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联手抵制贸易保护主义——2.贸易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贸易保护主义论文,之争论文,自由贸易论文,主义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加剧，许多经济体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产业陷入萧条。面对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压力，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蔓延、升级，不少国家又重新构筑起贸易壁垒，“歧视外国劳务人员和投资，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滥用贸易救济”，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再次风生水起、日趋高涨。
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
其实，自从有了国际贸易，贸易保护的幽灵就从未消失。一国贸易政策的选择就像在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之间“拔河”，时而偏左，时而偏右。经济低迷时，贸易保护主义占据优势；经济繁荣时，自由贸易主义又占据上风，两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交替出现。一般说来，在国际贸易中竞争力强的国家倾向自由贸易，竞争力弱的国家倾向贸易保护。保护和自由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
按照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贸易促进社会分工，劳动分工提升了专业化水平，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高又促进了需求和供给增加，需求与供给的上升反过来又推动了贸易的发展，扩大了市场规模。这种“分工——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市场——更深入分工”的正向良性循环，正是世界经济得以不断发展的基本原理，也是推动一个社会的文化与制度改良、激发技术革新的基本动力。能否为这种亚当·斯密式经济增长链提供足够的润滑剂，是判断一国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
亚当·斯密所倡导的自由贸易把全世界看成一个大家庭，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各国获得各自利益，然而现实是各国之间的利益是有区别的，甚至相互冲突。每个经济体都需要关注经济增长、收支平衡、充分就业、国家安全等，因此不可能在国际贸易领域放任自流，这就导致了贸易保护的出现。自由贸易理论的种种漏洞，以及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也都使对贸易的干预不仅名正言顺，而且不可或缺。既然存在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关税手段被限制之后，其他手段，即非关税手段就应运而生。
纵观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四个阶段：重商主义阶段、保护幼稚工业阶段、凯恩斯主义阶段和新保护主义阶段。
在资本主义初期，为了积累货币资本，西欧国家采取强制性贸易保护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从贵金属或财富积累的角度认为，一个国家拥有金银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富，因而要求千方百计获取金银，所以重商主义亦称“重金主义”。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重商主义还通过“补贴”出口，“高关税”限制进口，从对外贸易顺差中获得货币财富，这也就形成了最初的贸易保护。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英国首先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而美国和德国实行对幼稚工业的贸易保护。汉密尔顿、李斯特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认为，贸易保护是为了在特定发展阶段保护本国处在成长过程中的幼稚产业。但是他们并不主张一国要采取持久的贸易保护政策，贸易保护不仅有产业选择，还有时间限制。当某一特定的工业成长起来以后，就需要拆掉贸易保护的壁垒。各国要按照自己的发展程度来改进自身的贸易保护制度。
凯恩斯的贸易保护是后工业化国家用贸易保护来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凯恩斯认为政府不仅要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国内的经济，实现内部平衡，还要干预对外贸易，以使进出口有利于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在凯恩斯经济中，关税变成了调节总需求的一个工具：关税增加，刺激经济；关税削减，抑制经济。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下降，为了摆脱困境，采取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相对此前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以关税壁垒为手段，新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依赖于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劳工保护等非关税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变得更加模糊、更加隐蔽、更难管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实施主体变成发达国家，贸易保护的对象不是幼稚产业，而是一些国际产业迁移中衰退的产业。此外，随着福利国家观念的普及，现代社会对政府干预的期待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贸易保护的囚徒困境
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之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幽灵开始在世界各地四处游荡，并且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全球经济处在一个艰难时刻，一些人以为拿起贸易保护主义的“铁布衫”、“金钟罩”，就能给本国创造就业机会、有效刺激消费。去年的G20华盛顿峰会、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以及刚刚闭幕的G20伦敦峰会，如何抑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都是核心议题之一。然而，抬高贸易壁垒来应对金融危机早就被证明不是什么“救命仙丹”。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后，欧美很多国家当时都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结果导致世界经济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饮鸩止渴的教训至今让人记忆犹新。正如胡锦涛主席在本次G20伦敦峰会发言中所说，“历史的教训一定要汲取。”
实际上，从自身利益考虑，每个经济体都很难拒绝贸易保护的诱惑。借刺激经济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是贸易保护主义者惯用的伎俩。
在整个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过程当中，肯定会不断地有国家采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措施，但是无论倾向贸易保护或者自由贸易都是以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综合竞争力为基础。纵观整个贸易保护主义发展的历史，始终是处于国际贸易主导地位的经济体，根据自己的利益取向，时而选择贸易保护，时而选择自由贸易。从最初西欧的重商主义，到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英国的自由贸易、美德保护幼稚产业，到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再到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推行的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劳工保护等非关税贸易壁垒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直至金融危机后的今天，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无不是如此。今天坚定的自由贸易主义者，明天就有可能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变成贸易保护主义的同盟军。
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上说，或者像亚当·斯密那样把全球经济看成一个大家庭，自由贸易的效率显然更高。贸易促进分工，分工提升了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又促进了需求和供给增加，反过来又推动了贸易的发展，趋近于帕累托最优。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也证明了，自由贸易可拉动产业发展、增加就业，使各国能较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长期以来也正是贸易增长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
贸易保护主义人为设置贸易壁垒，降低了效率，包括分工的生产效率和交易的效率，抑制竞争和创新，增加了交易成本，造成全社会的福利损失。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势而动，打乱了符合经济规律的产业迁移，形成倒退。再者，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国际贸易体系，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受阻，冲击WTO制度。
贸易保护主义向来就是一把“双刃剑”。一国的贸易保护，势必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各国贸易策略之间的博弈势必会陷入“囚徒困境”——抬高贸易壁垒，引发贸易摩擦和争端，贸易大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导致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把世界经济拖入更深的泥潭。
贸易保护主义终究只是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没有出路。令人欣慰的是，在刚刚闭幕的伦敦G20首脑峰会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一致承诺，保持贸易和投资开放，抵制保护主义。
以邻为友，共担责任，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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