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道路与方法的庄子之“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道路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无疑是庄子哲学乃至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很久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用西方哲学中的范畴概念来对“道”加以阐释和解读，例如说“道”就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逻各斯”、“规律”、“绝对精神”等等。这种阐释和解读一方面固然使“道”所蕴含的某些意义得以敞开，但同时却又使其所蕴含的另一些意义被遮蔽了。作为哲学范畴的“道”，与产生这一哲学范畴的古代汉语中作为普通名词或动词使用的“道”字，在意义上隐含着微妙的内在联系。而当我们用西方哲学范畴来阐释和解读“道”时，无意中就疏远和隔绝了这种联系，从而难免导致对“道”的一定程度的误读。“道”究竟是什么，最终还是要在产生“道”这个范畴的原来的语境中才能真正说清楚。因此，回到古汉语的语境中来探究“道”字的本义，与借用西方哲学范畴来解读“道”的意义，两者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妨暂且将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引入的诸如“本体”、“逻各斯”、“规律”、“绝对精神”等等概念范畴悬置起来，直接面对庄子哲学文本中“道”这个字本身，就这个“道”字来论“道”，对之作一番语源学和语义学的重新考察，弄清“道”这个字究竟指称什么，表达什么。这对于深入理解庄子乃至整个中国哲学中的“道”概念应该是有益和必要的。
一
《说文解字》曰：“道，所行道也，从辵首。一达谓之道。”《释名·释道》曰：“道，一达曰道路。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践蹈而露见也。”这是“道”字最初的意思，也是其最基本的意思。“道”就是人所践蹈出来，并供人行走的一条路。“道”作为行走之道路的用法，在周秦文献中举不胜举。如《易》云“履道坦坦”，“反复其道”；《诗》云“行道迟迟”，“周道如砥”等等。由于道路是人行走出来的，又引导着人们的行走，所以“道”字又用作动词表示行走、经过、疏导、引导等动作。《书·禹贡》曰“九河既道”，这个“道”就是动词，指开辟，疏导。《荀子·王霸》：“故古之有大功名者必道是也”，《注》云：“道，行也。”《释名·释言语》：“道，导也，所以通导万物也。”
借助于道路，人们可以从所在的地方通往某个目的地，达到某个目标。从这个意义上又引申出“道”作为比较抽象的途径、手段、方法的意义。如《诗·大雅·生民》：“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这个“道”就是指种植的方法。作为“方法”的“道”往往是指正确的方法，如《论语·里仁》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作为方法的“道”，与“术”有密切的关系。从字源上来看，“道”、“术”皆与“行”有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毛传每云行道。道者人所行，故亦谓之行。”“道”字从“辵”，“辵”即行走之意，而“术”（術）字也从“行”。新出土的荆门郭店楚简《老子》中许多地方的“道”字写作“
”，明显可以看出其与“术”（術）在字形上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抽象提升，“道”又具有了“道理”、“规则”的意义。《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于是有“天道”、“地道”、“人道”、“王道”、“圣人之道”、“君子之道”等等说法。但即使在抽象为道理或规则的“道”中，也仍然保留了“道”作为“道路”的初始意象。正如孟子所说的：“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孟子·告子下》）。表明抽象的“道”仍然保留着“道路”意象的一个明显的标记，就是这个抽象的“道”字仍然时常与“行”字发生联系。如《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滕文公下》：“行天下之大道”。同时作为抽象的“道理”的“道”也往往包含着作为方法的含义，是一种可以被人所“用”的方法，如用来治国，用来修身等等。如《墨子·尚贤中》说：“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则不窕，小用之则不困，修用之则万民被其利，终身无已。”相应于“道”的名词意义的抽象，“道”作为“行”的动词意义也被抽象了。《荀子·议兵》云：“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这里的两个“道”是动词，但却并非指一种具体的形体动作，而是指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行为。
“道”字用作动词的另一个常见的意思，是言、说。《广雅·释诂二》：“道，说也。”表示言说的“道”字在古代文献中也是很早就出现了。如《诗·鄘风·墙有茨》：“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者，言之丑也。”“道”作为言说之意，在先秦诸子文献中仍然十分普遍，如《论语·宪问》：“夫子自道也。”《孟子·滕文公上》：“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梁惠王上》：“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又如《墨子》引诗书往往说“《周颂》道之曰”、“《皇矣》道之曰”、“《吕刑》道之曰”等等。
综上所述可见，古汉语中的“道”字，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作为一个名词，或中国古代所谓“名”，“道”所指称的对象就是人们行走的道路，并由此引申指称通达某个目标、实现某种目的的途径、方法，再抽象为道理、规则之义。而作为动词的“道”，则指“行”与“言”，亦即行动与言说。但是名词、动词的区分是现代语法理论引进之后才有的。在古人那里并没有明确这种区分，名词之“道”、动词之“道”其实是同一个“道”字，只不过在具体上下文中呈现着不同的意义。但既然是同一个字，它所呈现的不同意义之间必然有某种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在古人那里恐怕要比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密切得多，也自然得多，而其中所蕴含的反映古人思维特质、富于哲学意义的重要信息，则可能早已被我们现代人所遗忘。
尽管“道”的含义从具体的道路演进为抽象的途径、方法、道理，其作为道路的基本意象以及包含“行”与“言”的意义，始终潜存于“道”的概念之中。由于“道”是人行走出来的，所以“道”与人的“行”有密切关系。一方面“道”是“行”的结果，在无路之处，人的“行”将开辟道路，故“行”也就是“道”。另一方面，在有了“道”之后，人的“行”又以“道”为引导，故“道”又成为“行”的规范。而“道”与“言”的关系也当如此理解：一切“道”理，皆与“言”说有关。任何道理、规则、规律，只有当它们借助“言说”表达出来之时，才成为对于人而存在的道理。面对浑沌世界，人总要寻求个说法；一旦有了个说法，这个说法（言）就成了“道”。而一旦这个说法（言）成了“道”，则这个“道”又规范、引导、制约着人们的“言”（注：关于“道”与“言”在《庄子》文本中的复杂关系，笔者在《“道言悖论”及庄子对言说方式的怀疑、改造与创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一文中曾作了论述。）。总之，“道”就在人的“行”与“言”中诞生，“行”与“言”开辟着“道”；而反过来“道”又引导着人的“行”与“言”。“行”与“言”的交互作用使得“道”、“行”、“言”三者总是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这也许正是“道”这个字既指道路与方法，又指人的“行”与“言”所隐含着的哲学上的深意。
二
“道”字指道路及“行”与“言”的普通用法，在《庄子》书中都不难找到。而作为比较抽象的手段、方法的“道”则更多，如“养生之道”、“存身之道”、“内圣外王之道”、“长生安体乐意之道”等。“道”又往往归属于不同的人，故有“圣人之道”、“黄帝尧舜之道”、“老聃之道”、“夫子之道”乃至“盗亦有道”等等。当然，还有作为庄子的最高哲学范畴的那个“道”，或曰“至道”、“大道”。但人们在论述庄子之“道”时，往往倾向于把这个作为最高哲学范畴的“道”同其他意义上的“道”完全割裂开来，遗忘了这个“至道”或“大道”在古代语言环境中的原初的语义联系。而我认为这个作为哲学范畴的“至道”或“大道”的本质，恰恰隐藏在它与作为普通词语的“道”字的原初语义的割不断的联系之中。
在论及庄子之“道”的论著中，人们大抵都会引用《大宗师》中“夫道，有情有信，……”这段文字，作为庄子之“道”的经典定义。由于其中讲到“道”是“生天生地”，“先天地生”，故人们经常据此把庄子的“道”解释为“世界的本原”。然而人们在这里似乎忽略了庄子文章善于夸大其词、渲染描绘的特点。《逍遥游》说鲲鹏之大“不知其几千里”，对此，人们并不当真以为庄子真是在叙说一个他认为是真实的事实或道理，旨在说明当时物种中有体积大到几千里的鸟或鱼。安知这段论“道”的文字不也是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荒唐谬悠之说呢？再者，庄子在这段文字中说这个“道”是可以被人“得”到的，伏羲氏、肩吾、黄帝、颛顼、西王母、傅说等人都曾“得之”。如果说“道”就是指世界的“本体”或“本原”，那么所谓人得到世界之“本体”、“本原”将是怎样的情景？实在匪夷所思。
联系《大宗师》全篇上下文来看，把这里的“道”理解为一种超脱生死的“途径”、逍遥尘垢之外的“方法”，或一种神奇的“道术”，恐怕更切合其本来的意思。
关于“大宗师”的题意，古人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大宗师”指一种遗形忘生，进入无心境界的方法。如崔譔曰：“遗形忘生，当大宗此法也”。郭象曰：“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富，其所宗而师者无心也。”（注：《庄子集释》卷三，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82，224页。）。
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宗师”是指“道”。如林希逸曰：“大宗师者，道也。犹言圣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注：《庄子鬳斋口义》卷三，中华书局，1997，97页。）
其实这两种解释并不矛盾，因为《大宗师》中所谓“道”就是指的那个方法，而所谓遗形忘生，进入无心之境的方法，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道”。总之“道”即“方法”，“方法”即“道”。《大宗师》旨在对人说，我这里有个极其了不得的“方法”，叫做“道”，你一旦得了这个方法（道），就可以成为“真人”，进入不生不死，无古无今的彻底解脱境界。大家都应当来学这个方法，以它为师，所以叫“大宗师”。
《大宗师》开头先说一般的知识最多不过可以帮助人“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从而充分享用“天年”不至于中道夭折。但是仅此而已，还是不能彻底消除人的忧患和痛苦。人终将面临一死。有没有彻底摆脱了忧患与痛苦的人呢？有的，这就是“古之真人”。有什么方法能使人彻底解脱吗？有的，这就是“道”。于是《大宗师》接着介绍了一番“古之真人”的神妙，说他们“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其寝不梦，其觉无忧”；“不知说生，不知恶死”等等，是完全没有忧患和痛苦的人。“古之真人”何以能进入这种境界呢？因为他们有“道”，即掌握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奇妙方法。这个“道”到底如何呢？于是就有了“夫道，有情有信”，“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这一段吹嘘，然后又说狶韦氏得之如何如何，伏羲氏得之如何如何，以说明“道”之灵验。接下来便讨论如何“学道”、怎样“得道”，包括南伯子葵传授七个步骤、颜回在仲尼指导下实践的“坐忘”等，并以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等人物说明“得道”之后的境界与气象。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夫道，有情有信”一段文字，而是把它放到《大宗师》全篇上下文中来理解，则这个“道”字作为一种“方法”和“道术”的意义就可以看得比较明显了。
此外，一个词语或概念的意义，总是在与其他词语和概念发生关系时才显露出来的。因此，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察《庄子》书中的“道”字以及与“道”字发生联系的其他字词之间的相互语义关系，来进一步探究“道”的意义。
在《庄子》书中，即使当“道”作为抽象概念使用时，其作为道路的基本意象仍然隐含其中，每当“道”字与其他一些字发生联系时这种隐含着的意义便显露了出来。许多与“道”相关的动词或形容词，都强烈地提示“道”作为道路与途径的原初意义。如“道”字常与“行”字相联系：“道行之而成。”（《齐物论》）“行于万物者，道也。”（《天地》）“道固不小行，……小行伤道。”（《缮性》）“与道相辅而行。”（《山木》）等等。与“道”经常发生联系的词还有“通”、“达”等。其例句如：“道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齐物论》）“不通于道者，无自而可。”（《在宥》）“通乎道，合乎德。”（《天道》）“君子通于道之谓通。”（《让王》）“去德之累，达道之塞。”（《庚桑楚》）等等。
此外如“缘道”、“循于道”、“致于道”等等说法，也都提示“道”作为道路的意思。而“通”、“达”等词的反义词如“壅”、“塞”等，则也作为“道”所欲否定的意义，如“道不可壅”（《天运》）；“凡道不欲壅，壅则哽……”（《外物》）；“去德之累，达道之塞”（《庚桑楚》）等。
从“道”字与“行”、“通”、“达”等词语的密切关联可以看出，“道”的最基本的意象就是一条通达的路。虽然作为一个哲学范畴，“道”被抽象了，但是它的原始意象仍然保留在其被抽象了的含义里面，这种含义就是“道”是一个可“行”的路径，或是一个“行”的过程，借助于“道”，人们可以“通”往某个方向，“达”到某个目标。
三
与“道”相关的另一组词语，则表明“道”是可以由人通过某种特别的方式加以掌握和运用的。这一组词语包括“有”、“得”、“为”、“治”、“闻”、“知”等等。“道”是可以被人拥“有”的，“有道”或“无道”，也是《庄子》书中经常提到的一个话题。讨论这个话题本身就意味着“道”这个东西是可以被“有”的，既可以被国家乃至天下所“有”，也可以被某一个人所“有”。
需要指出的是，“有道”还是“无道”的问题，与“道”是“有”还是“无”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有道”“无道”是说这个“有”字的主语所代表的主体是否拥有这个“道”，不管这个“有”字前面是否有一个主语出现，它都有一个逻辑上的主语。但这个“有”并不是说那个主语本身是“有”还是“无”，而是说那个主语是否“有”这个“有”字后面所跟随的那个宾语所指的对象。这也正是“有”这个词并不总是可以拿来翻译西方哲学中之“存在”(Being)的一个原因。因为“存在”总是表述“存在”这个词的主语所指称的事物是“存在”或不“存在”，而“存在”一词的宾语则往往只是标明前面那个主语所指称的事物的某种属性或某种类属而已，并不指称一个外在于这个主语所指称的事物的对象。至于“道”本身是“有”还是“无”的问题，这里的“有”看起来好象与西方哲学所谓“存在”有关，但其实也还是有区别的。“道”本身的“有”或“无”的问题，其实是关于“道”是有形还是无形的问题。《易传》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意思也就是说“道”是无形的。《则阳》篇曰：“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陈鼓应解释为“指道不可执着于有形，也不可执着于无象。”（注：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699页。）
然而，不论“道”本身是有形还是无形，它都可以被拥“有”，也可以被“得”、被“执”、被“为”、被“治”、被“学”。故《庄子》书中时常提到“有道”、“得道”、“执道”、“治道”、“为道”的人，如“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在宥》）“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让王》）“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缮性》）等等。也正因为“道”是一种方法，所以才是可“得”、可“为”、可“学”的。假若“道”只是世界的本体或本原，如何去得、为、学？总之，不管这个“道”如何玄妙，它总是可以被人所掌握，为人所运用的。道的运用是广泛的，“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让王》）。
至于如何才能“有道”、“得道”，《庄子》书中有许多玄妙的说法，如说“道不可知”、“道不可闻”、“道不可得而学”等等，故也有人引用庄子的这些说法，把“道”解释为类似于康德所谓“物自体”那样的东西，是完全外在于人的，与人的知识经验相隔绝的。但是《庄子》书中又经常讨论如何“知道”、“闻道”，并记录了一些“知道”、“闻道”的人。可见，尽管庄子对“知道”“闻道”的问题作了许多带有神秘色彩的渲染，但“道”并不是绝对不可知、不可闻的，只不过其“知”与“闻”的方法不同于对一般知识的“知”与“闻”。其所以如此，乃是因为“道”并非如同客观世界存在着的某一物，如一块石头，或一片竹林，我们可以通过“离坚白，合同异”或是“格物致知”的方法将它作为纯粹客观外在的对象来进行探究与认知。“道”作为一种路径或方法，当人们尚未去探求、去“知”与“闻”之前，只是一个纯粹的虚无。“道”是在人们去探究、去“知”与“闻”的过程中才建构与明晰起来的。因此“道”并非是外在于人的一个纯粹对象化的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结果。就象大地上本来并无所谓路，只有当人在大地上开始行走时，路才逐渐明晰与建构起来。
四
通过对《庄子》书中“道”字在具体上下文中的语义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庄子在有些章节里对“道”作了神秘化的渲染和文学化的夸饰，“道”的基本语义还是与“道路”、“方法”等意义相关。通过或借助于“道”，人们可以到达某个地方，进入某种境界，达到某种目的，有了“道”人们可以办成某件事或把某件事办好。这些语义都是建立在“道”是路，是方法的基本意义上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庄子的“道”并不具有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层次上的抽象意义。庄子对“道”作了前所未有的升华、拔高与神化，使他的“道”成为至高无上的“道”，从而使“道”上升到形而上学的高度，具有类似于西方哲学传统的本体论的意义。但是，即使是在这一意义上的“道”，也是与“道”作为道路与方法的原初意象紧密相关的。
“道”所表示的“道路”和“途径”，乃是世间万事万物之所以成为万事万物所必经的“道路”，是使一切成为可能的“方法”。中国哲学倾向于以一种动态的、过程的观点来看待万事万物，万事万物之所以是如此，必有一个所由来的路径。庄子说：“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渔父》）韩非子《解老》篇解释老子之道也说“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物是如何成为这个样子的，事情是怎么发展到目前这个状态的，在这之前必定经历了一个过程，经过了某种途径。这个过程与途径就是“道”。《知北游》篇曰：“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道”是什么呢？“道”既不是天、地、日月、万物本身，也不是那个“高”、“广”、“行”、“昌”，而是天之所以是“高”，地之所以是“广”，日月之所以是“行”，万物之所以是“昌”的那个“所以是”，即“所由以成为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庄子之“道”涵盖着西方哲学传统的本体论的意义，因为本体论所要探究的就是万事万物之所以是万事万物的那个“是”，或万事万物之所以存在的那个“存在”。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旦我们脱离了“道路”、“途径”、“方法”等原初意象，干脆用“本体”、“存在”、“绝对理念”之类的西方哲学范畴来解说庄子的“道”，说“道”就是那些西方哲学中的范畴概念时，“道”所具有的体现中国哲学特质的原始含义便至少部分地被遮蔽了。久而久之，人们便逐渐忘记了“道”是道路、途径、方法，而“本体”、“存在”、“绝对理念”之类概念就以它们从西方哲学中带来的内涵，挤占了“道”这个词的位置，把“道”的本来意义，至少是一部分意义，从“道”这个词的内涵中驱逐了出去。而一旦我们用“本性”、“存在”、“绝对理念”等概念来替换《庄子》文本中的“道”字，结果将是十分滑稽的，如“有道”、“无道”变成“有本体”、“无本体”，；“有道之人”变成“有本体之人”等等。这样的句子在原来的上下文里就成了没有意义的话。
这种遮蔽也不仅仅是名词概念上的遮蔽，它也影响到对整个哲学体系性质的理解。庄子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道论”与西方哲学中本体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西方哲学本体论主要是追问“是什么”？(What is?)的问题，而中国哲学的“道论”主要是探讨“如何”(How to?)的问题。当然，这“如何”的问题也部分地包括天地万物如何会成为这个样子之类的问题，这与西方哲学“是什么”或“什么是”的问题是有联系的。但总的来看，中国哲学的“道论”主要还是欲解决“如何”的问题，尤其是人在世界上，在社会中应当“如何”的问题。庄子在许诺万事万物之所以是万事万物是由于有其“道”之后，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从这种本体论的意义上去进一步探究这个“道”究竟是什么，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人如何才能“得道”、“体道”、“与道为一”的问题上去了。所以在庄子的“道论”中，方法论的意味要比本体论的意味强烈得多。或者说在庄子的“道论”中方法论与本体论是完全融为一体的，天地万物之所以是天地万物的“道”，就是人应当“如何”的“道”。而在《庄子》书中每当话题被引到究竟什么是本体论意义上的“道”的问题时，其答案不是堕入“存而不论”的虚无，就是沦为神话般的文学渲染。实际上作为“本体论的承诺”的“道”所指称的只是个“已而不知其然”，是空洞没有内容的。“道”的具体内容和真实意义其实只存在于所谓至人之道、圣人之道、老聃之道、庄子之道，以及“存身之道”、“养神之道”、“不死之道”、“四虚之道”、“玄圣素王之道”等等之中。而当我们带着西方哲学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眼光或借用其概念来解读中国哲学的“道论”时，这种特质就往往会被遮蔽。
庄子的“道论”就是要探索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和“方法”，他的“道”指向 个至高无上的精神自由境界，引导人们去追求精神的逍遥和解脱。所谓“闻道”、“知道”、“体道”、“得道”等等，就是要沿着这条“道”走，去寻求精神和生命最终的安顿之所。这是庄子“道”论的基本精神。庄子对“道”的探索得出的结论也许未必都正确，但他的探索本身却显现着“道”的真意。“道”永远只是一条由人走出来的路，“道”的生命就在人们不断的“走”之中，亦即在人类“行”与“言”的不断探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