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及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生物多样性论文,方法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物多样性指所有来源的形形色色的生物体，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拥有巨大的价值，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1]。由于生境的消失和退化、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环境污染、外来物种入侵和气候变化等原因，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十分严重。在过去几百年内，人类使物种灭绝速率比地球历史上物种自然灭绝速率增加1000倍[2～3]。2010年发布的第3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Global Biodiversity Outlook 3，GBO-3)指出，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仍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正使生态系统滑向不可恢复的临界点。如果地球生态系统最终发生不可挽回的变化，人类文明所赖以生存的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将不复存在[4]。
采用指标、模型和情景分析方法评估人类活动及其引起的环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预测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提出保护应对措施，是当前国际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5～7]。近年来，全球启动了多个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评价项目[3～4，8～9]，在评估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得到了较大发展，对于及时掌握和了解全球生物多样性现状、变化趋势和威胁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12个国家之一，高等植物种类位居世界第三[10]。然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也面临着较大压力和挑战，城镇化、工业化加速使物种栖息地受到威胁，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增加，生物资源过度利用和无序开发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加剧，环境污染对水生和河岸生物多样性及物种栖息地造成影响[10]。如何评估各种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对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制定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和对策，是当前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亟须开展的研究工作之一。因此，很有必要对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理论、方法和研究进展进行概述，为中国开展生物多样性评估提供借鉴。笔者将从生物多样性评估理论、方法和研究进展等方面对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进行综述。
1 评估内涵及概念框架
1.1 评估内涵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10]。然而，随着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压力日益加剧，全球生物多样性急剧丧失趋势难以得到遏制，这直接影响到生物多样性提供给人类的产品和服务，间接影响到人类福祉和社会经济发展[11]。如何对生物多样性进行科学的评估已成为当前人类为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生物多样性评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采用监测、评估和预测预警等手段，掌握生物多样性现状和变化趋势，分析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为管理者制定全球、区域或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提供科学可靠的决策信息，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政策制定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及人类福祉可能带来的影响及后果。一般而言，通过评估，决策者将获得以下信息[3～4，9]：(1)生物多样性发生了什么变化，其现状及变化趋势如何?(2)生物多样性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其驱动力是什么，对生物多样性影响如何?(3)生物多样性为什么重要，其变化对人类福祉将会有什么影响。(4)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需要做什么，当前制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是否起作用。(5)人类未来的发展途径是什么，不同的发展途径对未来生物多样性及人类福祉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及后果。
1.2 评估概念框架
合理的概念框架是生物多样性评估的核心支柱，是生物多样性评估理论、内容和服务对象的集中体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府和组织开始应用概念框架的形式来指导全球或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估项目，其中，以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概念框架最为典型[12～13]。该框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人类活动和生物多样性变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能为决策者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政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综合的决策信息。根据这个框架，人类社会经济变化(例如全球人口增长、消费和生产模式、科学和技术变革、制度和政策框架等)是间接驱动力，会引起全球或区域环境变化(例如土地利用变化、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直接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压力或威胁，引起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并影响人类福祉和应对环境变化能力的改变，人类社会则会采用政策或措施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14]。目前，该框架在多个全球评估项目中得到应用。例如，根据这一框架思想，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MA)提出了以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为核心的MA概念框架[15]，用于在全球或区域尺度上综合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丧失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的全球环境展望(Global Environment Outlook，GEO)项目则直接采用该框架，分析和评估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环境变化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8～9]。《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采用该框架思路，对201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评估指标框架进行调整，将其7个核心领域的22个标题指标划分到压力—状态—响应—惠益框架内，并用于发展2010年后生物多样性评估指标，指导全球202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评估工作[16～17]。
2 生物多样性评估方法
指标评估、模型模拟和情景分析是生物多样性评估中常用的3种方法。3者侧重点不同，其中，指标法主要用于回答什么在变化，变化趋势如何，模型法主要用于回答为什么变化，其原因是什么，情景分析主要回答我们该怎么做，未来我们有什么选择[18]。在具体应用中，3者往往相互关联，可共同用于解决生物多样性评估中的复杂问题。其中，情景分析方法用于提出问题或假设，例如假定未来社会经济为某种发展趋势，政府未来将采取何种政策；模型模拟方法用于分析和解答问题，即回答在情景分析所设定的假设条件下，生物多样性将发生什么变化，其原因是什么；指标评估方法则用于表达模型的分析结果，展示什么在变化，变化趋势如何。
2.1 指标评估
指标是指衡量达到监测或评估目标的单位或方法，已在各种环境和资源监测中得到广泛应用，可用于监测环境状况变化，分析环境变化驱动力，支持政策和决策制定，并评估政策响应的有效性。FAILING等[19]将指标的作用划分为3种：(1)追踪某个项目的执行成效(结果导向的管理)；(2)辨别不同的假设(科学探索)；(3)辨别可用的政策(决策分析)。然而，无论怎么划分指标，指标都应围绕监测和评估目标进行设计和发展，其结果不仅仅能够真实地反映所关心问题的变化趋势，更应与政策和管理决策相关联，能够对政策变化发生响应，并为政策制定和管理决策提供有效决策信息[14，20]。
生物多样性指标是监测生物多样性现状、变化趋势和威胁因素，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执行成效的一种重要工具和手段。生物多样性涉及多个层次，具有复杂而又广泛的属性特征，例如物种丰富度、物种特有性、生态多样性、结构和功能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内在价值等。理想的生物多样性指标应涵盖生物多样性各个层次及所有属性特征。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科学可靠性、成本效率、时空尺度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并不是所有属性特征都可发展为生物多样性指标，也并不是所有生物多样性指标都可用于反映生物多样性变化[14，20]。为有效地科学评估生物多样性，一个成功的生物多样性指标应达到以下标准[14，16，21]：
(1)代表性。生物多样性属性特征很多，评估指标不可能涵盖所有属性特征，因此选择的指标应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准确地反映生物多样性现状、变化趋势及威胁因素，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依据。
(2)科学客观性。指标的科学客观性是评估结果客观准确的根本保证。选取的指标应具有真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具有可靠的可验证的数据来源。
(3)实用性。指标的选择应从生物多样性管理和决策的需要出发，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这是生物多样性评估的出发点和归宿。
(4)可操作性。选择的指标应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率，监测费用可接受，是在当前社会经济和科技条件下易于获取和可操作的指标。
(5)易理解性。选取的指标应简单明了，容易理解，能够被社会公众接受，专家和管理者通过简单的培训，也能运用生物多样性指标进行评估。
虽然全球已有大量指标用于衡量生物多样性的状态、压力以及人类所采取的相应措施，但多数指标仅是针对生物多样性某个属性特征的评估，难以全面地反映生物多样性变化，更难以综合评估全球2010年目标实现情况[16]。为此，在CBD第6次缔约方大会上，专门制定了全球2010年目标的评估指标框架。框架共包括7个核心领域和22个全球标题指标，不仅包括了生物多样性组分，也涉及人文、社会、经济方面；同时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因素与社会响应措施两个方面占较高比例。目前，该指标框架已被用于欧盟、英国和中国等区域或国家尺度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指标体系发展中[22～25]。
然而，该框架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各指标之间的因果联系还不够紧密，缺乏逻辑性和整体性，部分指标由于缺乏理论和数据支持，没有得到发展或正在发展[16]。为此，CBD拟在全球2020年目标指标框架发展中，根据指标的代表性、可操作性及数据的可获取性，进一步要求指标数控制为10～15个，并且清晰地与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相连接。同时按照压力—状态—响应—惠益的概念模型进一步完善评估指标框架，将已有指标重新调整为：(1)状态指标，反映生物多样性及其组分的现状和变化趋势；(2)压力指标，反映威胁生物多样性主要因素的变化；(3)响应指标，反映保护政策或措施的效果；(4)惠益指标，反映生物多样性产品和服务的现状和变化[16～17]。
2.2 模型模拟
模型是对复杂现实的简单抽象，通过统计和计算方法来展现系统整体、现象和过程。基于科学理论基础的模型有助于探索人类活动、环境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回答全球或区域政策对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影响[18]。
从理论方法上来讲，生物多样性模型种类很多，可以依照不同的标准加以区分[6，18]。例如，根据涉及生态学过程和机制的多少，可分为现象学(经验)模型和过程(机理)模型；根据涉及的生态学组织层次，可分为物种分布模型、种群模型和生态系统模型等；根据涉及主题的不同，可分为社会经济模型、生物物理模型、土地利用变化模型、气候变化模型和综合评估模型等。随着GIS等空间信息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根据模型和空间信息处理方式的结合程度则可分为非空间模型、半空间模型和空间显性模型。
上述模型分类虽有助于理解模型的多样性，但在实际应用中，模型应用往往是多种类型的耦合，即根据原因—响应链上关键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模型之间的接口，将不同类型的模型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在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中，最为典型的为全球环境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model to assess the global environment，IMAGE)／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模型(GLOBIO)的耦合。其中，IMAGE模型用于分析和确定生物多样性变化的原因或驱动力，由社会经济系统(例如人口增长、经济、能源供应和需求、农业需求和贸易等)、地球系统(大气—海洋循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植被动态等)、全球环境变化(土地利用变化、气候变化和氮沉降等)等相关领域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综合模型组成[26～27]。GLOBIO模型则用于分析和确定环境驱动力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即将IMAGE模型计算的环境驱动力作为模型的输入，通过计算原生物种多度指数(mean species abundance，MSA)来反映全球环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状况[28]。通过该模型组合，可以回答以下问题：(1)过去、当前和未来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其重要性；(2)未来不同情景下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趋势；(3)决策者采取的政策响应措施对生物多样性的可能影响及后果[28]。目前，该模型组合已应用到MA、GEO-3、GEO-4、GBO-2、GBO-3和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环境展望等诸多全球项目研究中(表1)[4，8～9，29～30]。
2.3 情景分析
情景分析通常被定义为在分析系统未来可能发展的基础上，设计一组可认知的、合理而具想象力的、可供选择的未来景象的一个过程，其目的是改变人们当前思维，提高决策水平[31]。在实施过程中，主要通过获取系统中相关利益者对系统的认识和理解来对系统驱动力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系统不确定的未来特征进行创造性的思考[32]。与传统预测方法不同之处在于情景分析不是对单一结果的精准预测，而是基于系统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提供系统未来可能的情景框架。
情景分析方法可划分为基线趋势情景、描述性情景和探索性情景3种类型[33]：基线趋势情景假设当前趋势将在未来持续发展，主要用于回答将会“发生什么”的问题；描述性情景描述了一个可预见的未来，或者设定未来发展目标(例如到2010年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速率)，以及探索达到目标的可能途径，主要回答“我们如何到达”的问题；探索性情景用于预测不同政策选择对未来发展的可能影响，主要用于回答“我们的终点在哪里”的问题。
作为未来不确定性研究的重要方法论之一，情景分析方法早期主要被一些大型公司和企业用于其远景规划设计工作[34～35]。1995年，在壳牌公司以及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的支持下，国际上专门成立了致力于全球情景模式研究的全球情景分析工作组(Global Scenario Group，GSG)，其主要任务就是识别向可持续未来转变所需采取的政策、行动和选择，为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评估提供未来社会发展情景模式。工作组在对全球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发展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传统世界(市场力量和政策改革)、野蛮世界(崩溃和壁垒世界)和伟大转变(经济地方自治和可持续发展)3个代表社会不同发展方向的GSG情景模式[18]。在GSG情景模式的基础上，国际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在其2000年出版的《排放情景特别报告》(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s Scenarios，SRES)中设计了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情景，相应的每个情景下有不同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36]。由表1可见，OECD环境展望发展了2030年基线趋势情景和政策选择情景，用于探索全球环境未来可能的发展途径[37]。GEO开发了市场优先、政策优先、安全优先和可持续发展优先4种对照情景，用于评估全球健康环境对人类发展和减贫的重要性[38]。MA制定了探讨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的4种未来可能的世界经济社会情景(全球协同、实力秩序、适应组合和技术乐园)，并结合全球模型，对不同尺度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变化进行定量评估[39]。
以上情景模式得到全球社会的高度认可，在全球环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例如，THOMAS等[40]应用IPCC SRES情景对全球不同物种到2050年灭绝风险进行评估，SOMMER等[41]对全球区域植物多样性潜在分布进行预测。VAN VUUREN等[42]和JETZ等[43]分别应用 MA情景对全球维管束植物和鸟类的灭绝风险进行评估。GBO-3在综合比较MA、IPCC SRES和GEO等情景模式的基础上，对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变化进行预测和评估[4]。
3 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进展
3.1 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变化趋势
GBO-3在综合全球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变化趋势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全球2010年目标指标评估框架对全球2010年目标实施情况进行评估。结果表明，全球、区域或国家各级并没有实现2010年目标。截至2010年，生物多样性所有3大主要组成部分——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都在持续下降。大多数有关生物多样性状况的指标变化呈现不利趋势，而且减少比例没有出现明显放缓趋势[4]。
全球物种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状况堪忧。生命地球指数(Living Planet Index，LPI)评估结果指出，根据评估的种群数量，1970～2007年期间全球野生脊椎动物的物种种群数量平均下降近30％，而且全球范围内仍在继续减少，其中热带地区野生脊椎动物以及淡水物种数量的减少程度尤为严重，分别减少60％和35％[44]。
全球物种灭绝风险不断加剧。MA评估结果表明，现在记录的物种灭绝速度比化石记录的灭绝速度至少快100倍。在过去100年中，约有100种鸟类、哺乳动物和两栖动物被充分证明已经灭绝[3]。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的红色名录指数(Red List Index，RLI)评估结果显示[45～46]。平均而言，在不采取额外保护行动的情况下，那些因为面临灭绝风险而被评估的物种现状离灭绝更近了一步，暖水珊瑚礁、鸟类、哺乳动物和两栖类动物种群数量正在日益减少，其中，两栖动物面临最大风险，暖水珊瑚礁物种状况的恶化速度最快。被食用和药用的鸟类和哺乳动物比那些未被用作此类用途的同类物种面临更大的灭绝风险。由于数据的缺乏，目前，对于水生(包括海洋和淡水)物种跟踪研究的程度远低于陆地物种。
生态系统面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虽然某些区域在降低热带森林和红树林的丧失速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自然生境的范围和完整性都在继续减小，淡水湿地、海冰生境、盐沼、珊瑚礁、海草床和贝类礁体都在严重退化。在世界14个生物群区中，有9个生物群区20％～50％的地表面积已被人类开垦利用[47]。其中，温带和地中海森林以及温带草原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原生栖息地约3／4被耕地取代)。据推测，大约50％的内陆水体栖息地在20世纪都已经转化为人类用地[48]。60％的世界重要河流被大坝和水利工程所隔断[49]，自19世纪以来，约有29％的海草生境已经消失，而近几十年内消失速度急剧上升。全球的生态系统，尤其是一些生物多样性水平极高的生态系统的分割和自然生境破碎化，将直接威胁诸多濒危物种的生存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长期可持续性。
3.2 生物多样性未来变化情景
有关全球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预测表明，在整个21世纪，物种灭绝、自然生境丧失，以及物种、种群和生物群落的分布和丰度变化都将不断发生，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50]。在生境丧失、气候变化和氮沉降等诸多因素的联合影响下，全球物种未来灭绝风险将进一步加大，并将极大地超过有化石记录以来的物种灭绝速度，并超过现有观测记录的物种灭绝速度2个数量级[3]。未来情景下，导致物种灭绝因素的重要程度不一，其中土地利用变化和气候变化为主要因素，被广泛用于相关研究的情景预测中[40，42～43]。由于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境变化，到2050年，全球12％～16％的物种和7％～13％的维管束植物将有可能在达到生态平衡时灭绝，显著的生态系统服务丧失也会在物种全球灭绝后不久出现[42]。由于气候变化，预计到21世纪末，若全球气温增加幅度超过1.5℃～2.5℃，目前评估过的20％～30％物种灭绝风险将极大增加；若超过2℃～3℃，25％～40％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将发生极大地改变。物种和植被类型的地理分布将发生剧烈变化，其范围将向两极地区推进几百至几千公里[51]。
GBO-2、GEO-4和OECD环境展望等全球评估项目利用GLOBIO模型对全球MSA指数进行情景预测[18]。过去变化趋势的预测表明，相对于1970年，GEO-4和OECD环境展望均预测得出，到2000年全球MSA值约为73％，最大的下降幅度出现在温带和热带的草原和森林，这与GBO-2的预测结果(70％)大致相同。未来情景预测表明，到2050年，各大评估项目预测全球平均物种丰度指数将继续下降9％～17％，其中OECD环境展望预测 MSA值将进一步下降11％(下降为62％)。与 GEO-4和OECD设定的复杂社会经济发展前景不同，GBO-2通过设定6个更为简单的政策选择进行生物多样性丧失情景预测。结果表明，“全球保护区域面积增加到20％”和“可持续肉类生产”的政策选择将对生物多样性产生正面影响，而由于食物和能源产量需求的增加，“减贫”和“气候减缓”的政策选择将对物种种群丰度变化产生负面影响。
由自然生境转化为农业用地或城市用地引起的生境丧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因素，其中毁林开荒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大部分模型预测结果表明，在未来情景下，全球重要生态系统分布范围将进一步缩小，功能将继续退化。热带森林将继续被砍伐殆尽，用于种植农作物或放牧，并有可能用来制造生物燃料。由于毁林、火灾和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亚马逊森林可能面临大范围的枯死，部分树林会陷入一个火灾频发和严重干旱的持续循环，从而退化成热带草原式植被。如果毁林率超过20％～30％(巴西亚马逊目前的毁林率为17％)，那么这种枯死的发生几率就更大。其结果是，区域降雨量将减少，从而影响农业生产，而且碳排放的增加和生物多样性的大规模丧失还会带来全球性影响[4，52]。
GBO-3除了对现有的模型和情景分析方案进行分析以外，还就可能导致重大、快速且有可能无法逆转的变化的“临界点”开展了一项新的评估。有广泛的临界限、具有放大作用的反馈和时滞效应会触发“临界点”，或导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状态发生突变。如果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超过一定的临界值或临界点，那么将产生巨大的风险：生物多样性将严重丧失，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将随之退化。贫困人群将最先承受这种变化带来的最严重的影响，并且最终所有的社会和社区都将蒙受损失[4]。
4 结语
4.1 问题与挑战
虽然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在今后的研究中以下几个方面需要予以关注。
首先，在评估概念框架方面，当前的研究在理解社会经济驱动力—环境驱动力—生物多样性影响之间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很少涉及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福祉之间的关系，这使得公众和政府难以了解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并采取应对措施[6]。因此，如何理解以上3者之间的关系，阐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丧失引起的经济价值损失及其对人类福祉的影响，是今后评估理论研究的重点。
其次，在评估指标方面，由于生物多样性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以及区域的生境异质性，很难制定一个全面、综合的指标框架来指导全球或区域生物多样性评估。此外，缺乏长期观测数据支撑，发展中国家监测能力不足，也是指标发展的重要瓶颈。值得关注的是，CBD、各国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正在致力于构建全球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The 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 Biodiversity Observation Network，GEOBON)，加强国际、区域和国家之间的交流及合作，这将极大地促进全球2020年目标评估指标框架的发展[53～55]。
最后，在评估模型和情景分析方面，虽然全球启动了MA、GEO和GBO等诸多全球项目，但由于所使用的模型和情景分析方法的不同，不同研究的评估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不具可比性[6]。同时，当前基于情景的模型评估主要集中在模拟和预测土地利用变化、气候变化和氮沉降等环境驱动力对陆地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鲜有研究涉及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入侵的影响评估，更少有研究探索政策干预和管理决策的影响及后果，考虑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以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反馈作用[6，18]。这些都是今后进一步发展评估模型和情景分析方法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4.2 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生物多样性评估刚刚起步，虽然在评估理论和方法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但离国际水平还有一定差距。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加强对全球生物多样性评估理论和方法总结，积极跟踪全球重大生物多样性评估项目的进展。结合MA、GEO和GBO等全球项目提出的评估理论和概念框架，发展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和区域特点的评估概念框架和方法体系。
(2)要发展中国2020年生物多样性评估指标体系。目前，全球正在共同合作发展2020年目标评估指标框架，作为CBD的缔约方之一，中国应积极总结2010年目标评估经验，加强国际合作，努力发展一套更加全面和科学的中国2020年目标评估指标框架。
(3)要加强全国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建设。生物多样性评估需要长期的观测数据作为支撑，这是确保评估结果科学可靠的基础。中国具有较好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基础，近年来，在科学技术部、国家林业局和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形成了国家层次的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今后，中国应继续加强对重要物种资源，尤其是国家保护物种和濒危物种的监测，逐步形成全国性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
(4)要加强评估模型和情景分析方法的研究。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少，基础较为薄弱，今后应积极发展适合中国区域特点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模型和情景分析方法，定期对全国生物多样性进行综合评估，切实掌握全国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其变化趋势，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决策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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