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丰富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自十六大开始逐步提出和完善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新进展。它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一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社会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和根本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战略、党的执政基础和依靠力量、党的执政方式和社会管理等多个方面。
一、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使人逐步摆脱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依赖关系”，达到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与此同时，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的简单化，为此，必须实现“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1] (P456)这就是建立在人摆脱了自然关系的奴役、社会关系的奴役和精神关系的奴役之后的和谐，是每个人都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的基础上的和谐。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特征，从来不做详细描述，他们并不企图一劳永逸地建立一个符合所谓人类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绝对完善的社会制度，而用历史发展的观点考察一切，他们也并不奢望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就能直接达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而是构建了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认为在此之前存在一个保留了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列宁后来称为的“社会主义”)。
像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时间不长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处在怎样的历史方位，我们党对此做过有益的探索，但也有过不完全清醒的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它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在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进程中，江泽民提出本世纪头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并规划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不仅深化了邓小平关于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想，而且因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全面发展的目标具体化了，从而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十六届四中全会，党中央将“社会更加和谐”的具体目标，进一步提炼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特征认识的深化，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首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更加丰富，又使其内涵得以升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属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范畴，两者的现实起点一致、目标一致、实践过程一致，它们是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的。作为社会建设过程，社会的和谐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前提。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之后，还要继续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长期奋斗。
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观念的提出，既立足于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而又超越了这一现实要求，指向马克思揭示的社会理想目标，使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目的因”转化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奋斗的“动力因”。十六大关于“社会更加和谐”的目标，是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和具体矛盾而提出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并列的，其内容，主要是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以及加强群众工作。而胡锦涛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 这一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的新的界定，显然包含了更高的目标，既超越了一般社会管理和社会工作，也超越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所蕴涵的和谐理念。它涵盖了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包含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关内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不懈追求的、也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这要求我们从社会管理和社会工作这一社会建设入手，为造就人们在对自然和对社会的关系中有更多自由基础上的和谐而努力，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必经途径。
再次，“构建”这一概念的运用，将作为各种社会元素和社会功能积累起来的和谐，提升到通过社会系统和结构的转换实现社会的整体和谐，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相对完善的奋斗目标。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交替使用“建设”和“构建”，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所谓“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现有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工作网络的完善，加强社会管理，使一个个社区、部门和单位，都能建设成为和谐的“小社会”。当然，各个和谐“小社会”的叠加，并不是整个系统和谐的充分条件。因此，我们还强调和谐社会的“构建”，即基于对整个社会结构的转换，使社会大系统和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趋于合理，实现社会和谐的质的飞跃。我们要根据和谐社会建设的量的积累程度，不失时机地推进结构调整，以在更大程度和更高水平上实现社会和谐。这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超越已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切文明成果。
二、丰富了社会主义阶段社会矛盾的理论
马克思提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学说，以此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并在此基础上，推测了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依然存在着生产与需求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城市和乡村，以及农业和工业劳动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还不可能对这一阶段社会基本矛盾性质及其与上述矛盾的关系做系统的论述。
1957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学说，要求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解决科学文化领域里的矛盾，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解决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矛盾，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以解决城乡各阶层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矛盾，等等。然而，这一学说后来没有在坚持实践上得到贯彻，其理论上的局限性使毛泽东晚年走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继续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在经济领域限制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即“按劳分配”。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的“大政策”，同时，他已经深刻预见到改革不仅影响到经济和政治，而且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利益矛盾的突出，将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因此，解决社会矛盾要强调物质利益原则，并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仅仅是“方法”)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同时，辅以思想工作和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关系。江泽民进一步强调，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和发展处于关键时期，贫富差距拉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距扩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呈现利益矛盾突出化、利益关系多样化、社会矛盾复杂化等新特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不是否定矛盾，而恰恰是以承认并正视比过去复杂得多的社会矛盾为前提的，是在实事求是地分析当前社会各种矛盾及其新变化的基础上提出的。
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和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正视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形成妥善处理矛盾的体制机制，要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上述思想，涉及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它包含了如下理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达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对社会主义矛盾的分析，从侧重于两类矛盾转换成侧重于各种社会矛盾，从只注重阶级分析转换成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的结合；对社会矛盾解决，从立足于解决一切矛盾，突出各种利益的排斥和斗争，转换成立足于调控和化解社会矛盾，突出各种利益的协调和整合。这些理念，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以及解决矛盾思想的深化。
三、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思想和根本目的的思想
早在新中国诞生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党就提出了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构想。新中国诞生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在20世纪内，分两步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一届人大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1964年三届人大又提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然而，由于确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耽搁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思考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逐步将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调整为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发展战略的调整，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我国国情认识的深化，而且，邓小平对第二步“小康社会”的界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并根据当时存在的问题，突出强调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三步走”的每一步都表达了人民生活改善的目标，又体现了物质文明和主体价值实现的统一。此后，邓小平领导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他所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突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江泽民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大文明”建设，以及社会主义社会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社会的思想，并且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努力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发展战略和根本目的的思想。
首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出自觉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思想更加丰富和明确，更加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也更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发展要求。
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项基本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这六项要求，强调人民的民主权利，并且在民主权利的实现中而不仅仅在物质利益的满足中来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强调人们利益关系的妥善协调，在协调利益关系中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强调人们之间的诚信友爱，以促进社会的平等融洽；强调人的创造才能得到发挥，以有利于社会进步；强调群众安居乐业，以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总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向和归宿，都是人，是全体人民物质财富、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共同富裕，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的的思想。
四、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保障的思想
毛泽东曾经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3] (P543)这已经蕴涵了人们政治关系的和谐是社会主义事业保障的思想。但是，由于后来强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和实践，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并没有形成，社会主义事业也因此遭遇极大的挫折。
邓小平在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保障方面，科学概括了党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保证、团结稳定社会环境的保证、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保证，归根到底是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保障。江泽民坚持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直接源于党中央对国内外不稳定因素的清醒认识。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从国内看，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加大，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改革和开放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员流动性大大加强，群众政治参与的要求不断提高，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上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以及各类严重犯罪活动等也给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了严重影响，等等；从国际看，当今世界仍很不安宁，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由于世界力量失衡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地区和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等等。
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要有力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必须始终保持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的局面，没有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就没有社会的根本的稳定。因此，通过人际关系的和谐来追求社会稳定，从而把和谐社会的构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保障的思想。
五、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战略的思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战略方面，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晚年关于“三个世界”划分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思想，在确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条件下，进一步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把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把独立自主，“不结盟”，“不打牌”，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决不当头”又“有所作为”，作为处理对外事务的基本方针；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基本主张。江泽民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的趋势中，强调顺应历史潮流，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强调维护全人类的利益和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并且提出了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进一步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强调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目标。
和谐世界应该是坚持民主平等、实现协调合作的世界；是坚持和睦互信、实现共同安全的世界；是坚持公正互利、实现共同发展的世界；是坚持包容开放、实现文明对话的世界。这一理念的提出，是新时期我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升华，它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秩序观和新安全观融合在一起，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爱好和平、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国外交将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结合的愿望，并展示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六、丰富了党的执政基础和依靠力量的思想
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1956年，应对因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而造成的阶级关系的变动，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然而毛泽东晚年因其对阶级状况的错误判断，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1979年，邓小平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来中国阶级状况发生的根本变化，强调工农联盟将在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把统一战线扩大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江泽民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在充分肯定工人阶级队伍不断扩大、先进性不断发展，从而使党的阶级基础不断增强的同时，还肯定了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并且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从而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必然要求。因为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人民群众以及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充分发挥出来；抓紧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才能夯实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当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必要条件，强调既要充分发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根本力量的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阶层人员为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贡献力量；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党的执政基础和依靠力量的思想。
七、丰富了社会主义阶段党的执政和社会管理的思想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建设的实践，因而只是强调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以及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革命转变时期亦即过渡时期)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必要性，而没有涉及无产阶级政党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否应该并且将怎样长期执政的问题。十月革命后，在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时期，列宁强调了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健全党的监督制度等重要原则。但是，对于将同资本主义长期和平共处的环境中如何把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来建设的问题，列宁也没能作出详尽的论述。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重要的执政思想。以此为创新的起点，毛泽东一直致力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的领导和建设问题的探索。然而，由于“左”的指导思想逐渐占据上风，毛泽东晚年把阶级斗争作为党建的纲领，把一元化领导作为党的领导方式，由此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领导和管理模式。
邓小平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就揭示了以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弊端，就是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等等。他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并且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江泽民强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党的领导要从“一元化领导”转变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党的执政和社会管理的思想。
首先，在社会管理的主体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提出要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强调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这反映了党在坚持领导者地位的同时，更多地体现自己作为执政者的角色，从而进一步调整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即从过去只强调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转变到同时强调执政和授权关系，体现了社会管理主体多样化的理念。
其次，在社会工作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要求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以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为工作重点，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凝聚和激励群众共同前进，从而从过去立足于用泛政治化的思想、甚至空想的理想来改造人民群众，转变到立足于通过对反映社会现实的各种价值观念的整合，更多地通过让社会成员在社会协调中进行自我教育的方式，来调控人们的行为规范，以引导社会意识，体现了社会管理手段和方式多样化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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