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事迹新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迹论文,唐代诗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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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0-01-30
主题栏目：东亚汉籍研究
主持人语：20世纪初，敦煌石窟的发现开启了学术研究的新阃域。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人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21世纪初，东亚汉籍以及相关新文献的挖掘和研究，受到中国及周边各国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成为一股新的研究潮流。新出土文献和东亚汉籍文献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源泉，逸出本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范围，利用这些新文献探讨新问题，会促进21世纪的学术研究气象日新。基于此，本专栏特刊出四篇论文。其中，《唐代诗人事迹新证》充分利用新出土文献，对于崔颢、韩愈、刘禹锡等六位著名诗人的事迹、交游等相关问题进行钩稽索隐，以原典实证的方式，进一步拓展了唐诗研究的空间。《汉籍初传日本与“马”之渊源关系考》以“马”之传承关系为关注对象，全面清理中日两国的汉籍史料，揭示中国周边的东亚各民族通过《相马经》之类的实用书籍以了解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从而形成以汉字为主的东亚文化圈。《慧萼东传〈白氏文集〉及普陀洛迦开山考》通过对《白氏文集》东传日本具体经纬的澄清，揭示了惠萼东传《白氏文集》与禅宗首传日本有着紧密关联，论证了日本将白居易奉作文殊菩萨，将《白氏文集》尊作佛典，从而使《白氏文集》成为构建日本古典文化的基石。《〈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对《菩萨本缘经》这部早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典籍被译为汉籍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综合文献学、语言学、文体结构三方面的论证，推论出其翻译年代应晚于三国时期，可能在西晋以后，翻译者也不是《大正藏》所题的“支谦”，从而为汉译佛典的研究和中古汉语史研究的语料确定提供了重新思考的线索。这一组论文都非常重视新材料的挖掘，并在此基础上关合文、史、哲、宗教、语言等诸多领域，提出和解决新的问题。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胡可先教授
出土文献为唐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载体，这一载体的重要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展现未知的事实，为研究领域的开拓提供新的空间；二是订正或补充现有文献的缺误，以恢复唐诗事实的本来面目。诗人事迹的主要方面如家世、籍贯、科第、经历、婚宦、交游等，都可以借出土文献进行拓展研究。本文以原典实证为手段，选取著名诗人为研究对象，就其事迹与交游等方面进行挖掘，试图进一步拓展唐诗研究的文献空间。
一、崔颢事迹新证
崔颢事迹因史料记载的缺乏，疑窦尚多。傅璇琮的《崔颢考》和谭优学的《崔颢年表》虽大致勾勒出崔颢的生平概貌，但其生卒年及相关事迹仍有疑问。新出土文献中有关崔颢的几则材料，可以解决崔颢的三个问题：一是崔颢的郡望；二是崔颢曾为许州扶沟县尉；三是崔颢天宝间的仕历。
2004年出土的《唐故居士钱府君夫人舒氏墓志铭并序》题署：“左威卫胄曹参军广平程休撰序，许州扶沟县尉博陵崔颢撰铭。”志有“博陵崔颢，文章之特，托以为铭”语。舒氏以开元二十三年(735)十二月一曰卒，以开元二十四年(736)正月壬寅葬①。这里可以解决崔颢事迹的两个问题，一是崔颢为博陵人，二是崔颢曾为许州扶沟县尉。
先看第一个问题，题“博陵崔颢”者，这篇墓志是第一次。传世的典籍都称崔颢为“汴州人”，《旧唐书·崔颢传》：“开元、天宝间，文士知名者，汴州崔颢，京兆王昌龄、高适，襄阳孟浩然，皆名位不振。”[1]5049《新唐书·艺文志》别集类：“《崔颢诗》一卷，汴州人。”[2]1609《唐才子传》卷一《崔颢传》：“颢，汴州人。”[3]197按，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一五《武周珍州荣德县丞梁师亮墓志跋》：“唐人重族望，作史者往往亦相沿袭，称王曰太原，称许曰高阳，不知以地著为断，后之地理书志人物者，更无从考覈矣。”[4]210以此例推，崔颢自题“博陵”乃举其郡望，而汴州实为其籍贯。《元和姓纂》卷三：“崔，姜姓。齐太公生丁公伋，生叔乙，让国居崔邑，因氏焉。自穆伯至沃、杼、成、良，代为卿大夫。良十五代孙意如，秦东莱侯，生二子，伯基、仲牟。伯基居清河东武城，仲牟居博陵安平，并为著姓。”[5]331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五：“博陵安平崔氏，仲牟为汉汶阳侯，始居博陵安平，生融。融生石。石生廓，字少通，即‘四皓夏黄公’也。”[6]76由此可知，崔氏郡望最著者为清河、博陵，崔颢自题郡望为博陵，也是沿袭唐人重郡望的习惯。
再看第二个问题，题“许州扶沟县尉”，是开元二十四年撰志时崔颢所任的官职。这一官职也是传世文献没有记载的，傅璇琮的《崔颢考》、谭优学的《崔颢年表》，以及《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崔颢传》笺证也都没有考证出来。然宋赵明诚《金石录》卷六云：“《唐扶沟令马光淑颂》，崔颢撰，八分书，姓名残缺……并开元二十九年立。”[7]109傅璇琮《崔颢考》注意及此：“此文为崔颢于开元二十九年或在此之前所作，这是现在所知崔颢的另一篇文，但可惜有目无文，仅见于《金石录》著录其篇目，内容则不得其详。”[8]75由《金石录》与新出土的《舒氏墓志铭》参证，崔颢于开元后期为许州扶沟县尉，当时的扶沟县令是马光淑。崔颢任扶沟县尉的时间很长，至少在开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之间。谭优学《崔颢年表》定其开元末数年间从军辽西，是不确切的。
最后看第三个问题。新出土《唐故太子洗马荥阳郑府君(齐望)墓志铭并序》题署：“朝散郎、试太子司议郎、摄监察御史崔颢撰。”[9]213墓主天宝九载(750)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按，崔颢卒于司勋员外郎任，《旧唐书》本传载其卒年为“天宝十三载”。傅璇琮《崔颢考》云：“关于他在天宝时期的生活情况，无可考见。”[8]80谭优学《崔颢年表》对其天宝年间事迹亦付诸阙如。今据此方墓志，可知崔颢于天宝九载在监察御史任。据《新唐书·百官志》：“监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寮，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莅焉。”[2]1239崔颢《结定襄郡狱效陶体》诗有“我在河东时，使往定襄里”语。傅璇琮《崔颢考》云：“可能崔颢于开元十一年登进士第后，曾一度为监察御使(史？)，并在河东任职，遂往定襄郡结狱。”[8]77由此推测崔颢曾为监察御史，是正确的。但将其为监察御史与《结定襄郡狱效陶体》联系在一起，则不太准确。因为此诗收于芮廷章的《国秀集》，作于天宝三载(744)之前。同时诗称“我在河东时，使往定襄里”，明显是在河东任幕府之职被派遣出使定襄结狱，而非在朝廷任监察御史时出使定襄结狱。李炳海对此时崔颢身份的考证似更为合理：“崔颢是以代州中都督府录事参军的身份前往定襄郡进行纠察，亲断刑狱，许多疑难案件得到解决。”[10]95开元二十九年，崔颢在扶沟县尉任，官职是很低的，至天宝九载仍任摄监察御史之职，这与《旧唐书》本传称开元、天宝间“名位不振”是颇为吻合的。
二、苗发事迹新证
新出土《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大理少卿冯翊县开国男韦府君墓志铭并序》题署：“朝散大夫行尚书都官员外郎上柱国袭韩国公苗发撰。”②苗发是大历十才子之一，曾为都官员外郎。常衮《授苗发都官员外郎制》云：“敕：朝散大夫、前守秘书丞、龙门县开国男苗发，德厚流光，相门才子，代重一经之业，家承万石之风。理诣精微，行归纯至。丽以文藻，振以英华。端其诚而有恒，敏于事而兼适。早登学省，用汰儒流。丧纪外除，素冠未改，弟兄有裕，清论多之。处以弥纶之职，当兹俊茂之选。可行尚书都官员外郎，赐绯鱼袋，散官、封如故。”[11]1866
不过，撰制的具体年代并不明确。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在《卢纶考》中附考了苗发的事迹：“常衮于大历九年由中书舍人转礼部侍郎。则此制当作于大历前期。由此制词，还可考知苗发在任都官员外郎之前曾为秘书丞，这是诸书所未及的。”[8]504蒋寅《苗发历官及兄弟行序考》则云：“苗发应以父丧去秘书丞职，服阕乃授都官员外郎之职，故制称前秘书丞。然则苗发离秘书丞任在永泰元年(765)四月。以唐人丁忧例二十五月计，苗发服除在大历二年(767)五月，其除都官员外郎当在此后不久。”[12]758-759而储仲君又根据常衮制文，参以李嘉祐《和都官苗员外秋夜省直对雨简诸知己》诗，推测“苗发之除都官员外郎，当在大历五年前”③。按，新出土《韦府君墓志铭》中墓主葬于大历六年(771)八月壬申日，志即撰于是时，乃苗发大历六年在都官员外郎任上的确证，诸位学者的推测不仅可以坐实，更可以确定苗发任都官员外郎的具体年月。
苗发为苗晋卿子，但其排行诸书记载有异。《新唐书·苗晋卿传》：“十子：发、丕、坚、粲、垂、向、吕、稷、望、咸。”[2]4644而同书《宰相世系表》则载晋卿子九人：收、发、丕、坚、粲、垂、向、吕、昌。李华《唐丞相故太保赠太师韩国公苗公墓志铭》：“嗣子发、丕、坚、粲、垂、向、吕、稷、望、咸等，并强学懿文，保家继代。”[11]1438《唐才子传》卷四则云：“发，潞州人也。晋卿长子。”[3]57蒋寅于诸书有所怀疑，以为“《宰相世系表》所载甚可疑也”[12]760。按，《韦府君墓志铭》署苗发“袭韩国公”，是知苗发为晋卿长子，故而袭晋卿韩国公之爵。《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苗收为晋卿长子，不确。蒋寅之疑于此墓志铭之题款得到实证。又志文云：“嗣子等痯痯在疚，蓬垢形发，以发敬忝姻戚，俯视家牒，见托为志。”此透露了苗发的婚姻情况。
三、张仲素事迹新证
张仲素是中唐著名诗人，但两唐书未载其事迹，仅《唐才子传》有其传记，然错误甚多。今就出土文献提供有关张仲素的材料，对其事迹略加补正。
新出土《大唐故大理评事彭城刘府君(谈经)墓志铭并序》题署：“前秘书省校书郎张仲素撰。”[13]193墓主葬于贞元二十年(732)七月三十日。按，《唐才子传》卷五《张仲素传》：“仲素，字绘之。贞元十四年李随榜进士，与李翱、吕温同年。以中朝无援不调，潜耀久之。复中博学宏辞，始任武康军从事。贞元二十年迁司勋员外郎，除翰林学士。”[3]527-530其中记载张仲素事迹舛误颇多。其一，“武康军从事”应为“武宁军从事”。其二，仲素为翰林学士在元和十一年(816)，见《重修承旨学士壁记》。唯贞元二十年(804)仲素行迹如何，学者颇有异同。吴汝煜为《唐才子传》作笺证云：“白居易《燕子楼诗序》又云：‘缋之从事武宁军累年。’由此可知张仲素入张愔幕当在贞元十六年至贞元二十年之间。张愔卒于元和元年冬……张仲素于元和元年六月剑南行营官军大破叛军及九月高崇文擒刘辟后曾两次上表称贺……察其语气，必已入朝任职，第未知其所居何官。”[3]530陶敏《唐才子传校笺》补正以为：“仲素此二表(指《贺捉获刘辟等表》、《贺破贼表》)作于元和元年六月及九月，其为在徐州幕中代张愔作无疑。换言之，元和元年，仲素尚未‘入朝任职’。”[3]255今据新出土《刘谈经墓志》，贞元二十年七月三十日，张仲素已称“前秘书省校书郎”，是已入朝为官，而不在武宁为从事。也正因为如此，刘谈经卒于大理评事任，张仲素才有机会为其作墓志。陶敏考证其元和元年(806)尚在武宁，不确；吴汝煜称入朝未知所居何官，今可证其为秘书省校书郎。
四、韩愈交游新证
韩愈是中唐时期的大诗人，新出土的碑志中有关韩愈的文献颇多，有助于其事迹与交游的考证。因韩愈仕历一般文献中记载比较清楚，故新出石刻所提供的材料对于韩愈交游的研究比仕历的考证价值更高。
1.孙公乂。《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五四《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书致仕上柱国乐安县开国男食邑五百户孙府君(公乂)墓志铭》(大中五年七月三日)：“授京兆府户曹，由户曹为咸阳令，历四尹，皆以政事见遇，尤为韩公愈、刘公栖楚信重之。昌黎得畿官簿书不能决去疑滞者，必始质信于公，然后行下其事；河间当时威詟豪右，自以明彊为己任，每有情伪未分，关人性命者，亦常先议于公，诸曹已下但承命而行，假鼻而息耳。”[14]2289按，这里述及孙公乂为京兆府户曹后与韩愈、刘栖楚交游，是在韩愈、刘栖楚为京兆尹时。据《旧唐书》本纪，韩愈为京兆尹在长庆三年(823)六月，同年十月改为兵部侍郎。刘栖楚为京兆尹在宝历元年(825)十一月至大和元年(827)正月。孙公又与韩愈的交游，现存韩愈的诗文中未见记载，故本墓志弥足珍贵。
2.吕让。《唐代墓志汇编》大中一○七《唐故中散大夫秘书监致仕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左散骑常侍东平吕府君(让)墓志铭并序》(大中十年四月十三日)：“十八，经伯父哀苦，涕慕成疾，逾岁而平，初从乡赋，韩吏部、皇甫郎中、张司业方闲宴，见公《贾珠赋》云‘洞庭方员七百里，其澜浸日月，土出金入之’之句，环目惊视，不浃辰传乎万人。二十三，进士上第。”[14]2334可知其初从乡赋是在19岁。吕让大中九年(855)卒，年六十三，以此逆推，其从乡赋之年在元和六年(811)至九年(814)之间。据卞孝萱《张籍简谱》，张籍元和元年(806)至十年(815)一直在长安为太常寺太祝。韩愈元和五年(810)为河南令，六年为职方员外郎，详《唐才子传校笺》卷五《韩愈传笺证》。因吕让初从乡赋时作《贾珠赋》，值韩愈、皇甫湜、张籍一起闲宴，应是在三人同在长安时。故其交游当在元和六年或稍后。
3.柏良器。《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五四《唐故青州司户参军韦君夫人柏氏墓志铭并序》(大中十年二月十日)：“幼子讳良器……封平原郡王。德宗立禁军，精择元帅，首用平原王为神策大将军。平原王礼贤下士，如韩愈、李观辈，旦夕游处门下。”[15]1007按，柏良器是唐代著名的军事人物。《新唐书》本传云：“李希烈围宁陵，遏水灌之，亲令军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择弩手善游者，沿汴渠夜入，及旦，伏弩发，贼乘城者皆死。录功封平原郡王，入为左神策军大将军、知军事，图形凌烟阁。募材勇以代士卒市贩者，中尉窦文场恶之，坐友人阑入，换右领军卫。自是军政皆中官专之。终左领军卫大将军。”[2]4596柏良器得志于德宗贞元时期，韩愈游于柏氏之门，对其以后的人生道路当有较大的影响，韩愈于元和末年参与平定淮西之役，并取得成功，或与他早年受到柏良器的器重不无关系。志文中所说的李观也是韩愈之友。李观贞元十年(794)卒，韩愈为作《巨唐故太子校书前进士李君墓志》，该志今有集本与石刻拓本传世。李观与韩愈同于贞元八年(792)及第，可知韩愈和李观游于柏良器之门，应当在贞元八年及第后至十年李观卒前。
4.窦牟。《窦牟墓志》是韩愈所撰的重要文章之一，收录于《韩昌黎文集》中，千百年来，一直是以集本的方式流传。2005年夏，河南省洛阳偃师市首阳山出土了该墓志的原石，为研究韩愈的这篇文章提供了珍贵的原典文献资料。墓志题为《唐故朝散大夫守国子司业上柱国扶风窦公墓志铭并序》，题署“通议大夫尚书兵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韩愈撰，第五弟朝议郎前使持节都督登州诸军事守登州刺史赐绯鱼袋庠书”[16]514，为集本所无。韩愈与窦牟属亦师亦友的关系，对此，墓志中已说得比较清楚。志云：“少公十九岁，以童子得见，于今卌年，始以师视公，而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壮先后致异。公可谓笃厚文行君子矣。”韩愈与窦牟最早交往在建中四年(783)韩愈16岁时，其时窦牟已35岁。韩愈《送窦从事序》云：“皇帝临天下二十有二年，诏工部侍郎赵植为广州刺史，尽牧南海之民。署从事扶风窦平。平以文辞进。于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东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赋诗以赠之。于是昌黎韩愈嘉赵南海之能得人，壮从事之答于知我，不惮行之远也；又乐贻周之爱其族叔父，能合文辞以宠荣之，作《送窦从事少府平序》。”[17]238-239贞元十七年(801)，窦平赴广州为赵植幕僚，窦牟于东都设宴祖饯，同时进行诗酒文会，与其会者28人，同赋诗以相赠，韩愈作序。这是中唐时期一次较为盛大的诗酒文会活动，不仅是韩愈与窦牟交往的绝好记载，也是研究中唐时期诗人群体活动的重要文献。韩愈有《同窦牟韦执中寻刘尊师不遇》云：“秦客何年驻，仙源此地深。还随蹑凫骑，来访驭风襟。院闭青霞入，松高老鹤寻。犹疑隐形坐，敢起窃桃心。”[18]732-733这首诗是元和五年(810)所作。其时，窦牟与韦执中亦各作一首，窦牟诗题为《陪韩院长韦河南同寻刘师不遇》。题注：“以同寻师三字分韵，牟得同字。”诗云：“仙客诚难访，吾人岂易同。独游应驻景，相顾且吟风。药畹琼枝秀，斋轩粉壁空。不题三五字，何以达壶公。”[19]3035执中诗《陪韩退之窦贻周同寻刘尊师不遇得师字》云：“早尚逍遥境，常怀汗漫期。星郎同访道，羽客杳何之。物外求仙侣，人间失我师。不知柯烂者，何处看围棋。”[19]3527窦牟卒后，韩愈除撰写这一墓志外，还写了一篇《祭窦司业文》。文中不仅叙述了窦牟一生的经历，赞叹其文学成就，更处处体现出韩愈与窦牟亦师亦友的关系，情感颇为真切。
5.杨敬之。《千唐志斋藏志》载《唐乡贡进士孙备夫人于氏墓志铭》：“夫人于氏，河南人也……妣弘农杨氏夫人。外王父左冯翊太守讳敬之，韩吏部、柳柳州皆伏比贾马。文章气高，面诃卿相豪盛之非，盖不得为达官。”[20]1164杨敬之也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对他的称道见于《与杨京兆凭书》。柳在该文中称：“丈人以文律通流当世，叔仲鼎列，天下号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马者之一也。”[21]789韩愈对杨敬之的称道于今诗文中不见，故这一墓志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韩愈对中唐文学家评价的一则重要材料。
6.姚合。新出土《唐故朝请大夫守秘书监赠礼部尚书吴兴姚府君(合)墓铭并序》：“韩文公尹京兆，爱清才，奏为万年尉。”④姚合曾任万年尉，文献中对此有所记载。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历武功主簿，富平、万年尉。”[22]903姚合有《万年县中雨夜会宿寄皇甫甸》，朱庆馀有《与贾岛顾非熊无可上人宿万年姚少府宅》等诗，但未见有韩愈奏荐姚合的记载。据《旧唐书·穆宗纪》所载，韩愈为京兆尹是在长庆三年(823)六月至十月，他奏荐姚合当在本年。姚合与韩愈有诗歌唱酬，姚合有《和前吏部韩侍郎夜泛南溪》诗云：“辞得官来疾渐平，世间难有此高情。新秋月满南溪里，引客乘船处处行。”[19]5696韩愈原诗为《南溪始泛三首》，魏本引樊汝霖曰：“公长庆四年八月，病满百日假。既罢，十二月，薨于靖安里第。”[18]127同赋诗者，除姚合外，张籍有《同韩侍郎南溪夜赏篇》，贾岛有《韩侍郎夜泛南溪》。这是韩愈临终前最后一次文人集会。从《姚合墓志》记载其由韩愈所擢拔，以及与韩愈集会和诗的情况可知，姚合与韩孟诗派群体联系密切，这对于姚合诗风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因而这一墓志是研究姚合与韩孟诗派关系的重要材料。姚合《天竺寺殿前立石》诗云：“补天残片女娲抛，扑落禅门压地坳。霹雳划深龙旧攫，屈槃痕浅虎新抓。苔粘月眼风挑剔，尘结云头雨磕敲。秋至莫言长屹立，春来自有薜萝交。”[19]5677宋人方回评曰：“押险韵而加以剜剔之工，殆亦戏笔。”[23]1383又姚合在万年县尉任上所作的《万年县中雨夜会宿寄皇甫荀》诗，方回评曰：“五六言雨事巧。虫上阶近人，雨中多有之。客起到门，始知有雨而还，则人之所难言者，故曰巧。”[23]299这就是受韩愈诗风影响的典型例证。姚合有诗描述韩门弟子的形象，也惟妙惟肖。如《赠刘叉》诗：“自君离海上，垂钓更何人。独宿空堂雨，闲行九陌尘。避时曾变姓，救难似嫌身。何处相期宿，咸阳酒市春。”[19]5652宋方回《瀛奎律髓》评曰：“刘叉豪侠之士，尝杀人亡命。此诗殆叉之真像也。”[23]1492此外，姚合与韩孟一派的诗人多有交往。如贾岛，姚合有《送贾岛及钟浑》、《别贾岛》、《寄贾岛》、《寄贾岛时任普州司仓》等诗多达14首，贾岛亦有《重酬姚少府》等诗12首；如张籍，姚合有《寄主客张郎中》、《赠张籍太祝》、《酬张籍司业见寄》等诗，张籍亦有《赠姚合少府》、《寒食夜寄姚侍郎(一作御)》、《赠姚合》等诗；如刘叉，姚合有《赠刘叉》诗，刘叉则有《自古无长生劝姚合酒》、《姚秀才爱予小剑因赠》诗。又姚合有《答韩湘》诗：“昨闻过春关，名系吏部籍。三十登高科，前途浩难测。”[19]5703韩愈《示爽》诗注：“有侄孙湘者，字北渚，老成长子，登长庆三年进士第。”[18]1275-1276姚合又有《送韩湘赴江西从事》等。盖姚合与韩愈家族的人物及韩门弟子，关系都甚为密切。
五、杨巨源事迹新证
杨巨源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但他在贞元中的事迹除了贞元五年及进士第之外，大多难以详考。笔者之一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应傅璇琮先生之约，撰写《唐才子传校笺》的《杨巨源传笺证》，由于史料匮乏，于贞元中事迹暂付阙如。近年佐宏撰有《杨巨源生平诸事考》，亦仅据《刘太真神道碑》推测其贞元十八年(802)或稍前，任监察御史[24]。最近新出土的《唐故处士陆公墓志铭并序》，为杨巨源早年事迹提供了新的线索。该志题署：“将仕郎前守同州夏阳县尉杨巨源撰。”⑤墓主为陆翘，贞元十六年(800)四月二十一日卒，十七年(801)二月四日葬。是知杨巨源在贞元十七年前曾为同州夏阳县尉。此处称“前”盖罢夏阳县尉之后，未莅新任，处于赋闲状态。由此可见，杨巨源在贞元十八年不太可能在监察御史任，佐宏先生的推测是可以商榷的。复检裴度《刘府君(太真)神道碑铭并序》：“门人……其在幕府者……监察御史冯鲁、杨巨源。”[11]2421由此可证，贞元十八年杨巨源在幕府任职，带衔监察御史。故知佐宏先生的错误在于误读裴度之文，因而系杨巨源为监察御史在贞元十八年。由《刘太真神道碑》也可证明杨巨源在贞元十八年已结束了赋闲状态，而入为幕僚。又据《郡斋读书志》卷四上，杨巨源贞元五年(789)及进士第后，“为张弘靖从事”。据《旧唐书·宪宗纪》所载，考张弘靖虽曾数历藩牧，但最早为陕虢观察陆运等使是在元和四年(809)十二月。显然，杨巨源在入张弘靖幕府之前曾另莅幕职，而入何人之幕，则难以考知。
新出土文献还记载了杨巨源交游的情况，以及他在当时诗坛上的影响，这对于全面了解杨巨源的文学成就也很有作用。《唐代墓志汇编》元和一一七《唐故盐铁转运等使河阴留后巡官前徐州蕲县主簿弘农杨君(仲雅)墓志铭并序》：“君之宗人巨源，今之鲍昭；咸所推伏，莫敢敌偶。虽迹系寰中，而心希物外，不揖卿相，不目流俗。”[14]2031新出土崔
《唐故博陵崔府君(约)墓志铭并序》：“君讳约，字夷中，天水博陵人也……年十七，举进士。嗜学属文，尤善词赋。近岁与杨巨源、卢拱、王建游，甚熟，遂留心于章句。每因酬赠，尝为数公敬伏，云深得诗家之风态。亦累为前辈仰重。故宣歙观察使房公式、给事中卢公汀、今冯翊守吴公士矩，皆悉心知奖，为称誉当时。”[25]146崔约墓志中述及诸人，多为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其中与杨巨源交游可考者，有卢汀和王建：杨巨源有《和卢谏议朝回书情即事寄两省阁老兼呈二起居谏院诸院长》、《卢郎中拜陵遇雪蒙见召因寄》等诗⑥，又有《寄昭应王丞》诗⑦。
六、刘禹锡事迹新证
新出土《大唐故朝议郎试和州司马飞骑尉崔府君(迢)墓志铭并序》题署：“前乡贡进士、楚州刺史郭行馀撰，和州刺史刘禹锡书。”志云：“府君寝疾弥留，以丙午岁秋七月十有二日弃背于履信里，寿享七十八……卜其年冬十月三日也，归葬于龙门山先茔，从西礼也。”⑧丙午年是宝历二年(826)，这篇墓志书于宝历二年七月十二日崔迢卒后，十月三日归葬之前，其时刘禹锡尚在和州刺史任。有关刘禹锡为和州刺史，诸书记载不同。《旧唐书·刘禹锡传》：“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1]4211陈振孙《白氏文公年谱》宝历二年：“梦得时在和州。岁暮，罢归洛，与公遇于扬楚间……公(指白居易)之去苏盖在秋冬之交。”[26]409汪立名《白香山年谱》宝历二年：“梦得时在和州，岁暮罢归洛，与公相遇于扬楚间。”[27]501卞孝萱《刘禹锡年谱》、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皆因之。吴汝煜为《唐才子传·刘禹锡传》作笺证云：“禹锡《罢和州游建康》诗：‘秋水清无方，寒山暮多思。’知在秋天。白居易《宝历二年八月三十日夜梦后作》：‘尘缨忽解诚堪喜，世网重来未可知。’是岁白居易罢苏州刺史任，‘尘缨忽解’即指此。刘、白曾在扬州相逢。刘有《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时间约在宝历二年九月。”[3]495吴汝煜先生考证刘禹锡罢和州刺史的时间在宝历二年秋天，是正确的，但由此墓志证之，刘、白在扬州相逢，应该已进入冬季。考刘禹锡有《罢郡归洛途次山阳留辞郭中丞使君》诗，白居易有《除日答梦得同发楚州》诗，是知刘禹锡与白居易离开楚州是宝历二年除夕，逆推其在扬州一定也是在冬日。《崔迢墓志》是宝历二年秋天刘禹锡在和州刺史任上所书，而志中言“十月三日”是预定归葬的日期，不是撰书墓志的确切日期。又《旧唐书·郭行馀传》：“大和初，累官至楚州刺史。”[1]4409而据《崔迢墓志》题署，郭行馀宝历二年十月前已在楚州刺史任，可以订正《旧唐书》的错误。
《崔迢墓志》是近年出土的重要墓志之一，不仅可以补充郭行馀的佚文，而且可以考察刘禹锡与郭行馀作为地方官吏兼文学家的交谊，更为珍贵的是留下了刘禹锡的书法珍品。刘禹锡为唐书法名家，宋时郑樵《通志·金石略》即有记载，但其书法未见传世。从新出土的《崔迢墓志》看，刘禹锡书法的特点近于颜真卿，在当时也是有一定地位的。
注释：
①墓志拓片见洛阳市历史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洛文化论丛》第3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该志2004年10月出土于首阳山镇南蔡村北500米。志方形，边长60.5厘米、厚13.5厘米，楷书27行，行30字。
②墓志拓片载《碑林集刊》第13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同书载李举纲《唐大历才子苗发撰〈韦损墓志〉考释》，第105-108页，可以参看。
③参见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页。按.该书《苗发传笺证》由储仲君所撰。
④姚合墓志拓本首次揭载于《书法丛刊》2009年第1期，第34-35页。同期刊载朱关田《姚合、卢绮夫妇墓志题记》，第28-33页，可以参看。
⑤《陆公墓志拓片》见于http://www.bttp.net/bbs/redirect.php?tid=12742&goto=lastpost，2010-1-27，拓片40厘米×40厘米。
⑥此处卢谏议与卢郎中都应是卢汀，王建有《赠卢汀谏议》诗可证。
⑦王丞即王建。《唐诗纪事》卷四四“王建”条：“建大历进士，为昭应丞、太府寺丞，终于司马。建在昭应.杨巨源寄诗。”参见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8页。
⑧该墓志拓片首次揭载于张乃翥《洛阳新辑石刻所见唐代中原之佛教》一文，载《中原文物》2008年第5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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