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代际差异看资本捐赠对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影响_人力资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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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4)10—129—135

      农民工就业问题不仅关系到统筹我国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更是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问题和核心关键。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成为我国产业化变革的重要力量，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限制，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农民工问题日益突出。据人社部统计，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69亿人，其中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70%以上，新生代农民工已日益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由于两代农民工①面临着不同的宏观环境、成长经历以及生活背景，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主观认知和行为方式，农民工内部呈现明显的代际分化现象。

      在现有研究中，从农民工代际差异视角出发，研究发现：在个体特征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未婚女性增加、普遍缺乏务农经验；[1][2]在就业状况中，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更加注重自我发展，就业流动半径更大、就业时间短、就业稳定性差、就业渠道更广；[3][4]在城市融入、自我认同、心理特征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更高、与城市心理距离更小、更易市民化。[5][6]对于农民工个体禀赋和资源的研究主要从个人素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视角展开，研究表明在人力资本上新生代农民工高于老一代农民工；[7]在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上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禀赋高于老一代农民工。[8][9]虽然学者就两代农民工个体禀赋资源差异进行了一定研究，但很少有学者全面系统分析农民工资本禀赋代际差异及就业选择。由于两代农民工在群体特征、生活经历、主观期望等方面存在的显著差异导致农民工个体资本禀赋具有巨大差异，而不同的禀赋资源使得两代农民工产生不同的就业选择。本文正是从代际差异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农民工资本禀赋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评价，以分析两代农民工资本禀赋差异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析不同代际资本禀赋差异对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影响，旨在深入了解农民工就业行为规律及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从而有助于切实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和城镇化进程。

      二、资本禀赋指标体系构建

      禀赋主要是个人先天和后天获得和积累的能力和资源。个人禀赋包括个体先天所具备的能力如体能、性别；也包括后天所获得的资源如教育程度、技能培训、从业经历等。传统经济学中的资本主要是用于生产的资金、厂房、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源；广义的资本还包括非物质形式、能够通过投资在未来带来收益的活动，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此，农民工个体所拥有的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农民工外出就业是基于家庭收益最大化的个人理性决策，是基于个人和家庭所共有的资本资源共同考量的决策结果。因此，本文提出以农村劳动力资本禀赋来衡量其家庭所拥有而个人可以使用以及个人本身具备的资源、禀赋状况。这里所说的资本禀赋主要是指个人及家庭拥有的资本资源的总和，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金融资本。

      (一)自然资本

      自然资本是个人及家庭拥有和创造的可以开发利用以获取价值的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总和，在本研究中对于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而言最重要的自然资本就是土地，最重要的物质资本是家庭住房。自然资本主要选取家庭土地面积、土地所处的环境以及外出务工后土地的处置状态等指标。农民工家庭土地面积越宽、土地所处的环境越好、外出务工后土地处置收益越高，自然资源越丰富。物质资本主要包括家庭住房面积和家庭住房形式，住房面积越宽，住房形式越好，代表家庭物质资本越丰富。

      (二)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主要是指个人因教育、培训及健康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在个体人力资本中主要体现为教育程度、特殊技能、健康状况及参加培训次数和内容。一般情况下个人教育程度越高、特殊技能越丰富、健康状况越好、参加培训次数越多、培训内容层次越高则个体人力资本更加丰富。

      (三)社会资本

      对于社会资本，目前学术界从宏观、中观和微观方面分别进行研究和定义，本文主要是采用社会资本的微观定义即个体和家庭网络以及有关的规范和价值观，主要体现为个体家庭共同拥有的亲缘、业缘和地缘以及共同的价值和规范带来的外部收益。当前，我国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形式主要体现为亲缘和地缘交往形式，因此社会资本主要选取经常来往的亲友数量、工作状况、亲友间信任程度、信息分享程度和家庭距最近乡镇的距离等指标。农民工所在家庭所共有的亲友家数越多、亲友工作单位级别越高、亲友间信任程度越高、亲友间信息分享越频繁以及家庭距最近乡镇距离越近，社会资本越丰富。

      (四)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主要包括个体和家庭所能获得的经济资本和资金扶持资源的总和。在金融资本中选取了外出务工路费来源、家庭借款情况、家庭向金融机构贷款情况以及家庭可获得资金渠道等指标。农民工外出务工路费获取越容易、家庭没有借款、家庭越容易获得金融机构贷款，家庭可获得资金渠道越宽，金融资本越丰厚。

      (五)个体特征

      为了体现农村劳动力个体的异质性，还加入了农民工个体特征。个体特征主要包括个体体能、性别、婚姻状况和收入情况。个体体能越好的已婚男性农民工个体特征比较丰富。另外，个体收入越高，个体特征越突出。

      由于资本禀赋涉及的指标较多，较为复杂。考虑可操作性，本文只选取了可量化指标。主要是实际采集数据和农民工主体主观评价数据。由于不同的数据具有不同的量纲，采用归一化将数据进行处理后再进行计算评比。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指标体系，通过咨询相关领域9位专家的意见计算个体资本禀赋评分。具体的权重确定步骤是：第一，先对各专家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如果检验不通过，则对判断矩阵进行适当调整，直至通过检验为止(CR＜0，1)；第二，计算各专家判断矩阵的几何平均数；第三，运用最小方差理论和加权几何平均法，确定各专家评价水平的相对权重；第四，以各专家的指标权重乘以各专家相对权重作为最后的指标权重。各指标最后权重如表1所示。

      

      三、数据来源与基本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源于课题组2012年在贵州各地区随机抽样的实地调查数据。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劳动力基本信息、就业情况和资本禀赋状况。累计发放问卷1400余份，回收1285份，回收率为91.79%；获取有效样本1085份，有效率为84.44%。样本的地区分布为贵阳90份，六盘水24份，遵义267份，安顺53份，铜仁161份，黔西南94份，毕节218份，黔东南86份，黔南92份。调查对象中，男性71.43%，女性28.57%；未婚27.19%，已婚71.06%，丧偶或离异1.75%；文盲半文盲6.27%，小学文化32.63%，初中文化41.57%，高中中专13.92%，大专及以上文化5.62%。其中老一代农民工总数为470，占总量的43.32%；新生代农民工615份，占总量的56.68%。

      (二)农民工基本情况代际差异

      两代农民工基本情况代际差异如表2所示，老一代农民工以小学初中的已婚男性居多。而新生代农民工未婚及女性的比例均有所上升，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学、初高中。不难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较老一代有很大提高，文盲、半文盲和小学的比例减少，初高中及大专以上比例上升。在外出务工原因中两代农民工除了都受收入的影响外，老一代农民工主要是维持基本生活，而新生代则更追求自我发展。在未来就业打算中，老一代农民工留城的比例远远小于新生代，而年老回乡的比例高于新生代，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愿望更强烈。

      

      四、资本禀赋对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影响分析

      (一)农民工资本禀赋代际差异分析

      通过对资本禀赋的测算可以看出，两代农民工资本禀赋存在显著差异(表3)。农民工总体资本禀赋得分53.81%，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资本禀赋得分51.98%，低于新生代农民工得分55.2%，在资本禀赋中个体特征和人力资本相差最大，分别是8.19%和7.86%；其次是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分别为2.13%和0.56%；差别最小的是自然资本0.16%。由于个体特征和人力资本采用的是农民工个体数据，主要体现为个人素质。而自然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是以家庭为计量单位，因此样本间差异降低。从这两个方面来区分可以发现两代农民工最主要的差异在于个人素质方面，为8.03%，家庭资本禀赋差异不是特别明显，为0.84%。另外，在资本禀赋中老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高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主要是由于老一代具有更长的务工时间，在就业过程中获得更广的社会资本和积累更加雄厚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结论与一些学者提出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高于老一代农民工[9]不同，主要是由于本文受数据选取的影响，采用的社会资本指标主要是亲缘网络的规模和质量及地缘的远近，对于业缘的规模和质量没有测量导致的。

      进一步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两代农民工之间的资本禀赋差异，结果表明(表4)两代农民工在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个体特征及资本禀赋上存在显著差异，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之间差异不显著。统计检验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个人素质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家庭资本禀赋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资本上。

      

      (二)农民工就业选择代际差异分析

      农民工就业选择，主要是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的决策和选择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如选择就业行业、就业地点、就业时间、就业方式等。个人选择是个体不同认知的行动表达，两代农民工不同的资本禀赋导致农民工就业选择互不相同。本文选取了农民工务工时间和方式来对比分析两代农民工就业选择差异。

      1.务工方式。从务工方式上看，老一代农民工务工专职占总数的62.34%，兼职占37.66%；新生代农民工专职占总数的75.45%，兼职占24.55%。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专职务工，老一代农民工兼业务工比例更高。

      2.务工时间。从务工时间上看，老一代农民工务工主要以3—5年和5—10年为主，分别为33.19%和31.7%，1—2年13.62%，10—15年12.55%，大于15年8.94%。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主要以3—5年为主，为44.55%，其他依次为1—2年25.85%，5—10年22.76%，10—15年6.18%，大于15年的仅为0.65%。由此可以看出老一代农民工务工时间较长，务工时间多为3—10年，而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时间多为3—5年。同样对两代农民工的务工方式和务工时间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代农民工在务工方式和务工时间上存在显著差异(表5)。

      

      (三)农民工资本禀赋代际差异与就业选择关系分析

      农民工就业选择是基于个体和家庭资本禀赋相比较、评估的行动方式。个体是在考虑自身的人力资本、个体特征的基础上，利用家庭自然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进行就业选择的。

      1.资本禀赋差异下的务工方式。从农民工代际差异看，务工方式中新生代农民工资本禀赋大于老一代农民工(表6)。在专职务工中，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分别为6.45%、6.41%、0.56%，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分别为2.9%、0.47%。在兼职务工中，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个体特征、社会资本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分别为9.8%、8.91%、2.37%，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分别为2.19%、0.6%。两代农民工在务工方式中各资本差异分布趋势不尽相同，兼职务工的差异大于专职务工的差异。

      从代际内部看，专职务工的农民工资本禀赋大于兼职务工。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专职务工的农民工各项资本都高于兼职务工的农民工，其中专职和兼职务工中差异最大是金融资本为3.63%，其它依次为自然资本1.57%、个体特征1.55%、社会资本0.62%和人力资本0.53%。在老一代农民工中，除了自然资本以外的其他各项资本均是专职务工大于兼职务工，其中专职和兼职务工中差异最大是金融资本为5.94%，其它依次为个体特征4.02%、人力资本3.92%、社会资本3.46%和自然资本-1.18%。兼职务工的自然资本大于专职，说明老一代农民工选择兼职务工的主要原因是丰富的自然资本，兼顾家庭务农的因素。另外，老一代农民工务工方式中的资本禀赋差异大于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老一代农民工在长期的务工就业中各种资本禀赋获取和积累状况更加明显。

      

      2.资本禀赋差异下的务工时间。从农民工代际差异看，务工时间中新生代农民工各项资本都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表7)。两代农民工资本禀赋差异最大的分别为1—2年4.14%、3—5年3.93%、5—10年2.93%、10—15年0.82%、大于15年1.37%，由此不难发现农民工外出前10年是两代农民工差异变大的主要时间段。

      从代际内部看，老一代农民工资本禀赋值随着务工时间的增长逐渐上升，其中前10年增长较快。而新生代农民工资本禀赋值在前10年随着务工时间缓慢上升，在10年以后开始出现下滑后再次上升。这与一些研究提出的农村劳动力在首次外出就业后约10.5年左右的时间内就业概率是处于上升阶段的，10年后就业概率将会下降[10]是一致的。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上，在10年以后伴随着就业概率的下降，个体资本禀赋值也下降。经过调整和重新选择再次就业后资本禀赋值增加。从资本禀赋增长趋势来看1—10年内是快速增长的时期，这段时间个体资本禀赋值迅速得到提升。

      3.代际差异下资本禀赋对就业选择影响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两代农民工资本禀赋差异和务工方式、就业时间的关系，本文选用Logistic模型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在务工方式中以专职务工和兼职务工为区分，在就业时间中以务工时间10年为界限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8所示：在务工方式中老一代农民工专职务工主要受个人特征、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的正向显著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个体特征，系数为2.8，其次是金融资本1.773和人力资本1.595。老一代农民工在务工方式选择时，主要依据自身的个人素质和金融资本所能提供的条件。自然资本对老一代农民工务工方式有负向影响，即自然资本越丰厚，农民工越倾向于兼职务工。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金融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专职务工有正向的显著影响，金融资本也是各项资本中影响最大的，表明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方式的选择最重要的是金融资本的支持。两代农民工在进行务工方式选择时，均考虑专职和兼职带来的金融资源的获利程度，所以金融资本的影响都比较显著。这也印证了当前我国农民工融资渠道单一、融资门槛高、融资难度大的现实情况。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和个体特征均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范围更广、就业层次相对较高，降低了个人素质的显著性。社会资本对两代农民工务工方式影响不显著主要是由于本文选取的是亲缘和地缘的社会网络，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有巨大影响，但农民工外出后的务工方式选择，其影响主要来源于外出后积累的社会网络资源。

      在务工时间中，老一代农民工主要受人力资本的影响，人力资本系数为-1.856，对老一代农民工务工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民工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务工时间为1—10年的概率便会减少84.4%。老一代农民工务工时间越长，其人力资本越丰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个体特征都对务工时间有显著影响，其中自然资本系数为3.074，人力资本系数为2.647，显示为正向影响，个人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越丰厚越倾向于长期在外务工。这正是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加缺乏务农经验和乡土情结，更希望长期在外务工的体现。个体特征对农民工务工时间有负向影响，个体特征每增加一个单位，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时间为1—10年的概率便会减少87%。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在个体特征积累丰富以后，主要是个人年龄和收入增长以后会出现外出务工的转折，短暂回流后继续选择外出就业。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贵州省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从代际差异的角度分析了两代农民工资本禀赋的不同，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考察了资本禀赋和就业选择的关系，得出几点结论：(1)农民工资本禀赋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即贵州省总体农民工资本禀赋值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低于新生代农民工。在资本禀赋中差异最大的是两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个体特征。(2)农民工就业选择中，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专职务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时间比第一代农民工就业时间更短。另外，就业时间中农民工资本禀赋存在10年的拐点，主要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3)农民工务工方式中第一代农民工主要受个人特征、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而新生代农民工则主要受金融资本的影响。在务工时间中，第一代农民工主要受人力资本的影响，而新生代农民工除了受人力资本影响外还受自然资本和个人特征的影响。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两代农民工在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成长就业，个体资本禀赋差异显著，同时个体所获得的就业机遇和选择范围不尽相同。两代农民工在不同的就业动机引导下的就业选择差异使得单一路径的制度安排和绝对统一的就业模式难以解决当前农民工就业问题。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必须根据其群体特征，区别处理、分类引导、对症帮扶，建立不同就业重点的两代农民工就业机制。(2)基于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长并兼顾家庭农业生产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加大引导第一代农民工就近务工具有重要意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农村乡镇企业、增加第一代农民工就近务工机会。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增加农民工技能培训、稳定农民工土地保障功能、提高农民工金融资本，为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构建平台。(3)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专职务工并渴望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愿望诉求，需要进一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和城市融入水平。加大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就业技能培训、拓宽新生代农民工资金获取渠道、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素质，为其在城市长久稳定就业提供帮助，进而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4)两代农民工资本禀赋差异主要是在外出务工的头10年内形成的，因此抓住时机，在农村劳动力初始外出务工的时间内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增加就业知识、积累资本禀赋、提高就业竞争力，从而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

      ①本文将两代农民工按年龄划分，以出生年限在1980年前为老一代农民工，1980年后为新生代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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