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唯物史观底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底蕴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7)02-0017-07
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形成了邓小平的发展思想。邓小平的发展思想，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科学透视和实践把握，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统一的，它所回答的主题也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外开放政策，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基本内容。而邓小平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与邓小平发展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也是统一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也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石。本文所探讨的主要问题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唯物史观底蕴。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既扎根于中国国情，又扎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世界历史演变的规律之中，具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根据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出发点。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党的十三大前夕，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 那为什么中国社会主义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把中国现实实践着的社会主义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去考察，放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去考察。
追根溯源，中国现实实践着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构想的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这个未来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顶点诞生的，它已经具有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前提，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并且生产力水平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中国和俄国等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而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出现了发生局部性质变的世界历史条件，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最有可能从其最薄弱、矛盾最尖锐的环节上解体，使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和矛盾焦点上的俄国和中国能够利用“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以，只要客观地历史地看待现实社会主义的诞生史，就要看到它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只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的；它并不具有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物质前提，而是要必须取得这个前提。因为落后国家在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能够超越资本主义根本经济、政治制度，但却不能超越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历史规律。
俄国和中国等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世界历史条件、世界历史机遇、世界历史矛盾，已历史地成为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前提，必然规定和制约着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所面对的历史时代课题、所应走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列宁在寻找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实践中，对这种世界历史必然性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作了极可贵的探索。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探索，重点围绕着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关于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列宁深刻指出，苏维埃制度的现实出发点，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是前资本主义的小农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完全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高于苏维埃共和国，共产主义社会高于社会主义共和国”[2]。而苏维埃共和国只是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3]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得以最终确立的物质基础。列宁认为，在特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可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夺取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但决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可以最终确立在落后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得以最终确立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充分发展的社会化的大生产。“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说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说不上社会主义了。”[4] 三是关于发展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不断强调：“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5] 因此，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任务之一，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6]。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不失时机地把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提到首位。
邓小平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着眼于现时代的挑战，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教训，在更高的历史积淀上揭示了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的社会主义所内涵的世界历史必然性。他极其深刻地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为什么我们搞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因为我们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还不具备完全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什么我们搞的社会主义，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我们虽然超越了资本主义根本的经济、政治制度，但是却不能超越社会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即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初级阶段，而不是泛指未来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也会经历这样一个初级阶段。从世界历史的根源上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历史特征是生产力落后，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的中心任务、工作的重点，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逐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来展开，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又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总之，只有在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大坐标系上，才能找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才能深刻揭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扎根于中国国情，而且扎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规律之中，即深刻揭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世界历史根源和历史必然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邓小平改革发展思想中既有改革的目标方向性，又有改革的实践操作性的重要内容，但只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和“五形态”的联系中才能把握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的历史必然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邓小平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我国，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进而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国实行的市场经济同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性质。邓小平为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重大历史课题作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他把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区分开来，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不是它们各自的本质属性，从而确立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或经济手段的全新理念。同时，他还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一是公有制居于主体地位，二是共同富裕。早在1985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同邓小平会见时曾经说过：“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你们的尝试是一个全新的试验。如果你们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成功了！需要我们从哲学上回答它成功的深层历史必然性了。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即“三形态”论和“五形态”论，紧密相联系。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三形态”和“五形态”是由社会生产力最终决定的两条相互联系的社会发展序列，即不论“三形态”的演化还是“五形态”的演化，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然而，它们与生产力发展的联系却有各种不同的特点。这表现为：“五形态”演变阶段的更替，有的是社会生产力根本性质转变的最终结果，有的却是同一性质的社会生产力发生特定的阶段性质变的最终结果。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演变，就只是同一性质的社会生产力，即以手工劳动和与之相适合的简单协作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发生特定的阶段性质变的最终结果；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全面确立和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全面形成，却是社会生产力发生了根本性质转变的最终结果。而“三形态”各阶段的相继更替则完全是与社会生产力根本性质的转变相对应的：与以手工工具和自然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力相对应的，是自然经济发展阶段；与以大机器和物为媒介的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力相对应的，是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与以高度完善的自动控制系统和社会自觉分工为基础的生产力相对应的，是产品经济(时间经济)发展阶段。
理论界大多以马克思的“三形态论”为理论根据来分析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历史必然性，但笔者认为仅此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和“五形态”的联系中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历史必然性。仅以马克思的“三形态”论为指导分析，还只能说明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社会物质变换关系必然采用商品经济形式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还不能说明为什么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按照“三形态”论，与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的商品经济阶段相对应的应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特定形式——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商品经济在以往的各个历史时代曾获得过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它仍隶属于自然经济。“要使交换价值在社会表面上表现为简单的出发点，而在简单流通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交换过程表现为简单的，但囊括整个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物质变换，就要有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体系作为前提。”[7]
所以，必须进一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和“五形态”的联系中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历史必然性。因为只有进一步联系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演进的“五形态”，才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中，发现20世纪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必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层世界历史根据。首先，20世纪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能获得新的历史起点——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而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是一个由阶段性和局部性质变再到全局性质变的复杂、艰难而长期的历史过程，抑或说，共产主义世界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能以“突变”的形式完成。而在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出现了发生了局部性质变的社会条件，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其最薄弱、矛盾最尖锐的环节上开始解体，使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和矛盾焦点上的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20世纪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成熟形态的社会主义，而是不成熟的、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却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很快进入社会主义的成熟、发达阶段，不意味着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可以超越商品经济阶段。它的社会生产力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就其总体性质来说，仍然处于生产力发展的同一历史阶段(尽管它的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不成熟的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在客观上必然要求以商品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形式，以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马克思在考察社会主义在国家范围的建设条件时，非但不否定，反而一再强调，要注重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形式的有计划的利用。[8] 而且马克思认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虽然可以与不同的生产关系相结合，但它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在历史上形成人类社会经济运行形式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反之，资本也“只能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基础上形成”[9]。其区别在于：市场经济是属于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的范畴，而“资本只能是生产关系范畴”。因此，作为社会物质变换关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是可以与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的。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就是一方面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分离，形成抽象意义的市场经济范畴，另一方面又强调市场经济必须与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从而创造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再次，由于20世纪像中国这样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局部质变的产物，由于资本主义至今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这就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交往、世界市场、国际贸易、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劣势地位，而要改变这种劣势地位，非但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界经济相脱离，而且还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20世纪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这种特定联系，也必然要求在当代中国建立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作为中国的发展路线，既坚持了“唯物史观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又体现着国家阶级职能与社会职能辩证关系的时代特点
从国家职能的角度看，应该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突出了国家的社会职能。那这种“突出”的唯物史观根据何在呢？时代根据何在呢？
唯物史观认为，国家具有两种职能：“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国家的本质决定国家的阶级职能，国家政权履行国家的阶级职能时，是直接为维护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服务的。而在阶级社会中国家的社会职能则是维护社会各阶级的共同利益，它的任务是缓和对立阶级的冲突，协调、组织、管理、领导社会的经济活动，通过民族自卫和国际合作来保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国家的社会职能是从属于和受制于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因为统治阶级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首先是为了维护它自己的统治。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强调国家的社会职能从属于和受制于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同时，也对国家的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揭示。从国家权力的来源上看，恩格斯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10] 权力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它的原始本质是一种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的力量。只是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社会分裂为两大对抗阶级，公共意志被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意志所侵蚀、所利用、所取代，使公共权力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但即使如此，统治阶级为了谋求统治的合法性，为了尽可能使阶级统治能够为全社会所接受，统治阶级也不得不考虑和照顾到公共利益，在有些情况下让自己的统治权力服从公共意志。所以，虽然恩格斯是限定在“起先”，即政治权力在刚产生时对执行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的依赖(为基础)，但并不是说，随着政治权力的独立化，政治权力对执行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的依赖性就消失了。国家权力不论怎样凌驾于社会之上，它都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以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恩格斯通过对波斯和印度历代政府都要经营和管理河谷灌溉的例子的分析，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11] 因此，当在国家的政治统治愈来愈多地通过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来持续和巩固的历史条件下，国家的社会职能就有一种强化的趋势。
而在当代世界历史条件下，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都正愈来愈多地通过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来持续和巩固，抑或说，各国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它的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和巩固。因为，在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发展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更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发展的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迫切地谋求发展，发达国家再发展的问题也愈来愈突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社会政治制度的巩固乃至国家的安全，都越来越取决于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在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世界，发展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关系着各国政府的政治统治能否持续和巩固的大问题，成为影响世界各民族盛衰兴亡的关键问题，成为支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消长关系的核心问题。因此，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国家的综合国力，已经上升为当代世界各国的头等任务、最大的国家利益、最重要的政治。
当代世界国家的阶级职能与社会职能辩证关系的这种时代特点，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得到了鲜明而深刻的体现。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是我们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客观要求，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的。但是，如前所分析，由于在当代世界历史条件下，各国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和巩固，我们国家的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的阶级职能，也只有通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实现。
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虽然突出了国家的社会职能，但它的实现过程又不能脱离国家的阶级职能，因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赋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正确的价值内涵和价值取向，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方向，才能调动最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一方面，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坚持改革开放都将是实现我们国家的社会职能的基本途径，都将是完善我们国家的阶级职能的必要形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核心的问题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就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解放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国家的阶级职能，也需要通过改革政治体制来不断完善和发展。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改革开放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进行，必然要求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开放的根本出发点和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则保证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使改革开放成为一场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目的的伟大革命。
总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它使我们国家的社会职能和阶级职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具有时代特点的辩证统一。
四、邓小平提出的对内对外开放政策，作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招，作为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总体途径和手段，是建立在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基础上的，既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又顺应和把握了当代世界民族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1985年4月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是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12] 而对内、对外的开放之所以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总体途径和手段，是因为它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既扎根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之中，又顺应和把握了当代世界民族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深刻地揭示了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性，即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13]。“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14] 而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这种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从经济方面来看，已经由形成世界市场，到形成世界经济体系，再到世界经济生活的全面国际化。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世界经济大潮，置身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已经越来越不可能。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正是在洞察、顺应和把握当代世界民族历史日益深入地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政策，并非仅仅是由于我国现在经济和科技落后，需要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经验，更为重要的是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世界结构的总的特点的结果。他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世界各国不开放，不加强国际交流都很难发展。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15] 邓小平的这些论断，准确地把握了民族历史日益深入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本质表现和世界结构的总的特点，即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各个民族和国家互相往来、互相依赖、密不可分的开放的有机大系统。
第二，邓小平提出开放政策的着眼点，不仅仅是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世界发展的客观需要。他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世界意义的论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因此，对外开放并非仅仅是中国的需要和愿望，只对中国有利，同时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并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对此，邓小平作了深入具体的分析：“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是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我们希望国际工商人士，要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16] 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是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融为一体的理论。
第三，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不仅是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关系的现实的把握，而且是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关系的未来的把握。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在国际上实行开放政策，那末再过五十年中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是不能离开开放政策，离开这个政策不行。”“因为未来世纪，随着历史更广更深的转变为世界历史，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改变了。”[17] 所以，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是着眼于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之间关系未来的长期性、战略性决策。
第四，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政策，也是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必然要求。因为随着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已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8](这里说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语)这就是说，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本性，开放的世界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社会主义只有开放才能存在和发展。所以，正是顺应历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对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对外开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把对内对外开放作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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