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应对低生育政策再探讨
丁英顺
摘要 ：日本是少子老龄化问题严峻的国家，面对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日本政府制定各种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与生育，以此努力提高生育率。尽管日本社会低生育趋势没有停止，但是总和生育率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7年的1.43，其应对措施可谓起到了缓解生育率下降的作用。重新考察日本为缓解生育率下降而实施的政策及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应对少子老龄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日本 低生育率 少子老龄化 待机儿童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副研究员
1989年，日本总和生育率[注] 总和生育率，指每个妇女育龄期间平均生育的子女数。 下降到1.57，被当时的日本社会称为“1.57冲击”，从此日本真正开始重视生育率下降的问题。生育率的下降是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的主要原因，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等问题。日本积极采取建立育儿支援体系、改善女性再就业环境、促进“育人革命”等措施应对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以此努力控制人口结构进一步失衡的趋势。
当前我国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举国上下对产业创新高度关注，但正如经济发展要在适当增长速度的基础上保证质量一样，我们在关注创新速度的同时也要关注创新效益。但目前对两者间关系的研究较少。本文拟系统分析产业创新速度对创新效益的影响机理，并用省级面板数据模型对二者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进而探讨相关政策建议。
一 、日本低生育状况及主要原因
日本生育率下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中后期，正好也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过度竞争且过劳的工作环境，加上社会城市化速度加快所带来的疏离与忙碌，养育成本暴增，育儿不再受人欢迎。生育率逐渐下降，少子化现象明显。
(一 )日本低生育状况
日本也曾一度成为高生育率的国家，1947～1949年，日本每年出生人口数约为260万左右，出生率为34.3～33.0‰，是战后的第一次婴儿潮时期。但1950年以后日本人口出生率急速下降，每年新出生婴儿的数量大为减少。1955年，出生率急剧下降到19.4‰。[注] 〔日〕 厚生労働省：「平成28年(2016)人口動態統計の年間推計」，平成28年12月22日。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suikei16/dl/2016suikei.pdf.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有所反弹，迎来第二次婴儿潮时期。1971～1974年，日本每年出生人口数超过200万人，总和生育率超过2.0。在日本历史上，出生在这两次生育高峰期的人被称为“团块世代”和“团块二代”。在“团块世代”出生的人经历了战后的高速发展期和泡沫经济期。而“团块二代”则在大学毕业就职高峰期正好遇到泡沫经济破灭，面临就业困难的问题。之后，日本一直没有新的生育高峰形成，人口出生率逐年递减。1980年，日本人口出生率为13.6‰， 1990年剧减至10.0‰，出生率一路下滑。200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日本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开始出现了人口减少的现象。[注] 〔日〕厚生労働省：「平成28年(2016)人口動態統計の年間推計」，平成28年12月22日。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suikei16/dl/2016suikei.pdf. 这样低的出生率意味着低生育意愿已经在日本社会扎下了根。低出生率和长寿化并存，使得日本少子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11月，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了351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率达27.8%。其中，75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注] 在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分为“前期老年人”(65～74岁)和“后期老年人”(75岁以上)，在本文分别称“低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 为1753万人，占总人口的13.8%。0～14岁的少儿人口只有155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率为12.3%，15～64岁劳动年龄人
口为759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率下降到59.8%。[注] 〔日〕総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平成29年11月20日。http://www.stat.go.jp/data/jinsui/pdf/201711.pdf. 2017年，日本新出生人口数只有94.1万人，创下1899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并连续两年跌破百万大关。少儿人口的减少，意味着越来越少的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支持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的生活，社会保障的财政压力明显增加。
(二 )导致日本低生育的主要原因
因此，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在技术向度上要充分地因应这种数字化教学的趋势。例如在微观教学过程中，要依靠新媒体教学实现“交互主体性”教学模式的实现，摒弃灌输式教育的思维；在教育资源“合作治理”方面，可以通过建立协同创新中心实现教育资源的在线共享；在培育个性化学生、满足教育需求的个性化问题方面，高校要加大投入和制度引导力度，通过各种差异化的“教育云桌面”或“教育APP”、微信公众号等数字化载体实现对学生个性化教育需求的及时回应。
伴随经济发展缓慢，社会雇佣形式发生变化，新一代年轻人的机会渐减，收入越来越低，直接影响结婚生子。日本在20世纪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经济发展进入长期低迷状态，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度发生变化，工作方式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年轻人中非正式员工所占比例逐渐增多。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非正式员工以家庭主妇为主，而目前大批年轻人加入非正式员工队伍，导致年轻人之间经济收入出现不均衡。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日本非正式员工从2004年的604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1980万人，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率也从15.3%增加到37.5%。[注] 〔日〕厚生労働省：『「非正規雇用雇用」の現状と課題』。http://www.mhlw.go.jp/file/06-Seisakujouhou-11650000-Shokugyouanteikyokuhakenyukiroudoutaisakubu/0000120286.pdf. 而且日本非正式员工的工资水平远低于正式员工。2015年男性正式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348，300日元，非正式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229，100日元，正式员工高出非正式员工119，200日元；女性正式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259，300日元，非正式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181，000日元，正式员工高出非正式员工78，300日元。[注] 〔日〕厚生労働省：『賃金構造基本統計調査』2016年版。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20714.html. 这既说明非正式员工与正式员工收入差距较大，也反映出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收入低、工作不稳定等因素致使非正式员工不敢结婚，害怕婚后巨大的生活和精神压力。他们对结婚没有信心，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不想承担过多的责任。这进一步加速生育率的下降和少子化的进展。
2.婚姻状况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
生育孩子牵涉诸多因素，除经济因素外，真正起作用的是不婚不育现象增多等一系列社会变化。近年来，不少日本女性在为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而纠结，引起日本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日本教育的发展逐渐使更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并拥有较高学历，从事工作的女性数量开始增加。日本女性社会地位不断上升，其生活方式也随之变化，专业主妇逐渐减少，职业女性不断增多，很多女性产生了少生或不生孩子的想法。然而，在女性接受教育、从事工作，甚至参与政治的现象迅速增加的同时，夫妻之间的角色分工以及家族内传统的性别不平等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越来越多追求自我发展的女性不愿意因过早结婚、生子而被束缚在家庭并失去工作。就算她们有足够抚养孩子的钱，也还是不愿意生育，这导致日本的晚婚晚育及未婚率不断上升。根据2018年《少子化社会对策白书》统计，日本男性初婚平均年龄从1980年的27.8岁上升到2016年的31.1岁，同时期日本女性初婚平均年龄从25.2岁上升到29.4岁。不仅晚婚成为惯常，日本人婚后生育第一胎的年龄也越来越大。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已达到30.7岁，比1980年上升4.0岁。而且终身不结婚的人口比率也在增多。2015年，日本已满50岁男女的“终生未婚率”[注] 终生未婚率，指截止50岁从未结婚的人口比率。 分别为23.4%和14.1%。[注] 〔日〕内閣府：『平成30年版 少子化社会対策白書』。https://www8.cao.go.jp/shoushi/shoushika/whitepaper/measures/w-2018/30pdfgaiyoh/30gaiyoh.html. 结婚率的走低，导致日本总体生育率的下降。
3.低欲望社会导致不婚不育
2.建立与完善育儿休假制度
二 、日本应对低生育的政策措施
面对生育率下降和少子化加剧的局面，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日本应对低生育的政策措施内容广泛、种类繁多，且对策指向非常明确，就是鼓励生育。
(一 )加强育儿支援的体制建设
1.制定“天使计划”
面对生育率持续下降的现象，日本政府加大了育儿的社会支援力度。1994年，日本制定“天使计划”。该计划主要提出要“构筑快乐育儿的社会”，充实育儿支援制度，减轻育儿期父母的负担，以求能保持家庭与工作的平衡。这是日本政府应对生育率下降提出的首个综合性政策。具体做法是，要求托儿所和幼儿园延长托管时间，创造就职女性边工作边抚养孩子的劳动就业环境，充实母子保健医疗服务等。1995年，日本制定《育儿·护理休业法》，以法律形式对正在育儿的员工提供支持，使他们能够做到家庭和工作两者兼顾，正式鼓励人们多生育孩子。“天使计划”最初的工作目标是10年，但生育率下降迅速，少子化形势较为严峻，因此1999年日本政府在“天使计划”的基础上又制定了“新天使计划”，进一步完善育儿支援服务体系。该计划以扩充托儿所功能政策为核心，巩固了母子保健医疗体制，充实学校教育和校外活动、家庭教育等，在改善育儿支援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2001年出台《两立支援政
2.重点加强少子化对策
策》，首次提出“待机儿童零作战”[注] “待机儿童”是指儿童到了可以入学的年龄却无法入学，只能呆在家中排队等待入托。日本导致产生待机儿童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托儿所、幼儿园以及幼师数量严重不足。 计划， 要求企业、地方政府参与管理和培养孩子。
1.经济因素是青年男女不愿意结婚的主因
2003年日本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这成为日本解决少子化问题的基本法律。该法明确了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基本方向，完善育儿休假制度和保育服务，指出国家和地方自治体有责任和义务制定少子化对策。少子化问题成为日本政府需要解决的长期综合目标。2004年6月，依据《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通过了《少子化对策大纲》，重点推进育儿休业制度、鼓励父亲参加养育子女、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养育子女的负担等。2004年12月，日本发布了第一部《少子化社会白皮书》，积极支援和推动生育政策，有效防止少子化问题的恶化。2006年《新少子化对策》出台，强调家庭的重要性，支持家庭育儿，呼吁国家、地方自治体、企业和社区都要支持育儿的家庭。2012年3月，日本“少子化对策会议”与“儿童育儿新体系会议”举行联合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关于儿童、育儿新体系的基本制度”，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儿童及育儿家庭。
(二 )改善女性再就业环境
1.扩大育儿设施建设并完善育儿补助政策
随着女性的高学历化以及“机会均等雇用法”“男女工资平等法”等相关法律制度的颁布，日本女性就业人口保持不断增长的状态，希望同时兼顾家庭及工作的女性也随之增加。由于日本女性婚后继续工作的情况在增多，对保育设施的需求也随之增加，而日本家庭通常没有长辈带孙辈的传统，0～3岁阶段儿童的照料问题阻碍日本女性走向社会。目前日本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入托难问题，很多女性生完孩子后想重回工作岗位，却因为孩子入不了幼儿园或保育园而无法如愿。日本的“待机儿童”问题已经引发社会广泛担忧。截至2018年4月，日本全国“待机
儿童”已增加到19895人。[注] 〔日〕厚生労働省：「保育所等関連状況取りまとめ(平成 30年4月1日)及び『待機児童解消加速化プラン』と『子育て安心プラン』集計結果を公表」、平成30年9月7日。https://www.mhlw.go.jp/stf/houdou/0000176137_00002.html. 这也是日本年轻人不敢生育的一个原因。为了让更多的育儿女性走出家庭，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婴幼儿教育设施数量，解决入托难问题。首先，日本政府推出了扩大小规模保育园定员人数的方案。根据日本相关法律规定，小规模保育园只能接收19名以下0～2岁幼儿。对此，2016年3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解决‘待机儿童’的紧急对应措施”，将小规模保育园的定员人数增加到22人，并积极改善保育师的工作环境。[注] 〔日〕「小規模保育所の定員拡大へ」、アメーバーニュース、2016年3月29日。http://news.ameba.jp/20160329-887/. 其次，针对年收入不足360万日元的单亲家庭，免除第二个及以后孩子的保育费，并且每月给予最多1万日元的育儿补贴；三世同堂家庭在房屋改造时给予补助金并减免所得税等。[注] 〔日〕「子育て、介護に重点」、『日本経済新聞』2016年3月30日。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全国性的雕塑双年展，即由中国雕塑学会发起的“中国姿态·中国雕塑大展”已经举办了四次。首届大展于2008年7月26日在厦门展出，展出作品176件；第二届大展于2011年12月27日在温州展出，展出作品265件；第三届大展于2014年10月18日在山东美术馆展出，展出作品160件；“中国姿态·第四届中国雕塑大展”同样在山东展出，展出作品一共150余件。
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状态，很多年轻人都不想承担各种风险和责任，日本社会逐渐进入低欲望社会。低欲望社会指的是作为社会奋斗主力的年轻人开始对周围的一切丧失兴趣。例如，年轻人没有买房、购车、结婚的欲望，谈恋爱觉得麻烦，无论男女更愿意享受一种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不愿意结婚生子，日本进入宅文化盛行的时代。此外也出现了和中国“啃老族” 相似的“寄生单身”现象，这一人群主要指不自立或不能自立的年轻人，他们无亲密朋友，不结婚，不生育。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了大批“中年啃老族”，未婚成年子女跟父母同住，不承担住房、吃饭、洗衣以及日常各种开销。这些人不知道离开父母后如何生活，更是没有能力结婚、生育。低欲望社会使日本社会发展失去活力，进一步加重年轻人的不婚不育。
针对育儿成本不断上升的现象，安倍政府重新审视应对措施，重点消除年轻人对婚育经济负担之忧。2017年9月，日本提出了“育人革命”[注] “育人革命”：安倍内阁为应对超老龄社会提出的改革措施，包括缓解社会保障支出不平衡，对各个年龄层的教育及雇佣方式进行的改革。 ，计划用3年时间集中投入约两万亿日元提高日本人的生育积极性，将之作为应对少子老龄化的新举措。根据分配方案，一部分用在免费幼儿教育及入托教育方面，拨给0～2岁幼儿100亿日元左右；拨给3～5岁幼儿8000亿日元左右。0～2岁幼儿免费对象限定在免交居民税的家庭(年收入低于260万日元)；对于3～5岁幼儿上幼儿园、保育园，不论家庭年收入多少都实行免费。不过，针对学费较高的私立幼儿园仍需征收一些费用。另有一部分用在高等教育作为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学的补助金，此项拨款为7000～8000亿日元。还有一部分是作为改善护理人员工资待遇的款项，此项拨款约1000亿日元。[注] 〔日〕「幼稚教育無償化200万人増」、『日本经济新闻』2017年11月9日。 此外，政府还从企业筹集3000亿日元用于建设幼儿园、保育园等设施，解决“待机儿童”问题。2017年10月日本召开“人生100年时代构想会议”，调整企业界在完善保育园方面承担的资金比率。日本期待将从企业筹集的3000亿日元的资金，用于完善幼儿园、保育园等设施。[注] 〔日〕「保育所整備、企業負担増を」、『日本经济新闻』2017年10月26日。 2018年12月28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进一步制定了完善幼儿教育免费化的基本方针。拟从2019年10月起，无论家庭收入多少，只要是在经政府认定的幼儿园就读的3～5岁幼儿以及免交居民税的低收入家庭0～2岁幼儿的教育费全部实行免费。在未被认定的幼儿园就读的幼儿，只需要家长能证明为双职工，就可以获得每月最多3.7万日元(3～5岁幼儿)和4.2万日元(0～2岁幼儿)的补助金。在私立幼儿园就读的幼儿每月可以获得2.57万日元的补助金。[注] 〔日〕「教育無償か1.5兆円 政府了承」、『日本经济新闻』2018年12月29日。 日本政府希望通过以上措施消除年轻人对婚育经济负担之忧。
2017年1月，日本开始实施《育儿·护理休业改革法案》，进一步完善育儿休假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扩大育儿范围、灵活利用休假、鼓励男性利用育儿休假等，更重要的是强调企业方有义务遵守法案，必须执行育儿休假制度。根据法律规定，日本企业员工一年有5 ～10天(1个孩子5天，2个孩子10天)照顾生病孩子的假期，改革之前是以一天为单位申请休假，改革之后可以半天为单位。[注] 〔日〕厚生労働省：『平成28年雇用保険制度の改正内容について』、平成28年3月29日。http://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20714.html.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工作女性的育儿负担。
(三 )推进 “育人革命 ”，消除年轻人对婚育经济负担之忧
为进一步提高女性就业率，2015年日本制定了新的《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为期5年。新大纲列举以下几个重点课题：充实支持育儿对策；鼓励人们适龄结婚、适龄分娩；关照多子女家庭，规定第三个孩子之后可免费并优先进入保育园；改革男女工作方式，积极推动男性参与育儿和家务中。在这背景之下，日本利用育儿休假的比率逐年上升。2016年7月，厚生劳动省公布了“雇用均等基本调查”结果，在企业的正式员工中，2015年度利用育儿休假的女性比率达到了81.5%，男性利用育儿休假的比率也逐渐增加。日本从1996年开始进行调查，当年男性育儿休假比率为0.12%，而到2015年增至2.65%，达到了自调查以来的最高值。[注] 〔日〕厚生労働省：『平成27年度雇用均等基本調査』、平成28年7月26日。http://www.mhlw.go.jp/toukei/list/71-27.html. 日本男性利用育儿休假制度的情况开始增加，这有利于女性兼顾家庭及参与社会活动。
三 、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日本政府在危机感的驱动下，采取一系列应对低生育问题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作用，但收效并不明显。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日本应对低生育的政策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由图３可以看出，第2组除了意志下滑情形外其余5种情形信息量均高于第1组，表明第2组团队建设出现意外情况概率低于第1组，团队建设常态时稳定，但一旦出现某情形时信息量便剧增，隐患及潜在危机更强，需要积极防患，注意团队建设．
(一 )政府用于应对生育率下降的财政投入有限
在日本财政支出中，有关少子化对策的投入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比如，法国、英国、北欧等国家把GDP的3%，OECD各国把GDP的2%投入到育儿方面，而日本勉强达到1%，日本政府对育儿的社会保障支出甚少。[注] 〔日〕 森田富治郎：「日本における少子化問題の現状」、『コミュニティ』2016年第157期。 虽然政府为帮助家庭抚养孩子提供了不少福利，但这些福利还远远不能把生育率提高到接近人口更替水平[注] 人口更替水平，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没有国际性迁入和迁出的情况，保持人口不增不减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它取决于出生性别比和女婴的生存率。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在2.1左右，日本为2.07 。 。增加对育儿的社会保障支出需要提高税收和保险费率，但是从日本几次推迟增加消费税的情况来看，这是一项很难实施的措施。到2019年10月，日本能否将消费税顺利提高到10%还有待观察。日本要实现2025年将总和生育率恢复到1.8以上的目标仍面临不少困难。
陕西洛川地处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是享誉世界的苹果优生带。果树不仅是洛川的一张名片，也是黄土地馈赠给农民的一笔财富。然而今年，洛川苹果在盛花期遭遇冻害，减产严重，果农的收益究竟如何？
2017年9月，安倍首相在解散众议院之际指出，少子老龄化和朝鲜问题一样是日本的“国难”，少子老龄化问题第一次成为日本解散众议院的理由，成为政党政权选举的主题。[注] 〔日〕「少子高齢化 静かな有事」、『産経新聞』2017年10月14日。 安倍希望在朝鲜半岛局势和少子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的时刻得到国民的支持。切实实施社会保障改革方案，构筑中长期稳定的应对少子化政策，依然是日本面对的课题。
(二 )性别平等意识仍很欠缺
日本政府针对女性生育与就业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来帮助女性摆脱无法兼顾家庭和工作的困境。但是，日本社会还存在着比较顽固的性别分工意识，女性在就业、工资待遇、升职等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7年全球性别差别指数报告》，日本男女平等排名再次后退，居114位，刷新历史最差记录。[注] 〔日〕「男女平均指数日本は114位」、『日本经济新闻』2017年11月2日。 排名显示，日本女性经济参与程度较低，存在同工不同酬、企业管理层女性比例过低等问题。和社会发展水平相比，日本传统家族系统的变化相对缓慢，仍保持着保守的家族意识，特别是支持“男主外、女主内”的人仍然不少。这种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越来越多女性为了避免放弃自己的事业而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由此，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将会持续，日本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所有超声造影与增强CT造影全过程均用同步录像并存盘，最后将图像全程回放，由2名有经验的影像科医师进行分析并作出诊断。
(三 )主管少子化的政府部门不稳定
日本内阁中负责少子化对策工作的主要责任人任期过短，难以从中长期角度思考少子化应对措施。安倍第一次出任首相后，于2007年在内阁府新设了“少子化对策担当大臣”一职，专门负责推动少子化对策的制定和实施。但与其他领域的大臣相比，负责少子化的大臣更换频繁，在10年内已更换20届，前后共有17人出任该职务。这种情况不利于应对少子化长期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很难抑制不断加剧的低生育问题。而且日本政府和政治家们多把精力用于赢得选举，制定的政策更多地倾向于人数多而且参与选举活动程度较高的老年人群体，往往缺乏对年轻人切身问题的关注与支持。因此，在应对少子化问题上难以制定着眼于长远、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政策，即使制定了也难以长期执行下去。
设V。如果d(v)=2,由R1得c*(v)=-2+1×2=0;如果d(v)=3,则c*(v)=c(v)=0;如果d(v)=4,则v至多给它相关联的面所以由R2得如果d(v)=5,假设f3(v)=4,则假设f3(v)=3,则假设f3(v)=2,则假设f3(v)=1,则假设f3(v)=0,则如果d(v)=6,假设f3(v)=4,则假设f3(v)=3,则c*(v)=6-假设
菱铁矿产出层位较多。通常产于中奥陶统马家沟灰岩之上、及本溪组的粘土质或铝土质页岩中、太原组底部。部分产于震旦纪、寒武纪地层中。规模变化大，多数无工业价值。
综上可见，日本政府从1994年的“天使计划”到2017年的“育人革命”，推出了众多应对措施来解决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尽管日本人口的出生率与2005年相比已略有上升，但仍难以根本解决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由日本人口少子化危机可见，遏制生育率下降进程需要时间上的提前量。人口问题具有慢热性，要做到未雨绸缪。日本总和生育率1970年降至更替水平附近，只有2.13，已经蕴藏了更低生育率的内在趋势和强大惯性，但真正重视少子化问题是在1989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7之后。“1.57冲击”唤醒了日本政府对少子化问题的高度重视，使之开始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但日本的出生率仍持续走低。说明一旦生育率降低，形成低生育文化，即使再采取鼓励生育政策，效果也极为有限。
目前，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太多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但实际上中国的出生人口整体大幅度萎缩。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出生人口萎缩了33%。[注] 梁建章、黄文政：《人口创新力》，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271页。 2015年国家制定“全面二孩”政策时有些专家预测出生人口将有所增加，但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出生率从2016年的12.95‰减少到2017年的12.43‰，[注] 国家统计局资料，2018年1月20日。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801/t20180120_1575796.html. 中国提高生育率不容乐观。人口问题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低生育率需要系统思维。从日本经验教训来看，首先，需要针对年轻一代的各种顾虑，切实解决他们不愿生育、不敢生育的问题，尽早抑制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其次，提高适龄青年的结婚率是解决生育率下降的关键。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晚婚、不婚等现象越来越常见，婚姻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而且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社交圈子小，适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已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解决适龄青年的婚恋问题，提高结婚率。
责任编辑 ：王晓博
DOI： 10.19498/j.cnki.dbyxk.2019.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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