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对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租界论文,中国论文,近代化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843年英国在上海设立第一处租界始，到1902年列强最后在厦门设立公共租界和奥匈帝国在天津设立奥租界止，英、法、美、德、俄、日、比、意、奥等国先后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镇江、九江、苏州、杭州、重庆等10个通商口岸开设了25个专管租界。这些租界在市政建设和市政管理上，完全仿照西方近代城市模式，大大改变了中国封建城市的结构和功能，强制性地把中国带进城市近代化的行列，对中国城市的近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至今天，租界之域仍然是这些城市的最繁华地带。其中，上海、天津、汉口是当时租界最为发达的三座城市。本文拟以这三座城市为个案，从城市的市政建设、市政管理、结构与功能三个方面来探讨租界对中国城市近代化的影响。所述有可能偏颇，望请同行予以教导。
（一）
世界上大江大河的河口，都是大型城市的落基地。但是在开埠以前，汉口镇在江汉合流之处，虽是“九省通衢”的水陆交通要道，最盛时也仅仅与佛山镇、朱仙镇、景德镇并列为四大名镇，是南北东西货物的集散地。整个城镇基本上附着在汉水入江口上，有一条土码头，停靠小木船，街道多集合在汉水之旁，只有狭窄的正街、河街、堤街，街道狭窄，一般在2.3—6公尺之间，街道铺麻石路面，建筑属中国传统的土木建筑，瓦屋竹楼，房屋狭小、阴暗，到今天仍然能看到汉口旧城区遗迹，依然是武汉进行城市改造的重点工程。天津城是北方七省的货物集散地，也是近畿军需民食的漕粮输转、储备基地，它是京城的门户，军事地位尤为突出。它的建设与中国传统县城一样，县城离海河一段距离，县城四周是城墙，城墙外是护城河，县衙座落在县城中央，虽然城内开设了10个集市，但未见繁荣，倒是沿海河和县城之间，由于商贸繁荣，兴起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河街，“所有富商大贾，百货居集，均在城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729页）。上海县城和天津县城情形差不多，而且离黄浦江有一段距离。这种城市的设置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商业贸易和工业生产，它是清政府在这些地方实行统治的执行者，它是典型传统农业社会的城市，也是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产物。它的落后、简陋以及政治强力对于已经走到近代的中国和世界来说，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越来越显得畸形。三座城市开埠之后，西方领事和商人将租界划在离原来中国城镇有一定距离的长江、黄埔江、海河沿岸，当时这些地方乃沼泽蛮荒之地，杂草丛生，经常爱到洪水的袭击，但是这些地方地势开阔，水路交通便利，对于城市以后的发展和商业贸易颇有益处。这种选址颇具现代眼光。
修筑防洪堤坝，填平水洼沼泽要耗费巨资，仅汉口英租界修建一条防洪堤坝就耗资20万两白银，但巨大的商业利益还是吸引了西方的豪商大贾，到1884年，外人在华商行已有了451个，其中英国299 个， 美国31个，德国64个，法国20个，据统计，在甲午战争前夕，西方列强在华各项投资约在2—3亿美元之间，而租界的房地产投资是当时西方商人在华投资的一项重要内容，例如1869年上海英租界的土地约值670万两， 美租界的土地约值135万两，到1899年，英租界土地约值2330万两， 美租界值1430万两，前者增加了3倍多，后者增加了10 倍多（以上材料见吴承明编《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33—35页）。
这些巨额投资对租界的建设起了推动作用，从开埠到甲午之前，租界的建设已经颇具规模。
虽然租界分属西方各国，各有统属，但由于相互毗连，利益相关，不能不共同解决交通、供水、供电、游乐等问题。通过租界当局相互之间的协调、规划，在城市建设的总体格局上有所统一。在汉口，各国租界都在沿江沿河贯穿一条宽敞干道，干道的临江、临河外侧，设置码头、趸船、花坛。干道内侧建立许多高层建筑和仓库，租界内侧街道大都与沿江主干道垂直或平行。在天津，1882年，英法租界工部局与天津官府一起，兴建了自英、法租界通往天津城的交通干道。
租界内的道路是租界当局的建设重点。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就开始兴建当时属于高标准的碎石马路，到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租界内及越界筑路区内共开辟马路约200条， 总长175964英里，在整个租界内建成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在道路建设中，租界工部局特别注重吸取西方新技术，不断进行马路改造。筑路材料先是泥土改碎石、碎砖，后又逐步改用硬木、柏油、水泥。路面也不断拓宽，并分出车行道及人行道。路旁设有排水系统。这种下水道最初由砖石砌成，此后改成陶制排水管，最后改用水泥管道。率先进行这一改造的是上海租界，天津、汉口也紧随其后。在天津，意租界于20世纪初期最先实现马路的近代化。此后英、法、日等国租界也将改建新式马路作为市政工程的重点。其中英租界在1923年到1937 年就建筑新式马路31.90英里。在汉口，英租界首先开辟36条通向江边的干道， 德租界工部局为繁荣德租界，也填平水洼，修筑了6条通向江边的干道。1902年， 日本《朝日新闻》社主任池边吉太郎来汉，目睹英、法、德、俄四国租界建设精美壮丽，日本租界相形见绌，呼吁日本朝野关注汉口日租界的建设，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到1911年，日本在汉口日租界也修筑了与英、法、俄、德租界不相上下的道路多条。租界的道路与华界相比具有划时代的差异。康有为27岁到达上海时就惊叹租界市容整肃。它给租界的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
租界的市政建设直接仰承母国的先进技术，公用事业追赶西方城市毫不逊色，颇得风气之先。在上海公共租界，1865年，该租界就建成了中国境内的第一家煤气公司——上海自来火公司，此后，租界内的煤气灯便取代了油灯，部分居民还用上了煤气炉灶。英国是世界上最先使用电力的国家，仅隔1年，1882年，上海公共租界内首次出现了电灯， 10年后，上海又建成了中国境内第一家发电厂。1883年，上海公共租界设立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公司，城市居民第一次使用上了自来水，上海法租界紧随其后。仅过数年，界内的一些居民也使用上了自来水、煤气、电灯。在汉口，1906年，英商设立了汉口电灯公司，1913年，汉口租界内的自来水由华商既济水电公司承办。 在天津， 全市第一个自来水厂于1899年初在英租界内建成，全市第一个发电厂于1903年由法租界工部局建成。此后，电灯、自来水逐步推向了整个租界区。特别在英租界，自来水管铺到了每个角落。最值一书的是：天津英、法、日租界的排污工程，从1923年起的15年间，仅英租界就筑成了排污管道16.28英里， 三国租界内的洋房都装有当时最新式的卫生设备，并且推广了化粪池。
租界内市政建设包括电报电话和邮政系统的设立。在上海，1865年就架设了上海到吴淞间的陆路电线，1870年，海底电缆通至上海。在汉口，电缆的铺设有赖于洋务官僚左宗棠70年代的建设，天津电缆铺设也有赖于洋务官僚为争利权和北洋海军的需要。
与中国传统城市相比，租界在道路建设、城市规划、生活设施和商业设施方面，都极力追赶当时世界潮流，租界母国的任何新技术，在租界内都有所反映。先进的文化所孕育出来的物质文明远远高于中国传统文明，直接刺激了中国的官僚、商人和士民。在城市建设方面，三个城市的华界都极力赶追租界，对中国城市的市政建设的近代化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在汉口，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汉口商人决定在被冯国璋火烧的市区建立“模范区”。经过几年建设，在买办刘歆生提供的土地上建成了丹凤街、华商街、铭新街、吉庆街、泰宁街、保成路、江通路、雄伟路、云樵路、瑞祥路、交易街等，这些街道一般为10—12米，铺以碎石，路下铺下水道。模范区的房屋有一定标准，茅房、板屋一律不得修建，均须建成甲级砖木结构或质量较好的房子。区内房屋整齐。里弄住宅成排兴建，入门设有小庭院，内有堂房和居室，窗户较大，楼上有平台、阳台。临街铺面开阔，除里弄外，还有大楼别墅。这种城市建设仿于租界，风格东西合璧，与传统的汉正街老区及棚户区相比，另有一番新面貌。在上海，租界兴盛以后，上海县城显得愈发老旧，上海县城的城墙日益严重阻碍了南市经济的发展，市政难求进步，道路阻塞。城内商民要求仿照租界拆除城墙，革新市政。终于在辛亥革命之后得以实现。
（二）
城市近代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城市的市政管理。在中国传统城市的管理上，完全因袭封建一套，城乡无甚差别。尤为突出的是城市内推行保甲制度和连坐制度，使得中国城市乡村化，大大妨碍了城市作为地域中心功能的发挥。在开埠之前，上海、天津、汉口基本上是沿袭传统的管理方式。
自从租界设立之后，各国政府相继宣布它为“自治区域”。在上海、汉口、天津的租界，其施行的制度大抵与母国所施行的制度相似。这其中，以英国所施行的制度最为先进。
英国租界由领事召集选举人（纳税人）会选举出5—9名租界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拥有立法和执行的权力，董事会下设执行机构——工部局，工部局设总办或秘书一人，负责贯彻董事会的各项决定，对董事会负责，每月向董事会汇报界内事务，不力者将被董事会罢免。工部局设立财政、税收、工程、警察各局，负责租界内的治安和财政预决算。每年开一次选举大会，董事对选民负责。这种运作机制颇似西方的自治城市的行政制度。这种行政运作机制有效地防止了政府的腐败，限制了政府官员的无限权力，提高了办事效率，可以迅速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
租界的市政管理条例畅晓明达，透明度极高，商民居住在租界，可以很清晰地知道他们所纳税种和数量。在租界，一般征收房屋税、地产税、财产税、等等，都由工部局财政税收部门收取，如果居民抗税，将由巡捕房逮捕，由会审公廨作出判决。董事会对租界的财政收支进行结算，赢余部分都投入租界的市政建设之中。租界当局要求征收临时特别税，还要召开董事会进行讨论。董事们都由选民产生，任何有损于商民利益之事都难以通过。
租界的这种运作机制给中国商民强烈的冲击，几千年来生活在皇天厚土、视官吏为父母的中国士民们大开了眼界，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尊重人民大众意愿的制度。这种制度有效防止了中国官场的绝症——腐败和低效率。
租界华民虽然没有选举权，却极力认同此种制度，华界商民对这种制度产生了向往。1905年，上海绅商受到租界市政发达的启示，在得到清朝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组织了地方自治，设立上海城厢内外总工部局，1909年，改为城乡自治公所，上海光复后，改为市政厅。它们的职责就是组织城市市民进行城市市政建设和市政管理。这种自治组织不久在天津、汉口也相继成立，即是商会。
租界的市政管理条例之多可以举上二十几条，例如：人车分道而行；道路左右行人分向而行，街道上不许随地便溺；闹市区不许燃放烟花炮竹；在大庭广众之中不许大声喧哗；不许在大庭广众之下做有伤风化之事；要定点定时倒垃圾；挑粪桶不上盖不许上街，不许倒提鸡鸭虐待动物；不许妓女在街上和他人房中拉客；不许吸食鸦片……这些市政管理措施当初在租界中实行，受到中国市民的强烈抵制，尤其是倒提鸡鸭要抓到巡捕房罚款，中国人尤为反感。鸡鸭是拿去杀的，还讲什么人道主义呢！东西文化在租界发生了碰撞、融合。但是，只要在租界生活，你就得按照条例执行，否则就要受到处罚。实行的结果，中国市民大都认同了租界对城市的管理规则，可能有些到现在都并不能理解，大都照章执行。中国市民的公共意识普遍增强，城市管理的近代化率先在租界中完成。
租界内华洋杂处，人口众多，租界内不设户籍，只是在建筑物上订立门牌。这也决定了城市发案率极高。租界引进西方的警察制度，管理租界内的交通和治安，维持租界内的秩序和市政规划的实施。对于违反租界的市政规则，要处以罚款，对于绑票、杀人、抢劫者，警察局都要立案侦察，破案后交会审公廨判罪。对于办案不力和管理城市交通秩序不力者，租界工部局要降职以至开除。城市的警察制度，大大地使城市管理有序化和高效率。
租界影响华界，在以后华界制订的城市规章制度中，无论是上海、天津、汉口，都仿照租界条例制订。也引进了警察制度，废除了更夫制。近代报纸对市政建设的评判，总是批评华界的肮脏、混乱，而赞扬租界的整洁、秩序。
会审公廨是中国文人和商民及官僚所痛恨的。在能见诸的文献中，都是对会审公廨侵犯我国的司法权进行谴责。然而会审公廨审的一套操作程序后来却为中国华界及以后的政府所接受。在清政府的县官道台的审案中，首先就是抓来人犯，先行下跪，述说不合意者就用杖、鞭、笞进行毒打，审问不出结果，就打进牢狱。与这种野蛮毫无人性的审判相比，会审公廨则科学得多，优越得多。巡捕房抓住案犯或市民告状，先到会审公廨备案，然后找人取保假释，巡捕房再就案情进行调查，将调查结果送交会审公廨，会审公廨审判定案，原告和被告都可请律师进行辩护，再作定案。如果不服，可以上诉。对于重大案件，租界报纸都要成篇累牍进行报道，租界市民从这些报道中，渐渐懂得了民主、民权、法律、权力、义务、国家、政府、民族等概念，西方近代文化在租界中进行活生生的操作，极大地改造了中国市民的文化意识，作为近代意义上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在租界的影响下，本世纪初逐渐形成。
（三）
西方列强来中国的目的是通商贸易，赚取利润，租界开设后所有的努力都服务于这一宗旨。有清一代，开设商埠的城市达107个， 而租界最发达者在上海、天津、汉口三处。这三座城市的租界在对外贸易的推动下，获得空前地发展，成为三座城市的主体。三个城市的近代化就是在商贸推动下完成的，而不像西方城市，近代化是由工业革命引起的。
开埠之前，汉口、天津得地利之便，商业已经颇为繁荣。汉口处长江汉水交汇处，交通便利，商船可上通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下可达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从明代开始，已经是客商云集，八方杂处之域，来自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在此汇聚和发散；天津处大运河和海河交汇处，南方漕粮在此转输京城，北方七省的货物通过海河运到天津，然后从天津港运往东北和南方的广州、上海，因此形成了天津城市并不繁荣而沿海河和天津正城之间地段特别繁华的局面；上海开埠之前，商业上较上述两地逊色。但是三座城市都仅仅是国内货物的集散地，商人们赚取钞票的方法，莫过于长途贩运和贱买贵卖，而不是在工业利润中割取一部分作为商业利润，这也决定了三座城市的规模，人口都在20万左右。
开埠之后，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显现出来，它踞长江口上，处南北中国的中间点，便利的水运可以把中国每一个省的货物运到上海，也可以从上海将舶来品发散到全国各地。由于1843年广州制度的寿终正寝和南中国的内乱不靖的局面，加之后来汉口开埠，广州执中国对外贸易牛耳的地位便发生动摇。从1865年开始，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对内对外贸易的首要城市，这个地位一直持续到1937年都没有发生动摇。上海对外贸易总值通常占全国的50%上下，在1870年等年度还达到60%以上（蒋廷黻编：《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咸丰朝第二册，第1页），从1864 年到1936年止，除两年外，上海从国外进口的货物，按价计算，均超过向国外出口的货物。直到1925年止，入超平均每年约达10%。1870年，上海对外对内贸易额达186百万两海关银；1880年达200 百万两海关银； 1890年达237百万两海关银；1900年达341百万两海关银，1910 年达698百万两海关银，1920年达1036百万两海关银。从1870年到1920年，对内对外贸易额增长了近6倍， 贸易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资料引自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141、142页）。汉口开埠之后，茶叶出口量在1862年就超过了广州，达21.6万担，19世纪60—70年代，汉口茶叶输出稳步上升，其输出额一般占全国出口总量的60%左右，1881—1890年汉口茶叶年均流转量为96万担，1901—1910 年年均流转量为100万担，汉口成为名副其实的茶叶港。1870年，汉口进出口贸易的总值约202万海关两，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7%；1875年约584万海关两， 占4.2%；1880年约768万海关两，占4.8%（引自郑友揆著《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在对外开放的近30年间，汉口一直仅次于上海、广州，成为贸易额位居第三的通商口岸。1895年之后，汉口骤增了德、俄、法、日四国租界，随着租界的扩大，更多的西方商人到汉口主要是汉口租界设立洋行、银行、轮船公司等，对外贸易迅猛发展。1902年，对外贸易总值达1亿两，1910年超过1.5亿两，1916年超过2亿两， 几乎可以与上海并驾齐驱（引张鹏飞：《汉口贸易志》第2页、第5页及所附《汉口贸易最近20年趋势表》）。天津是北方唯一开埠设立租界的城市。天津教案发生后，天津租界得到迅速发展，19世纪70年代初期，天津的对外贸易总值为1000多万海关两，1889 年增至3124 万海关两； 1894 年又增到4427万海关两（李华彬主编《天津港史》（古、近代部分）第81页），天津一跃而为全国名列前茅的通商口岸。从1895年起，到以后的8 年间，德、日、俄、比、意、奥等6国先后在天津开辟租界， 列强通过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及有关交收天津的换文，迫使清政府平毁了从大沽到天津等地的中国炮台，禁止中国军队进入天津周围20里以内地区，规定它们的军队可以驻屯于天津及天津附近的战略要地，使得更多的商人放手向由外国军队严密防守的天津租界投资。1912年，北洋军阀为制造北方局势不稳的局面而策动“天津兵变”。事后，华界的商人托庇租界，天津租界到这时繁盛达到了顶峰，天津租界从此成为天津市的中心区。
在对外贸易中，洋行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洋行一般都从事将农产品输往西方和将西方工业品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业务，这些洋行大都设立六个部：一茶叶部、二蚕丝部、三以布为主的“曼彻斯特商品”部、四运输部、五房地产部、六肥料杂货部。根据墨菲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统计，当时上海主要出口的农产品是生丝和茶叶。1850年，出口茶叶占了52%，生丝占了46%。到1900年，茶叶和生丝出口仍然占30%和16%。国外进口上海的洋货中，鸦片和棉织品分别占进口的12%和50%，这时的杂货进口也占了12%。以批零兼营的商业而言，上海租界内出现了数以万计的洋行、商店。在汉口，外商洋行主要从事出口茶叶、桐油、肠衣、牛皮、猪鬃等业务。1901年，外商开办的各种洋行有76家，1905年，增至114家，1917年初增至160来家（引自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第289页）。从开埠到20世纪30年代， 在华北各港口的进出口总额中，天津几乎占到了60%，其间天津的面粉进口额，棉花和皮货出口额，均居于全国首位。据统计，到1890 年， 在天津的洋行已达47家（分见1866年和1890年《天津港贸易报告》）。
在贸易大规模发展的同时，三座城市的金融业也得到长足的进步。在银行设立之前，中国传统的钱庄和票号积极投入中西贸易中。汉口在19世纪70年代有20家山西票号和50家钱铺，这些票号有40家到80年代初成了大票号。在上海这个最大的条约口岸，45年中（1858——1903年）钱庄的平均资本增加了3倍，钱庄的资本总额增长了4倍，由于它们同对外贸易关系密切，它们绝大多数开设在外国租界（引自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第54、55页）。据《字林西报》1867年10月15日载，彼时天津共有钱庄约100家，资本总额60万两。到19世纪末， 天津钱庄增到300家，资本约500余万两（引自刘民山：《鸦片战争前后天津票号的兴起与发展》，《天津史志》1988年第1期）。由于贸易的发展， 英国1848年在上海设立第一家银行丽如银行，之后，有利银行（1854年设立）、麦加利银行（1857年设立）、汇丰银行（1865年设立）相继设立。到1864年，在上海已经有12家西方银行，这些银行在汉口和天津大都设立有分行。这些银行存款来自几个方面：首先它们在中国境外募集资本。其次，它们在中国吸收存款。除接受私人存款外，大多数外国银行充当它们各自政府的国库代理人，并且管理着作为外国贷款担保品的中国关税和盐税，这样的存款数额巨大，仅汇丰银行在19世纪60年代便吸收存款600万元，70年代更达2200万元。 外国银行最后一个资金来源是发行纸币，这类纸币在清朝最后几十年间广泛流通于沿海地区。这些银行作为贸易洋行的坚强后盾，大大推动了贸易的发展，它是经营革命化的最有力的工具，直接使三座城市的金融业完成了近代化的转变。1896年，清政府在天津设立第一家银行直隶银行，之后在天津又设立志成银行（1903年）、新茂银行（1904年）、中东银行（1907年）；在上海设立了中国通商银行（1897）、 信成银行（1906 年）、 四明商业银行（1908年）、裕盛银行（1908年）、宁波商务银行、中国华商银行；在汉口设立了信义银行（1906年），大清、通商、直隶、浚川源、交通等银行都在汉口设立了分行（黄鉴晖：《山西票号史》第375、376页）。上海成为远东的金融中心；天津、汉口则成为地区性金融中心。
在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贸易的发展直接引发了城市的工业化浪潮，速度之快令人侧目。甲午之前，西方商人就在上海设立了许多工厂，1862年成立了祥生船厂和1865年成立耶松船厂，它们不仅修理船舶，还制造各种汽船、拖船、炮艇和货船，祥生船厂工人一般在1000—1400名左右。1861年以后，英、美、法等国商人在上海开设了近代化的缫丝厂、制糖厂、蛋粉厂、制革厂、轧花厂、制药厂、汽水厂、印刷厂、卷烟厂、火柴厂、榨油厂、肥皂厂、玻璃厂、洋灰公司、铁锅制造厂等众多企业，不过这些企业资本规模有限。值得一书的是俄国在汉口的砖茶厂，到了19世纪70年代，俄商在汉口英租界经营的4 个大砖茶厂已拥有资金400万元，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蒸汽动力砖茶机15台， 茶饼机7台，雇佣工人数千人，可日产砖茶26万斤左右。之后， 英国及其它国家商人也在汉口陆续开设砖茶、制革等工厂。
1895年，甲午之战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允许西方商人在中国投资开矿设厂，租界这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三座城市掀起了工业化浪潮。加之前四十年租界建设，水电、煤气、道路等设施齐全，为工业大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思想准备。
在上海，工业区主要集中在杨树浦，法租界住宅区南面的肇家滨，1895—1913年，西商开设的规模较大的电力、纺织、印染、食品、卷烟、造船等工厂达43家；一战期间，日、美加紧对华投资，华人也乘机办起了一批工厂，这些工厂大都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全国工厂中居领先地位（引自费成康：《中国租界史》第270页）。 到1934年，上海公共租界已设立了3421 家工厂， 工人170704 名， 华界已有2674家，工人245664 名（引自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202、203页）。作为工业化的成果之一，上海在丝茶贸易衰落之后， 在20世纪，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也占了一定的比例。在汉口，1863—1911年，外商在此开设工厂多达76家，涉及卷烟、制革、食品、灯泡、金属加工等领域，张之洞督鄂后，大力兴办实业，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进行生产（引自《近代武汉城市史》第172页）。 天津近代官办企业和官商合办企业资本达2650万两，工人1 万人； 外资企业约100 万两， 工人约1310人；商办企业资本60万两，工人1500人。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天津城市民族工业崛起，工业成了城市经济的主要成份之一。
上海，天津，汉口在20世纪20年代时，已经是集商贸、金融、工业于一体的近代化大都市，上海更成为中国经济的心脏。和开埠前相比，三座城市在经济运作、经济规模、市政建设与管理、市民文化均迥异于传统社会，极力追赶西方先进的文化，仅人口一项，三座城市都已在百万以上，城市的中心功能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