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外交学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中论文,中国外交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前，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作了全面阐述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周总理强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36、321页。）这是周总理向外交战线从事外交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同志提出的一项意义深远的历史任务。
半个世纪过去了，新中国外交在三代领导核心的正确领导和亲自参与下，开展得有声有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不再是一个受欺凌的国家，中国外交不再是屈辱外交，新中国在国际上堂堂正正办外交。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的外交为提卫国家主权和安全，促进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推动人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世界人民心中塑造了独立自主、和平、正义的中国外交新形象。在长期的、丰富的外交实践中，我们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今世界的总体形势和中国外交实际紧密相结合，创造了富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和思想，外交纲领和路线，外交政策、策略和风格。这些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和邓小平外交思想中。事实表明，经过50年的探索和创新，当年周总理提出的“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的使命已经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外交学是系统、科学和成熟和外交学，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外交理论。当前的问题是，从事外交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应更加刻苦努力，继续深入、全面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完整、准确地把握其思想的科学体系，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紧密联系实际，着眼于理论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使中国化的外交学“成为一门学问”。（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36、321页。）
一、时代观
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中一个基本理论课题，那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去观察和揭示国际外交关系的规律，揭示国际社会历史发展的走向及其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确立科学的时代观是外交学建设的理论前提。马克思创立的无产阶级的时代观是我们认识国际社会，确定国际战略的理论依据，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对当今时代特征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理论。
160年前，马克思在他的不朽著作《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并依此制定了无产阶级战斗纲领，从而开辟了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开创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纪元。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时代，其认识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注：《马恩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三卷，第41页，第二卷，第341页。）其核心原理是“每一个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历史和该时代智慧发展史所由此确立的基础；只有根据这一基础出发，才可说明这个历史时代。”（注：《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第13页。）
80多年前，列宁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时代观，他在其经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详细论述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深刻变化，提出了历史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科学论断。从而迎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从理论上阐述了划分时代的“路标”。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指出：划分不同时代要看“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几篇文章》，人民出版社，第10页。）
50多年前，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章《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处于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第673页。）在这一时代观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的时代观基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基础之上，即着眼于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二战期间，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用反法西斯正义战争彻底打败法西斯。二战结束以后，在战火中觉醒的被压迫民族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从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以民族解放战争和其他政治斗争为主要形式的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运动如火如荼，燃遍全球，最终彻底摧垮了有几百年历史的殖民体系，一百多个新兴的民族国家屹立在国际舞台上，使国际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周恩来早在50年代初就指出：“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当前革命的主要力量，我们不能低估这个力量，也不能认为这个力量只是辅助的力量。”（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36、321页。）毛泽东关于革命和战争时代的论断是对二战期间和战后国际总体形势的科学论断，不仅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极大鼓舞和推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
随着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深刻变化，当今时代的特征也相应发生转移，这就要求人们的认识能跟上客观世界的变化，“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2、126—127，127，128页。）邓小平在80年代初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论断，使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进入了一个新境界。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实际，充分证明了邓小平时代观的科学性。邓小平的时代观正确地反映了当今世界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历史潮流。理论一旦形成，它将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历史沿着正确的航向发展。
关于国际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划分，关于不同时代特征的判断，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在确定其“座标”时可以有不同的侧重，即从经济生产与交换方式及其社会结构的变化；从阶级地位的变化；从国际社会主要矛盾、基本矛盾的变化来划分。邓小平的时代观包含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即经济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与政治是辩证的统一，观察事物要高屋建瓴，抓住大局等等。
二、战争与和平论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社会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国际关系经常是处在战争与和平交替的状态中，世界各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都面临着走向和平或走向战争的重大抉择。因此，战争与和平问题成为外交学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有全面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是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矛盾斗争的最高形式。列宁强调，“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暴力）的继续”。战争的性质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我们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可能性。”（注：《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4卷，第367页。）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第5卷，第392，182页。）
上述这些原理无疑是我们观察分析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基础。但是，二次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在坚持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新思想和新观点。在这方面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把马克思主义的战争与和平理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在人类历史上战争连绵不断。据一些学者统计，以往5千年里世界上发生过14000多起战争，其中作为特殊形态的战争，即全球性的世界大战有两次。因此，人们在研究当代战争时十分重视世界大战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从理论的高度把战争的一般规律和世界大战的特殊规律加以区别。1960年，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局部战争和世界大战要加以区别。后来周恩来进一步阐述说：“推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避免。”（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36、321页。）关于会不会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始终坚持两点论的观点，即当今世界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是存在的，但推迟和制止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很大。1950年，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很快，……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注：《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第5卷，第392，182页。）在以后的20多年里，毛泽东反复论述了“两点论”的思想，直到1976年初，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还说保持世界和平“25年可能”。毛泽东的这一战争观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在一段时间里，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影响，毛泽东对世界战争两种可能性的判断，更侧重于危险性的一面，甚至认为战争已迫在眉睫，“黄昏的时候，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册，第417页。）
80年代邓小平在分析国际总体形势时，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世界战争有两种可能性的判断，同时也纠正了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把“两点论”的重点放在战争可能制止的一面上来。1985年，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邓小平果断地作出判断，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2、126—127，127，128页。）邓小平的这一科学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于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问题，国际上议论很多，其中“不能打”、“打不赢”的说法广为流行。早在50年代中，前苏联赫鲁晓夫提出在核时代“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60年代初，美国总统肯尼迪认为爆发核大战不可思议。其后有关核战争毁灭全人类，核恐怖，核均势的理论很多。这些观点的基础是核武器改变了战争规律。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新思维》一书中公开否定列宁的战争观，认为“过去曾作一种经典公式的克劳塞维茨公式—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暴力）的继续—已经过时了，它应该藏在图书馆里”。这些观点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格格不入。邓小平在论证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时，强调的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当今世界的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因素，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邓小平同时认为大战打不起来的重要原因是有资格发动大战的超级大国他们的全球战略部署由于受到世界人民的反对而屡屡受到挫折，还没有部署好，因此还不会打。关于核武器的影响，邓小平认为两个核大国的核均势，使双方不敢先动手。核武器“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2、126—127，127，128页。）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观察战争规律时，重视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一趋势，从而使人们在研究战争问题时，重视科技和经济的影响，重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为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开拓了新境界。
三、中国外交的纲领和首要任务
建设中国化的外交学，其重要的任务是在全面、正确认识国际社会客观实际的基础上，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确定我国的外交战略、路线和方针、政策。在这方面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有深刻、详尽的阐述，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概要地说，新中国的外交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中国外交的纲领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首要任务是争取和平。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新中国的外交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外交。这是国家性质决定的本质属性，它始终以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础和出发点。早年，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由工人阶级创建的“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注：《马恩选集》，人民出版社，第三卷，第41页，第二卷，第341页。）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苏维埃政权颁布的第一项法令，就是和平法令，向全世界宣告工人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以后不久，列宁又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和平共处”的政策思想。在国际上树立起社会主义外交的新形象。
新中国诞生以后，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国际原则，结合中国实际，创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新中国是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以往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历届反动政府都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旧中国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为了彻底改变中国的外交面貌，毛泽东在1949年初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控制权的方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使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面前真正站立起来。”此间，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团结世界人民”等一系列政策方针，彻底改变了中国外交的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崭新的面貌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新中国诞生后面临的国际环境极为复杂，几十年的冷战格局和美苏争霸使国际形势一直处于紧张动荡之中；先是美帝，后是苏霸严重威胁着中国的独立和安全；战后席卷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有力地支持着中国革命，中国的胜利也极大鼓舞着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其他西方国家处于追随霸权主义和抵制超级大国的控制的矛盾态势。在过去50年里，中国外交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虽然有过几次重大的调整，但始终坚持以下基本原则：(1)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2)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目标和任务；(3)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5)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6)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是中国外交的基本主张。正是在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原则指引下，50年来中国外交战胜了重重困难，迎来了光辉胜利，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中国，当今的中国外交是社会主义强国的新型外交，中国在国际上已经树立起独立、自强、和平、正义的新形象。周恩来总理曾多次强调，我们要树立中国外交的新形象。邓小平指出：“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2、126—127，127，128页。）。
四、中国的外交风格
中国的外交风格丰富多彩，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又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同时也融合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从而极大丰富了中国外交学的内涵。早在60年代初，陈毅外长要求我们认真总结中国的外交风格和外交艺术，外交部的许多同志，我们外交学院的专家都积极地参与了这项活动，把中国的外交艺术和风格归纳成30多条。此后，我国国家领导人和资深外交家及从事外交学研究的专家们都从不同角度总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的风格和艺术。江泽民总书记曾对邓小平的外交风格和艺术概括为：“在外交工作中要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结合起来，在原则问题上，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怕压力，敢于斗争；在策略问题上，要权衡利弊、不失灵活。注意把握好斗争的时机和分寸。在进行必要的斗争时，要注意阶段性，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遇到国际风云变幻时，要沉着冷静，处变不惊，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孤立，不受挑动。对外表态，要深思熟虑，分寸恰当，信守承诺，说话算数。在整个对外交往中，要坚持平等相待，以理服人，不卑不亢，落落大方，体现出泱泱大国的风范，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注：参见《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4页。）江泽民的这一段精辟的概述为我们总结新中国外交风格和艺术奠定了基础。
外交学的内容丰富、广泛，是一门涉及多领域的学科，中国化的外交学更是多彩多色。我们要在深入学习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中国外交智慧宝库的基础上，正确完整地领会其精神实质，加以科学化系统化，使之成为一门学问，为中国的外交事业、为马克思主义外交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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