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反修斗争述论——毛泽东晚年的反修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修论文,二十年论文,晚年论文,情结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5X(2008)03-0001-07
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中苏两党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引起了两党之间的公开论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达20年的反对“苏修”的斗争。如何认识这场国际反修斗争呢？邓小平在1989年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已作了结论，认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实质是我们感到屈辱。他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得清楚。”“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些现在我们也开始认为自己当时说的确实过时了。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294页)这就是说，对“苏修”斗争，事出有因，但理论未必正确。邓小平这个结论是客观的，正确的。在国际反修斗争的推动下，国内的阶级斗争在不断地升温，反修防修成了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的主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对修正主义上台，成了晚年毛泽东的思考中心。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毛泽东晚年领导的国内近二十年的反修防修斗争，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
一、中国并没有修正主义上台
毛泽东晚年近20年关注于反修防修，可以说有浓厚的“反修”情结。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早年革命时期是从反对“左”倾路线起家的，到建国以后，就开始转向反对右倾、主张冒进，这集中反映在50年代初期的急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50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冒进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大跃进。为此，他多次批评跟不上步伐的“右倾机会主义”。到1956年12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前后，公开提出，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要注意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毒草，都要批判。”[1]“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思想。修正主义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的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2]。这是毛泽东公开提出批判修正主义。毛泽东提出批判修正主义的背景，一是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领导人开始走向“修正主义”道路，以及南斯拉夫和波匈事件后，国家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二是国内反右派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出现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时还未提中共党内有修正主义问题。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说这场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对于右倾机会主义，他认为就是修正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从此以后毛泽东反修防修视线转向党内。四清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是防止党变修，国变色。在文革开始时，他大声疾呼：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接班人，我们要把被他们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这时，他的反修神经高度紧张，一会儿说，我们死了之后修正主义就会上台，那些信任我们的人就会反对我们；一会又说，修正主义已经上台，他指着中央领导同志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他多次号召地方造中央的反，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要顶住，要军队领导人领兵进京。在这些舆论之下，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向“走资派”夺权攻打中央“修正主义”的“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真的出现了修正主义吗？真的需要发动一场全民运动来反修正主义吗？在中国共产党内，知识分子中间，存在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是事实存在，但说修正主义上台，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这是子虚乌有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的复辟，要有以下几个标准：一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二是否认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三是否认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四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领域必须普遍出现这些反常的现实，才能视为资本主义的复辟，修正主义上台。但从1957-1966年这十年间，这些现象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并且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始终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虽然从1959年起，他退居二线，但他的权力从来没有旁落过，尽管工作上，在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一线中央领导与他有过分歧，但在他的批评帮助下，最终还是统一到毛泽东的认识上，并没有出现一起利用毛泽东给的权力去做反对毛泽东的事。一线中央领导的政治素质、马克思主义修养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去想、去干那些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同时，毛泽东的权威也决定了党中央决不会有人违背他的意志去干那些事。
那么，毛泽东凭什么说中国党内出了修正主义？这与晚年毛泽东自我中心主义有关，他把自己的思想理论和决策当作马克思主义，当作真理的标准，如果谁反对他的思想理论，就被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后，毛泽东发明三面红旗，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三面红旗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不断制造舆论警告党内出现修正主义，不顾一切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大运动？原因不是真的党内有股修正主义势力在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而是担心因为三面红旗的严重错误，在他百年之后会像斯大林受到赫鲁晓夫揭发批评那样受到他的继承者的批评。他要做个了断，让中国的“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式的秘密报告不能重演。这是毛泽东晚年的一项战略决策。
二、挥之不去的情结
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从50年代后期开始把国内反修声浪迅速推向高潮？由舆论而变成直接的政治斗争？根本原因就是“三面红旗”。三面红旗就是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也是其后近20年党内严重斗争的根源，它不仅直接引发了社会主义中国可怕的经济危机，而且也引发了中国共产党内一场严峻的政治危机。
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本意是要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但由于违背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理论上分析，“三面红旗”的错误在于：1、错误判断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误认为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不久就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了，人民公社是过渡的金桥。2、离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不断变更生产关系，误认为生产资料越大越公，就越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越体现生产方式的先进性，生产关系的变革离开了生产力发展，阻碍乃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3、夸大人的干劲、意志、精神的作用，忽视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的作用，认为主观因素无条件地可以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起决定性作用；夸大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的主体作用，否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任何历史主体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因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4、否认经济建设自身的规律，用战争年代的群众运动来搞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搞大跃进，提出脱离实际的赶超口号，欲速不达，破坏经济的发展。5、用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代替科学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简单化。
由于是在反冒进的基础上搞的大跃进，是在反右派运动以后搞的三面红旗，使人们看到一个现实：“左”一点没有问题，“右”是要犯大错误的，“左”是要革命的，“右”是立场问题。人们形成宁“左”勿“右”的思维方式，这使三面红旗越来越往“左”的方向前行。由于“三面红旗”本身就是“左”的东西，在实际过程中不仅没有对它进行冷静、清醒的调控，而且对其积极意义作了夸张的宣传。在实践中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破坏情况很快就显露出来，受到党内外的怀疑和批评。由于毛泽东的顽强坚持和一些“左”倾观念的人护短，使对“三面红旗”的怀疑和批评者受到了强有力的打击，从而使其破坏作用得到更充分更有保护的发挥，终于酿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巨大灾难性后果。
“三面红旗”的消极后果还表现在政治方面，这就是引发了党内的矛盾斗争。应该说提出“三面红旗”时，党的核心领导层认识上是一致的，全党高举“三面红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中出现一些矛盾，开始并未引起重大认识分歧。只是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三面红旗”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比较突出时，彭德怀等人提出尖锐批评，党内以毛泽东为一方和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一方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较大分歧。应该说出现不同的认识这是正常的，问题是毛泽东不能正确对待彭德怀等人的批评意见，以高压手段将其打了下去，把矛盾上纲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认为彭德怀等人批评“三面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把彭德怀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开展了全党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如果说提出“三面红旗”是因为没有经验，没有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这是人们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在出了严重问题后，不仅听不进批评意见，不愿意改正错误，反而对批评者无限上纲，接着开展一场反右倾的运动，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以致和平年代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灾难性后果。
围绕对三面红旗的不同认识，形成毛泽东同刘少奇的矛盾和斗争，这是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前后。矛盾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形势的看法，这直接关系到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成绩和缺点的评价。毛泽东认为，总的形势是好的，问题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刘少奇则认为，总的来讲是一个困难的形势，形势严峻，再不能说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了。二是关于造成错误、缺点和严重困难的责任和原因的认识分歧，毛泽东认为，造成困难的原因：1、自然灾害；2、苏修破坏；3、工作中出现错误(地方和具体工作部门)。刘少奇认为：1、天灾人祸，人祸是主要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2、自然灾祸。三是在克服困难的措施和办法上产生了分歧，刘少奇、邓小平等主张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在城乡采取一些宽松的政策，比如在农村扩大农民自留地，搞包产到户，建立各种形式的责任制，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毛泽东实际上认为这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因而将其当作资本主义道路加以反对。这些分歧实际上是关系到对“三面红旗”的认识和态度。刘少奇直接表示了对“三面红旗”的动摇，公开讲对“三面红旗”要再看一看，如果不行就取消。毛泽东当时虽然未说什么，但内心是非常不满的，产生了对刘少奇的怀疑(1970年对斯诺的谈话)。怀疑什么呢？怀疑刘少奇会搞修正主义，不搞马克思主义。
“三面红旗”的严重后果，毛泽东是看到了的，特别是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毛泽东也承认工作上有错，他承认自己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还是一个必然王国，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错误是难免的。他公开地说，他是党中央的主席，他要负主要责任。但认真研究一下，毛泽东始终未承认“三面红旗”有错：1、在“文革”结束前，他是始终高举“三面红旗”的；2、三年困难发生以后，他虽然对彭德怀说过，真理可能在你那边，也给彭德怀安排了“三线”工作，但是决不给彭德怀平反；3、刘少奇表示了对“三面红旗”的动摇，就被怀疑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生前是把“三面红旗”当作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造而高举起来的，决不允许别人批评反对，百年后也不让别人反对。他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他的老同志、老战友、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就是为此作安排的。我们知道，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反对斯大林，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了斯大林的盖子，忧的是捅了娄子，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利。当然他也“忧”中国党内有人效仿苏共反个人崇拜，为此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判了中国党内热心反对个人崇拜的彭德怀。毛泽东非常警惕中国共产党内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他百年之后来做“秘密报告”反对他。这是他晚年的一块心病。因为他清楚，“三面红旗”确实是产生了严重问题的。而党的上层，又是有批评和反对意见的，自己还健在，还有权威，就有人公然挑战“三面红旗”，自己死了之后就能不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因此他晚年要搞一个打倒修正主义，排除一切阻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中国的“赫鲁晓夫”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产生。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以那么大气魄离开党组织，独自一人发动文革，也才能理解他临终前把“文革”当作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尽管他知道拥护文革的人并不多，反对文革的不少，他还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并且希望他的继承者把他未了的事做了。
毛泽东这个心病，从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开始到他去世，始终挥之不去。
三、反修防修的三大战役
在“三面红旗”受到了国内外攻击之后，毛泽东部署了反对修正主义的三大战役：一是国际战线，开展中苏论战，批评苏共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二是国内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是发动文革，向中央的修正主义进攻。
毛泽东进行国际上的反修，有较为复杂的背景和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有理论认识的原因。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作出回答。比如：如何认识苏共“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和平过渡”的问题；如何认识和评论苏共的“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主张；如何评论斯大林的功过；如何认识战争的根源和危险，帝国主义是不是战争的策源地；如何认识议会斗争，走和平道路是否意味着就是搞修正主义；如何警惕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进行平心静气的讨论，把问题搞清楚，这是有必要的。但由于争辩双方都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观点强加给对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争论不是缩小了分歧，而是进一步扩大了分歧。中共的论战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发表了许多文章，主观上是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对方的修正主义观点，因而一开始就是反修的斗争，而不是学术理论讨论。
1963年6月，我党发表了以实现世界革命为目标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纲领性文件，揭开了反修斗争“大反攻”的序幕。接着以评论苏共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公开信的形式，陆续发表了九篇点名狠批赫鲁晓夫的文章。《九评》断言苏共“和平共处总路线”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吗？》，批判南斯拉夫搞市场经济、引进外资、自由竞争、加工零部件、出口原料和允许私人企业发展等，说明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发展泛滥。1964年7月发表的第九评，总结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批判了苏联采用美国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搞利润原则、自由竞争、物质刺激、高工资、高奖金和高报酬等，造成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场反修大批判，基本上不是实事求是的。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我们也没有搞清楚。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同一些国家共产党负责人谈话谈到中苏大论战时说过：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从现有的观点看，双方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真正的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产主义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他说道：我们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化，包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也是“左”的。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在说到这场中苏论战时邓小平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得清楚。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把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苏修”，起因也不完全是理论认识上的分歧，主要是苏联欺压我们，对我们不公平。也就是邓小平所说：实质是我们感到屈辱。苏共搞大国大党沙文主义，以老子党自居，让中共服从其指挥棒。从来就坚持独立自主的毛泽东当然不会屈服，与苏共和赫鲁晓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虽然把这种斗争统属反修斗争是不确当的，但确实是当时反修斗争的真实背景。另外，赫鲁晓夫和苏共的领导们公开地攻击中国的“三面红旗”，特别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嘲笑毛泽东“三面红旗”失败了，中国人“喝大锅清水汤”，在中国最困难时期向中国政府逼债，甚至有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这些自然会引起毛泽东感情上的厌恶和痛恨，所以他下决心批修辩论要搞一万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那么坚决地反对“苏修”，原因可能很多，其中一点包含了对“三面红旗”的捍卫。
在与国际修正主义开展斗争的同时，毛泽东部署了国内战线的斗争——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市搞“五反”，农村搞“四清”，后来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不久，毛泽东就召开了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批评了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在当时的形势压力下，刘少奇作了检讨，把自己的思想认识统一到毛泽东的思想基础上去。毛泽东又提出要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不是说当时中国城乡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非常激烈，需要搞一个全国性运动以打败资产阶级的进攻，夺取社会主义的胜利？根本不是。当时全国的形势，经济仍处于困难的时期，在落实党的政策(比如农村“60条”)恢复经济，都是按照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的，根本不存在搞资本主义的问题。干部中的问题是存在的，但基本上是思想作风问题，根本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个时候，大跃进的破坏才刚刚停止，经济仍然很困难，理应让人民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经济，总结三面红旗失败的教训，改善党群关系。但出人意料地又大动干戈，搞起了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并且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其目的是很清楚的：一是尽快地让全党和全国人民从对“三面红旗”的意见中走出来，去反对资本主义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引导人民投入新的战斗是为了转移原来的视线；二是给出一个信号：反对“三面红旗”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就是走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道路。
从后来的斗争发展看，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全国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只有反对走资派，才能高举三面红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二是通过全国性的阶级斗争升温，特别是抓走资派的阶级斗争升温，使广大人民群众逐步适应，为反对中央的修正主义，为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好准备。当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下面有，上面也有，主要是反对上面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考虑怎么为打倒中央的修正主义造舆论。
攻打中央的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发动反修战斗的决定性的战役。这场战役的时间从1965年1月开始，导火线是制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件(即23条)中毛刘的公开冲突。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过：他1962年1月怀疑刘少奇，1965年1月决定搬掉刘少奇。实际上在这三年时间内毛一直在盘算准备搞一次大的政治运动来解决与一线中央的路线分歧问题。他在等待时机。1964年底1965年初，时机出现了。在研究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并在会上打断毛泽东的讲话，批驳毛泽东的观点，表现出对毛泽东的不尊重。毛泽东非常生气，尽管刘少奇事后开了生活会，向毛泽东作了检讨，但毛泽东明确提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要整上面的走资派，这一观点写进了中央文件。“走资派”观点的提出，表明了毛泽东对反修斗争取得了一个新的认识，理清了打倒刘少奇的思路。
毛泽东发动攻打中央修正主义是从五个方面准备的：一是由他明确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是运动的重点，斗争目标要向上。二是由他批准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选择批《海瑞罢官》这是精心考虑的，因为《海瑞罢官》既能跟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反“三面红旗”挂钩，又能跟刘少奇主张分田单干、否认三面红旗联系起来，起到了为“文革”做舆论准备的作用。三是扶植林彪、江青等作为“文革”先锋干将。四是定策略、设陷阱，从吴晗、“三家村”、彭、罗、陆、杨开始，直到把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人一个一个揪了出来。五是毛泽东亲自上阵动员反对中央领导。他多次提倡要有反潮流精神，错误的中央领导不能服从，要抵制，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公开鼓动，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就要造反，他甚至几次明示军队领导人，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带兵北上，带兵进京。他对外国人说：我们一死，修正主义就会上台。“五·一六”通知全面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发出了向中国修正主义的进军号。总之，修正主义已经上台，要举起反修大旗，把他们夺取的权力夺回来。
毛泽东发动文革攻打中央修正主义，有如下几个特点：1、不依靠共产党组织，在毛泽东看来，党组织是刘邓控制的不能信赖，因此文革开始不久党的各级组织停止活动。这是怪事：共产党的主席发动革命不依靠自己党的组织！2、毛泽东依靠自己的权威发号施令，依靠人民解放军作靠山，依靠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作骨干，依靠学生红卫兵冲锋造反。文革发动时没有提依靠干部大多数和群众大多数，这是因为，干部大多数和群众大多数对文革是不理解的，理解了也不会拥护的。3、无法无天。文革活动不依靠任何法律，公然践踏党章、宪法和已有法规，文革没有长期有效的法规，一切都是由毛泽东和林彪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随意决定。4、文革没有一个预期的目标。文革要达到什么结果，谁也不知道，连毛泽东也说不清楚，造反破坏就是一切，建设是没有的。从根本上来说，文革是按毛泽东的思想搞的。但毛泽东对文革进程又是失控的。毛泽东是很自信的，但发动文革又是不自信的，是有着深深忧虑的，这在运动初期他给江青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毛泽东万万没想到：文革反修这场斗争道路固然是不平坦的、曲折的，但前途是不光明的；他万万没想到：文革造反会出现全国动乱分裂，不可收拾；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接班人林彪会阴谋加害于他，最后叛国出逃，使得他声誉扫地；他万万没有想到：全国人民包括大多数青年学生会由狂热转向冷漠、转向敌视，以至出现像1976年四五运动那样矛头指向文革、发泄对他深深的不满的群众抗议运动；他也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后不久，他发动文革的依靠力量江青四人帮会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他所打倒、否定的一切又都重来，而自己关于文革的思想和实践反倒接受历史的检验，受到批评和摈弃。历史是无情的。
四、反修的哲学逻辑
毛泽东同修正主义斗争的哲学根据就是他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反修斗争就集中表现为同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主要论点，曾有姚文元等人归纳为六点，亦得到毛泽东的认可。这就是：第一，必须用马列主义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第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第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第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六，无产阶级在思想领域里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质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种危险主要来自党内，因此，必须经常开展“文化大革命”，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领导权，再夺回来。“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过程，正是这个理论的完整体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是一般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而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的理论。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要是搞党内的阶级斗争，在党内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所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实践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同所谓“走资派”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都是围绕同“走资派”的斗争这个主题展开的。我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质也是它的特定的涵义。
有人认为，毛泽东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开始萌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了，因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根据就是这段话：“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有些人就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断言《正处》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我认为这是没有说服力的。其一，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判断，例如认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特别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个判断是基本正确的。其二，这段话中，毛泽东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认为资产阶级还存在，这是错误的。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也是言过其实的。应该承认，这里种下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种子。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毛泽东这里讲的只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并没有涉及党内阶级斗争的问题。因此，不能由此断定，毛泽东在这里已经提出了具有特定涵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在毛泽东看来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但因为斗争主要不是在党内进行，所以，尽管反右派斗争搞得很激烈，扩大化很厉害，但是并没有在党内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斗争。毛泽东在《正处》中关于阶级斗争的有关论断，是对党的“八大”关于国内阶级斗争的科学论断的偏离。之所以产生这种偏离，直接的原因，跟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是有关系的。我们大家都同意，反右派斗争同“文化大革命”不一样，它不属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范畴。从这里也可以说明，毛泽东在《正处》中关于阶级斗争那段话，是不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的。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的源头在那里呢？笔者认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讲话才是真正的源头。现在看来，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正确认识同“左”的错误倾向之间的斗争的关键。毛泽东把坚持正确认识的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然他也认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过，他把是非搞颠倒了。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把庐山的这场斗争上纲为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他认为，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党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总路线乘机进攻，这种进攻带有猖狂的性质，形成了我们同他们的尖锐矛盾”。这里，毛泽东是把彭德怀等同志当成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第一次提出了党内的阶级斗争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是向党、党的领导、党的总路线的直接的公开的挑战，这是建国十年来在党内所从来没有的，因此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从此以后，毛泽东就把阶级斗争的视线转向了党内，萌发了具有特定涵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思想。
当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不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中就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形态。庐山会议只是开始萌发，后来有个逐步明确、逐步完备的过程。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由于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总结了苏联所谓“党变修”、“国变质”的教训，实际上形成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资本主义复辟主要来自哪里呢？毛泽东认为，来自党和干部队伍内部。在以后开展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把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更明确地指出：“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又强调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至此，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开展了整党内走资派为重点，以夺权为中心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第一次尝试。
那么，今天我们如何来评析这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哲学呢？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当然要巩固政权、发展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然存在着继续革命的问题，但不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第一，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发展了，经济搞上去了，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战胜来自国内外的反社会主义势力，战胜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剥削阶级已被消灭，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残余形态的阶级斗争虽然还会存在，但不能扩大化，不能影响我们的注意力。
第三，执政的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唯一宗旨，要反对党员干部腐败，特权自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任何党员都要遵纪守法，违纪要受法律制裁，违法要受法律惩治。
第四，党的统一、人民团结，这是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保证，决不能以任何理由在党和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破坏团结。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不讲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只讲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不说执政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说为自己夺权、专政；不说党和人民的团结，只讲造反斗争；不说法治和党纪，只讲造反有理；不讲尊重和服从党的领导，只讲反潮流，犯上抗上。这种“革命”理论指导实践，是不能形成真正意义的革命的。十年文革就不是任何意义的革命，而是一场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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