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用品产业运营战略因素评估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育用品论文,中国论文,对策论文,因素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3)08-0024-10
我国体育产业起步晚，2011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仅为2380亿元，占GDP的0.5％，约为发达经济体的1/20，差距明显。体育用品业虽然不是体育产业的核心，但却是近年来体育业中规模最大者及市场化改革绩效突出者，其发展直接牵系到其他子产业。回顾体育用品业发展演进，还存在严重问题：1)运营效率低。我国体育用品企业已超过2万家，但是规模小，运营效率低。而且，在战略联盟、资本运作等方面，与国外同行的差距很大。2)运营系统落后。国内中小企业多数发端于乡镇及村落，体制落后，规模有限，资金匮乏，研发投入少，创新力弱，高精尖技术匮乏，导致产品质量差、低端产品过剩、产品同质化。3)营销管理水平低。众多中小企业依赖贴牌加工，产品附加值较低，依赖价格竞争，缺乏营销手段。虽然部分企业能生产与全球著名品牌同等质量的产品，但是品牌意识淡薄，品牌形象差。
为了打造内生型增长、竞争力强的体育产业，体育用品业战略研究尤为重要。现存问题本质上是运营系统问题，影响因素多，但是不能均一化处理，抓住关键者事半功倍，因此该产业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价值较高。
1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采用网络文献资料法，操作于2012年7月31日。CNKI中查新，主题为“体育用品业”及“运营战略”，获取2002—2012年的23篇文献；再以“体育产业”与“解释结构模型”为主题，查到2002—2012年的26篇文献，经比对之后无雷同者，共计49篇国内文献用于查阅计量。
在Emerald：Management Xtra(EMX)数据库中，以“sport industry”为“all except full text”，又给出2001—2012年的学术期刊论文38篇；再在SSRN中搜寻以“sports goods industry”为“title，abstract，abstract ID，key words”，获得2004—2012年的学术期刊论文9篇。比对两数据库的查阅文献者无重复者，共47篇外文文献用于计量。因此本文利用的中外文文献总数为96篇。
本文拟展开体育用品业运营管理分析，运用企业战略PEST分析法从宏观层面分析中国体育用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社会环境、消费环境条件和相关边界条件，从中国特色体育用品产业集群化发展审视政府引导行为因素，从体育用品业开放性发展审视政府的“引进来”政策因素；其次基于生产系统论方法及视角，建立政企双重作用下体育用品产业运营系统管理框架，并作出描述；在基础资源观视域下阐释我国体育用品业竞争优势，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及虚拟企业理论，利用枚举法及逻辑分析法构建和剖析我国体育用品业广义资源集模型，将其纳入我国体育用品业运营管理框架；运用德尔菲法从广义资源集中较为系统地选取影响该产业运营战略目标实现的26个相关因素，揭示所有因素间的二元关联性；应用ISM方法建立所有因素的多级递阶有向图以克服前人研究的片面性与局限性；设计手段—目的链算法，辨析出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关键因素；最后探讨着手于关键因素的发展对策及政策建议，指引体育用品企业科学发展，支持运营战略目标实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2 体育用品业运营管理分析
2.1 体育用品业面临的环境条件分析 PEST分析法是企业或产业运营战略分析的有力工具，是指宏观环境的分析。本文拟运用该方法从宏观层面分析中国体育用品业面临的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社会环境、消费环境条件和相关边界条件。
2.1.1 体育用品业的政策环境分析 政策环境分析除了考虑相关重要法规政策对产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外，还要特别地从中国特色体育用品产业集群化发展审视政府引导行为因素，尤其注意从体育用品业开放性发展审视政府的“引进来”政策因素。
2.1.1.1 相关法规政策的有力促进 1995年，《体育法》颁布实施标志着体育业进入依法行政、依法治体的新阶段。近2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居民休闲时间持续增多，以及《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22号)[1]与《国家体育产业“十二五”规划》[2]的相继出台，政府主导下的体育产业已作为现代服务业重要构成及新兴的朝阳产业，迎来难遇的发展良机[3]，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速与升级，反过来又强有力地拉动着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增长。其发展具有渗透性、交融性、环保性、多样性的特征，未来发展空间广阔，潜力不可估量[4]。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对于体育用品制造大国向体育用品制造强国转型升级有重大意义。提出了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之一“做大做强体育用品业，进一步提升中国在世界体育用品业中的地位。积极推进标准化工作，制定完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加强涉及强制性标准体育用品的质量监管，加强体育用品产品的认证工作，有效推动体育用品的品牌建设，增强中国体育用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打造国际一流的体育用品博览会。”[1]
而且，1995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200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全民健身条例》[5]，确定每年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能极大提高人民群众参加体育健身的热情，而群众健身活动离不开体育用品，从而能壮大体育用品产业；《条例》还能提高我国承办大型体育赛事的水平，促进体育基础设施及用品的普及。3年来实施情况也印证了《条例》对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6]。
2.1.1.2 从中国特色体育用品产业集群化发展审视政府引导行为因素 纵观20多年来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发展历程，体育用品产业集群的诞生与发展为我国体育用品业闯出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模式，其不可或缺的最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和推动。福建晋江体育用品产业集群就是最具有代表性之一，福建晋江市抓住机遇发展体育用品业，同时利用体育用品业高速发展所积累的资本，促进晋江市体育竞赛表演业、健身休闲娱乐业、体育培训业、体育中介业、体育广告业、职业体育的发展进步与繁荣，走出了一条有晋江特色的体育发展之路，被誉为“晋江模式”，即以体育经营城市，带动城市活力再生、城市功能再造、城市形象重塑和城市品位跃升的新型发展模式，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体育产业与体育事业协调发展，对我国县级城市体育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截至2012年底，我国重点体育用品集群现有11个，已落户广东、福建、江浙、北京，发展势头迅猛，品牌化经营以及连动化发展的趋势明显[7-8](表1)。“十二五”期间，国家还将继续大力投资建设体育产业集群，预计到2015年，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约50个左右[1]，而其中大部分也都是体育用品企业的集聚地。
毋庸置疑，今日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代表的我国体育用品产业集群之成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当地政府的有所作为[9]。1)政府相关主管部门采取“政府主导、鼓励支持社会资本介入、惠及中小企业、鼓励集群化发展”的体育用品产业振兴政策和创新型系列举措，依托现有体育用品产业集群，政府加大基础设施硬件投资及软环境建设优化力度，为众多体育用品企业的研发、制造及营销创造有利条件，提供大力支持，推进体育用品业提速升级、结构转型[10]。2)当地政府尤其注重对中小型体育用品企业集群给予优惠政策的倾斜(包括财税、土地、人才、资金、技术等)[11]，切实降低其运营成本，提高其运营效率，引导更多具备条件的中小型潜在进入者经营体育用品，共同致力于行业扩张与升级发展。3)政府还重视该行业的宣传推广工作，政府积极牵头组织各种商业、社会资源以构筑多形式的交易平台，官方出面为中小型体育用品企业集群拓宽市场，包括线上虚拟型交易会以及线下会展型洽谈会。比如从不落幕的广交会，浙江杭州、福建泉州等经济发达省份、城市广泛流行的现实展销会及网络展洽会都是“政府搭台”、让体育用品企业“唱戏”的高效运营模式。最后，政府主管部门科学制定体育用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重点发展体育用品产业集群，这对于集群化发展模式的成功无疑起到关键作用，这尤以浙江省部分外向型城市为典范[12-13]。
2.1.1.3 从体育用品业开放性发展审视“引进来”政策因素透析体育用品业的企业所有制性质结构分布。1)外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其他性质企业占据行业主导地位，2010年总数量占比97％，尤其是外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各占45％，覆盖了全行业的9成之多。而且，私营企业数量增加速度最快，年增长率12％。然而，国营与集体企业共计21家，仅占所有企业数量1328家的不到2％，势力微薄。2)在销售额方面，近2年外资三资、私营、其他性质企业也是位列三甲，2010年共占97％的市场份额，其中前两者的市场份额都已经超过3成，产业实力已经相当雄厚。第一名的外资三资企业销售额比重最高，达到57％，是当之无愧的产业领导者；但私营企业却有34％的高增长率，发展势头极为迅猛；股份制企业的数量虽然减少3家，但是其销售额增幅却高达31％；集体企业也有不错的增长，销售额年均增加26％。除销售额比重第一的外资三资企业以外，私营、股份制、集体企业的销售额增长率都远远超过了全行业平均值18％。相比之下，国营企业无论数量上，还是销售额方面都呈现出连年萎缩的颓势，2010年国营与集体企业销售额共占1％的市场份额，与非公有制经济相比大为逊色(表2)。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体育用品业的所有制形式趋于多元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竞争性日益加强。各类非公有制性质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进入体育用品行业，规模扩张的步伐日益加速，企业数量比重超过98％，销售额比重达到99％，是当之无愧的产业主体成分，尤其以外资三资、私营、其他性质企业为重，成为该行业的佼佼者。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2008—2010体育产业报告，加入2008年各类所有制性质企业的销售额数据，能够更直观地看出近3年内各类企业市场份额的变化(图1)。份额折线高高居上且呈现上升走势的就是外资三资、私营与其他所有制企业。
数据来源：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2008-2010)》
图1 不同所有制性质体育用品企业近3年销售额变化
不难分析，这一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离不开政府行为的正能量，包括引入外资企业、放宽三资企业、扶持私营企业、优待其他企业、筹建股份制企业、牵线股份合作企业、改制国有集体企业等。尤其是体育用品产业集群中最为活跃的外资三资企业的突飞猛进式发展应主要归功于政府的“引进来”招商政策及配套优惠措施(包括税收减免、土地划拨、人才流动等)，确实为外资三资企业生存及跨越发展提供极为理想的政策环境及法律法规环境，同时也能借助外资带动体育用品产业集群提速升级[11]，提升民族体育用品产业整体实力水平。
2.1.2 体育用品业的经济环境分析 1991年至今中国GDP高速增长，即使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在2009年全球GDP平均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GDP还保持8.7％的高调增速。进入后危机时代，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减缓，中国GDP增速仍高居10.3％，中国经济增速趋稳，经济信心上升，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有下降，但激发了社会资本，信贷业务活跃，货币供给增大，贸易规模创新高。居民消费稳步增长，CPI持续上涨。2011年面对不乐观的全球经济复苏形势，政府出台一系列刺激内需政策及稳健货币政策，提高工资及个税起征点，加大保障房、社保金、文教卫投入，以扭转居民高储蓄低消费的传统格局。然而GDP增速仅为9.2％，比上年有所下降。2012年，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但无较大意外，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中国GDP增速继续放缓为7.8％，仍维持在可接受的合理区间内，其中制造业增加值23.5万亿元，增长8.1％，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稳居45.3％。
《“十二五”规划》强调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保民生及实现社会目标。未来国内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在于改变增长模式而非增速，因此“十二五”期间年均GDP增速预计与“十一五”的7.5％持平为宜。这也为中国体育用品业转型升级创造了利好宽松的宏观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指引。
2.1.3 体育用品业的社会环境分析
2.1.3.1 居民人均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大踏步式提高，财产性收入也日益丰厚。据统计，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23979元，同比增长14.1％，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约6977元，同比增长17.9％；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同比增长12.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比上年增长1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7％。2011年农民工总数25278人，增长率4.4％；2012年农民工总量增加到26261人，同比增长3.9％。
2.1.3.2 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随着中国经济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同步增长，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逐年上涨。据国家统计局估算，2010年城乡居民的文娱休闲支出约3485亿元，其中体育休闲消费(含体育用品支出)高达2543亿元，比上年增加20％以上，增速快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1.4 体育用品业的技术环境分析 虽然我国中低端体育用品的制造技术已经成熟，市场竞争程度高，堪称体育用品生产大国，全球体育用品市场占有率高居65％，但是并非体育用品生产强国，体育用品差异化程度低，产品同质化单一化现象严重，主要源于高精尖轻工业技术的匮乏，低水平制造技术在国内企业被简单重复利用。高端体育用品的设计开发、关键性部件、瓶颈生产工艺、核心技术仍然被国外企业掌握，部分高精尖材料、配件等还需要依赖进口，比如户外体育用品的飞行装置、航海器材，以及健身器材中技术含量高的大中型器材、竞技体育专用的运动器械等。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在这些高端体育用品的技术研制方面还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高端体育用品国产化还有较高难度。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升级之路还任重而道远。
但是，值得我们乐观和期盼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务院《轻工产业振兴规划》，国内大型体育用品加工制造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及工程技术中心，利用产学研合作模式，组建了各类体育用品创新战略联盟，以研发高端体育健身休闲器材、高科技体育用品、大型场馆专用体育设施、优质体育用品原料、高端运动服装鞋帽、高级体育食品药品的新技术新产品为目标，整合多方资源，实施体育用品全产业链构想，提高高端体育用品国产化自给率，缓解高端产品过度依赖进口的局面。
目前，我国体育用品标准化程度较低，而且历年推进产品标准化的相关工作进展异常缓慢。截至2011年底，360余种体育用品中只有17个国标和19个行业标准，标准化程度仅为10％。如此低的标准化程度的发生主要缘由：1)由于体育用品的涵盖范畴广、门类多，不同体育大项对体育用品材质、外观、性能、厚度、硬度、内部构造、承受力、稳健性(强壮性)等的要求都各不相同，使得体育用品的开发必须有明确的对象，针对性很强，依实际适用的体育项目和场合而确定，难以标准划一。2)体育用品应用于复杂多样的运动场合，既有面向休闲、健身、娱乐、旅游的群众体育，又有不同等级的竞技体育，对其可靠性、安全性、柔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而就传导至产品生产技术及生产工艺各环节的定制化。业内老牌企业已具备丰富的生产与运营管理经验，而新企业还需要较长时间去适应复杂的市场环境和多变的客户需求，这样就提高体育用品业进入壁垒。因此，在位者缺乏积极性去开展产品标准化制定工作，不主动引领或构建体育用品行业标准，以此维持高进入壁垒。
然而，政府部门对大中型体育器械的检测手段较为落后，基本没有起到引领标准化的作用。国标难以敲定，可能与少数一流优势企业有密切关系，它们共同牵头参与国标推进工作，但是它们是当前体育用品业的既得利益方，不会积极推进体育用品标准化，使得近10a来国家标准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
2.1.5 体育用品业的消费环境分析 近30a来，国内消费市场取得跨越式发展，年均增速约为同期GDP增速的2倍。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万亿元，同比增速17.1％，且城镇与乡村增速基本持平，CPI同比增长5.4％。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万亿元，同比增速14.3％，CPI同比增长2.6％。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渐渐崛起，经济总量堪比甚至超越美国，最突出表现为继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初级产品及投资品市场之后，又将在未来5a内赶超日本、10a内跨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消费品(含服务性消费)市场。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个人消费品市场的出现，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彻底改变世界经济原有格局。
近年来，中国消费市场呈现3大特征及发展趋势：环保需求日益旺盛；80后、90后新一代消费群体消费能力强大；社会资本积累接近峰值。以上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促使当前及未来中国个人消费能力明显强化，消费层次高层次化，汽车、房产及奢侈品等非必需品消费支出比重快速提高，恩格尔系数快速下降，2012年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39.3％，城镇为36.2％。体育、文化、教育、旅游、医疗保健等新型消费增长势头旺盛，因而催生出中国这一全球最大个人消费品市场出现。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生产消费市场。如此有利的消费环境也必然为中国体育用品业突破发展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2.2 体育用品业运营管理框架 不仅政府引导和影响体育用品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开放程度，而且政府还能促使、呼吁或要求体育用品企业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引入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及模式，包括实行一把手问责制、业务流程重组与优化、企业资源计划、并行工程、TQC、股份制改造等。因此，从生产系统论视角，体育用品业运营管理及其资源管理实质上牵系到政府与企业两个方面(图2)。
图2 体育用品业运营管理框架
体育用品业的成功运营，依赖于成功的资源管理，力求各种资源最优化配置，以兼顾企业利润最大化、长期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福利最优。政府着眼宏观调控，企业改善微观管理[14]。简言之，运营管理目的表现为两个层级——企业层及政府层。对企业而言，运营管理目的就是建立一个高效率的生产运营系统，制造销售有竞争力的体育用品，追求高效率及高效能，满足顾客对体育用品和服务的特定需求。具体表现为体育用品的优良性能、高质量、顾客可接受价格及优质服务3要素。效率(efficiency)是指聪明地利用资源和实现成本效益。而效能(effectivity)指的是制定正确的决策并且成功地予以实施。成功的企业必须二者兼有，前者往往服务于后者。而对政府来说，体育用品产业运营管理的终极目的就是公共利益最优化，如式1所示。
3 基础资源观视域下体育用品业资源集
基础资源观(Resource-based View，缩写RBV)是近代战略管理理论的主流研究范畴，最早由Wernerfelt提出，他认为企业更需要在资源观视域下作出运营决策，而非停留在早期的产品观念[15]。RBV在新颖视域下研究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维护及升级，还为企业能力理论的诞生做了理论铺垫。传统RBV的代表性学者有Barney[16]、Rumelt[17]、Grant[18]，他们认为企业资源的稀缺性、价值性、难以替代性及难以模仿性4种特性使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及卓越运营绩效。将企业内部资源划分为能力、资本、人才、知识、文化、业务流程、信息等，企业运用资源设计战略并付诸实施。20世纪90年代，资源观向能力理论扩展，影响力最大的当属Prahalad & Hamel的核心能力理论[19]。接着，Teece等提出动态能力理论，即企业重塑、变革能力的能力。
国内学者对基于资源与能力的战略管理要素研究也日益丰富，学者们各抒己见。石盛林等分别从顾客环境来进行企业战略管理的外部剖析，从网络定位、资源因素、能力因素、组织因素、战略组合因素来展开内部研究[20]。杨华峰等认为战略设计能力、获取知识及长期学习能力对于企业竞争力愈发重要，已成为竞争优势形成的主要源泉之一[21]。
随着学者们研究不断深入，战略管理理论已经得到实质性拓展。1996年，穆尔首次将生态学引入战略管理理论，开创商业生态系统理论[22]。Laszlo进一步结合广义进化论，提出演化重构及同步演化的战略管理前沿概念及思想[23]。Daft利用种群生态学剖析组织冲突、战略协同、商业生态系统演进等战略管理新观念新手段[24]。钟耕深等认为，以网络经济、知识经济、全球化浪潮为特征的当代商业环境，其复杂性、不确定性、动态性日趋增强，企业必须以战略生态观的思维方式来应对，战略管理理论研究也应朝着动态化、系统化方向演进，竞合、创新理念理应成为主导性商业思维[25]。
虚拟企业理论的出现再一次丰富了企业资源观的内涵及外延。1991年，Press在向美国国会呈交的研究报告中认为虚拟企业是21世纪制造型企业应对环境挑战而必然选择的组织形态[26]。杨彩霞等剖析虚拟企业网络治理复杂性，建立基于多边契约关系网、虚拟协调中心和社会信任网的虚拟企业运作框架和运行机制[27]。战略管理正是在这样的平台和框架内，驱动虚拟企业设定并达成战略目标。杨国亮认为虚拟企业不同于虚拟经营企业，其治理结构异于内部资源配置导向下的传统企业，其边界呈现模糊化、准消失化的特征。基于服务外包视域，虚拟企业边界受限于客户需求挖掘能力及满足能力，趋向于无边界化[28]。李文强等认为，具有多家单独企业核心能力的虚拟企业的战略执行力对运营绩效起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在21世纪成为跨国企业争夺全球市场份额的重要组织形态[29]。刘松等提出虚拟企业具有完整的企业功能及全面的合作模式，确保各联盟方都能分享到成功虚拟化运营的效益[30]。田世海等基于耗散论分析虚拟企业有助于增加系统负熵，提高有序化程度及运营效率，降低改革成本及运营成本，认为虚拟企业是我国企业改革重组的重要组织形式[31]。
鉴于以上相关文献的综述，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及虚拟企业理论，传统体育用品企业的内部资源，也能分享给别的企业加以利用，反过来也能利用别的企业的资源，从而实现互利共赢。仅仅依赖于体育用品企业内部资源，难以满足客户多变的需求，自身反应调整的速度很难赶上客户需求变化的速度。因此，本文认为体育用品企业有必要考虑和利用广义资源，选择并实施以虚拟企业为基础的运营模式，从产业生态系统、网络经济、范围经济层面以及外部性视域出发，利用更加广泛的内部及外部资源，实质性提升运营绩效。
如果考虑产业的整体资源为体育用品企业所利用，将产业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引入资源集的概念。针对体育用品业的属性及运营特征，对其广义资源集进行罗列(表3)。
4 体育用品业相关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构建
4.1 确定相关影响因素 相关影响因素(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简称RIFs)是指那些影响产业运营绩效及运营战略目标实现的相关重要因素。以体育用品业资源集为基础，运用德尔菲法，对18位体育用品行业专家学者及主管体育产业的政府部门(若干省市体育局)的相关领导进行多轮次的关于相关因素选取及其关联性的循环调研，经深入研究，从表3的体育用品业广义资源集中选取确定了体育用品企业运营的26个相关影响因素(表4)。
4.1.1 劳动力供给 很长时间里，国内体育用品业依赖于充裕的廉价劳动力资源而发展，获取了总成本领先优势，引来了大量国外投资，演变成“全球体育用品制造基地”。但是仍位于微笑曲线中间段的获利低位，阻碍了产业升级(图3)[11]。2010—2012年期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日益复杂：CPI上涨、消费疲软、通胀加剧、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体育用品企业的原料及人工成本同时上升，劳动力普遍短缺，刘易斯拐点迫近，用工荒凸显[32]。总之，对于我国劳动密集型、而非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的体育用品企业，用工荒凸显[32]。总之，对于我国劳动密集型、而非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的体育用品企业，传统的成本优势逐渐消退丧失，外部挑战日益严峻，尤其是劳动力供给无疑是产业运营的KIFs。
图3 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微笑曲线
4.1.2 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虽然是体育用品制造大国，但还并非是制造强国。这是由于我国大多数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规模小、实力弱，中小微型民营企业居多。因此，民族企业资金有限，R&D投入方面捉襟见肘、严重不足，导致自主创新能力较差，研究开发能力薄弱，现有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很少应用新原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缺乏新结构、新功能，新产品开发周期长，产品结构调整优化缓慢，不能适应需求快速变化。而且产品设计及生产制造技术较国际同行相比远远落后、差距明显。目前，体育用品行业内的很多标准、技术和专利由外资垄断，对国内企业构成很大威胁，因此国内体育用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只有提高产品设计水平、掌握核心生产技术及自主知识产权、制定先进标准，方能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创国际名牌，向微笑曲线两端的获利高位转型升级，实现我国体育用品业的成功运营。
4.1.3 大型赛事赞助水平 有史以来，NBA、奥运会、欧洲杯等大型赛事以及各种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的重量级赛事从来就不缺乏体育用品赞助商。大型赛事成功举办离不开优质体育用品，包括场馆设施设备、服饰鞋帽、拍棒球类、训练及比赛用品等。知名运动员、运动队的体育用品选择必将影响公众的体育用品偏好，他们往往使用赞助商的产品，这会极大地刺激赞助商体育用品消费额，给赞助商提供难得的巨大商机[33]。同时，大型赛事也给体育用品赞助商提供宣传推广及产品展销的大型平台，助力赞助商在全球范围内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4.1.4 大规模定制生产能力 随着人们体育消费的个性化、差异化及多元化，体育用品大规模定制化生产渐趋于主流化。体育用品生产企业运用日新月异的先进制造技术及现代管理技术，能不断生产出更多品种的体育用品而并不会出现成本增大，实现规模效益。其优势越发明显：1)收益高。完全以需求为导向的定制产销模式，确保了体育用品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无形中大幅提升了产品价值，降低了价格弹性系数，为企业创造更大获利空间。2)成本低。定制化生产最大限度地消除库存及库存成本，而且保有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双重降低体育用品企业总运营成本，增强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3)快速响应性。在定制模式下，营销部门与生产部门密切高度协同，能够快速获取个性化、差异化体育用品需求信息，并行开展产品开发、工艺选择、制造装配、物流配送，确保按订单及时交货、快速响应市场变化。4)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高。定制生产对应于定制营销，体育用品企业不断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并与客户保持良好接触，使自身比竞争对手更了解和更好地满足客户，这会增大客户黏性，持续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因此，大规模定制生产能力必然是体育用品业运营的关键成功因素。
4.1.5 营销渠道建设水平 营销渠道是体育用品从生产商流向客户的通路。近年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迅猛，我国体育用品营销渠道日新月异，其演化升级具有革命性特征，新兴渠道呈现井喷式发展，与传统渠道竞合并存，生产商、物流服务提供商、运营商、经销商、金融机构等多主体深度参与。体育用品营销渠道建设应依据客户购买行为、心理、社交3方面特性和客户利益敏感点，才能作出正确有效的多种营销渠道组合协同决策，在销售终端切实增强企业辐射力及竞争优势[34]。
4.2 构建ISM
4.2.1 探究相关影响因素关联性 
对
有影响，关系值为1；对无影响，关系值为0；彼此都有影响的，考虑影响较大者。只考虑直接关系，忽略间接关系。ISM专家组给出因素关联性(表5)。
4.2.2 分部划分
4.2.3 层次划分 如果是最上一级节点，它必须满足条件：
，如法炮制，找到第二级节点，直到识别最底层节点因素。
4.2.4 建立ISM 基于分部划分及层次划分，建立相关影响因素ISM(图4)。
图4 体育用品业运营相关影响因素ISM
5 关键影响因素辨析
关键影响因素(Key influencing factors，缩写为KIFs)是指那些影响产业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因素，可分为战略级影响因素和一般性资源因素，如治理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特性、竞争力、产能、工艺路线、业务流程属性等。KIFs具有增值性、联动性、可延伸性、持续性。KIFs是RIFs的子集，RIFs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KIFs的增值性，即提升产业价值或企业价值的程度。为了辨析产业的KIFs，很多研究者借助德尔菲法或模糊综合评价法[35]，而这些方法主观性较强、可信度有限，本文拟采用更加客观且逻辑性更强的手段—目的链法。
欲达目的1，可通过手段2；如果2暂未获取，可把它看成新的目的3；欲达目的3，可通过手段4；如果4暂未获取，又可把它再看成新的目的5；欲达目的5，寻求实现手段6；如果6已经获取，则目的1可逐步达成。这样6—5—4—3—2—1就形成了手段—目的链。
构造如下算法辨析KIFs：
1)以某因素节点作为始点，以运营战略目标作为终点，以箭头为方向，寻找路径。
2)计算各因素作为始点的路径数。
3)辨析KIFs。根据所有因素作为始点的路径数
(i=1，…，26)倒序排列，算出平均路径数，取
，即不少于平均路径数1.1倍的节点作为KIFs。通过计算得出：=66，则≥73的因素节点就是KIFs，它们是：政策环境因素、企业所有制性质及治理结构、自主创新能力、劳动力供给、产业集群水平、资本运作水平6个KIFs，都处于模型的最下层、次下层，在产业发展中占据基础性地位。
基于文献述评，从产业层面着手，打破传统战略管理理论研究对象的严格范式、硬性隔阂和固定层级，以产业资源集剖析而获得启发，分析得到体育用品业运营的RIFs，运用ISM规范方法，建构6个层级的体育用品业RIFs的ISM。发现政府产业政策、企业所有制性质及治理结构、自主创新能力位居最基础的第一层，对企业运营战略目标实现具有最为关键性影响；而设施设备产能及利用率、供应链管理能力、客户关系管理能力、品牌形象与公司声誉、组织机构的战略匹配性等位居第五层，对企业战略目标实现具有最直接影响，但并非关键性影响。利用手段目的链法，辨析得到体育用品业的KIFs，除了第一层3个因素以外，还有位居于次基础第二层的劳动力供给、产业集群水平、资本运作水平。
6 结论
为了提升产业和企业运营绩效，实现运营战略目标，首先应优化政府产业政策，加大支持优惠力度，落实体育用品业振兴政策；优化企业所有制性质及治理结构，引入外资三资企业，加快股份制改造，大力引入社会资本经营体育用品业，加大非公有制比重，激发产业活力；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技术升级进步；尤应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改善招工用工条件，优化配置人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源利用率；拓展体育用品产业集群，构建产业链生态系统；提高企业资本运作水平，规避风险、合理投资，加大技术投资及国际市场投资。总之，体育用品企业务必加大创新性资源投入，快速增强自身的技术和管理创新能力，确保企业运营的科学有序性及整体效益性，最大限度发挥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的积极作用。
随着体育用品业不断发展演进、趋于成熟，RIFs及KIFs也会发生动态变化。因此，体育用品业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环境变迁及运营变革，辨析并不断追踪动态RIFs，以寻求产业发展各阶段的高价值、关键性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