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金史研究的进程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百论文,进程论文,史研究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朝是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时代。近百年来对金史研究经历了不断认识、开阔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本世纪初到1949年的五十年间，是由传统的封建史学转向为近代史学研究的时期；第二个阶段，从全国解放后的1950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间，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的时期；第三个阶段，从1980年到1995年的十五年间，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中，金史研究呈现腾跃的时期。在前两个阶段虽也曾发生不同的变化，但就对金史本身来说，还没有真正取得断代史应有的地位，对金史的研究还是忽视的，不是“三史兼治，相得益彰”，相反的犹存偏狭之见，斥金史为不足观。最后一个阶段，金史才真正走上研究的轨道，其变化之大，难以想像。
一
对金史的研究和著作，严格地讲首先是从我国古代学者开始的。在1900年以前对金史研究一直没有最后摆脱封建史学窠臼。第一个立志于研究和编写金史的是金末大文豪元好问，由他所提出的全国为“中州一体”的思想是跨时代的，文史兼优，为一代之宗工。他晚年为撰写金史曾广泛搜集资料，筑野史亭，为撰写金史积累了大量资料。他把诗、文、小说同写史、存史、论史结合起来，在《中州集》、《遗山集》和《续夷坚志》里都存有珍贵的金代史料，是金史研究和著述的先导者。元修《金史》，不仅为研究金史提供了最基本资料，而且更重要的是定《金史》与《辽史》、《宋史》“各为正统”，是对传统的“华夷正闰观”的重大纠正，开后来对金史研究的一条思想通路，对金史研究是重视还是轻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明朝虽然也提倡“华夷无间”，但对少数民族的问题，犹有坚持“华夷正闰”的陈腐观念，除微不足道的《金小史》问世外，几无所进展。清朝奉行“满汉一体”的新观念，史学研究力图在纠正旧观念中发展，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则一矫旧作详宋而略辽、金之弊；杭世骏仿厉鹗撰《辽史拾遗》之例撰《金史补》，其宗旨也在于病对辽金史的阙如而立意为之。清对金史的研究于是达到一个新起点，其中可数者有李有棠、万斯同、钱大昕、赵翼、施国祁、杭世骏、张金吾、卢文弨等，而以李有棠的《金史纪事本末》（自成一体，并附考异）、施国祁的《金史详校》、钱大昕与万斯同所作的考证为著。清朝对金史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史料编纂、整理、订正、考异、补遗、评议诸方面，这与清朝治学之盛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与清朝不分华夷为一体的民族思想和对金朝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在当时由于社会环境和民族格局的变化，及其对“华夷正闰观”的批判与纠正，推动了对金史的研究，为近百年来对金史的研究开创了资料整理和研究的开端与基础。
清朝是在考据学和金石学的兴盛中推动了对金史的研究。到二十世纪初，对金史研究始被纳入近代史学研究的轨道。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奠基者：一是梁启超用进化论的理论思想奠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二是王国维在早年和中年曾经两赴日本留学，受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特别是受叔本华和歌德思想的影响，把考据学应用于对历史的研究，提出考古发掘地下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便从体系上打破了封建史学，为史学研究另辟一条新路。近代史学并未排除对考据学、金石学的传统史学应用。从二十世纪初始，金史研究明显地是沿着这条路发展着的。用近代西方史学的方法研究金代社会，是从文化领域的院本、诗派、文圃开始。1923年到1927年间，有冯式权的《两宋同辽的杂剧及金元院本的结构考》、王礼培的《论金元两代诗派》、许文玉的《金源的文圃》，分别发表于《东方杂志》、《船山学报》和《小说月报》。王国维于1926年和1927年，发表了《金界壕考》、《辽金时蒙古考》。从1923年到1930年研究女真书碑的主要是罗福成，有《宴台金源女真书碑考》（《国学集刊》）、《女真书碑考释》（《支那学》）等。
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金史研究朝着更广阔的方面发展，研究的范围已包括金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宗教、女真及其文字、文学艺术、戏曲、历史地理、宋金关系、民族关系以及考古等。此间，金毓黻从国学大师黄侃治音韵训诂学，他继承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并接受近代史学研究的影响，写了《东北通史》和《宋辽金史》。陈述发表了《金代氏族序例》、《金史氏族表例言》、《金史氏族表初稿》、《契丹女真姓氏考》及对乣军的研究等。朱希祖有《伪齐校补》一册、《伪楚辑补自序》、《金开国前三世与高丽和战年表》等。曾资生对金代经济、科举、乡里、举荐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姚从吾探讨了全真教的民族思想和救世思想，著有《金朝史》（1945年版）。毛汶发表的文章最多，辑成《辽金国事史论文集》（开封，商务，1935）。此期间，研究金史的人渐多，但能专门致力于金史或以金史为主而兼治他史者甚鲜。对金史研究尚缺乏系统和连续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却很少有对金史研究方面的论述。
二
全国解放后，从1950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间，从西方传入的资产阶级治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和方法所代替，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继承和发扬了考据学和金石学的治史传统。这个时期对金史的研究，同当时史学界争论中国社会性质，讨论农民战争，研究民族关系与融合等问题有关。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直接影响了对金朝社会经济、社会性质及其封建化的研究。华山、王赓唐的《略论女真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形成》（《文史哲》1956.6），从女真族经济的发展，探讨女真族社会的解体和国家形成的历史，认为女真族社会同俄国走的道路相近似，由原始社会制过渡到封建制。漆侠的《女真建国初的社会状况》（《教学理论与现实》1958.1），更进而探讨了女真建国初期社会发展的状况。王永祥、孙占文根据黑龙江阿城五道岭铁矿和冶铁遗址的考古发现，对女真族建国前冶铁进行了研究。张博泉的《金代奴婢问题的研究》（《史学月刊》1965.9），研究了金代奴隶的来源、数量，论述了奴隶在女真族社会农业生产中的地位，认为女真族到章宗时才最后完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变革。《金代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与租佃关系》（《吉林大学学报》1963年.4），提出金初黄河流域因战争出现经济破坏之后，很快就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超过战前发展的水平，在金朝同样存在经济恢复与发展时期。朱大昀的《有关金代女真人的生产、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58.2）、郭人民的《金朝兴亡与农业生产关系——论猛安谋克在金朝兴亡中的作用》（《史学月刊》1957.3），研究了女真族的社会经济与上层建筑以及金朝兴亡的问题。岑家梧的《金代女真和汉族及其他族的经济文化联系》（《民族研究》1979.2），从经济性的要素领会金朝社会，研究由于与汉族等接触而带来的经济文化的关系问题。张博泉的《论金代猛安谋克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破坏的原因》（《文史哲》1963.1）、《论完颜亶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与斗争》（《理论学习》1778.4）等，接触到了猛安谋克制度的本质和金熙宗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与性质。对金朝的阶级矛盾、农民起义和战争以及民族矛盾与斗争的研究，主要有华山的《金世宗一代的政治和汉族人民起义问题》（《文哲学》1956.11）、钱君铧《试论红袄军的反金抗金斗争》（《天津师大学报》1960.1）、沈起炜著有《红袄军》（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对宋金关系的研究，主要还是从宋方面研究宋金和战与两宋军民抗金问题，主要有邓广铭的《南宋对金斗争中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2）、赖家度等的《北方忠义军和岳飞的北伐》、赵俪生的《靖康建炎间各种民族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文史哲》1956.11）、张家驹的《宋代的两淮山寨——南方人民抗金斗争中的一种武装组织》（《上海师院学报》1960.1）等。到1964年后，以宋金战争为题更提高到侵略和反侵略、卖国与爱国、民族投降与抗战上来研究。对女真文字的研究有金光平、金启孮等，金氏父子对女真文字的研究此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指明了女真大小字与契丹大小字的关系以及女真大小字源于契丹大小字的问题。在这个时期由于用唯物史观总结中医遗产和考古学的新发现，对金代医学和考古的研究取得重要的成果，显示了金史研究需要有多学科的发展来共同促进。
全国解放后三十年间，对金史的专著性的研究还处于迟迟不前的处境中。陈述在早年曾用考据学和金石学研究过金代女真氏族和姓氏，1960年辑成《金史拾补五种》（科学出版社1960.10），成为金史研究的一部力作。此外有罗福颐的《女真文印集》（1965年稿本）等。台湾在这个时期对金史的研究专以金为限的著述有陶晋生的《十二世纪女真人：汉化研究》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英文版1976）、叶潜昭的《金律之研究》（商务1972）、续琨的《元遗山研究》（中华书局1974）、李冠礼的《诗人元遗山研究》（正中书局1973）、李长生的《元好问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79）、林明德的《金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成文出版社1979）等。成果较为显著，但一直也没有为金史写出系统的全面的断代史来。1979年金朝的断代史始出现在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第六册。此书不仅从体系和结构上改变了过去对通史研究的构思，而且对清朝以来辽、金、西夏的排序也进行了新订正，恢复了辽、西夏、金历史发展顺序。并且认为西辽“正象南迁的南宋是北宋的继续一样，西迁后的西辽也是辽朝的继续”。在对金史的研究中自成体系和结构，肯定了金朝史中的众多内容，应视为解放后首次以金作为一个断代王朝而出现的一部新著。
全国解放后的前三十年，对金史研究所发生的变化是不容忽视的，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和见解。但是没有从中国古史的研究整体中认识到对金史研究的重要，还没有给金史以应有的地位。在当时已有的研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其一，对金史的研究，从元修《金史》时起就给后人留有一个重要的思考课题，是把金朝视为中国王朝之一，还是排斥在中国之外？是把女真族视为中国民族之一，还是排斥为外来民族侵入？女真族的发展是扩大和发展了中华民族，还是中华民族危机？对历史上的传统的陈腐的“华夷正闰”观念并未给予认真的清算，相反的，这种旧观念仍在研究中还时时起作用。视宋为“中国”，金为外来入侵的民族国家，把金宋和战史绝对化，用抗战时期的理论，把一国内的问题划分为抗战派与投降派、爱国与卖国等等。用这样的思想研究金以及后来的元、清，势必得出中国和中华民族不复存在的荒诞看法，有害于对少数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史的研究。
其二，在对中国史的研究中，不从当时多民族王朝并存和共同发展进步以及中华一体出发，不给金朝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在研究的整体格局中，金史多附属于宋史中，是作为侵略和破坏者而出现的。
其三，虽然清朝以来有的学者力图纠正扬宋抑金的偏向，但对金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仍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三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五年间，对金史研究的深入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的成立，是辽金史研究深入发展的标识。研究会成立伊始，就提出辽金史的地位；辽与北宋、金与南宋的对峙，是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南北朝；应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原则对待历史上的民族，对“贵中华（汉）、贱夷狄（少数民族）”以及“征服王朝论”应据理展开批判，等等。所有这些，无疑地对辽金史、契丹女真史的研究具有定向的性质。十五年来，金史研究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学术成果上，都有长足的进步。
金史研究在思想理论上有自己的起步和发展过程，它不是经过某一个人完善的，而是在实践中经过不断地提出和共识发展的，至今还在不断探索之中。陈述对此有倡导之功，他早在《契丹史论证稿》中就曾提出：辽与宋南北争胜和互相比美的问题；提出辽、金与五代、两宋南北对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北朝“亦无别于汉家之太平天子”；提出唐太宗的思想是“兼包蕃汉，一视同仁”的多民族合体，在民族间“不分彼此”，尊重各民族地区传统，“不多直接干预”。究其义在于蕃汉同体，辽、金是中国北部与宋相同的王朝，提倡文教“无别于汉家之太平天子”。研究辽金史的大多数学者已从陈述的倡导中得到了共识，并在研究中进一步意识到我国的政体是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理论。统一就是一体，也就是同体；多民族就是多元，民族是一体多元，政治、经济、文化也是一体多元。对此先后有张博泉、孟广耀等进行过研究，张博泉从1986年已发表了《“中华一体”论》、《“中华一统”论》等近十五篇文章，最近又出版了《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用中华一体研究金代文化、教育、礼制、金宋和战与元好问等问题。孟广耀以“汉契一体”的中华观念研究《儒学文化——辽皇朝之魂》。宋德金、穆鸿利也就“正闰观”和“华夷闰之辨”发表过见解和文章。这是在近十五年间思想理论研究方面出现的动向，与此同时也没有放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传统的考据学对问题的研究，在研究中都比过去任何时期有新的开拓和进展。
近十五年间，金史在研究中找到了起步和立脚点：一是金史在整个中国史研究中是个薄弱环节，变薄弱为不薄弱成为共同求进取的志向；二是开拓无人区，填补金史研究中的空白；三是在与金史相关联的学科交接处求发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三点是金史研究取得成果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其特点是：
其一，对金史研究，开始在有学术团体和本单位的研究组织中有计划进行的。一开始就有着强烈地愿望，要改变对金史研究不被重视的处境，纠正在金史研究中存在的偏见，具有着思考、探索和开拓者所应有的精神和特点。
其二，对金史研究与对金朝以前女真先世历史的研究结合和贯通起来，出现对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和渤海研究的最新成果。如杨保隆的《肃慎挹娄合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4），王承礼的《渤海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1），朱国忱、魏国忠的《渤海史稿》（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编辑室1984.8）等。同时在研究中把金代女真与辽代女真、元明女真贯通，对女真史的研究已形成一个完整的发展体系。
其三，对金史的研究还具有纵横两个方面多学科联系的特点，这也是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人员构成的一个突出特点。金史研究与民族史、历史地理、区域文化、文学、习俗、考古，以及辽史、宋史、西夏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特别是单位间与研究人员间的合作推动了对金史的研究。
其四，对金代人物和问题的研究已出现一些讨论和研究的热点，如对金兀术、海陵、金世宗的评价与研究，对元好问的评价与研究，以及对金代女真和金朝的社会性质、通检推排、金代二税户、驱丁等问题的研究，都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在研究中不断提出新问题，这对问题的讨论有利于向深化发展。
与此同时，对金史研究还特别重视金朝所处的时代和特点。从时代看问题，开阔了眼界和视角。什么是金朝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特点呢？我曾对此作过这样的概括：金朝处于当时我国的多中国王朝、列国和列部并存的新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后北朝发展的典型；是在中原由过去以汉族为主统治转向以少数民族为主统治的时代；是全国各民族在变外为内、变夷从夏中向更高层次的统一中华大发展的时代；是由过去“黄炎之遗”的大民族主义的血统论向统一的道统、文脉的一体论的变革时代；是社会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走向同态的时代；是由旧的分中国与四海的统一体模式变革为新的不分中国与四海的统一体模式的时代；是中华意识大觉醒的时代；是中华各民族大发展和大进步的时代。
金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历史变化中，涌现出许多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和新观念，它远承唐，近接辽和北宋，下启元、清，有广泛的领域和问题可供思考和研究。研究金史要把这个时代所遗留给我们的问题，当作对金史研究最大的一笔财富，对金史研究所能作出的贡献也只有把它放在特定历史的时代中才能发出历史的时代光辉。
对金史的研究与时代的特点相结合，推动了近十五年来金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断代史有张博泉《金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4），何俊哲等《金朝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8）；专题论丛性质的论著有张博泉等《金史论稿》一、二卷；专史有张博泉《金代经济史略》、周惠泉《金代文学学发凡》、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陈大任《元遗山新论》、王慎荣、赵鸣岐《东夏史》等；人物有刘庆《完颜阿骨打》、刘肃勇《金世宗传》、郝树侯、杨国勇《元好问传》等；女真史研究有张璇如等《女真史》、王可宾《女真国俗》、张博泉《女真新论》；女真文字研究有金光平、金启孮《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社会生活有宋德金《金代社会生活》；官印有景爱《金代官印集》；都城主要是对金上京、中都研究，它不备举。在近十五年的前十年间发表文章粗略统计近800篇。无论是著作和文章的数量和质量，都是以前八十五年所不能比拟的。
金史研究能在近十五年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果，与这十五年改革开放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时代的呼唤是分不开的。历史事实证明，包括金史在内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发展，是对所谓“史学危机”的议论有力的驳斥。近十五年来对金史研究所展示的进程，应当说是方兴未艾，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以下的理由：
其一，金史研究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相关学科中研究的薄弱状况，主要表现在研究基础尚不雄厚，根底欠深，像其他史中有造就的专家为数稀少，对问题研究的功力尚感不足，还有好多领域研究急待开拓，特别是对史事的考订、释疑尚需努力开创。
其二，在金史的研究中，由于新的知识和科学发展，要求对金史的研究在理论与史事的结合上有新的突破，知识结构要更加合理，形成不同的见解和学派。
其三，金是由女真族建立的王朝，它集本族、北方政权和中原王朝的传统而发展，具有明显地民族的和北方的特点。金史是通史发展的一环，与上下王朝相承传，与当时的多中国王朝、地方政权、民族并存，金史有好多问题可以纵横比较研究，如金世宗与北魏孝文帝、元忽必烈以及与他同时的南宋孝宗的研究，对多民族史的研究有很广阔的意义。在研究中只要从整体上作连续的思考和把握，就有许多被陈腐观念所掩饰的问题需要再重新提出思考和研究，作出更符合实际的看法。
加强金史研究，其前途是可观的。要珍惜近十五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继续追求，锲而不舍，金史研究一定会更加繁荣和兴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