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中国论文,共识论文,中国崛起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102(2008)02-0030-07
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的100年间，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的车轮遇到了重重阻力。在内外压力下被动的历史变革并没有使古老的东方大国焕发青春，而是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艰难前行。直到抗战胜利，中国才真正结束了百年屈辱，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又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历史新纪元。
1949-1978年的30年间，中国从恢复和重建百年动荡引致破碎的国民经济起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经济得以较快速发展，年均增长率达到7.3％，①建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中国重新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但由于起点过低，虽然这30年取得了快速进步，但其经济总量也只是提升到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仍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初期阶段，仍然在为解决温饱而努力。
1978年，对于中国来说，又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这一年，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序幕，开始了“独立、解放”之后另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新时代。
一、中国改革30年：从解决温饱到第三经济强国
改革以来的近30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1979-2006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67％，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5％。中国以快于世界经济增长近2倍的速度迅速缩短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接近10％的速度持续增长近30年，并且这种趋势仍然在继续，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从经济总量看，1978-200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增长到209407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一、二、三产业结构从27.9︰47.9︰24.2改变为11.8︰48.7︰39.5；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从206.4亿美元增加到17607亿美元，对外贸易进出口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1978年为9.7％，2006年为65.6％；国家财政收入1978年为1132亿元，2006年达到3.93万亿元；国家外汇储备1978年只有1.67亿美元，2006年达到10663亿美元；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1978年的211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161587亿元。
从实物量看，不管是农产品产量还是工业产品产量都已成为世界大国。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分别从1978年的30476.5、216.7、521.8万吨提升到2006年的49746、673和3062万吨。主要工业品产量更是迅猛增长。1978—2006年，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从3178和2208万吨增加到42266和47339.6万吨；水泥、化肥产量从6524万吨和869.3万吨增加到12.4亿吨和5592.8万吨；纱、布和化学纤维产量分别从238.2万吨、110.3亿米和28.46万吨增加到1740万吨、550亿米和2025.5万吨；汽车产量从14.91万辆增加到728万辆；电视机和家用电冰箱产量从51.73和2.8万台增加到8375.4和3530.9万台；能源生产总量从6.277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2.1亿吨标准煤；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从6.18亿吨、1.0405亿吨和137.3亿立方米增加到23.8亿吨、1.84亿吨和585.5亿立方米；发电量从2566亿千瓦小时增加到28344亿千瓦小时。货物运输量和货物周转量从24.89亿吨和9829亿吨公里增加到202.5亿吨和86921.2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和运输周转量从25.4亿人次和1743亿公里增加到200.8亿人次和19202.7亿公里。
在价值量和实物产量快速增加的同时，人均经济量也迅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1元增长到2006年的15930元，按当年汇率计算，人均产值从222美元提升到2040美元。恩格尔系数1978年农村为67.7％，城镇为57.5％，2006年分别改善为43％和35.8％。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从1978年的21.9元增加到2006年的12293元。城镇和农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1978年分别为6.7和8.1平方米，2005年达到26.1和26.7平方米。2006年，民用汽车保有量已达4985万辆；固定电话36781万部，移动电话46108万部，电话普及率达到每百人63部，广播综合覆盖率为95％，电视综合覆盖率为96.2％，“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比重从1978年的17.9︰82.1改进到2006年的43.9︰56.1。这些数据的变化反映了人民生活的大幅度改善，许多指标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一些指标如广播电视覆盖率、电话普及率等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迅速上升，综合国力大大增加。从农产量产品看，粮、棉、油生产量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稳居世界第一位，2004年中国的谷物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8.77％，肉类总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8.1％。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看，许多重要产品居世界首位或前列。钢、煤产量1978年分列世界第5和第3位，钢产量自90年代后期，煤产量自80年代后期起跃居世界第一位，2003年，中国的钢、煤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分别为28.1％和38.9％。原油产量1978年居世界第8位，自90年代起提升至第5位。发电量从1978年的第7位提升至90年代后的第2位。2003年，中国的原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87％，发电量占11.45％。水泥、化肥、棉布、电视机等产品产量也稳居世界第一。2003年水泥和化肥产量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47.97％和25.63％，家用电视机和家用冰箱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为43.66％和30.45％，汽车产量也达到了世界产量的8.75％，能源生产总量占11.88％，能源消费总量占12.05％。中国的制造业、冶金、机械、器材、化工等重要行业的发展速度更加惊人，中国产品已遍布世界各个角落，走进全球的居民家庭，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从综合国力和经济总量看，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已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大国。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2120亿美元，居世界第10位，1995年世界排名提升至第8位，2000年提升至第6位，2005年再次提升至第4位。2006年，按年底汇率计算，中国产值相当于26817亿美元，中国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比重已接近6％。再过一、二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按人均值计算，中国也已走出低收入国家的行列，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分析数据，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188个统计国家(地区)中列175位，2003年，在207个经济体中，中国已上升到第134位。人文发展指数在177个统计国家中位列第85位。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列世界第27位；从2004年起，连续保持世界第三位，成为世界贸易大国。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7％，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达到65％，世界总体水平为46％。在吸引外资方面，从1993年起，中国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1979-2006年外商实际投资额达到6918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基本上都已进入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和份额提升表明，中国已深度融入国际社会并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总之，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使这个古老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不管是经济总量还是主要产品产量以及世界排名，都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中国不但总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将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中国的快速发展不但改变了中国，而且改变了世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发动机，成为世界最有活力、最具吸引力的地区。中国的迅猛发展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赞美，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界、政界和学界注目的焦点。虽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垮台论”、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的“中国威胁论”，但主流的看法是越来越正面、越来越肯定，认为中国正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再到“中国机遇论”；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再到“中国模式”，都证明了中国的崛起已震动了全世界。
二、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中国的改革和经济体制转轨在不断探索中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从世界范围看，20世纪后四分之一时代，实行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的国家除中国外，当时的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加入了这一行列，匈牙利和波兰更是先于中国开始了这一进程。当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转轨的具体做法差异很大，更不用说在根本目标上各自有着本质的不同。仅就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而言，苏联成为“急进型”转轨的代表，而中国则成为“渐进式”转轨的典范。在同一时期，拉美、亚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了经济政策的调整。在世界经济格局大变动的过程中，基于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改革措施，先后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各种模式也都伴随着一定的成功和挑战。关于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调整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政策措施，20世纪80年代末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华盛顿共识”便是在这一讨论过程中提出的。
最先提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2006年，威廉姆森曾受中央财经大学张礼卿教授之邀来华参加研讨会，其间中国金融出版社林铁钢社长专门采访了他。②在谈到过去15年中“华盛顿共识”的实践和发展情况时，威廉姆森对“华盛顿共识”这一概念形成的背景和内容进行了概要描述。他认为，这一概念目前已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解读版本。第一种版本即是他本人提出的最为原始的“华盛顿共识”。
在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为解决持续10余年的高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纷纷摈弃了自50年代以来所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转而实施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改革政策，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1989年，威廉姆森所在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了一次关于这些国家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威廉姆森为会议撰写了一篇总结性文章，第一次使用了“华盛顿共识”这一概念。在这篇文章中，威廉姆森把与会者对拉美国家经济改革已经采用和应该采用的做法形成的相对共识总结为十项政策措施。即：(1)加强财政纪律。这是针对拉美国家绝大多数都有很高的财政赤字，导致了国际收支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由于富人将金融资产以外币的形式存往海外，穷人则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政府高赤字的替罪羊。因此要加强财经纪律，压缩政府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2)调整公共支出顺序。这项建议强调政府支出要合理安排顺序，将那些价值不大的政府转移支付以及公开补助项目资金转移到诸如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来。(3)税收政策。着力构建一个更为合理的税收体制，该体制可以扩大税基，但要适当降低税率。(4)实现利率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具有更为宽泛的金融自由化的含义，其中对于有关利率市场开放的速度以及对其进行审慎监管的方式有几种不同的观点。(5)更具竞争力的汇率。主张采用中间类型的汇率体制，但也有学者主张实行固定汇率体制或完全浮动的汇率体制。(6)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速度可以有差异，但应坚持贸易自由化的方向。(7)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该项政策不包括资本账户自由化，各国在这一点上并不需要保持一致。(8)私有化。私有化的过程可能会充斥着腐败，从而使国有资产落到特权阶层手中，但如果私有化的方式选择适当，能够实现公开、公正、透明，那么它将使参与各方以及整个社会受益无穷。(9)放松管制。主要是清除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壁垒，而不包括旨在加强环保和生产安全方面的管制措施以及对某些垄断行业的价格管制。(10)财产权。主张赋予某些非正规部门在合理的价格下取得财产的权利。
在此次访谈中，威廉姆森认为，“华盛顿共识”的第二个版本被很多人使用。它指的是在过去若干年中，设在华盛顿的几家国际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荐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威廉姆森认为，在最初的时候，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改革措施与他在1989年归纳的那十条改革措施之间还是基本一致的。但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华盛顿共识”又被增添了两项新内容，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步伐和汇率政策两极化(严格的固定汇率制或完全的浮动汇率制)。
威廉姆森认为，“华盛顿共识”的第三种解读版本是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所理解并使用的概念，即把这一概念理解为完全不要政府干预经济、政府完全超脱于宏观调控之外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或者是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
威廉姆森认为第三种解读版本与他的主张相去甚远，第二种解读中增加的两项新内容他也并不赞成，只有第一种解读才是他的本意。尽管对“华盛顿共识”的解读版本存在差异，但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等还是构成了“华盛顿共识”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概念提出后的十几年间，对拉美、东欧、亚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前苏联的“休克疗法”、东欧的私有化、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改革和调整都是基于这种观点进行的。在学术界，“华盛顿共识”也成为主流的观点和主张，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改革的必走道路，直到“北京共识”对此提出强有力的挑战。
“华盛顿共识”提出后的十几年间，虽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其影响也迅速扩大，但反对的声音也一直伴随其中。一些持有“欧洲价值观”的学者基于传统的社会民主理念，认为过度的自由化和完全的市场竞争并不能给人们带来最大的福利。主张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多地关注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更有一些学者认为，“华盛顿共识”是秉承了亚当·斯密的完全自由竞争思想，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是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意识有组织地将美国主导的自由经济模式向全球扩张。反对者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认为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有积极的作用。他还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论证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对相关国家并不是完全适用的，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不仅要关注增长，还要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这些观点和主张逐渐被更多的人接受，被称为“后华盛顿共识”。
其实，对于扩展了的“华盛顿共识”，最初提出这一概念的威廉姆森本人也并不完全赞同。在前面提到的林铁钢社长对他的采访中，他曾谈到“华盛顿共识”所包含的这一系列政策建议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如果认为按照当年他所归纳的十条建议去做就会取得一劳永逸的效果，这样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和不负责任的。他还特别谈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当时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并非灵丹妙药。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希望发展中国家加快实现资本账户自由化，他并不赞成。他认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与过早过快地开放资本账户有关。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汇率体制必须两极化，要么选择毫无弹性的固定汇率制(类似于货币局制度)，要么实行完全浮动的汇率体制，没有中间道路可寻，就更是严重错误的认识。这必然会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失去竞争力，而汇率的竞争力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外向型经济至关重要。比如，虽然中国目前的汇率水平竞争力过强，但这总比汇率缺乏竞争力要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他认为，被纳入“华盛顿共识”而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体制改革建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破坏性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他还对最初“华盛顿共识”的十点建议进行了后续思考，认为有三点重要补充。(1)稳定经济并非仅仅是保持温和的通货膨胀率，保持通货膨胀的稳定仅仅是保持经济稳定的一部分。(2)良好的经济政策本身并非是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惟一条件，完善的经济运行制度更为重要。(3)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单纯的追求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是不明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哪些群体可以从中受益、收入分配如何进行等问题更为重要。
在“华盛顿共识”传播和争论的过程中，基于“华盛顿共识”而进行改革和调整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也在进行。前苏联的解体和解体后相关国家多年的经济衰退，东南亚金融危机，拉美国家迟迟走不出高通胀、高赤字、高债务的阴影，又从实践方面向“华盛顿共识”提出了质疑。同时，并没有按“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的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平稳快速增长。这引起了对“华盛顿共识”更深入的讨论。讨论的结果便是“北京共识”的提出和广泛的关注。
提出“北京共识”这一概念的学者是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2004年5月11日，雷默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文章，引起了对发展中国家改革和发展道路的又一次大讨论。雷默最初曾研究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使他在研究中国时更多地将拉美国家的做法与中国的做法相比较。在这篇文章中，雷默对中国过去20多年的发展经验作了一些总结，认为中国的做法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完全不同，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对其他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根据中国的新思想和经验，一些国家正在设法寻找如何发展自己的道路，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并使自己真正实现独立，以及如何在有一个强大的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他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雷默认为，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稳定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体现实力的基本措施。雷默认为，“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傲慢的历史终结的标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经济受到一系列的破坏。
“北京共识”这一概念提出后，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讨论。虽然在讨论中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相当明确的，即中国发展的成功引起了世人普遍关注。尽管雷默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未必全面准确，“北京共识”也同样不一定成为新的普世价值，但这一概念已被更多的学者所使用。那些既不认同计划经济，也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更是高度关注。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既是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认识上的巨大变化，也是中国快速发展震动国际社会的必然反映。
三、从“欧美模式”到“中国模式”
如果说“华盛顿共识”是一批学者和国际机构给发展中国家改革和政策调整开出的药方，那么，经济发展的“欧美模式”便是开出这张药方的基本依据。如果说“北京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提出的质疑，那么，“中国模式”便是“欧美模式”之外值得认真总结的一条经济发展之路。
虽然“华盛顿共识”和“欧美模式”与“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是两组紧密相连的概念，但“共识”与“模式”的内涵并不完全一致。如前所述，“共识”是对发展中国家改革方向和政策调整措施的认识，而“模式”则要比“共识”的内容丰富得多，它是“共识”基础上认识的深化和经济发展道路的细化详解。
关于欧美经济发展的模式，学术界曾概括为两种，即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英美模式和追求多目标的德国模式。两种模式虽有一些差异，但都是基于信奉市场自由和完全竞争的基本理念。因此，在“华盛顿共识”成为主流观点之后，一些学者和发展中国家便通过这些政策建议和附带的一些条件引导这些国家尽快走向以市场自由为中心的“欧美模式”的发展道路。而在此后十几年里，按照这些建议进行改革和政策调整的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苏东则被称为“倒退的十年”，东南亚国家也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一实践效果证明了经济发展的“欧美模式”并不一定是普适的惟一道路。因此，在“华盛顿共识”受到质疑的同时，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引起了广泛讨论。事实上，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起点、条件、环境和传统不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20世纪70年代，伴随亚洲“四小龙”崛起而出现的“韩国模式”、“新加坡模式”等，也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巨大成功，更加证明了各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必须根据各自的具体国情和所处的发展阶段来选择。
总结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是一个巨大的课题，提出这一课题的原因是多重的。有“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学术争论的背景因素，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否一定要按“华盛顿共识”的主张把各自国家改造成“欧美模式”，为什么许多国家在实践中并不成功而不按此办理的中国却取得快速发展？有在全球化趋势下发展中国家如何融入世界的方式选择因素，即怎样才能做到像中国那样在融入世界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有中国经济改革如何继续深化才能保持长期稳定快速发展的因素，即中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增长质量、结构调整、平衡发展、资源环境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才能使“中国模式”更加完善？也有试图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为何不符合许多经济学原理的因素，如增长与就业和通胀的关系，政府主导、市场力量与效率的关系，汇率制度与对外开放的关系，金融快速发展与不良资产的关系，贸易依存度与大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等等许多“不解之谜”？当然还有中国快速发展改变世界格局后的前景分析因素，中国是以什么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等等。
从不同的动因出发，对“中国模式”的总结概括可能会有所不同。提出“北京共识”概念的经济学家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三个定理：第一是创新，创新体现在方方面面，不但发展的顺序、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式都通过创新来实现，而且发展中的矛盾和摩擦也通过创新来减小；第二是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使用多种工具调控变革中的各种关系，追求协调的经济发展；第三是自主发展，在融入世界进程中保持自身特色和主动性，追求和平崛起。这种分析是大视角的，并且着眼于政治和国际秩序层面。更有些学者从经济本身出发，分析“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道路、主要推进因素以及政策措施等方面。
尽管分析“中国模式”的动因各不相同，但中国连续保持30年的快速增长并且这一趋势还将长期持续的现实，的确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值得总结的重大事件。从“欧美模式”到“中国模式”，反映了世人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认可和广泛关注。正如“欧美模式”并不一定具有普世价值一样，“中国模式”也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讨论中国发展的经验，最直接的意义在于中国本身能够找出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协调的经济发展。同时，从全球角度看，作为多种发展模式之一的“中国模式”，也是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大硕果，总结其经验，对于认识多元化世界的未来发展趋势无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中国模式”理论分析的基本层面
“中国模式”值得总结的方面有很多，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进行：
从世界大环境层面看，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紧紧抓住了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创新、世界政治军事从对抗走向缓和以及全球化快速推进的历史大机遇。
从战略选择层面分析，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基于中国在总结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了适合自己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便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主线，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最大程度解放原已积累的生产力和创造新的生产力为动力，以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并不断探索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以及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发展为基础，以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时与多要素分配相结合为手段，以政府主导和充分发挥市场作用为支撑，以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以及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目标，以渐进式改革与和平崛起为战略的发展道路。
从制度层面分析，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有经济的发展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同步竞争进行的。中国并没有走把国有经济私有化的道路，而是通过国有经济改革提高其市场适应力和竞争力，同时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这两方面的力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是保持中央政府的强力指导和调控。中央政府在改革和发展中始终起着关键的作用，并且不断调整其政策和调控的手段，保证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从政策层面分析，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大致可以从12个大的方面来归纳：(1)优先发展农村，首先解决温饱和贫困。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最初几年的农村改革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合理安排产业发展顺序。首先扩大与人民生活必需品密切相关的食品和轻纺等工业，然后向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转移，同时特别重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尖端行业和服务业的发展。(3)以投资拉动为主导，然后以扩大内需为支撑。(4)扩大出口和引进海外资金、技术与管理，充分利用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5)试办经济特区，并逐步向全国推广。(6)价格改革从“双轨制”开始再到逐步放开。(7)国企改革从放权让利开始再到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8)财税改革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并始终保持中央政府拥有宏观调控的财力。(9)金融改革以搞活金融为中心，从扩大银行的自主权开始，到建立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和完善的金融市场。(10)高度重视教育和科技发展。(11)制定各种政策引导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同步发展。(12)在保持政府主导的同时，着力促进市场力量的发展，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进行宏观调控。
在这些政策措施中，每一项都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将这些内容全面准确地归纳描述出来，便可看出经济发展“中国模式”的基本轮廓，当然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课题组成员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李扬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唐旭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吴晓求教授、南开大学马君潞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史建平教授、张礼卿教授、贺强教授、李健教授等二十几位同志组成。
注释：
①不含港澳台地区，下同。
②采访全文发表在《中国金融》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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