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事论文,中日关系论文,清末论文,日本论文,顾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日本政府有计划地推行对华渗透政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大量派遣日本顾问参与清政府在各个领域的改革，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日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拟透过戊戌维新期间中日两国关于招聘顾问谈判的过程和背景，揭示日本军事顾问参与清末军事改革的基本状况及其影响，探讨20世纪初期中日关系的走向与特征。
一
积极地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政策的直接产物，也是1898年前后中日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日本要求中国招聘日本人训练中国军队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97年日本陆军大佐神尾光臣求见张之洞时（注：《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书简》（1898年1月4日），《清国兵制改革之件》，日本外交史料馆。张之洞致神尾大佐的短信也附录在书简后，从日文史料中查实张信尚属首次。）。由于张对日方的警戒，神尾的要求未能实现。然而，当张得知神尾的目的是建议中国“以派员往倭观操及派学生往学武备为请，以此为联交入手处”之后，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注：《张之洞致刘坤一书简》（1898年12月31日），《张文襄公全集》第3卷，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716页。），当即委托上海日本领事馆查询，希望神尾速返武昌面谈。张之洞对日态度的这一转变很快被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报告给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省上层（注：《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致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书简》（1898年1月19日），《清国兵制改革之件》。）。随之，1898年1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大佐福岛安正和宇都宫太郎多次走访张之洞、刘坤一等，就派留学生和学习日本陆军，频繁游说（注：〔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3页。）。张同日本陆军之间的频繁接触引起中日双方政府的关注，并且带来了两种不同的效果。1898年1月5日，北京的军机处担心张之洞联日的举动刺激俄国， 命其不可轻允日将所请（注：《军机处电寄张之洞谕旨》（1898年1月5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下卷，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975页。）。 湖南巡抚陈宝琛奏折提及湖北拟派三大员赴日商联合之计，希朝廷批准。陈虽善意，却令张蒙违旨之嫌，张当日急电清政府指出陈电之误（注：《湖南巡抚陈宝箴来电》（1898年1月18 日），《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1898年1月19日），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下卷，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977页。）。 清政府的态度使张之洞不得不谨慎行事，放慢派遣留日学生和招聘日本顾问的计划。
但是，张之洞对日本陆军提议的反应，无疑是向日方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1898年5月14日， 驻华公使矢野龙溪致信外务大臣西德次郎，提出了招聘清国留学生的建议，并主张借派遣日本顾问与接受中国留学生，推进日本势力“悄然渗透于东亚大陆”（注：《驻华公使矢野龙溪致外务大臣西德二郎书简》（1898年5月14日）， 《清国兵制改革之件》。）。矢野认为“为表示超过口头友谊之实际友谊，提出我接受留学生之要求，势必为清政府所欢迎。此举不仅有助于此要求之成功，而受我感化之人才广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国势力之良策……聘用军官等人员也将求助于日本，毋庸置疑，清军事之大部行将日本化。理科学生亦必求其机械、工人等于日本。清之商工业自身则将与日本发生联系，而为我商工业向清扩展打开门路……若能至此，我势力将及于大陆。”矢野关于对华政策中的一派（日本顾问）一接（留学生）的建议，引起了东京当局的重视，同时矢野建议的主要思想也为日本政府制定派遣日本顾问和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奠定了基调。
日本政府开始把向中国派遣日本军事顾问同对列强的协调外交结合起来，以促进日英同盟。甲午战争后，是“联英”还是“联俄”，日本政府内分为两大阵营。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县有朋及西德次郎、小村寿太郎、林董等大人物全部倾向于“日露同盟，只有驻英公使加藤高明一人坚决反对与俄国妥协，坚持同英国联盟”（注：〔日〕信夫清三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3页。）。1898年6月30日，第一次大隈重信内阁诞生。身兼外相的大隈和新任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在思考日本的对外战略时，明确地提出日清同盟和日英同盟的两大外交方针，并主张利用顾问来达到目的。小村认为：“开发清国为我对清经营的当务之急，说服张之洞、刘坤一等实力派，从我国招聘顾问，怂恿清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在永久强固的基础上制定日清两国联合的计划”（注：日本外务省：《小村外交史》上卷，新闻月刊社1953年版，第103页。）。8月17日，大隈在给驻英公使加藤高明的信中指出：“显然，按照世界水准改进清国陆海军乃维持该国独立的最重要方策，其必要性已自不待言。因此，希望阁下抓住良机向英国政府转达我帝国之意见………张之洞提出招聘日本军事顾问及教师，派一些清国陆军学生留学日本的要求已经帝国政府承认，总理衙门也计划派陆军学生”（注：《外务大臣大隈重信致驻英大使加藤高明书简》（1898年8月17日），《清国兵制改革之件》。 ）。
大隈书简，迄今鲜为人知。这是一份有关重新检讨日本外交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珍贵资料。它的存在证实了大隈内阁确实曾把维持“清国独立”，当做日本对外政策的第一目标；戊戌变法时期，日本政府就已经策划日英同盟；为达到上述两个目的，计划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这些无不关系到转型期日本外交的去向。在此之前，6月29日， 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致信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特派员莫理循，其中一段话意味深长：“我想，毋庸置疑，总有一天，有着共同利益的贵我两国将会感到有必要采取某种联合行动，以维护中国的完整和‘门户开放’政策。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的武装部队将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也许比我们的海上力量更为重要。”（注：〔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109页。）林信的大要与大隈书简的宗旨相吻合。两者都表明，如何利用向中国派日本军事顾问一事，不仅在对华政策上，而且在对英政策上，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注：参照拙稿《19世纪末中国的日本顾问》，1999年11月，第四届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
75年前，中国著名军事家蒋方震对日本政府执意接受中国军事留学生的背景和目的，留下了精辟的论断：
当马关议和之时，主张联俄以制日者，盖不独李氏，张之洞亦其一人也。俄皇加冕，李往聘焉。于是有中俄密约，西伯利亚铁路横满洲，东行出海参崴，南下出大连，中国于是有大陆西来之敌。日既怀还辽之恨，而感于孤立，乃设法以交欢于我。当是之时，已隐然有南北新旧形成两大潮流之势。大约北派则偏于旧，主联俄，南派则偏于新，主联英日。日人得其机，而同文同种之说，乃大倡于一般社会间。光绪25年，福岛来中国，说张之洞而动之，更及南北洋，而张氏乃派姚锡光往报之，乃始派陆军学生于日本（注：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第1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8页。）。
这一分析切中要害。戊戌维新期间日本政要伊藤博文正在北京，面对中国动荡不安的政局，他对莫理循说，“中国必须有一支军队。鉴于中国人贪污成性，这支军队必须由外国训练，并且配备外国军官……这件事必须由英国和日本的军官来办。”（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112-113页。 ）伊藤的一席话毫无保留地端出了日本政府的通盘打算，同时也将一个帝国主义者乘人之危，趁火打劫的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至。这充分说明大隈内阁企图借日英共派顾问实现联英联华一箭双雕的政策。尽管达到这个目的并非易事，尽管此事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中方，然而中国的内乱却为日本实现其如意算盘提供了可乘之机。
1898年5、6月湖南沙市事件结束后，张之洞重新开始了曾一度中断的对日交涉。6月下旬，张之洞与小田切领事多次商谈湖北训练兵士、 派遣学生、招聘顾问、借款、建设工厂等计划。但是，6 月的戊戌维新突如其来，冲击了张之洞与日本之间的种种交易。张之洞既担心自己的苦心规划受政治干扰而化为泡影，又不愿意于政治不稳定之时贸然行事，引起朝廷的警觉，带来多余的麻烦。后来，每当小田切催促向朝廷上奏时，张之洞总是表示，一、一切要视政情变化而定；二、鉴于康有为一派亡命日本，清政府疑心甚重，眼下秉奏，无望批准，因此暂时不提招聘日本军事顾问事，于中日双方有益无害；三、康党主动离日或由日本政府驱逐赴他国之日，即是上奏朝廷招聘日本军事顾问最佳之时。张希望小田切向他的政府传达其意（注：《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书简》（1898年12月20日），《清国兵制改革之件》。）。小田切回答说：“康一伙目前滞留本邦，非帝国政府对彼等予特殊庇护，只是苦于彼等作为政治上的罪犯没有妨碍本邦治安的举动，公法上没有处分彼等之道理。然而，练兵一事乃关系清国前途安危之要务，若总督以为只康有为滞留本邦一事妨碍招聘我武官的计划，我将转告帝国政府。”听了小田切的回答，张颇感兴奋，再三请小田切务必转告东京。关于雇用日本顾问一事，张把握了日本方面的急切心情，巧妙地利用了戊戌维新的突发事件。1898年12月，日本外务省接受清廷和张之洞的要求，正式确定了让康有为、梁启超离开日本的方针。同月7 日，小田切转告张之洞，接到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回电，康梁等同意离开日本（注：瞿新：《东亚同文会与清末中国的改革运动（1898-1899）》， 庆应大学大学院《法学政治学研究》31号（1996年），第152页。）。
研究戊戌维新与日本的关系，特别是探讨左右日本下决断驱除康有为离日的相关因素时，还鲜有人论及张之洞以邀请日本军事顾问为交换条件所起到的作用。对此，笔者以为虽不宜过高评价张之洞的作用，也不可无视他的存在。第一，能否尽快派遣军事顾问进入中国对日本具有双重意义。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日本帮助中国陆军、英国帮助中国海军的计划直接关系到大隈、加藤筹划的日英同盟之目标能否实现。另外，从伊藤博文与莫理循的谈话，从林权助的信和参谋本部的一系列游说来判断，在日本国内就日本派遣军事顾问参与中国军事改革一事已经得到了外务省、军部和政党三者的一致认同。因此，日本政府十分焦急，急于有所作为。第二，张之洞是当时日本对华政策中最为重要的“工作对象”。在中国南方扶植亲日势力，一直是1890年日本对华政策的重点。张之洞在南方势力中的地位，使日本特别重视培养张之洞的亲日感情，有意识地援助他所从事的各项改革事业（注：参见《清国兵制改革之件》，日本外交史料馆。）。加上当时日本朝野大部分人考虑到本国利益，力主迅速驱除康有为，所以，张之洞的意见能及时地被日本政府采纳。
总之，戊戌维新事起，康梁逃亡日本，使中日双方在军事顾问交涉上面临着新的课题。无论是张之洞还是日本政府，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就康有为去留一事作交易，结果是康有为被逐，张与日本政府各得其所，张招聘日军事顾问被正式纳入中日交涉的议事日程。翌年，湖北首当其冲，江南、湖南、广东、四川、福建紧步其后尘，形成了一股招聘日本军事顾问的热潮。两年后，日本军事顾问大规模地介入了清末军事改革。
二
按时间顺序，日本军事顾问进入中国各地的情况大致分为四期：（一）湖广和两江，（二）直隶，（三）中央，（四）其余各省（注：《北注军阀》第1卷，第1049页。）。本章只谈（一）（二）两期的情况，这些情况比较典型，对后两期影响很大。
湖北是近代中国招聘日本军事顾问较早的地区之一。在军事改革期间，湖北有9500名受过新式训练的军人，其中7060名官兵为武昌护军营提供了中坚力量（注：〔澳〕冯兆基著，郭太风译：《军事现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1898年秋季，张之洞通过小田切领事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份详细的军事改革计划。主要内容如下：（一）招聘一名陆军大佐和一二十名日本军事顾问，最好由神尾光臣带队（注：《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书简》（1898年12月20日），《清国兵制改革之件》。。按照军事体制改革的需要，张还希望要有步兵、骑兵、炮兵、辎重兵、工兵五个兵种的教官，还应该配备经理、会计、军医等专家。（二）湖北计划在两年内训练5000名军人，第一年3000人，第二年2000人。（三）湖北枪炮厂拟改而生产新式极小口径枪炮，请日方派遣一名精于制造军械之人员来实地考察，筹议速办之法。（四）湖北枪炮厂岁出枪炮弹药为数尚少，拟再扩充生产各种快枪快炮及各种枪炮弹药炮弹炮架等械器，张强调应查清日本枪炮厂所用机械的生产厂家，湖北新添机器要由这些厂家提供。（五）建枪炮厂外，为解决枪炮厂所需皮带，炮车所用皮带，兵士所用皮靴、皮毯等皮革用具的供给，计划书中还提到湖北计划建设与军事发展有关联的造纸厂和皮革厂。所需机械在日本购买（注：《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书简》（1898年12月20日），《清国兵制改革之件》。）。张之洞的计划书，字里行间反复表明湖北建设军事工厂要使用日本提供的借款，军事改革的所有项目要在日本的指导下进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计划是张之洞全面依赖日本开展湖北军事改革建设的宣言书。在进入20世纪的前几年里，湖北的军事近代化在日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迅速的进展，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其一，最早聘用日本军事顾问。1898年4月， 张之洞聘日本参谋本部陆军中佐大原武庆为武昌武备学堂顾问，翻译兵书，10月起又委托他向湖北的军队将校讲授军事课，其效果颇佳。翌年，张又增雇工兵大尉平尾次郎、步兵大尉久米德太郎两人（注：《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书简》（1900年5月26日），《清国兵制改革之件》。 ）。湖北将弁学堂的100名学员选自各营有文化的低级军官， 由一名日本中佐指导，3名上尉级军官、2名军士长和2 名翻译协助其他工作（注：《军事现代化与中国革命》，第24页。）。日本外务省统计的参与清朝军事改革的日本军人，大多数受聘于这两个地区。浙江武备学堂6 人、南京练将学堂1人，安徽武备学堂1人，将弁学堂4人，南洋公学堂1人，福建武备学堂4人，贵阳武备学堂2人，湖北军事幕僚3 人（注：《清国兵制改革邀请日本人军事顾问名单》，《清国兵制改革之件》。）。其二，引进日本军用机械设备、技术，加大湖北枪炮厂的武器生产量。晚清时期，部分兵工厂生产枪支合计193608枝，湖北枪炮厂占101690枝，可见其在全国同行的领先地位（注：刘申宁：《晚清军工建设》，《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111页。）。其三，建立各种军事学堂，培养大量的军事将校。其四，翻译介绍日本军事书籍，直接影响全国。比如，至1903年中国翻译出版的有关日本军事书籍共42册，除11册不明出版地区外，其余都是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和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袁世凯领导下的直隶，在军事方面接受日本的影响更为可观。他所建立的各种各样的军事学堂被称为对中国军队近代化的一大贡献。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袁亲手创立的所有军事学校都留下了日本的痕迹。新军编成基本上都以日本为模仿对象（注：《军事现代化与中国革命》，第25页。）。速成学堂模仿士官学校，经理学堂模仿东京经理学校。北洋将弁学堂、武备学堂、武备速成学堂、讲武堂、陆军师范学堂、宪兵学堂、经理学堂、参谋学堂、军医学堂、军官学堂、陆军速成学堂、测绘学堂、马医学堂等，无一例外地都有一定数量的日本人（注：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4—115页。）。日本陆军是仿照德国陆军建立的，因此对于曾经接受过德国教官训练的袁的军队来说，改用日本教官训练，十分方便。这些学校由德国模式转为事事以日本为楷模，采取日本式的教学、训练。北洋军中所谓“左肩枪换右肩枪”就是指这种转变（注：李宗一：《袁世凯传》，第115页。）。莫里循很早就注意到袁与日本之间的这种联系，曾提醒他的同事说：“日本佬现在在干什么？袁世凯聘请了60名日本教官。”（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第217页。）
在建军和军队现代化方面，袁世凯也极力模仿日本。1904年，他向朝廷提交了有日本军事顾问直接参与制定的军事改革计划书（注：李援、罗庆旺：《袁世凯对近代军队进行的改革及其评价》，《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48页。）。另外， 日本陆军少校阪西利八郎在袁身边供职达十几年，直至1916年袁世凯逝世。
日本军事顾问有计划地参加清末的军事改革，在下述几个方面建树颇丰（注：参照《军事现代化与中国革命》，第25页。）。
1.确立军校教育体系的模式。日军事顾问参与中国军制改革时，正值中国军校扩充发展的第二次高潮期。截至1903年止，各地新设军校38所，累计已达42所。晚清采用了日本培养军官的三级学制，模仿日本的军事幼年学校在全国设立了陆军小学堂；模仿日本振武学校创办了四所陆军中学堂；模仿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保定开设了陆军军官学校。负责军官深造教育的保定军官学堂，不只仿照日本按大学标准招生（注：苏贻鸣：《晚清军校教育的兴起及其特点》，《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101页。），连教材和课程安排都照搬日本。张之洞所在的湖北和袁世凯所在的直隶，还竞相模仿日本陆军学校与陆军幼年学校，分设了教将班，储材班等（注：《清末新军编练沿革》， 中华书局1978 年版，第327页。）。1905 年开办的贵胄学堂则完全是仿照日本皇室学堂而设立的贵族陆军学堂（注：姜克夫编著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页。）。
2.从日本引进教科书。在不少学校，几乎原封不动地使用了日本的教材。例如浙江武备学堂的战术、兵器、地形、筑城四项军事课程，均采用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教材（注：苏贻鸣：《晚清军校教育的兴起及其特点》，《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99页。）。1905 年以后，日本的军事术语已被中国普遍采用。有关军械研究和译书，更是向日本一边倒。据1909年的一张译书单，可以看出当时的大部分译著来自日本（注：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18—19页。）。 陆军少尉多贺宗之专长军事技术、理论，在华十几年共著书译书21种；他还创办了《武备杂志》，自任主编，从创刊起共发表文章102篇， 热心地向中国介绍日本和外国的军事制度、技术、思想。日本军事著作、操典、教科书的大量涌入，不仅对具体学科，并且对某些基础军事理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贺忠良主编的《战法学教科书》，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兵学分类，阐述了战争的定义、原则、宗旨，分析了战争与战斗、战略与战术的辩证关系，被称为一部比较全面介绍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著作（注：毛振发、刘庆：《中国近代兵书概论》，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选编《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 第304页。）。
3.掀起赴日留学的高潮。清末的军事将领有两大来源，留日学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自1902年至1908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的留学生达千人以上（注：《民国军事史略稿》第1卷，第25页。）。 据另一份统计，1902年至1909年的8年里，有590名以上的中国学生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注：郭荣生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名簿》，文海出版社。）。这些留日学生回国后，多数人成为清末军事建设的骨干，还有许多人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这是清朝政府始料未及的。
4.新式军事工业的建立。有一名英国军官在1906年7 月参观汉阳兵工厂时发现该厂雇佣了15名日本人，其中两名是军官，其余的是技术员，他们接替了先前受雇的德国人（注：《军事现代化与中国革命》， 第101页。）。至辛亥革命为止，湖北、 直隶等地的兵工厂始终接受日本军事顾问的指导，在武器设备更新上也不例外。从1908年起，步兵开始使用日本制造的1903式6毫米口径来福枪以及日本的其他装备， 骑兵和炮兵则分别使用日本造的6毫米口径卡宾枪和75 毫米口径的阿雷卡野战炮（注：《军事现代化与中国革命》，第33页。）。经过了一个并不漫长的时间，日本的影响已遍布中国军事的各个领域。
日本军事顾问在华的活动，成为清末军事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在帮助中国从仿德转向仿日的体制改革中，在改革军事制度、军事教育、军事工业等方面，在传播西方先进军事知识，加强中日军事交流，增加赴日军事留学生等方面，日本军事顾问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日两国，人的体貌相似、文字相近，加上中国有“许多军官曾留学日本，对日多少有些感情”，所以，“日本顾问比欧洲顾问更容易同中国军官平易相处”（注：《军事现代化与中国革命》，第100页。）。当然， 在这支队伍中，有些人充当日本对华侵略的先锋，在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记录；也不乏像川喜多大尉那样为帮助中国献身的友好先驱者（注：详见内山正雄《川喜多大尉客死北京事件》，《中国与世界》，庆应通信1982年版。）。袁世凯和清政府对日本军事顾问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应有的评价（注：《袁世凯为奖励参与会操日人事奏片》（光绪31年12月17日），《北洋军阀》第1卷，第608—609页。）， 并以清政府的名义予以嘉奖（注：《外务部奏请日本陆军将佐教习中国学生勤劳颇著请赏给三等第一宝星折》（光绪32年闰4月14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
三
综上所述，戊戌维新前后日本军事顾问参与中国军事改革，对近代中日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日本军事顾问来华与清末中国学习日本的时代潮流密切相关。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是康、梁有关学习日本的主张，却以不同的方式被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承接下来，继而演变为中国近代化建设的主要模式。张之洞、袁世凯认为，学习日本是间接学习西方，日本人的经验和方法，特别是经日本选择和改造过的各种制度要比西方列强的那一套更适合中国的实际。张之洞著《劝学篇》，鼓励青年留学日本；袁世凯仿效日本，创办新军，建设直隶。1902年2月12日， 一位英国人从上海致信莫里循，他强调指出，“李鸿章死后，中日友好关系有显著的发展，这种亲善关系从直隶总督和长江两总督的态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在改组和改革的各种问题上都尽量按照日本的建议办事。刘坤一最近命令南京军校校长带领30名学生访问日本，考察当地的教育制度。在领事和其他代理人推动下，日本在华利益增长的趋势，尚未引起欧洲人多大注意，然而结果是不会错误的。如果在明智的政策指引下，不能不使两国都受到极大益处。”（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卷， 第219页。）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从南洋到北洋，从中央到地方，日本介入清末军事改革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效果之显著，令人吃惊，其作用不可低估。
（二）日本军事顾问人数的地区分布情况反映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也是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变化的晴雨表。鸦片战争以来，欧美列强千方百计地在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物色愿意而又有能力维持他们在华利益的代理人，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则自然地成为他们眼中最理想的人选。甲午战争前，李鸿章是中国最大的实权派，戊戌政变后，李被张之洞取而代之，崛起的袁世凯又成为列强诸国所追逐的对象。他们争先恐后地充当袁的后台，日本也不甘落后。从日本军事顾问的地区分布，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变化的趋势。19世纪末，日本顾问集中在长江流域，1902年后，在直隶的人数急速增加。1901年，全国26名日本顾问中，13人在直隶，1908年，全国550名日本顾问中，174人在直隶。1902年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还专程到保定访问袁世凯，接洽所谓“中日军事合作”（注：李宗一：《袁世凯传》，第113页。）。 袁世凯曾经是清末最大的反日派，在雇用日本军事顾问后的十几年里，他在感情上急剧地向日本靠拢，到了民国初期，袁世凯竟成了近代中国史上最大的亲日派。
（三）日本军事顾问参与清末军事改革也是列强争夺中国的必然产物。20世纪前夜，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重新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的争夺战愈演愈烈。美国提议“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日本主张“保全中国”“联英抗俄”，其目的不外乎在竞争中获得主动权。所以，日本一边为实现“日英联盟”造舆论、打基础，一边鼓吹“日清同盟”以迷惑中国，力图收一举两得之利。为此，在华日本军事顾问无时无刻不是列国关注的对象，英、俄、美、德等国均对其数量、动向特别敏感（注：《驻华公使内田康哉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书简》（1902年1月27日）， 《清国兵制改革之件》。）。
（四）日本军事顾问既影响了中日关系的走向，也折射了两国关系史变化的轨迹。由于他们首先是日本对华侵略的得力工具，所以中日两国在围绕招聘顾问的地区、待遇及名称方面的攻防战，则反映了两国力量关系的变化，其过程真切地向我们展现了日本政府赤裸裸地开展对华攻势的实况。
戊戌维新后，日本一改以往的做法，不再是应中方的邀请派出顾问人员，而是采用高压政策，用劝诱的方式强迫清政府和地方当局接受日本顾问的指导和监督（注：《驻华公使矢野龙溪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书简》（1899年5月27日），《清国兵制改革之件》。）。比如， 关于派遣来华人员的名称问题，中方认为称“教习”为宜，而日方则坚持要使用“顾问”，拒不让步。日益强盛的日本和江河日下的中国，是蕴生这些怪相的根源，也是戊戌维新前后中日关系的本质。另外，在顾问的人选上，日本外务省、军部、民间三位一体，配合默契，构成了该时期日本对华外交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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