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文学思潮研究的反观与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文学思潮的界说在学术研究界是个有争议的不确定的概念，这既标明研究者的思维活跃，又说明文学思潮的复杂性与奥妙性；然而这并非说对文学思潮的理解就没有大致趋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文学思潮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艺理论家或作家们于相同或相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美学观指导下所形成的文学潮流，它灌注并体现于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近20年来对于我国新文学思潮的研究比任何历史阶段都活跃，发表了大量论文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尽管它们把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研究在总体上推到一个新的层次，在评价上为不少文学思潮“翻了案”或纠正了偏颇，甚至发掘了一些新思潮并作出新判断，在研究方法上也一反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而选用了新思维新角度，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是这些论著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复杂性、错综性、汇融性、互动性、互补性、共振性、互渗性等特征的研究尚待深入，就是对新文学思潮的考察角度或归类标准也显得单一化、雷同化。本文无意对已有新文学思潮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具体的评述，只想就文学思潮观照的视角、归类的标准以及如何深化文学思潮研究表述己见。
一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类似一个网状结构又象一座立体交叉桥，这是我们对其整体审视所获得的认识；但要对每种文学思潮从网状结构离析出来进行分解性的阐释，则必须选取特定的角度或特定的标准把文学思潮划归各种类型或不同形态，然后或将不同形态文学思潮遵循一定的逻辑关系排列组合在同一框架中，或只就某一形态文学思潮，进行多维度的集中透析。由于新文学思潮形态的多样化、无序化和模糊化，在归纳类型或划定形态进行研究时，常常出现两种景况：一是不论采取何种尺度或选择哪种视角，总会剩下一些文学思潮难以确定类型划归形态，似乎归到哪种形态都可以却并不准确，戴上什么类型的帽子都可以却并不合适；一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尺度对中国新文学思潮的总体可以作出形态多样的归类，即使某一种文学思潮也能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作出不同的归类，这既是文学思潮研究的必要前提也是文学思潮值得深入研究的诱人之处。
比较常见的是从创作方法的角度以创作原则为标准，通过对文学运动形态、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的考察与剖析，将近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归纳为三大类型或四大类型或五大类型，相当多的文学思潮史著作或学术研究论文都是以这种归类来建构逻辑框架的。所谓三大类型即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而这三大思潮各自又可以分成若干子类型。现实主义在近百年文学思潮中始终占居主导地位，这既是历史的客观规定又有人为的泛化因素，把一些本不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文学思潮也硬戴上现实主义帽子，出现了各种牌号的现实主义，如晚清文学、新时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风行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五四文学流行的为人生现实主义思潮，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以革命现实主义思潮为霸主，七月派曾鼓荡心理现实主义思潮，80年代中期后又兴起新写实文学思潮，到了90年代提出重构现实主义，等等。浪漫主义在近百年文学思潮的流变中虽然没有现实主义那么得宠，但也不像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只有五四时期的瞬间辉煌。实际上，作为方法论意义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断断续续地流贯于20世纪文学的全过程，“五四”前后既有激进型的浪漫主义，又有感伤型的浪漫主义，30年代既有革命型的浪漫主义又有温情型的浪漫主义，40年代既有理想型的浪漫主义又有神秘型的浪漫主义，50年代后期还有狂想型的浪漫主义，新时期既有激情型浪漫主义又有感伤型浪漫主义也有理想型浪漫主义，等等。虽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绵延不绝，但真正形成巨大文学潮流，能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构成对峙互补之势的历史区段并不多。现代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演进中，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总是扮演着陪衬或被挤压的角色，挺不起腰杆，缺乏独立地位，不是被现实主义挤到边缘就是被浪漫主义所吞噬，直到新时期后半段几经周折才取得了合法独立的位置；作为一种独立形态的文学思潮，从方法论的视点观之，现代主义的子孙们很多，大都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露过面也留下了印痕，甚至在某些特定区段聚成文学潮流，如五四时期至30年代在小说、戏剧领域的表现主义思潮，从20年代到30年代在诗歌园地里兴起的象征主义思潮，40年代和80年代在文学领地蔓延的存在主义思潮，新时期以来不断增强的花样翻新的现代主义思潮等。这三大形态的文学思潮相激相荡、互相变奏，作为内驱力推动着中国新文学沿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作为精神支柱撑起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厦，所以大多数文学思潮研究者把考察的重点和探讨的对象都集中在这三大类型的新文学思潮上。所谓新文学思潮的四大类型，除了上述三大文学思潮外，还有古典主义文学思潮；这类文学思潮既有对我国传统古典主义的承续或改制又有对西欧古典主义和白壁德新古典主义的借鉴，五四时期的学术派、20年代的新月派、30年代的京派等，都深受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渗透与影响，承认并研讨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有利于揭示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深层联系，有利于展示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多元化格局，有利于探索中国新文学民族化的规律。所谓把近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划归五大类型，除上述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古典主义四大形态文学思潮，加之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它已成为90年代以来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不过后现代主义远远超越了创作方法意义上的文学思潮，而逐步成了在各个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文化思潮。虽然中国学术界对它的介绍或研究的历史并不长，而且众说纷纭，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却方兴未艾，也许21世纪它将以挑战的姿态进入我们的研究视域。学界将近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归为五大类型，旨在研究它们各自的理论特征和实践功能，以及它们在建构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形态和民族形态过程中所发挥的共同作用和各自不可取代的特殊作用。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诸思潮是探讨的热门话题，研究成果较多，整体学术水平较高，而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研究相对来说就不是太景气，见到的学术成果也没有多大的突破和创意。
学术研究主体总是在探新路出新招，不断把学术研究推向前进，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基准线上，所以创新意识是人文科学研究保持恒久活力的内在机制。近几年来对于百年中国文学思潮研究卓有成效的是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归类和阐释。大致把新文学思潮的文化内涵划归这样几种类型：或曰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即启蒙主义文学思潮），而这种人文主义思潮既包含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文主义又包括泛爱众的人文主义，前者主要体现于五四文学和新时期前期文学，而后者则渗透在近百年所有的新文学中，故有的研究者认为各种牌号的人道主义不仅是各种文学观念的思想基础，也是各类文学创作的内在灵魂，这种人文型文学思潮具有普泛性与内在性的特点。或曰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它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近百年来根据“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社会主题赋予了民族主义以新的内涵，但在文化层面上仍承续了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这不能不带来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具体来说，既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又有开放的民族主义，前者如辛亥革命时期尊汉排满的文学思潮，后者如五四时期的民族自省意识或民族反思意识及反帝爱国主题，都体现了现代型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这种思潮蔓延至抗战时期形成高潮，演化为独特的战争文化思潮，出现了一代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战争文学；如果从政治上看既有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又有进步的民族文学思潮，前者的突出代表是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后者主要体现于40年代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抗战时期的救亡文学潮流乃至新时期的寻根文学思潮等。或曰大众文学思潮，它与百年大众文化思潮处于同构同源，也是近几年研究的热点，不过对大众文学思潮的探讨并不深入而且分岐较大。或曰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它的内涵极为丰富也相当复杂，虽然对其研究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但主要停留于“拨乱反正”的层面上，尚未从学理上或实践上充分而深入地展开。这里拟从文化学的角度，郑重对大众文学思潮的研究加以拓展。
二
对我们来说，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这个提法并不陌生，从普泛意义上观照整个中国近百年文学都受到大众文化思潮的渗透或冲击，不同程度上具有大众化倾向，这是它区别于传统古典文学贵族化指向的重要特征；然而目前学术界所研讨的却不是泛化的大众文学思潮，而是有具体规范性的，即使这种有一定范围规定的大众文学思潮，研究者也是各持已见，难以达成共识。在我看来，三、四十年代文学史出现的“大众文艺论争”或“文艺大众化”运动所激荡起的大众文学思潮，与民国初年兴起的大众文学思潮和新时期掀动的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学思潮，虽然都冠上“大众”的帽子，但其文化实质却大不相同。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并不存在普遍的、超历史的、超文化的、固定不变的抽象概念，对任何概念都可以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和人们认识已达到的新高度作出现代的解释，因而概念的重要价值不在于对已经死去的历史能够进行正确的勾勒和表述，而在于它对未来的历史确实可以起到一种启示、召唤和描述、阐释的作用；更何况脱离了特定的文化语境，概念的错对是很难判断的。对于“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概念涵义的阐释也应如是观，不能用一个现成的公认的抽象说法硬套上去，也不能脱离彼时的文化语境随意发挥，必须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作出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的界说，应有新的发现新的突破。
考察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真正形成规模效应的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约有三次：第一次大潮涌动于民国初年至30年代，南以上海北以天津这两个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大城市为中心，鼓荡起一股强劲的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这股文学思潮的崛起，其来势之猛的主要动因是现代城市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文化市场的繁荣，文化工业成倍地增长，有人统计，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 全国的报纸由1912 年的139 种到1926年就增至628种，各种杂志由1912年前的200种至1919 年则增到579种，这就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市场，而流畅于文化市场上的大量通俗文学乃是大众文化思潮的产物，也是大众文学思潮的载体；随着市民通俗型的大众文学走向商品化的轨道，文化工业也贯彻了企业化的运作机制和商品化的经营方式，使大众文化思潮炮制出的大众文学，既具有综合化、商品化、娱乐化的特征，又流露出享乐主义、颓废主义倾向。如果说文化工业的发展和文化市场的形成是清末民初到30年代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兴盛的外动力的话；那么，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刺激和市场文化的诱惑下市民的文化心理与审美取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乃是大众文化或文学思潮勃兴的内动力。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们的生存欲望既需要在物质上获得满意的消费品又需要在精神上获得满意的消费品，而大众文化产品或大众文学作品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满足市民们的精神上的消费需求；这种精神的审美的需求越强烈越能启动文化市场，越能驱使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浪翻波涌。仅就这个时期的大众文学的特质和功能来说，它是以市场为本位的大众文化作为底蕴根基，其内容以传统文化心理机制为核心，其形式大都承续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叙事模式，其功能将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传奇性和可读性融为一体，注重其寓教于乐的审美效果，既能适应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审美惯性心理的期待，如“才子佳人”、“英雄美人”、“扬善惩恶”等叙事模式的文化内蕴和审美情趣，又能满足人们心理补偿的需求，使那些在现实中难以成真的“美梦”或生存中遇到的困惑及造成的心理遗憾和生活缺陷，可以在通俗型的大众文学中获得一定的补偿；况且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隐伏着追求快乐的欲望，虽然现存的社会制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常常对人的本能快乐欲望进行压制和扭曲，但大众文学的消遣游戏功能却能使人们的快乐欲望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这应是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摧而不衰压而又昌内在的动力源。且不说近几年对这股大众文化或文学思潮形成的文学流派即“鸳鸯蝴蝶派”及其作家作品进行了重读重评重估，使其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位；而对大众文化或文学思潮的驱动，形成了中国百年文学的雅俗互补并进的格局以及通俗型大众文学与高雅型严肃文学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相互排拒相互汲取的复杂关系，更需要从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作家主体与读者主体的结合上进行深入研究，高屋建瓴的宏观考察诚然可贵，有独到之见的微观研究更是需要。
与这次大众文学思潮异质相对的是崛起于左翼文坛而勃发于40年代的第二次大众文艺潮流。如果说第一次大众文学思潮源于现代经济市场与文化市场以及广大市民的审美心理，那么这次大众文学思潮乃是源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以及工农兵急待通过文学提高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的需求，这就决定了这股大众文学思潮具有前述大众文学思潮的商品化、娱乐化的不同特征即政治化、功利化，这就是它们的异质规定性。这股大众文学思潮，实质上是与“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同源同构的，它只不过是体现于文学运动形态、文学理论形态和文学创作形态。左翼时期，大众文学思潮着重是从运动形式和理论形式上加以鼓荡，特别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三次文艺大众化论争，掀起了大众文学理论的研究热潮；而真正从运动、理论、创作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上把大众文学思潮推上波峰的则是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其运动标志则是解放区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众化文艺运动，其理论标志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创作标志乃是工农兵文学。这股与政治意识形态紧贴在一起的大众文学思潮，不只是波及到40年代国统区文学，同民族解放战争文化合而为一，而且成为建国后17年的文学主潮。随着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的扩大化和激烈化，大众文学思潮也越来越政治化极左化，最终把中国新文学引上了绝路。虽然这股政治化的大众文学思潮也重视通俗性，但实质上强调的是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若要寻找它与清末民初兴起的大众文学思潮的联系，那只是形式上的通俗性和文学格局上的二元对立的互补性。由于对这种特异形态的大众文学思潮的研究起步早成果多，特别是反思性的研究大有深入之势，所以我不想赘述。
第三次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兴起于改革开放的80年年代中期，而到达90年代则形成了高潮，它对40年代涌现的大众文学思潮是整体性的反拨，而与清末民初于现代大都市上海等兴起的大众文学思潮却有一定的承续性和联系性；不过从本质上察之，清末民初的大众文学思潮是传统型的，40年代的大众文学思潮是政治型的，90年代的大众文学思潮却是现代型的，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现代型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是产生于工业化社会，商品经济市场相当发达，以现代城市公民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通过各种大众传媒传播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或文学作品。这里首先值得探讨的是现今中国仅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何以出现了现代型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高潮，而且这一潮流并不局限于几个大城市乃是具有普泛性，其势头之猛是前所未有的。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神秘莫测难以阐释的问题，90年代之所以形成现代性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的热潮，其内外机制或基本缘由不外是：其一，经济转轨后冲破计划经济的种种成规戒律，权力政治的强控制已失去其应用的规范力和约束力，使计划经济结构中被压抑窒息的生产力获得空前的解放，尤其是构成生产力的最活跃的人的因素挣脱了人为的枷锁而遵循着经济规律向前迅跑，其创造性的潜能和智慧在工业、农业、技术的现代化中得以充分发挥，这就大大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科技化的步伐；特别是市场经济与文化工业按照“商业化”的机制动作与旋转，把文化领域的不少机构和从业人员逐步纳入现代市场之中，根据经济市场和文化市场的双向选择，使那种能适应市场销售需求和大众精神消费要求的文化产品和文学作品获得了大发展的良机，这就推动着现代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尽管大潮中存有难以避免的泥沙俱下的现象，但总的发展势头是与市场经济的建设步调相一致的。其二，开放后的中国所面对的是发达国家的后工业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和知识的日益更新已把世界带入一个知识经济时代，不论经济市场的发展或者文化市场的开拓都趋向全球一体化，这就使已经睁开眼的中国人的视野越来越宏阔高远，凡是世界发达国家出现过的且被实践证明对人类生存发展有益无害的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想敞开胸怀汲取过来，为我所用，为我所学，这其中当然包括早已产生并流行于发达国家的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拿来之快、推行之广是意想不到的；与此同时，中国急于把自己的工农业产品和文化产品推向世界，千方百计地与国际市场接轨，使我国市场迅即被纳入全球性的大众传媒网络之中，这就使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工业和现代大众文化产品以及港台的大众文学产品快捷地传入中国大地，涌进日趋发达的文化市场，这怎能不使本土大众文化思潮在与外来大众文化思潮的汇融中而走向高潮？其三，现代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的昌盛离不开大众传播媒体的现代化，通过现代传媒能够及时地快速地把各种文化信息传播到大众之中，而大众的各种欲求和生活信息也能通过现代传媒得到旋即反馈，在国内外进行广泛传播与交流。中国的大众传媒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不论现代化程度或发展历史虽然都滞后了，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却以空前的博采众长的热情和锐意进取的超越精神，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便在全国各地建构起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大众传媒的网络体系，不仅可以将现代大众文化文学信息传遍全国也可以通过广播卫星传扬到世界其他民族，从而借助大众传媒的现代化、系统化、普及化，使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日趋高涨。1998年法国举办的世界杯球赛作为一次波澜壮阔的现代大众文化活动，它所产生的一切可喜可悲、可惊可奇的文化信息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媒体及时而准确地传遍全国，掀起一阵阵大众文化思潮的热浪；《泰坦尼克号》电影、克林顿的性丑闻、体星乔依娜之死，作为大众文化信息其传播之快、普及之广也是惊人的。这足以说明现代传媒的高科技化，为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的澎湃腾涌提供了最先进的手段和媒体。其四，改革开放以来所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波及面之广远非“五四”思想解放运动所能比，它是一场步步深入的全民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大一统的一元化的文化思想必然导致文化专制主义，必然导致思想僵化窒息，必然把一切新学说新原理新思想新知识视为异端，必然会导致全民共讨之共诛之的恶果，这不仅扼杀了人们创造新文化新思想的锐意进取机制，增强了奴性意识和守成意识，而且把中国文化引上独尊一家的无望之路。于是获得思想解放的广大民众迫切期待文化形态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为了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和现存生活方式需求，以及文化审美心理新取向，广大民众更渴望一种有别于纯精神性与纯知识性的带有非意识形态色彩的大众文化，更渴望一种有别于富有教训性和功利性而具有娱乐性、消遣性的寓教于乐的通俗性大众文学，致使它们在当前的文化系统或文学结构中不是可有可无的、无足轻重的对象，而应该与高雅文化和严肃文学并存并立。这种欲求和企盼并不过分也不过高，它既符合中外古今文化系统的构成总有大众文化这种类型的客观必然，又顺应了当前文化趋向多元化而对大众文学的热切呼唤。实践证明，当今现代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日益高涨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时代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其五，无论什么性质或形态的文化思潮或文学思潮，大都是知识分子在弄潮，实际上也是知识分子以其勤奋的创业精神和发达的智慧头脑在创造文化和创造文学；尤其到了新时期，那些从政治思想禁锢下获得人格彻底解放的知识分子，或从正统意识形态中离析出来的知识分子，或在商品大潮冲击下闯入商海的知识分子，似乎他们不约而同地和程度不一地放下了清高的架子，撕下了矜持羞涩的面纱，赤裸裸地遵循市场规律进行“文钱交易”、“为钱而干缪斯”，这表明知识分子正在完成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其实这并不奇怪，精英文化融入大众文化恰是中国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试看今日有多少纯文化或纯文学报刊杂志、有多少文学艺术家不在探索与大众文化（即企业文化）或大众文学联姻的新路，否则就难以生存发展下去，即使出版一部文学作品也要乞求企业家提供资助，这说明市场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目前我国工商业的发展通过与国际市场接轨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几乎整个文化领域被囊括于市场之中，而知识分子进入市场不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了，则是理直气壮地别无选择地在文化市场或变相文化市场上进行交易，以文换钱既可以维持生存又可以保证事业的发展；由于在具体市场的运作中与工商业的经营中，与大众的融合越来越紧迫和密切，从此诗人作家不再游离于市场之外，终于在市场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即文人选择了市场，市场也认同文人。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文学艺术家逐渐便以自己深厚的文化素养和高超的创作技艺参与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的制造；而另一些文学艺术家则被市场所利用所裹挟最终也纳入了市场体系。这样一来，可以根据市场规律制作大批量的大众文化产品，而且在无形之中提高了大众文学的品位，推动着现代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沿着健康纯净的道路发展。其六，虽然现代知识分子进入文化市场竞争既能引导大众文化又能塑造大众文化，但是在我们探讨现代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蓬勃汹涌的动力系统时，却更要注意日益扩大的城乡公众的文化心理需求与审美心理取向。近2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的大小城市已星罗棋布，即使清末民初已出现的屈指可数的上海、天津等城市也不是当年的老样子了，已发展成可以与发达国家的大都市相比肩的现代化高度了；随着现代城市的日益增多、城乡差别的日益缩少，新型市民阶层越来越庞大，其思想意识越来越现代化，不论其文化心态或审美心理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更要求文化精神生活的丰富化多样化，既希冀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又盼望在文化上建构自己的话语系统，也渴求在文学上确立自己的叙事话语。这种企盼和需求并不过分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显示出巨大能量和主宰者英姿的新型市民阶层，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民生的命运，也决定着文化思想意识的多元走向，即他们急需的不仅仅是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学，更多的乃是现代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只有后者才能满足其日趋世俗化平民化的文化心理或审美情趣的需要，使其在享受着物质产品的消费满足的同时也在享受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怡悦快感。这就是90年代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居高不下的广泛而厚实的群体心理基础和用之不竭的动力源。
大众文化在现代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的制导下，已结成覆盖全国广联寰宇的网络，织成五光十色、亮丽耀目的现代大众文化风景线。它们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是审美的又是消费的，这众多文化景观至少有十条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的风景线交叉错综而织成：或是大众文化的每年极高的电视连续剧、电视新闻片等组成的风景线，或是大众文化的带有浓郁通俗品味的电影织成的风景线，或是日益活跃的大众文化图书市场组成的风景线，或是大众文化的出版业、报纸业、杂志社等组成的风景线，或是花样繁多名目别致的大众广告文化组成的风景线，或是具有大众文化性质的时装表演、选美活动等组成的风景线，或是属于大众文化范畴的卡拉OK歌舞厅、酒巴间、夜总会等组成的风景线。这诸多大众文化风景线构成的立体交叉的网状结构占尽了人类生存时空，所传播的各种各样文化信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它们便是现代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的载体。90年代中国大地上滚滚流动着的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与清末民初大众文化思潮有一定相似之处却与40年代解放区崛起的大众文化思潮有着本质区别，主要在它的非政治意识形态性；具体考之可概括为如是基本特征：公民性。如果说民初以来的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是一种以市民为本位的通俗性文化文学思潮，四十年代起于延安根据地的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是以工农兵为本位的政治性的大众文化文学思潮，那么勃发于90年代的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则是以公民为本位的现代性的大众文化文学思潮，其普适性和广泛性涉及到全社会的公民，它跨越了阶层、阶级、民族乃至国家的界限，具有全人类性，其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审美信息、思想信息可以为所有公民所接受，而所产生的接受效应则能振荡于全体公民心灵的回音壁上。世俗性。清末民初发起的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也具世俗性，但它仅仅反映了少数市民的世俗利益和审美愿望；而90年代的现代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则代表了全体公民的世俗欲望、意愿、情感、思想和审美取向。伴随着社会经济改革市场的涌现，乌托邦的迷人魅力逐步消失，世俗化取代乌托邦成为人们新的追求对象。这主要因为我国快速形成的工业社会中的起主导作用的技术理性已将作为乌托邦观念载体的人文知识分子，由扮演社会导师的启蒙者的角色贬至为工业组织中的普通的白领工人，或者大批知识分子涌入工商业优先发展的开发区充当小职员、公务员，即使仍在坚持文学创作的作家如王朔也变成了“码字儿的师傅”；这种世俗化倾向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风行的新写实小说拒绝了诗情、理想和崇高，热衷于描写日常世俗生活的原生状态。受控性。在大众文化思潮制导下出产的文化品或文学品，是根据市场的需求而制作的，因而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和控制；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文学的生成不是自律的而是他律的，受到外部物质条件的严格控制，就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而制作，由此可以想见大众文化文学是一种复制性的活动，除了市场的需求没有任何自立的标准，这就决定了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程式化，不追求独特的艺术创造，所担心的乃是这样的负效果：当大众文化产品进入流通领域时，常常有些通俗低劣的东西驱逐了一些不易理解难以引起快感的优秀之作。普泛性。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总是与公众的世俗愿望、平常心态、日常生活情趣联系在一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特别那些大众文化用品或文学作品，可以说无孔不入、无人不需，比如一些反映大众世俗生活的电影电视如同大众的娱乐文化工业，能满足公众的普遍的精神消费需求，即使象苏童等作家所写的一系列新历史小说也同眼下人们只追逐快乐的非历史的大众消遣需要有某些趋同性或一致性，使其成为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正由于大众文化思潮炮制的大众文化产品具有审美娱乐和精神快感（快餐）的消遣功能，这就决定了它的普适性特征。 包容性。 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的内蕴，极为丰富复杂，它如同巨大的思想意识包容器，无论物化意识或反物化意识，无论传统意识或现代意识，无论域外意识或本土意识，无论形上意识或形下意识等，都可以容纳进去并得以传播，而且各有自己的接受者，能够以其通俗性、浅显性的传播方式，满足现代社会各层次公众的精神消费需求。 雅俗性。 现代型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并非只关注通俗性而拒斥高雅性，如果仅仅这样理解那恐怕是一种误读；雅与俗从学理上讲，只是具有相对意义的美学范畴，而且它们的内涵与外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至于落实到文化实践和创作成果之中，雅与俗的界限就很难分清了，常常任人而意，不易确立公认的客观标准，是俗是雅往往由个人的审美感受作出品位高低的主观判断，当然也不能完全否认雅与俗应有要遵循的客观价值尺度。然而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所强调的却是以俗为主兼及雅性，追求的是俗化却不排斥雅化，若一味追求雅化那就推动了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的必具品格；联系大众文学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便会发现雅与俗总是交融在一起，雅中有俗，俗中有雅，雅俗有机结合方为优秀之作，如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是倍受公众欢迎与喜爱的大众文艺佳品，既俗且雅，雅俗融合，达到雅俗共赏的审美境界，在获得审美快感的同时心灵也能受到强烈的思想威力的震撼。
基于现代型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的复杂特征，对其意义与价值评估或高或低都是有根据可寻的，但总的趋向是评价偏低，否定的多肯定的少，因而要求研究者更新观念、实事求是、重评重估。首先应承认现代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的勃兴对政治意识形态起到了一定的改制作用。过去的主流意识形态往往通过一种强迫灌输的方式逼使大众来接受，当今仍沿续这种方式已收效甚微了；只有在思想多元的竞争中通过自己独特的思想威力和富有魅力的宣传方式，才能征服大众，而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的通俗性与普适性则为主流意识形态最终实现被个人的接受和选择提供了可能性和良好机制。因为进入大众文化思潮主宰的时代，大众不再把政治意识形态神圣化，也不再像崇拜宗教那样虔诚了，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变通化和人情味却充满了好感与兴趣；所以面对世俗化的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必须调整已有的策略和方式，进入世俗化政治阶段，如电影《孔繁森》的意识形态宣传就接近世俗化，电视《编辑部的故事》、电影《北京人在纽约》等，都是以世俗化的人物吸引大众来认同一种政治的严肃价值观。其次，应看到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可以改变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社会地位和职业角色，更新其文化立场、知识结构以及生活方式与人生命运。进入90年代，那些热衷于鼓吹精英文化的人文知识分子在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冲击下，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分化，其中一部分从启蒙的主战场上退入象牙之塔，或固守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家园，或重开国学之风；而另一部分则改变了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生存方式，毫不犹豫地汇入了大众文化的世俗化的汪洋之中，有些作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大众世俗生活的转述人，甚至有的作家遵循市场规律直接进行“文钱交易”，彻底冲破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限。再次应预测出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可以规范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趋向，即对严肃的与通俗的、现代的与古典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各种形态的文学进行大汇融、大整合，逐步把文学发展纳入市场运作的轨道；同时也必须看到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当今文学艺术走向世界，与世界其他各民族文学展开了空前广泛迅速的大交流大汇融，电影界的张艺谋现象、文学界的王朔现象就足以说明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的深广影响。至于大众文化或大众文学思潮的负面效应，既要指斥又要警惕，因为对这方面的批评文章较多，故这里从略。
三
对于百年中国文学思潮从文化学的角度进行归类研究，还可以发现不少文学思潮形态，有待进一步开掘与拓展，以上只是将大众文学思潮作了个案剖析，表明百年文学思潮的研究大有余地。
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不仅上述的角度或标准可以选用，而且还有很多角度尚待开发。学术实践反复证明，选准一个角度就可以给文学研究带来新景观新成果。我认为，从文学母题的角度来考察并规范百年中国文学思潮的类型，对于深化和拓展新文学思潮的研究也是大有可为的，它能把我们导入一个新的文学研究天地；况且从文学母题的角度切入来探讨新文学思潮并不多见，令人注目的研究成果更少，这就更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了。正值世纪之交，有志于开拓中国新文学探索新局面的研究者，无不通过反思来探寻新的研究思路，让我们也积极开动脑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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