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主要问题和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协调发展论文,化与论文,路径论文,论我国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中的问题
工业化与城市化必须保持协调发展，才能既加快工业化进程又加速城市化进程，使国民经济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这是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经验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科技革命与信息化迅速发展，我国的工业化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国际国内环境。2005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 40%，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阶段①。这对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将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
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看，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扩张期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个时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特征最为明显。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是以轻工业发展为主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建立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机制的雏形，那么从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工业化进程由轻纺工业推动向重化工业推动的历史转变，以及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经济逐渐进入了能源、交通、通讯、住房等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大发展阶段，开始了以城市化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这一时期人口城市化率将以较快的速度向70%攀升，工业结构由以消费品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为重心向重加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为重心转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目前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城乡隔离产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非持续性。虽然改革开放后城乡隔离政策已经有很大变动②，但是受原有体制的影响，生产要素以及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仍然阻力重重；城市工业化与乡村工业化两个阵地的差异，制约了聚集经济效益的提高，降低了能量聚合体的成长质量，弱化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持续协调发展的能力，引起非农产业与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农业规模化经营受阻，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下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其中三农问题，既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增强工业化与城市化持续协调发展的能力。
（二）第三产业制约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水平提升。只有人口集中到一定规模，第三产业才能盈利，才能作为产业来经营。从统计分析来看，城市化进展同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关性要高于同第二产业发展的相关性③。服务业本身对区位聚集的依赖高于工业，服务业也只有依托于城市发展才能生存和发展。同时，服务业的集聚与发展对城市化的发展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目前，我国城乡隔离政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使人口集中度降低，第三产业发展迟缓。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交通运输、仓储和金融保险业在GDP中的比重是下降的，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的比重也一直很低。我国第一、二产业的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效率改进未能取得大的进展，整个经济不能转入效率提高型的持续增长轨道，这与第三产业不发达，特别是邮电通讯、金融保险、教育、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的滞后有关。另外，我国民间企业和民间资本难以进入许多重要的第三产业部门，这也影响了工业化演进的市场条件。
（三）资源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约束增强。从土地资源看，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拥有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1%。而且，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还在逐步减少，目前人均耕地面积已经降到0.103公顷。此外，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也十分严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有限的耕地还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从水资源看，我国人均拥有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7%。目前，在全国660多个城市中，已有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08座。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工业、农业和居民生活用水将有增无减。淡水资源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支撑能力将显得更加脆弱。从能源看，我国的人均资源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2，美国的1/70，而且能源储备以煤炭为主，优质能源——石油、天然气的储藏量不足。在能源利用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能源利用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状况还没有完全改观，能源利用效率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2%和发达国家的14%。能源不足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产生的制约在逐步显露出来。
（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微观主体活力不足。企业是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是否有活力及其活力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从我国目前情况看，这些微观主体特别是许多国有企业还没有完全成为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独立法人实体，企业内部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企业活力仍然不足，竞争力亟待提高。
（五）买方市场条件下市场需求对工业化的制约作用日趋明显。需求增长和需求结构的变动是促进工业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动因。从国内市场看，短缺经济成为历史，卖方市场已经被买方市场所取代。而且，市场扩容速度不容乐观，在居民收入增幅下降和谨慎预期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还可能进一步走低，全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将进一步减弱。在国际市场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中国已经成为出口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从发展趋势看，中国进一步扩大出口的潜力不甚乐观。一方面，从产品结构看，中国的出口产品大多数为劳动密集型的低档产品。在产品结构没有升级的情况下，出口量的扩张很可能把目前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转移到国际市场，导致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自相残杀和出口价格一降再降，结果得益的不是中国企业。在出口商品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多出口反而可能少获益甚至不获益；另一方面，中国进一步扩大出口必将受到出口对象国和竞争对手的贸易报复和抵制。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目前中国已经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因此，无论从国内市场需求还是国际市场需求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将长期面临市场实现问题。
（六）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日益增大，劳动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在未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需要解决日益庞大的劳动就业。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仍以每年1.1%～3%的速度增加，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在800万至1000万之间。同时，我国现有的显性和隐性剩余劳动力十分庞大。如果加上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失业率很可能超过了7%。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城镇隐性失业必然会逐步显性化，这将导致城镇就业压力加重。在农村，现有的劳动力总量大约有5亿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3.28亿人，而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农业部门仅能容纳1.4亿左右劳动力，农村潜在剩余劳动力总量在1.8亿以上。这些剩余劳动力所汇聚的能量，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动力，也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任务十分繁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只有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特别是城镇非农产业，才有可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扭转目前农业比较效益低的不利局面。
（七）尚未建立完善的技术创新机制。在体制转轨的很长一个时期内，我国工业化技术供给主要来源于简单模仿和技术引进。国内企业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理念落后，投入力度小，开发能力严重不足，技术水平低。从开发能力看，我国企业无论是在新产品开发能力、技术改造能力上还是在总体创新能力上，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在高技术产品出口额方面，我国只相当于美国的13.6%，日本的24.6%，韩国的76.2%，欧盟的10.3%。高技术产品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我国也低于美国、日本、韩国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也很低，目前高技术成果的商品化率只有25%～30%，产业化率只有10%左右，而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通常为60%～80%。同时，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不仅获得国外技术日益困难，成本日益提高，我国现有的以简单模仿和技术引进为主的技术创新模式的发展空间日趋狭小，急需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技术创新模式转换；另一方面，从我国企业目前技术储备、技术开发与创新能力来看，还不足以顺利实现这一转换，工业化必将受到技术供给的严重约束，这无疑会影响到工业化进程的发展。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路径依赖
（一）正确认识城市化与工业化二者的关系。工业化超前与城市化滞后都会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目前我国城乡关系不协调的主要表现为“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导致城乡经济差距日益扩大和社会不平等，其根源在于城乡隔离体制和过度扭曲的资源配置机制。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还十分落后。因此，需要对这个问题的现状和重要性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还有63.94%的人口在农村，50%的劳动力以农为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关系到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扩大，是工业以至整个经济稳定增长的基本条件。从长远发展来看，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必须走异地转移的路子，必须将工业化与城市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主要路径是促进乡村工业向小城镇集中，以及大中城市中以农副产品、矿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工业向靠近原料产地的小城镇转移，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
（二）提高工业化质量，为城市发展和城市现代化奠定基础。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只有提高工业化的质量，才有可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1.加快农业发展，提升其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作用。要加快科技兴农的步伐，把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依靠科技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同时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要发挥政府和农民两方面的积极性，既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又发挥农民作为农业投入主体的积极性，逐步形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相结合的投资体系。
2.优化第二产业结构。首先，要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加快对冶金、石化、轻纺、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等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与升级。逐步实现主要行业关键技术从以消化和引进国外技术为主转向以自主开发为主，围绕着增加品种、改善质量、节能降耗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重点改造一批传统骨干工业企业，使其装备水平、工艺水平和技术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其次，要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工业既是工业化不断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工业化赖以前进的重要基础。振兴我国装备工业，要以数控机床、重要基础件为重点，通过重点引进关键技术和自主创新，增强重大装备的开发能力，推进机电仪一体化，提高装备工业的智能化水平。第三，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3.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要充分发挥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鼓励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营方式的第三产业发展；通过深化改革，推动第三产业逐步从事业型、福利型企业向经营型企业转变，既要重视第三产业中一些传统部门如零售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等发展，更要加快信息、金融、会计、管理咨询、工程咨询、法律、物流配送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广开发展第三产业的资金渠道，逐步放松对第三产业的进入管制，允许民营资本有序进入，并通过竞争机制的引入来促进第三产业质量、水平和效益的提高。
4.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产业组织结构是结构调整的切入点，也是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形成专业化分工与协作进而推动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动力。调整产业组织结构要根据不同的特点，分门别类地进行。对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规模经济效应显著的行业，当务之急是提高产业集中度，培育一批大企业、大集团。对于其它行业，要提高其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水平，并在地域上适度集聚，形成产业地域集群。经过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最终要形成以大型企业集团为中心、大中小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专业化的产业协作体系，以及产业内部适度集中、企业之间充分竞争和协调发展、高效有序的企业组织结构。
5.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积极培育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微观经济主体。一是要转变观念，对民营经济实行与国有经济同等待遇；二是重新修订各产业的准入规则，进一步放宽对民营经济准入限制；三是要扩大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鼓励具有一定实力的民营企业在国内和海外上市；四是要加快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改行政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对于确有必要审批的项目也要简化手续。
6.依靠科技进步，增强自主技术开发能力。首先要研究制定鼓励企业建立和完善技术创新机制的产业政策，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鼓励大企业和大集团建立研发中心，促使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开发、科技投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主体。其次，要积极开展产学研联合，引导高等院校、研究院所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促进有条件的研究院所进入大型企业集团或成为企业化经营的经济实体；鼓励科研院所走向社会，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服务；努力改善科技人员的待遇，采取股份或期权等方式使其所得与技术创新成果直接挂钩。再次，要尽快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机制，使民间风险投资成为推动技术创新特别是高新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资金来源。
（三）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城乡间要素的合理流动。以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为宗旨，继续培育和完善各类市场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尽快形成有序竞争的市场体系。继续深化价格改革，重点是完善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继续培育和发展各类市场，重点是发展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克服要素流动的城乡和地区障碍，健全和完善有关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市场交易以及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消除城乡分割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四）加快现行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制度已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工业化特别是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些改革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僵化的户籍制度仍然阻碍着城市化进程。我国移动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既完成了职业上的转变（由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也完成了居住地类型的转变（由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然而他们却依然很难成为真正的城里人，很难与城里人平等享受城市所提供的诸如医疗、教育等服务，消费行为难以“城市化”。户籍不应当成为人为区分居民社会身份的标志和能否获取社会经济利益的凭证，更不能成为限制人口城乡流动的制度壁垒，应当从有利于人口的有序流动和对人口实施科学管理的角度进行制度创新。要从适应我国经济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需要出发，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放开城市户籍管制，将使那些已经在城市有固定工作的或有能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农民顺利成为城市人，增强他们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随着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人口的流动最终将达到一个均衡状态。
（五）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多途径安置和转移剩余劳动力。首先，要处理好城市正规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和农村部门的关系，在重视城市正规部门就业作用的同时，也要重视城市非正规部门和农村就业机会的创造。非正规部门如小买卖、废品回收、小修理、社区服务、家政服务等在安排劳动力就业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应该把积极鼓励和加强引导结合起来，既为城市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增长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又加强对城市非正规部门劳动力的管理。其次，要兼顾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关系，兼顾先进技术、中间技术和适用技术的关系，在技术选择中把就业创造放在十分重要位置。再次，要实行灵活多样的用工形式和就业形式，把全日制就业、非全日制就业、季节性就业和临时性就业结合起来。最后，要加强就业前培训、在职职工培训和再就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适应能力。职业培训要按照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方向进行改革，形成“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新机制，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
（六）建立统一、规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是属于城城分离和城乡分离型。按照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个城市内部，城市居民基本上享受到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但是，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目前的社会保障仍然是分割的，劳动者迁移到另一个城市时，便要遇到社会保障制度的障碍。在农村，农民仍然只能依靠家庭保障。这种城城分割和城乡分离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造成了障碍，阻碍了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而且对加快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实质性的损害。因此，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改革的近期目标是按照“广覆盖、低水平、低保障”的原则，在全国所有城市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并逐步把进城农民工和因城市规模扩张而征用土地的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远期目标是把社会保障体系由城市扩大到农村，建立筹资机制稳定可靠、资金运营平衡高效、管理信息化、服务社会化的城乡统一、规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城市化的顺利推进提供有力保障。
（七）加大现行土地制度改革和创新力度。首先，要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创新，建立市场化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培育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从目前情况看，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市场，可以一石三鸟。一是可以为那些实际上已经在城镇就业，成为准城镇居民的农民转让土地提供方便，并使其可以通过出让土地经营权获得一定的收益，为其离土离乡和进入城镇积累一笔资金，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彻底转移；二是可以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三是有利于改变乡镇企业低成本甚至无成本使用土地的状况，推动乡镇企业向城镇合理集聚。
其次，要加大城市土地使用权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和健全城市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1)加快现有城市存量土地的流转。充分运用土地级差效应和市场机制，鼓励占据城区黄金地段的工业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实行“退二进三”，土地出让金及有关税、费可作为异地建设资金。(2)加大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城市土地使用权的范围和比重，提高土地出让中招标和拍卖的比例，完善城镇基准地价评估和定期发布制度。(3)健全土地税制，提高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标准，开征城镇土地闲置税。城镇土地闲置税应根据土地级别和闲置时间征收，对土地级别高、闲置时间长的土地课以重税。
（八）采取多样化的城市发展方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是“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出发点是要防止大城市过分膨胀和出现“大城市病”。但是实践证明这种一刀切式的城市发展方针不利于各类城市因地制宜地发展，也与我国城市的人口规模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状况不相符合。因此，还应该对我国的城市发展政策进行完善与调整，在国家宏观调控和统筹规划下，发挥市场机制在决定城市规模和城市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彻底摒弃按城市规模来制定城市发展方针的思路，宜大则大，宜小则小，大小结合，因地而异。首先，要尽快调整现有的城市划分标准，把人口100万作为大城市与中等城市之间的分界线，把人口50万作为中等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分界线；其次，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要求，正确地认识经济和人口的集聚和辐射优势，根据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的实际需要，选择 2～3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城市，尽快发展其成为世界级的国际性大都市；再次，把现有的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方针转变为适度鼓励发展的政策。事实证明，大城市是一个地区经济增长、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核心，是带动地区经济的增长极，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载体。因此，未来的城市化方针，不仅要适度发展和发挥现有大城市的带动和辐射功能，而且还需要选择若干个区域性、有潜力的中等城市，把其培育成为大城市甚至特大城市，成为地区经济新的增长极。第四，要重视城市连绵区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已经出现了沪宁杭长江三角洲城市连绵区、港深穗珠江三角洲城市连绵区、京津唐城市连绵区等。对于这些城市连绵区，应该适当打破现有各自为政的城市规划体制，加强各城市连绵区的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区内交通规划的协调。第五，有序发展小城镇，突出特色，提高质量。发展小城镇，可以促进乡镇企业集中布局，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之一。我国小城镇的基本特点是数量多、规模小、功能弱，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差，并不完全具备城市功能。因此，应该调整小城镇发展思路，引导其扩大规模、突出特色、提高质量，特别是要加强小城镇发展规划，引导“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逐步向城镇集中，同时也需引导大城市中一些比较成熟的产业和产品向小城镇转移，使小城镇加入现代产业循环，成为大城市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九）转换城市发展机制，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逐步从主要依靠行政办法与政府财政向主要依靠市场机制与民间主体转变来筹措城市发展资金。实践证明，过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全依靠政府大包大揽的办法既不能长久，也没有必要，更没有效率。从国外经验看，城市基础设施可以按其可经营性程度分成三种情况：一种是可以通过有偿使用收回建设资金的，如城市对外公路、自来水厂；第二种是通过有偿使用只能收回部分资金的，如污水处理厂、环境卫生设施、公共交通、轨道交通等；第三种是基本无法通过有偿使用收回建设资金的，如城市道路、桥梁、公共绿地等。对于第一种情形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而且应该通过把其推向市场，由民间投资主体在政府的监管下按照市场运作方式来解决。对于第三种设施建设资金以及第二种无法收回的建设资金的筹措，可以通过发行市政建设债券和城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等多种途径来加以解决。
（十）尽快建立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政策支持系统。工业化与城市化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要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应当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有效组合起来，促使各类城市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最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当前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借助于系统科学，并结合实际国情，从对城市化具有直接影响的中观因素出发，构造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政策支持系统。一般来讲，这个政策大系统，应该包括经济政策支持系统、制度性政策支持系统、农村与农业政策支持系统、科技与人才政策支持系统、资源与环境政策支持系统、城镇发展政策支持系统等子系统。在这些政策支持系统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和制度性政策支持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最直接、最关键的发展要素。
总之，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直接后果和进一步发展的保障。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研究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问题，必须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发展路径，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逐步形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机制，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诺瑟姆(Ray M.Northam)1979年研究发现，城市化是沿着“S”型轨迹发展的。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缓慢上升、加速推进和平稳停滞。一般情况下，城市化水平位于10%～30%之间，城市化属于缓慢发展阶段；当城市化水平达到30%，开始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提高到70%，快速发展阶段结束，城市化进入相对稳定甚至停滞阶段。按照此规律，中国1996年城市化水平为30.48%，表明中国开始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有关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1996年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开端，符合依据诺瑟姆规则作出的判断。从世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经验来看，这一阶段至少还要持续20年时间。
②城乡隔离政策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社区制度等；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与城市化，就是城乡隔离政策的产物。
③参见杨治、杜朝晖：经济结构的进化与城镇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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