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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说过：“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世界。”十四年前，胡辛以真诚的声音，感动了我们，亦步入了当代文坛。一个女性选择写作，而且是“女人写，写女人”，这就注定她必须与自己的激情，自己的小说一同承受煎熬。胡辛的写作都是对生命与生活的真诚抒发，在真诚抒发中她总是追求一种崇高的永恒。也正是这种精神追求，使胡辛的小说既具有理想主义的气息，又染上了一层悲剧色彩。对理想的憧憬和实现理想的艰辛体验并存于胡辛的生命与意识的张力之中。她笔下的女性呈现出奋斗与不幸相结合的双重形态。这从她的三个“典型化”的女性柳青、树云、希玮就可以得到证据。尤其是在处理女性追求理想与爱情和现有社会条件的矛盾冲突时，胡辛显得极其沉重和悲愤，我个人认为胡辛的这种苦痛源于她的真诚。积极投入，甚至以一种撕裂自身的方式来写作的作家，她必然会注重自己写作的社会学意义。走近胡辛，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得到的多，失去的也多。
一
当七巧选择白痴的姚宝宝，远飞美国，来求得一种逃离时，（《蔷薇雨》），一个最有魅力，最复杂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女人，你往何处去。女人话题与女性写作作为“别一种声音”，凸现在新时期的当代文坛里借助于人文主义思潮的回复。八十年代初期女性文学的再次崛起，主要以“人”的发现为动力。胡辛承袭丁玲式的质疑，但也克服了偏激的对抗式冲突。因为她深知，女性主体性的寻觅与张扬不是一项单纯的文本虚构，靠改变语言，以“女性话语”来解构“男性话语”，从而来解构“男权中心”的现实，这只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尽管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学具有某种颠覆性，但“菲勒斯”中心世界的阴影却无时不在，男性的主体性始终支配着文本中的女性，并且成为一个寻找和依附的潜文本。女性文学的境况，似乎象方方《暗示》中所暗示的女性一样，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女。从女性的现实处境出发，胡辛少了一份潇洒，多了一份沉重。“伊甸园是无法走出的，作品的女性或许能走出，生活中的女性，包括女作家和女评论家本人，是无法出走的。”（《我论女性》）的确，文本中的任何一次冒险都只具有“写作”意义。“女性话语”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主体性的完成。“无法出走”的女性形象使胡辛倍受折磨，也促使她在虚构自己的艺术世界的同时，力求完整、客观地表达女性的现实状态。她放弃了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自由叙述的方式，而通过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灵魂与肉体、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生命与死亡、阳刚与阴柔、保守与改革、善良与丑恶、过去与现在等一系列矛盾体的冲突、沟通、乃至和谐，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胡辛的“女性”写作较其它女作家而言，她写得较为沉稳，较为通达。她始终认为女性意识，首先应该是人的意识，女人的问题根本上是人的问题。女性文学也是人学，它必须置于包括男性在内的整个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把握、表达。这是胡辛创作的“圆心儿”。
和大多数女性作家一样，胡辛也在文学中保存和发现了自身。“在我的生命中，有两位女性哺育着我，知识母亲的聪慧灵秀，雇农奶娘的坚忍善良”。（《属于我的蔷薇》），这两种类型的女性是胡辛写作中的两大极。在时空上，她一极指向现在，一极回首历史；一方指归城市，一方又维系着乡村。正因有了这两极的交叉，被称为“城市女性知识分子文学”的女性文学在胡辛的文本中变得更为广博。固然，她的“知识女性三部曲”，《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这里有泉水》、《蔷薇雨》构成了一个精神阶梯，成为她创作的主体部分。从柳青——树云——希玮的精神链条中，我们会发现某种写作的延续性。柳青的精神内核富有人文主义色彩，树云的双向追求带有理想主义成分，希玮的双重形态又具有某种个人主义的倾向。这些都是胡辛苦苦追寻的精神痕迹。从“人情——人生——人性”的不断深化的历程中，胡辛的写作方式亦开始了自我超越和突破。“短篇——中篇——长篇”的推进式写作，又使胡辛认识问题和表达问题的能力不断成熟，她是个极具女性意识的作家，但她的女性视角较为广博。她没有沉醉在知识女性的“围城”中。特殊的经历和真切的体验，使她成功地塑造一批善良坚忍的传统型劳动妇女形象。《昌江情》、《糟糠之妻》、《我的奶娘》中的李婶，老婆婆，奶娘，都无不蕴含着承受苦难的倔犟和坚忍。假如说胡辛所有的寻觅和失落，迷茫与困惑都可以从知识女性形象中找到暗示，那么在这些传统型的劳动妇女身上她发现了一种广博无私的爱。有了这种爱的礼赞，胡辛的创作也显示出一种凝重而丰厚的风格。她甚至在文本中明白地写道：“这是冰心所赞颂的柔美的母爱，泛泛的女性的爱，徐氏姊妹都爱这段话。可是，比起糯糍女的一生，这些话语岂不苍白，浅薄，有限得很？”（《蔷薇雨》）这种交叉式的思维，她没有单一地在“寻找男人”和“雄化女人”的套路中设置两性对立。《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并不象开篇提问的尖锐，整个叙述没有流露出过量的女性焦虑，新时期人文主义的刚刚回复，使胡辛能够“负重若轻”，“圆心儿”柳青的精神内核是爱人民，爱自己的事业。对人的意义和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评断，胡辛的思考并没有承受多少压力，也没有显示出她在结尾时寻找答案的迷茫。在我看来，以“开篇和结尾”来评断她的成名作，并以此来推断作家的女性意识，掩盖了“圆心儿”柳青的精神含量。胡辛的困惑与迷茫是从《地上有个黑太阳》开始的，而在《蔷薇雨》中才充分的展开。
胡辛最熟悉柳青，树云，希玮们，她写得深刻，也写得最沉重。作为当中的一员，她深知历史在她们的心灵深处留下的伤痕和遗憾，更明了现实对她们的挑战与考验。她们只有背负着这些烙印和伤痕，在变化的时代中完成新的变化，才能获得新的生活。其沉重与艰辛可想而知。首先表现这种“新的变化”的作品，是带有“改革文学”痕迹的《这里有泉水》。树云的爱情创伤和悲痛的历史记忆都因了社会的“改革”而得到了“新的变化”。她的“教育改革”和“情感的转折”都使她成为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如《人到中年》的陆文婷）对于胡辛而言，这一形象的塑造不在于“理想女性”的寻找，而在于她及时地捕捉并表达了中年知识女性在新的现实面前的“新的变化”。有的评论认为，胡辛每创作一部作品，都能够超越和突破自己，不走重复路，这是很中肯的评价。但不可否认，由于转型社会的不稳定和矛盾交织的内在特征。这种“新的变化”所带来的理性愉悦很快就消失了。“由于内部和外部阻力强大，新行为方式时常遭受挫折，成效受限，这种主动化、积极化过程在8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加速度之后，到80年代末期表现出后退倾向。”（陆学艺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胡辛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创作中开始了关于转型期“新女性”的描述，也出现了一些“传统——现代连续体”式的女性形象，如谷子、金景景。直至《蔷薇雨》的出现，胡辛完成了一次最为艰辛的突围，但又陷入了因全面转型所带来的一片惶惑的境地之中。她长期体验、熟悉的“角色”正在瓦解，时刻变迁着的社会不仅要求她进行写作转换，而且要求她不断地补充，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新女性”形象。然而现实对于女性而言，并没有提供直线式的上升机会。患得患失的胡辛甚至发出了徐氏姐妹是知识家庭中“最后一代”的沉重宣言。她预感到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命运的艰辛，她同样以她的敏感而真挚的心灵呼唤“新女性”的出现。可是她终究在一阵阵反思中迷茫了。关于女性解放的理想设计，都只能是一处“过渡”式的策略。新的矛盾，新的冲突又演绎着女性的“新悲剧”。《蔷薇雨》表现了一个最深刻的主题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纠葛。这些纠葛和缠绕不清的“东西”，在我看来，是胡辛最有价值的地方。尽管女性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反传统为己任的。但胡辛的气质与个性使她在所谓的“传统”之中发现了女性的文化价值。而且她认为：“我们得到的是我们从未拥有过的，而我们轻易抛却的也许是我们乃至我们以后的几代人所苦苦寻觅的。”胡辛的历史洞察力和苦难意识都促使她在自己的创作中寻找一份留得下的永恒。她总是想告诉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二
培根说：“古诗人早告诉我们，那追求海伦的人，是放弃了财富和智慧的。就是神在爱情中也难以保持聪明。”爱情是人性的最亮点，也是最盲点。认为“爱情永恒地与女性意识，女性价值缠绕纠葛在一起”的胡辛，没有回避，也不忌讳在文本中歌颂、礼赞真正的爱情，柳青的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谷子与景兴极富现代意味的“灵肉之爱”，树云与马良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希玮与凌云的“失而复得的爱情”，希瑶与席大鹏的“一见钟情”，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生死恋”，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没有道理的爱”，构筑了胡辛的创作历程。但在胡辛的思想视角中，她关注的重点是两性之间的爱情的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她礼赞异性之间的爱，她更崇尚一种超乎爱情之上的母性情感，一种广博、深邃无私的爱。“性爱”的描写在胡辛的文本叙述中基本上是缺席的，精神的愉悦和沟通是她安排人物，设置情节的内核所在。这点跟她所关注，所叙述的对象有关。中年知识女性在心理和生理上更倾向于精神上的交融。胡辛作品中“精神之恋”占有很大比重。就是描写较为充分的辜述之与希玮的性爱关系实际上成了一次母性展现的替代行为。希玮与辜述之的感情关系并不是一种对流式的情爱关系。希玮带有母性色彩的怜爱使她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个违背常理的“婚外恋”，成为“第三者”的际遇并没有让她感到痛苦。因为她是在以一种近乎于母爱的献身精神来拯救一个软弱的“小孩”，随着希玮的一巴掌，辜述之的软弱，无能，无奈让读者触目惊心。而且，只要通读胡辛全部作品，我们都不难发现“伟大的母爱”，是贯穿她整个创作的一个主题。作为生命的直接创造者和哺育者，女性对生命的热爱，远远超越了生殖本身的意义。女性的这一“生命性”价值和人类最原始，也是最伟大的——母性情感，在胡辛的创作中成为了最自然，最重要的一种女性文化原型。她以独具的才识，特有的文化品味表达了女性这一永恒的价值，“我笔下的女人，在充当妻子角色时，或许有这样那样的抗争，但是作为母亲，她们却心甘情愿，含辛茹苦。”女性的母性情感支撑胡辛的叙述框架，并成为她叙述的主体。依托这一“立场”，胡辛没有采取偏激的抗争，对立式的性别姿态来“写女人”。即使有冲突，其结尾都趋于和解。重视女性协调性价值，讲求女性视野的四维性，开放的“女人——人——社会——历史”的创作空间，都是她力求立体式写作的种种表现。尤其是对男性的深刻认识，使她完成了“另一半”的形象塑造。钱金苟的俗，石平林的硬，凌云的真，辜述之的弱，冯春甫的圆，都极有个性地成为胡辛笔下的“俘虏”。在时而潇洒、时而沉重的情绪化叙述流程中，男女之间的对话又构成了一道诱人的风景。
三
作家的地域视野是受控于自己的精神类型和文化心理的。胡辛的作品富有赣地特色。由于她的特殊经历，两条充满灵性和生命活力的河流昌江和赣江，“人杰地灵”的洪城和四大名镇之一的瓷城，都使她拥有一个文化的制高点。从地域意识上看，胡辛的小说大都可分为“洪城系列”和“瓷城系列”。但她并没有“划城为牢”，当她“渐渐悟出这片红土地社会属性中无私无畏的母性时”，她决定要写一部关于红土地女人的颂歌。尽管她没有从正面去描述红土地上发生的革命场面，但在《我的奶娘》、《情到深处》中隐隐约约的流露出她对这块红土地的思考。奶娘（《我的奶娘》）、二小姐（《情到深处》），糯糍女（《蔷薇雨》）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折射出“红嫂”的光辉。江西是块红土地，红嫂的历史作用在男性的“历史叙述”近乎于零。胡辛以她特有的历史洞察力和穿透力，打破了“男性英雄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观，以女性视角作为一个切入点，对这片红土地发生的历史作了一次质疑追问。奶娘们悲壮的故事成了历史的记忆，二小姐的爱情更超乎了年青人的想象，她们的苦难和仁慈，经胡辛的过滤与蒸溜后成为生活的动力。
在惊叹黄土地文学的凝重、丰厚，领略散发着阳刚激情与北方民族爽气热情和古朴民风的“黑土地文学”的同时，“红土地文学”的理论讨论和实践创作也趋于成熟了。号为“怪才”的熊正良创作的“红土地系列”，既让你领略到赣人的倔犟与坚韧，又让你感受到贫瘠酸瘦红土地所培育出来的顽固，保守与落后。粗犷和荒凉的环境，血猩式的冲突，透露出一股凄凉蛮荒的阴森之气。一样钟情于这方水土的胡辛，因她拥有“瓷都”这一富有“母系社会遗址”意味的创作根据地，却呈现出另一种因灌注聪灵的女性气息而焕发出生命的激情。这不能不说是江西作家创作个性的成熟表现。陶瓷文化与女性的主体性交叉比较，胡辛在陶瓷的制作过程中发现了人类生命诞生的同构性。女性的变迁和女性的抗争都在火的炼狱中孕育，成长。于是那孕育生命的“窑”与“门”成了胡辛一个最富有激情的艺术顿悟。凭借这一顿悟，胡辛站在走向女性，走近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的道口。窥见了女性那段辉煌。出土的母系氏族社会陶器表明了远古先民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与图腾，窑与门的形态与功能，自然是女性生殖器崇拜的“活化石”，胡辛创造了这一独特的审美意象，但并没有欢欣鼓舞，很快她就被一个残酷的现实困扰。昔日的图腾，沦落为今天的禁忌，窑门成了男人的圣地。广博、深厚的母性之门，拒绝了女性，也淹没了一段辉煌的历史。抗争是必然的，冲突也就发生。胡辛的倔犟和坚韧让她的笔尖划破了横在窑门上的“封条”。首先她让年少的谷子闯入窑门，并发出抗争的质问：“倒窑啊，倒窑啊，怎么还不倒呢？”接着，顶天立地的女子汉椒椒也闯入窑门，寻找自己的“爱情”，但惯于思考的胡辛并没有把这一冲突乐观化。她深知，寻找失落了的女性价值与尊严，重建女性的主体地位，在“窑门”里绝对不能得到。而且寡妇椒椒本身也不具备这一“条件”，“窑门”只能成为女性的一个悲剧性能指符号，胡辛走出窑门，又开始了自己的艺术旅程。
借助于瓷都给予的灵性，胡辛以一些原型意象和非理性、情绪化的言语叙述，创造一些具有超越意义的艺术意象。这种探索起源于《“百极碎”启示录》，发展于《地上有个黑太阳》，成熟于《蔷薇雨》。尤其是《地上有个黑太阳》，人物的命运，性格的不可捉摸性，精神状态的不稳定性，使这部作品富有浓厚的非理性的神秘色彩。“黑太阳”作为一个象征性符号，它不能得到精确的定义和充分的解释，在作者的叙述中，它成为某种模糊未知的，人们无法了解的“宿命性”存在物。形式上叙述者“我”的转换，使作者获得了叙述自由和审美选择，因了这一“转换”，作者的叙述语言更显得飘逸和虚幻，人物关系的“谜中之谜”都似乎表达了“人生常有一种超越常规的力量”的宿命论。
胡辛比较注重女性的潜意识在各种具体的心理现象和行为上的表现，她采取原创作性思维，在她的文本中设置能够穿越时空的符号性人物。如果说胡辛的“黑太阳”，“窑门”具有非理性和神秘性倾向，那么《蔷薇雨》中的“徐老太”和她的本白布就为我们提供了寓言性的指令。徐老太在胡辛的刻意设计下，成为一个穿越时空的“符号”，她那“一代不如一代”的九斤老太式的言语，那阴森、神秘，而又庄严的“徐氏家训”，那被墨汁沾污的本白布都散发出深层的文化心理气息。它们不仅成为小说的背景，也是中国特有的女性贞节观的载体。胡辛作品中表现最透彻的东西，即生命的创造性和情感性也都常常借助这些原型来传达它不可言说的“神圣”和“悲凉”。另外，致力于乡土风情的描摹，以民俗来折射出民族心理和个性，也使胡辛最透彻的母性情感体验，融入最恒远的民风之中。
由于江西城市发展的不完备性和城市文化的稀簿，江西作家的小说大都带有乡土小说的气息。如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镇长之死》、宋清海的《鸡鸣店》，熊正良的“红土地系列”，傅太平的《小村》、李志川的《漂流的村庄》等。
胡辛，作为研究民俗的学者，她更乐意在她的创作中描写乡风民俗，并以此来揭示人物的深层历史结构和文化心理。《昌江情》那棒锤声声的洗衣场面，《街坊》中人情的往来，尤其是在《蔷薇雨》中，胡辛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一大绝活——赣菜的“烹调”。“勺勺居”和巷陌里的南昌小吃，在作者的巧妙构思下成为一个独立的风景。它是人物的“行业性”模拟叙述的活动空间，具有文化上的“耗散”功能。但应当指出，在一个乡风民俗特征不甚鲜明的创作环境里，选择民俗作为自己小说的背景是要冒相当大的风险的。它不仅需要勇气，需要激情，更需要一种可行的策略和技巧。否则，它将会成为文本中的游离物。
四
在八十年代末期的先锋小说难以为继的形式下，池莉、方方、范小青以其女性特有的敏感性，准确把握了人物的生存状态，她们以平实直白的叙述，形而下的经验直接性表露，对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宏大叙事进行了反拨，开始了后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多向度取向和多元化选择。到九十年代，女性写作致力于女性内心探索和哲理性分析，她们改变了“纯美的注视”方式，对“性爱”在恋爱、婚姻、家庭中的“核心”地位深信不疑，宣告“对空泛的爱情已经不感兴趣”（张欣《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如张抗抗的《情爱画廊》把“性爱主题”发展到了一个极致。在九十年代女性写作发生了巨大的语境变化时，胡辛恰恰中止了小说创作，这不能不说是她的一个遗憾。进入女性传记文学领域，胡辛有得有失。也许选择一种写作方式，是作家自己的必然，作为一个女性文学研究者，这恐怕是她进行长篇传纪创作的“学术缘由”吧。而且胡辛的女性传纪文学对于整个中国传记文学来言，她的反拨和冲击力都是具有“先锋”意味的。
中国传记文学，多是以“男性中心”为标准的。如《史记》、《世说新语》，女性最好的命运只配作个“夫人”。为女子立传的《烈女传》，它要告诉女性的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由于男性与女性的对抗与疏离，女人与权力，女人与政治的失之交臂，都使她们的言行无法人传。传记文学成为手握圣剑的男性英雄的替代品。
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早为女性作传的是胡适。他的《李超传》以六、七千字，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子作传。胡适认为：“我觉得替这一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至此，中国女性在传记文学中的“文本遭遇”（冷落、歪曲、缺席）才有所改善。从这点上来说，胡辛的三部女性传记《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最后的贵族—张爱玲》、《陈香梅传》无疑是九十年代中国女性传纪文学扎实的力作。她扩展了属于女性自己的女性传纪文学空间。在这三部长篇传纪文学中，胡辛释放了自己的女性意识。如果说，对女性颇有研究的胡辛因生活给女性带来的复杂性使她不能在小说中自由发挥自己的“女性评论”，那么在她的传纪文学中，她较为自由地、理性地评断传主的得失。胡辛选择传主的难度系数相当高。在一般人看来，章亚若、张爱玲、陈香梅都是爱上“有妇之夫”的“第三者”。“人们总爱以情妇的粗糙框架去禁锢一个活生生的女性。”（《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在还原这些女子的本来情感的同时，胡辛延伸了自己的女性触角。在与传主同受煎熬的灵魂悸动和情感纠缠过程中，她也虚构了一些原本并不属于传主的个性：倔犟与坚韧。这是胡辛自己的情感辐射。于是，在被规定的有限空间中，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体性叙述，没有陷入传主的迷悯陷阱中。胡辛在传纪文学中梳理了自己曾一度迷茫的思绪，但愿这能成为她日后小说创作的一个支撑点。
胡辛在九十年代中止小说创作，亦使她失去了一个机会，胡辛面临着对自身的超越和对他人超越的严峻局面。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颠覆性和超越性是与女性作家不断锐变，不断探索紧密相连的。一个优秀的作家就在于她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创作的多种可能性。作家要有勇气用一种新的写作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感受。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语言革命”愈演愈烈，叙述策略、方法、技巧已成为作家突破自己的先行条件。女性文学中个人化写作的涌现和后现代性特征的“稗史”叙事无疑是一个成功的突围。王安忆、铁凝、张抗抗、陈染、池莉、方方、林白、海男都纷纷在肉体的自觉和性爱的自主中完成了“新生代”女性的纪实与虚构，并成为后新时期女性作家群体性的写作趋势，但同时她们又面临着一次更为艰难的选择：商业社会所带来的女性异化。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商品化；另一方面是女性作家写作的商品化。女性文学承受巨大压力。
在经济市场化的同时，模糊和困扰女性作家视线的两大根源——文化意识中的作家男性视角与阅读中的男性视角没有得到多少调整，“看”与“被看”的权力秩序并没有改变。“肉体抚摸”与“肉体自觉”文本在流传，阅读过程中的“误读”、“被看”遭遇，使陈染、林白的女性觉醒的“语言乌托邦”撕裂为碎片。东南亚女作家戴小华对女性被“性化”和“物化”的悲凉境地深有感触。“商人借女体吸引消费者的视线、靠撩拨原欲使观众忍不住意乱情迷。同时，让顾客用‘注视’的方式，对女性身体大量的剥削，甚至用眼睛作为武器，来侵犯女性的身体。”（《在赌城见到的那位陌生女子》）在全面转型的时代，女性的解放和独立不是一个文本冒险，叙述策略的问题。女性文学的“过渡状态”依然存在，女性话语的边缘化地位没有改变，“男女双性化”和“伙伴关系”都只能是个遥遥无期的理想。必须走向未来的女性文学并没有在单一的那一派，那一家中得到权威性的导向。后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多元化选择特征照样明显。九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必须纠正后现代性叙述的虚伪和装饰，消除“做作”的痕迹，尤其是必须调整“泛性论”的视线。否则，它将会进入一个误区，遭受“难以继续”的命脉。而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胡辛那些看似保守、传统而更有说服力和可行性的主张：“年轻女性袒露着的潇洒的心是很难不受伤害的，她们和她们的母辈不会生活在太不相同的空间！或许应该为女性的心护上一件甲胄，我以为那便是贞节。这种贞节不是经过千百年男权的无限强化，异化的贞节观……”（《我论女性》）。女性心理和性意识过于暴露的写作，会使女性自身伤痕累累。以沉稳和含蓄著称的胡辛在这个不易感动的年代里，能否再以真诚的叙述感动我们呢？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在这得到的多、失去的也多的时代，胡辛让我们拥有的也许就是那份真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