一五”期间中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加快，经济增速等主要指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也快于东部)，在全国GDP、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均有提高。虽然与沿海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包括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等)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相对实力得到提升也表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以及促进经济地理格局发生有利于内陆地区的变化并非是不可能的。
有观点认为内陆地区经济总量占比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与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沿海开放型经济发展造成较大负面影响有关。对此，本文也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同时也应该客观地看到，近些年来内陆地区的发展条件和软、硬件环境确实在悄然改善，而且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包括国家批准中西部相关地区设立的若干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④等带来的系列扶持政策，也都为相关地区的经济较快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相信在国家大力提振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内陆地区良好的发展势头将会得到进一步延续。
2.内陆中心城市的崛起成为重塑经济地理的推动力量
在中西部地区相关省份整体经济发展加快的同时，其中具有重要“增长极”作用的若干中心城市也正在逐渐崛起。根据倪鹏飞等(2011)《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分析评价，中西部18个主要中心城市(直辖市、省会或首府城市)⑤中，进入2010年前50座最具竞争力城市的有长沙、武汉、成都、重庆、西安、郑州、南宁(见表3)。仲量联行(Jones Lang LaSalle，2012)的《中国新兴城市50强》报告中也高度关注中西部地区正在崛起的中心城市，该报告把中国内地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传统一线城市(核心型)之外的城市分为三线城市(起步型或新兴型)、二线城市(增长型)和1.5线城市(二线向一线过渡型)。其中，中西部地区的成都、重庆、武汉被列为1.5线城市，西安、长沙、合肥、郑州被列为二线城市。
虽然中西部地区整体发展水平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但上述的竞争力排名和城市类型划分反映出中西部地区一些主要中心城市仍然具有较强的综合或单项竞争实力，在本地区、甚至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这些内陆中心城市的崛起，将成为未来进一步促进内陆地区经济地位提升、进而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推动力量。
3.内陆开发开放的“第二自然”条件不断改善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对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大大增强，特别是主要中心城市的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内陆扩大开放的条件日渐趋于成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西部地区的交通等基础设施不断改善，铁路、高速公路等路网密度进一步加大，物流运输更加顺畅，缩短对外联系的时空距离。其中河南、宁夏、山西的铁路路网密度进入31个省份前10位，河南、重庆的高速公路路网密度进入前10位⑥。二是在国家加快内陆开放政策指引下，给予中西部地区很多开放平台建设上的扶持，包括设立内陆唯一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重庆两江新区”，以及设立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广西钦州保税港区、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西安综合保税区、新疆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武汉东湖综合保税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等一批国家级综合保税区(保税港区)，这些都成为中西部内陆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4.“第一自然”的“再发现”可能使内陆劣势区位发生转变
近年来，中国与欧盟贸易稳步发展，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全面实施，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12月7日发表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2010年欧盟、美国、日本是中国最大的3个货物贸易伙伴，而东盟作为中国第4大货物贸易伙伴，贸易比重直逼日本⑦。中国与前4大货物贸易伙伴的贸易比重之和已经接近50%，在这样的对外贸易格局下，向东开放(与美国和日本的主要贸易通道方向，以及对欧传统海运通道方向)仍然是重点，而与此同时向西开放(对欧开放的陆上通道方向)、向南开放(与东盟、大洋洲等地区的主要贸易通道方向)将不断升温，在这两个开放方向上中西部比东部更具地理区位优势，因此很可能会使中西部内陆原本处于劣势的地理区位逐渐成为潜在的优势经济区位和新兴开放热点，这是在当前对外开放新形势下对中西部内陆地区“第一自然”(先天条件)的“再发现”。
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对外贸易中一些新兴高附加值产品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这类产品对物流运输成本的敏感度较低，而对运输时间有较高要求。近年来中西部地区铁路、高速公路、内河港口、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顺应了这些因素变化的需要，逐渐吸引了一些对物流运输成本不太敏感的产品放弃海运、改为通过铁路甚至航空运输运往欧洲等市场以达到节省运输周期的目的，于是诸如“渝新欧(重庆—新疆—欧洲)”国际铁路运输大通道等得以出现，中西部一些地区的航空货运需求也开始增长。这些种种迹象似乎也印证了对中西部“第一自然”条件“再发现”的结论。
四、开放环境下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并且将进一步完善区域开放格局，把扩大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协同推动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上文正是在开放环境下以沿海—内陆开发开放联动的视角，对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陆的“第一自然”条件有了一个全新的“再发现”。然而，过去对各地区进行改造(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等)所形成的“第二自然”条件，是以当时对各地区“第一自然”的认识为基础的，未来则应该以上文的“再发现”为基础来对相关区域的“第二自然”条件进行“再创造”，从空间重构、交通设施建设、制度安排等方面入手，提高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水平和在全国经济地理格局中的地位。
1.集聚：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空间重构途径
集聚是经济要素在特定区位的高度集中，本文对中国经济地理空间重构的基本思路是，继续促进东部沿海良好发展，并提高中西部内陆的区域经济地位，这两者都需要通过集聚来实现。沿海过去的发展是集聚的结果，未来继续发展繁荣也要依靠集聚；内陆提升区域经济地位也不可能通过“遍地开花”的平衡发展来实现，仍需通过主要中心城市和区域的集聚发展来进行重点突破。
(1)沿海地区整体上的进一步集聚及其内部核心城市向外围次级城市的疏解。从表1中可以发现，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的相关省份“经济集聚指数”都高于“人口集聚指数”，人均收入水平必然较高，这会使得人口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聚，进而带来更大的经济集聚，因此沿海地区将继续作为全国集聚发展的领跑区域。但从长期发展来看，在促进经济集聚的同时，沿海地区应该有意识地更多关注人口集聚，使更多人口能够分享到集聚带来的“红利”。当深入到省内的城市层面时，还应该要认识到，这些省份的核心城市与外围次级城市的发展方向应该有所不同。①核心城市的集聚终会有限度。三大经济圈核心城市的人均收入会比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更高，并远高于中西部内陆的水平，巨大的“势差”会对人口产生强烈吸引作用。但这终会有一个度，不可能像“黑洞”一样永远集聚下去，过度集聚而超过核心城市的承载能力就可能带来一系列问题。集聚不仅带来累积循环式的发展和进一步的集聚，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也会带来竞争不断加剧等负面力量反过来影响集聚的继续进行，这是新经济地理揭示的经济集聚过程中不同方向作用力的角逐与最终均衡状态产生的内在机制(Krugman，1991)，“威廉姆森假说”(Williamson Hypothesis)也认为空间集聚达到某一门槛值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变小，甚至不利于经济增长，徐盈之等(2011)、孟可强和陆铭(2011)对中国相关区域的实证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点。此外，过度集聚还会产生广受诟病的各种“城市病”等。②外围次级城市的加快发展成为必然。这个判断基于三个观点：一是沿海地区在大宗货物的国际运输中仍有较大成本优势，因此人口和经济将会继续向沿海地区集聚，如果核心城市的集聚终有限度，那么沿海新的集聚区域必然是外围次级城市。二是外围次级城市有提高人口和经济集聚程度的空间和容量，毕竟它们与目前核心城市的集聚水平还有差距，短期内不至于达到过度集聚的程度。三是邻近核心城市的良好区位，使外围次级城市拥有人口众多、购买力较强的巨大成熟市场，并与核心城市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能就近承接核心城市的产业、要素、科技等各种“溢出”。具体而言，外围次级城市既包括三大经济圈内的次级城市，也包括稍逊于三大经济圈的福建、河北、海南等东部省份，以及虽然被划到西部但实际也具有沿海区位的广西的相关城市。结合吴垠(2010)的分析，本文甚至认为这些外围次级城市可以作为我国“后工业化经济试验区”的备选地，能够为全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进行更多探索。
(2)内陆地区主要中心城市及区域的集聚发展。内陆的区域经济地位提升不可能靠平衡发展来实现，而必须在加快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中，选择若干发展基础好、潜力大的主要中心城市及区域进行重点突破。①从省级区域层面来看。上文分析表明，处于第二梯度的相关省份是最有发展潜力的，但尹虹潘(2005，2006)的理论研究表明，大城市(或发达区域)对于其辐射范围内的其他城市(或区域)具有“屏蔽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被辐射城市(或区域)成为经济中心。许政等(2010)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和到沿海的地理距离存在“～”型关系，即随着与沿海的距离增大，首先会经历经济增长的逐渐下降(大约是从沿海城市到中部相关城市⑧)，超过一定距离之后会形成新的增长中心(大约是在重庆、成都、西安的区位)，远离新增长中心之后会再次下降。综合分析沿海三大经济圈的辐射能力、各省份市场分割带来的省际“边界效应”对沿海辐射的削弱等因素，本文认为直接与沿海省份相邻的其他省份从长期来看会得到较好发展，但难以成为具有很强影响力的区域经济中心。而重庆、四川、湖北、陕西等省份与沿海三大经济圈的距离适中，恰好处于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影响力减弱到低谷之后适宜形成内陆经济中心的区位。②从城市层面来看。根据倪鹏飞等(2011)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部地区的武汉、长沙、郑州，西南地区的重庆、成都⑨，以及西北地区的西安是中西部内陆地区竞争力相对较强的主要中心城市(见表3)。结合许政等(2010)的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认为重庆、成都、武汉、西安4个中心城市和以它们为基础形成的经济区(城市群)更适宜作为内陆地区的经济中心，而长沙、郑州则更容易受到沿海发达地区“屏蔽效应”的影响而受到制约。在此思路下，应该进一步推动成渝经济区、武汉城市圈、关中—天水经济区的战略合作，逐渐形成以重庆、四川、湖北、陕西4省市为主的一个内陆连片发达地区，既可以较好辐射内地市场，又同时连接内陆向东、向西、向南三个主要开放通道，使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对外开放在此形成联动。图1反映出该区域的“经济集聚指数”都低于“人口集聚指数”，因此在促进人口和经济都进一步集聚的同时，需要更多关注经济集聚水平的提升，这可以从吸引高素质人才、提高人力资源层次的角度入手来解决。
(3)新的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对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空间重构设想如下(见图3)：①目前沿海地区内集聚程度相对次之的河北、海南会进一步发展，广西虽被划到西部地区，但本身具有沿海的区位，将是未来面向东盟开放的前沿，集聚发展水平必然得到较大提高，于是将形成从辽宁到广西和海南的沿海连片发达地区(图3灰色区域)，该区域处于领跑全国的第一梯度，主要辐射带动与之直接相邻的相关省份。②中部和西部结合地带的重庆、四川、湖北、陕西本身具有相对较好的发展基础，所处区位又适宜形成区域经济中心，因此将通过集聚发展成为内陆地区的连片发达地区(图3灰色区域)，跻身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梯度(或至少是准第一梯度)，既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形成开发和开放的互动，又辐射带动西部广大地区。③除湖北之外的中部其他5省，以及东北的吉林，在沿海地区的辐射带动下实现较好发展，将会继续处于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二梯度(图3网格纹区域)。④在图1中，宁夏、黑龙江、云南、甘肃4省区在落后省份中更靠近原点，集聚发展的基础相对略好，受全国向西、向南开放以及中俄贸易发展的带动，其区域经济地位可能会得到一定提升，将与贵州一起成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三梯度(图3竖条纹区域)。⑤内蒙古、新疆的部分区域可能会发展相对较好，但难以覆盖全域；青海、西藏则受到自然地理等因素的更大限制。因此该4省区从整个辖区范围来看，不会成为集聚发展水平很高的省份，将处于全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四梯度(图3白色区域)。
图3 中国经济地理空间重构设想示意
(4)科学布局农业发展空间保障粮食等农产品供给安全。前述经济地理空间重构思路重点关注了城市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但中国拥有13亿多(近14亿)人口，在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必须得到有力保障。①中国的农产品供给主要应由自己保障。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主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大量依靠进口来解决，从国际农产品市场来说，巨大的需求量可能难以得到充分满足，并且会大幅抬高国际农产品价格而使得中国无法承受；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也将带来巨大的隐患。②必须为农业发展留足空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发[2010]46号)提出重点建设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流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华南、甘肃新疆7个农产品主产区，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从大区域来看，前述农产品主产区与本文希望重点发展的区域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这是相关区域的“第一自然”条件决定的，地势相对平坦、用地条件好的地区既适合农业发展，也是人口集聚、城市和非农产业发展的首选之地，农业用地和城市用地的矛盾难以完全避免。鉴于此，首先要确保国家确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不被突破，并且在城市建设和非农产业发展中注重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高效利用，适度提高城市经济发展的集聚水平来减少对农业用地的占用，通过科学规划来协调农业用地和城市用地的关系。此外，经济圈内各城市之间、不同经济圈之间的土地空间都可以用来发展农业，不仅可以为城市居民生活提供蔬菜、水果、花卉苗木等农产品供给，还可以有效改善大都市地区的整体生态环境和景观，有助于提升城市的宜居度。
2.通畅：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交通设施保障
交通基础设施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刘勇，2010)，如果建设滞后将会导致整体经济效率低下(赵坚，2009)。因此通畅是对“第二自然”进行再创造的重要目的之一，通过铁路(包括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强化主要经济集聚区的区位优势，使其对外联系更加便捷，物流运输成本更趋降低，也有利于推动不同经济集聚区之间的协调互动发展。此外，还需要贯通另一些从更深层面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通道(详见图4，图中灰色区域为中国主要的经济集聚区，即设想中的未来第一梯度地区，实线通道为主要经济集聚区之间的连接通道，虚线通道为重要战略通道)。
(1)主要经济集聚区的内外通道建设。①两个主要经济集聚区内部的连接通道。内部通道建设有利于促进各经济集聚区内的不同省份在发展中形成合力。沿海经济集聚区现有的交通基础条件相对较好，但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争取在未来一个时期形成上海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物流中心。而上文构想中的内陆经济集聚区在交通设施建设上还稍显滞后，不能完全满足未来发展需要，应该通过一批大通道建设，形成重庆、成都、武汉、西安等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使西南、西北、华中地区能够便捷地互联互通，而由于相关各省份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秦岭和大巴山区地形地貌的影响和制约，会给大通道建设增加困难，因此应该更加重视。具体通道包括：一是沿海经济集聚区内部通道，从环渤海地区—长三角经济圈—海峡西岸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圈—北部湾经济区的铁路、高速公路综合连接通道，把沿海地区串成一个整体。二是内陆经济集聚区内部的通道，应该加快形成武汉—重庆—成都—线的水路、铁路、高速公路综合大通道，以及该三个中心城市连接西安的铁路、高速公路综合大通道，促进4个中心城市及对应的经济区融合发展。②两个主要经济集聚区之间的连接通道。区际连接通道建设有利于增强区域发展互动，为沿海—内陆开发开放联动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一方面使内陆地区的大宗商品通过完善的陆海联运通道体系便捷出海，通达众多的环太平洋国家(地区)，扩大向东、向南开放，另一方面也使沿海地区的高附加值商品经过内陆经济集聚区从陆上大通道更快到达中亚和欧洲国家(地区)，扩大向西开放。这样才能真正把中国大陆扩大开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结合起来，使不同区域的对外开放优势为全国所共享，不同方向的对外开放形成全面互动，全国的区域开发开放格局更加完善。具体连接通道包括：一是沿长江以及相同走向的铁路和高速公路等交通干线连接武汉城市圈与长三角经济圈的东西向大通道。二是沿陇海线连接长三角经济圈和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大通道，该通道向西延伸经兰新线可以进一步通往中亚、欧洲。三是沿京广线形成环渤海地区—武汉城市圈—珠三角经济圈的铁路、高速公路综合大通道。四是环渤海地区—山西(或河南)—关中天水经济区(或成渝经济区)—滇中地区的铁路、高速公路综合大通道。五是成渝经济区—湖南—珠三角经济圈的铁路、高速公路综合大通道。这些大通道建成后，新的“第二自然”条件将对开放环境下中国经济地理的空间重构形成有力的支撑作用。
(2)重要战略性通道建设。这里要说的主要是进藏的几条战略通道，西藏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稳定发展的重要战略区域，从更深层面上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因此虽然西藏并不是主要的经济集聚区，但也必须打通连接西藏与内地的战略通道。在本文的构想中，进藏大通道应该包括三条：①青藏战略大通道。以目前已有的青藏铁路为基础，研究和规划建设相同走向的高速公路等其他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形成综合性的战略大通道，提高运输保障能力。但只有青藏大通道是不够的，原因在于目前进疆、进藏过度依赖兰州作为枢纽，不利于特殊情况下的战略安全保障，必须打通多条进藏通道，增强特殊情况下的抗风险能力和保障能力。②川藏战略大通道和滇藏战略大通道。适时研究和规划建设从四川进藏的川藏铁路和从云南经昌都进藏的滇藏铁路，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形成以川藏、滇藏两条铁路为依托的进藏战略文通道。⑩
图4 中国主要经济集聚区连接通道及战略通道设想示意
3.开放：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基础制度安排
本文对于中国各地“第一自然”的“再发现”是以新的开放形势为背景的，对于“第二自然”的“再创造”也将基于中国的开放经济发展环境，开放是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基础性制度保障。这里所说的开放，既包括各地区的对外开放，也包括以打破省际行政分割为目标的国内地区间开放。
(1)内陆开放政策的持续推进。沿海地区的开放程度已经较高，但内陆开放还不够，扩大内陆开放符合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的总体政策导向。主要包括五方面支持政策：①传统的财税金融支持，如企业投资所得税优惠、对重点城市建设的财政经费支持、区域发展专项转移支付、投融资支持等，弥补内陆地区发展中的资金不足。②重大开放平台建设支持，上文已经说到国家在内陆省份设立各种类型的综合改革试验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等，除了这些之外，还应该协助内陆省份营造开放条件，比如“渝新欧(重庆—新疆—欧洲)”国际铁路贸易通道建设中协调沿线国家创新通关模式，以及支持有一定实力的内陆地区“走出去”开展境外投资等。③重大项目布局支持，加快实施涉及内陆省份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部分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的布局上向内陆主要中心城市适度倾斜，促进内陆地区承接符合国家产业导向的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等，特别是要发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业，并且通过产业集群等方式提高中间投入资料(如零部件)的本地化配套能力，以规避运输成本劣势。④人力资本支持，重点加强内陆地区的教育发展(也包括技能培训)，同时以优惠政策引导高素质人才到内陆主要中心城市工作。⑤重点要素和资源能源保障支撑，如内陆主要中心城市发展中的土地利用、能源需求等方面应给予必要的保障。内陆开放水平提高将直接促进内陆发展水平(进而是区域地位)的提高，可以在不牺牲沿海地区发展效率的前提下推动内陆地区发展，是一个“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的过程。
(2)要素资源等自由流动与跨地区反哺机制的建立。从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等要素流动的内在规律来看，应该逐步破除地区行政分割等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这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内陆主要中心城市及经济区对劳动力等要素的进一步集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符合国家发展的整体利益，而且这本身也是一个让更多劳动力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因此要通过扩大国内地区间开放来降低劳动力等要素资源流动的限制，并且在发达地区制定城市规划时充分考虑外来人口流人因素，使规划和建设适度超前，为吸纳人口跨地区转移预留空间。不仅是劳动力自由流动，部分学者(陆铭，2011)提出的建设用地指标跨省转移等，在适当的时机都可以进行试点探索。但与此同时，既然沿海地区、内陆主要中心城市等相对发达地区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获益者，那么也应该要建立起相应的反哺机制。①对劳动力的反哺机制，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大量集聚到相对发达地区务工，为这些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并没有获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发展成果分享权，在就业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在现有制度环境下的解决思路是促进城乡就业、户籍、土地利用、财政等一系列政策的跨地区联动运行，保障跨地区就业者平等地享有相关权利。②要素集聚地区对要素流出地区的反哺机制，发达地区吸引落后地区的劳动力等要素和其他资源流入而获得了大发展，这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发展权”由落后地区向相对发达地区的转移，因此作为受益者的发达地区应该探索通过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包括资源税)等形式对要素流出地区进行补偿，这种基于“卡尔多—希克斯改进”(Kaldor-Hicks Improvement)思路的补偿方式，有助于落后地区发展条件的改善，与本文提出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根本目的也是一致的。
(3)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的逐步缩小。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希望各地区的居民能够在生活水平与质量上逐渐缩小差距，而并不是单纯追求地区发展水平的完全均衡。世界上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大多都是一方面促进生产活动的集中化，另一方面通过实行各种政策来使各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各种公共服务)差距缩小(World Bank，2009)。中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由地方政府提供，不同地区政府财力的大小决定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高低，发达地区政府有更强的财力，能提供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落后省份则相反。要使不同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关键还在于省际开放，一是省际开放促使人口向相对发达地区集聚，有利于降低公共服务的供给成本，并让更多人能得到发达地区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二是省际开放条件下可以通过上述的跨地区反哺机制，由发达地区为落后地区提供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经费来源。但也要认识到，短期内很难使中国各地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绝对均等，因此一些相对落后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要根据自身所处发展阶段量力而行，现阶段只要使地区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不成为人口跨地区流动的主要诱因就可以了，至于更高程度上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应该在未来一个时期内随着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而逐步实现。
面对中国当前的地区经济差距，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无疑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如何重塑却是个难题。近年来中国向西、向南开放正在逐渐升温，而一些对物流成本不敏感的高附加值产品贸易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些新形势的出现促使我们去对中国沿海、内陆的“第一自然(先天条件)”进行“再发现”，得出的结论是沿海地区将继续作为人口和经济集聚的重要区域并领跑中国经济发展，而中西部内陆地区原本远离东部沿海的劣势地理区位在新的开放形势下有望成为潜在的优势经济区位，由此内陆地区部分主要中心城市及区域也可能成为新兴的“增长极”。基于这样的“再发现”，本文提出以集聚为途径重构区域发展空间结构，以通畅为目的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开放为基础合理进行制度安排，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第二自然”条件“再创造”来促进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塑。
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过程中，不能违背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去片面追求缩小地区经济的绝对差距，那样可能会牺牲国家发展的整体效率和利益。未来各省份之间，在经济体量、集聚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距都可能会长期存在，应该在承认这个客观现实的前提下，通过集聚促进沿海地区继续发展和繁荣，也通过集聚推动内陆地区主要中心城市和区域加快崛起，以提高内陆地区在中国经济地理格局中的整体地位。同时，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促进不同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形成以人为本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局面。
①本文主要探讨的经济地理格局，因此文中未对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进行分析。
②这里的占比均是指一个省份的某指标占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该项指标之和的比重，下同。
③从实际的计算结果来看，没有处于第二象限的省份，处于第四象限表明该省份的“人口集聚指数”大于1而“经济集聚指数”小于1。
④比如，国家2007年6月批准重庆市、四川省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12月批准武汉城市圈、长珠潭城市群设立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0年12月批准山西省设立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⑤考虑到目前中西部地区发展中主要还是依靠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来作为主要带动力量，所以没有把一些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上榜的一般地级城市作为关注的重点。
⑥相关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各省份的铁路营业里程、高速公路里程除以各省份的辖区面积得到。
⑦2010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占中国货物贸易比重为9.8%，非常接近于中国与日本货物贸易的比重10.0%。
⑧这可以理解为与沿海省份直接相邻的相关中部省份处在沿海地区辐射范围内，受到“屏蔽效应”影响，因而难以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经济中心。
⑨在本文的空间重构思路中，广西已被作为沿海地区对待，所以这里所说的西南地区不再考虑广西。
⑩本文限于篇幅主要阐述了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构想，但除了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之外，相应的信息基础设施、能源保障基础设施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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