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融资问题,不能单靠货币政策来解决融资问题_货币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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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企业抱怨最多的是融资难、融资贵,前者指无论如何得不到贷款,后者指贷款利息率太高。从理论上说,利息率反映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对比关系。储蓄量和投资量都是利息率的函数。其他因素给定时,利息率越高,储蓄量就越大、投资量越低。两者间的平衡决定了均衡利息率水平。如果利息率过低,就会出现储蓄不足缺口。这一缺口将导致利息率上升。而利息率的上升反过来会导致储蓄量增加、投资量减少。一增一减的过程将会持续下去,直至储蓄(量)=投资(量);反之则相反。

      在货币经济中,实际资源的支配权(或所有权)从储蓄者到投资者的转移是通过货币的支配权(或所有权)的转移实现的。而这种货币的支配权(或所有权)的转移则由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介通过金融资产的买卖实现(某种约定的达成或契约的建立)。储蓄者提供的表现为一定数量货币的实际资源可以称为可贷资金,可贷资金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息率同储蓄-投资关系决定的利息率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可贷资金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而货币数量的变化受到货币当局的控制。这样,对应于等量的实际资源转移,作为其载体的货币数量却可以完全不同(因为货币的实际价值可能已经发生变化)。

      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有不同的最终目标和中间目标。至少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一些国家(如新西兰和欧元区国家)的货币政策只有一个目标: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左右。美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有两个:就业和通货膨胀。日本则多少还要兼顾一下汇率。在中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包括: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来说,这四个目标是不能同时兼顾的。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暂不讨论。

      中央银行不能直接实现最终目标,只能通过控制中间目标来实现。尽管各国最终目标不同,而且最终目标的数量也不同,但在中间目标的选择上则是非常接近——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话。尽管中央银行都是通过在银行间拆借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实现中间目标,但如果以隔夜拆借利息率为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就无法准确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速;如果以货币供应量增速为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就无法准确控制隔夜拆借利息率。在中国,央行通过购汇、买卖央票、再贷款等措施改变基础货币量;通过法定准备金率和存贷比要求改变货币乘数。通过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环节,央行大致可以实现对广义货币增长的控制。但是,只有在巧合的情况下,基准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增速两个目标才能同时实现。作为中国特色,央行还通过信贷额度的分配,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放贷;而信贷规模增长目标和货币供给量增速目标也难以保持一致。事实上,供应量增速往往受到信贷规模短边的约束。如果中国货币当局要同时兼顾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新增信贷规模和基准利息率,顾此失彼就难以避免。现在,决策层非常有必要考虑一下,中央银行是否应该把基础利息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如果条件还不成熟,现在谈论“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就没有太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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