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标榜过这个名称”——缅怀钱钟书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称论文,钟书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11月初，我应台湾同行的邀请赴宝岛作短期学术交流。台湾的一些教授和比较文学界的同仁十分关心钱钟书先生的近况，问及我。我全然不知钱先生“缠绵病榻已四经寒暑”，（注：王水照：《记忆的碎片》，载《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月2日。）只好道听途说地回答：钱先生身体不好，已住院，听说手抖早已不能写字了。闻者皆而现忧色，我却不以为然，觉得先生年事已高，因身体不适而住院在所难免，不日当完全康复。当时不曾作其他想。岂料，在返回大陆途中，噩耗传来：钱先生已驾鹤西去，不禁愕然！
到家后翻检珍藏的钱先生赐复的两封信，披阅再三，思绪万千，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82年初，我到中文系准备开设比较文学课程，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做的是“启蒙工作，其中包括对我们自己的启蒙”。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读到李达三（J.Deency）先生的文章，大意谓曾到北京拜访过钱先生且与之通信，钱曾说中国何来比较文学？（或：中国从无比较文学，原文记不清了）我感到十分诧异。当时正在写讲稿，追溯中国比较文学的渊源。比较文学的存在是在其名词创立之先。远在“世界文学”这一口号提出之前，远在比较文学的种种定义和各派诸家学说出现之前，其原理与方法就已存在于文学研究领域。我们不妨以今天的认识，运用今天加以系统化的、有意识的理论与方法，去探索、追溯中国古籍、文论中有比较意义的素材或成分。以今天的定义来看，中国较早地同印度、阿拉伯和欧洲一些国家有了接触与交往，中国文献中肯定会有论述与记载涉及比较文学的因素。钱先生是我素来崇敬的大学者，记得当年读他的《通感》时，其研究方法与学贯中西令我震惊不已！以后又读到《诗可以怨》等等，在我心目中，钱先生是一位比较文学方面的泰斗巨擘，现在他说中国从无比较文学，这该如何是好？无处解惑。踌躇再三，还是斗胆给先生写封信吧。信写好了，如何落款？一个无名后学，先生与我素昧平生，冒昧唐突，干脆执弟子礼吧。于是在姓名之前署上“学生”二字。没曾想，很快就收到了回信：
康华同志：
奉到来信，十分惭愧。我一向只把“比较文学”作为自己研究文学时运用的方法之一，从未标榜过这个名称。洋人著作和通信里往往把我推重过分，我不敢冒牌，所以我答复Deeney先生的信用了开顽笑的语气来否认，主要是请他别算我进去，没想到他会发表，不知道译文是否达出。请你不要太认真去捉摸揣摩。不过，广义地说起来，假如严复、林纾等的言论算得是“比较文学”的“萌芽”，那末，这种“萌芽”在唐代已有了（讲到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北大的《国外文学》将发表我的一篇文章，也许可以提供一个晚清时“比较文学”的资料。因来函说亟盼我回信，故抽空草草奉复。言之不详，请原谅。“学生”谦称，万万不敢当！专致敬礼！
钱钟书
四月四日夜
很难形容我收到钱先生复信时喜悦、激动的心情！以“欣喜若狂”四字概括毫不过分。它不仅解了惑，更令人感动的是钱先生那种“旷兮若其谷”的谦虚精神！
“将发表的文章”是指《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我赶紧找来读了。在极度兴奋的情绪下，我又大胆写了第二封信求教。现在回忆，内容大致是读了该文章的心得体会，列举中国古籍中的一些比较文学的所谓“因素”，提到了刘勰《文心雕龙》所受佛经影响等等。我在信中还表达了对杨绛先生译笔的仰慕，认为杨先生的译作乃译界精品，师法其译笔是我毕生的追求。兴奋之余，竟不知深浅，把与人合译的一本《旁观者随笔》（译文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寄给了钱先生。那不过是当时叛逃到西方的一个苏联作家写的东西，行文故意模仿西方的意识流，多少页之后才有个句点。（我至今后悔寄这本拙劣的译作污了先生耳目！）不久就又收到钱先生的第二封信：
康华同志：奉到来信及大译，谢谢，必当细读。旧作英语文字，去岁曾由李达三君赠送一分，少年胡写，颇怕重看，搁置未理会。佛经翻译乃为比较文学提供资料，非即比较文学；创作受外来影响与研究或附会此种外来影响，似不宜混为一谈。来书所举例似始见段成式酉阳杂俎，正是唐时人取六朝小说进行比较（附）文学之研究，六朝人虽受魏晋译经影响，只有文学，初无比较（附）。刘勰信佛校经，而雕龙中撇开修多罗不论，可以见矣。匆复即致敬礼！
钱钟书
四月廿五日
一位经常亲聆钱先生教诲的门生写道：“钱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大学者，但又谦逊宽容，具有海不择流，有容乃大的宽广襟怀。他与素不相识的后生晚辈进行完全平等的学术交流，真正实现了‘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注：王永照：《记忆的碎片》，载《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月2日。）钱先生赐复的这两封信，我想，完全可以作为这段话的注解和明证。“旧作英语文字”仍指北大《国外文学》发表的那篇《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后来编入《七缀集》。我们读到了钱先生的“注”：“这是我35年前发表过的一篇用英语写的文章，我当时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书，那篇是书中片断。张隆溪同志找到了，建议译为中文。我就根据原来的大意重新写。……这是改定本。”（注：钱钟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42页。）据我所知， 这篇文章是张隆溪在李达三主持的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访学时发现的，故信中有“去岁曾由李达三君赠送一分”之语。遗憾的是当年钱先生“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书”，不知何故只剩下片断。从前一封信中所说“也许可以提供一个晚清时‘比较文学’的资料”来推断，可能是西学东渐的资料，“小书”未竟，这可真是比较文学的无法弥补的损失，片断竟成绝响！
自从收到钱先生赐复的两封信后，这些年来，每当有机会出差北京，总会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去拜谒钱先生，亲聆教诲，一睹凤采。然而，每次总是理智地压下了这种冲动，理由很简单：自惭形秽！钱先生是巍巍文化昆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大学者正忙于将满腹经纶倾吐出来，著书立说，造福后人，有何必要去打扰他老人家呢？1995年秋，赴加拿大前取道北京，在北京工作的沈检江同志（著有《中国古典诗歌的自我审视》等）再三邀我陪他去拜谒钱先生，说读了几种《钱钟书传》，颇多疑惑之处，想当面向钱先生讨教，以免谬讹流传。我婉言谢绝了，劝他也不要去打扰先生，他听从了。因此，我从未见过钱先生，从未亲聆馨欬。至今我并不后悔！
1982年夏，率先在广西大学开设比较文学课程的孙景尧来哈尔滨参加马列文论会议。经前辈学者贾植芳老师介绍，我们为讨论比较文学诸问题已互通鱼雁多时，这时才见了面。两人在哈商定：整理各自讲稿，合为一书，那就是1984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导论》。这正应了钱先生所说的“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注：钱钟书：《诗可以怨》，载《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虽自知浅陋，但荜路蓝缕， 总得有人去闯去探索。在撰写该书过程中，读到了《读书》杂志发表的《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在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草创时期，钱先生要言不烦，言简意赅，对比较文学的许多重大问题提出了具有深远指导意义的意见，而对我们来说，如逢甘霖，不啻及时雨。
钱先生指出：“从历史上看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这是为发展中国自己的比较文学指明了方向。
钱先生指出：“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还有大量工作可做的研究领域。”“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有意识地利用西方文化，包括俄国和东欧国家文学的外来影响冲击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国粹’。……活跃在当时文坛上的许许多多作家、诗人和理论家，都从外国文学中吸取营养，做了大量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当时重要的作家无一不精通一种或数种外语，深深浸淫于外国文学的影响之中。”面对如此丰富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遗产，我们该如何着手呢？钱先生说：“这种文学借鉴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如鲁迅所说‘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因此，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不是来源出处的简单考据，而是通过这种研究认识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特点和创新之处。”这是指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所受外来影响的根本目的。
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何在？钱先生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认识总体文学（lilléralure générale ）乃至人类文化基本规律。”
正当国际比较文学界一些大师开始认识到比较文学应该包括东方文学，伟大的中国文学不容忽视，（注：略举数例：“比较研究所有的文学，包括最远的东方文学”；（韦勒克）“多数比较文学研究者忽略东方文学的唯一理由，是由于他们都缺乏探讨这些作品应有的语文能力。”（奥椎基）“让我们促使听我们课的学生们转向汉语和日语。”（安田朴）“只有当世界把中国和欧美这两种伟大的文学结合起来理解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才能充分面对文学的重大的理论性问题。”（纪延））而某些学者“对把平行研究扩大到不同文明之间”，对中西文学能否比较表示怀疑，一些人甚至顽固地坚持“欧洲中心论”之时，钱先生却旗帜鲜明地指出：“中西文学超出实际联系范围的平行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极有价值的。这种比较唯其是在不同文化系统的背景上进行，所以得出的结论具有普遍意义。”
钱先生不但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提出了具体做法：“把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阐发，是比较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林纾的翻译》几乎全面涉及了译介学。至于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钱先生说：“文学之间的比较应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虑到文学与历史、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及其他各门学科的联系。”末了，比较文学之大忌，为学界诟病的鸡零狗碎、牵强附会之比较，钱先生也早就予以警告，提出批评：“我们必须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比较文学与纯属臆断、东拉西扯的牵强比附区别开来。由于没有明确的比较文学的概念，有人抽取一些表面上有某种相似之处的中外文学作品加以比较，既无理论的阐发，又没有什么深入的结论，为比较而比较，这种‘文学比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从未标榜过这个名称”的钱先生对这门学科“三言两语，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理所当然地被《比较文学导论》像海绵吸水那样全部收了进去，包括那时最简单明了的定义。今天看来，这些精辟见解在好多“比较文学教程”里或许成了比较文学的ABC，然而， 须知这是在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刚刚崛起之时，是在全国的同仁们开始讨论“什么是比较文学”之时提出的。毫不夸张地说，是钱先生和其他前辈学者的精辟见解启了蒙，为保证这门学科在中国一开始便步入正轨从而健康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今天重温这些精辟见解，觉得仍然丝毫不失其指导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百废俱兴，学术复苏，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幸逢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应运迅速崛起。今天如果按照贾植芳先生当年提出的三种途径（注：贾植芳：《富有历史意义的创举》，载《中国比较文学》1984年第1期。）来审视，那末，一、 刊物：除了在滚滚商潮冲击下巍然不动的《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通讯》，我们又有了《中外文化与文论》、《比较文学报》等；二、理论专著：多得无法在此短文中一一列举；三、进入高等院校课堂：国家已确定比较文学为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下属的二级学科，这是史无前例的。全国已有120多所高校开设了比较文学课程。30 余所高校招收了比较文学专业或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方向的研究生，继北大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苏大和川大也取得了博士授予权。硕士点博士点的设立也是史无前例的。值此比较文学取得如此辉煌成绩之际，钱先生遽然离去，怎不令人黯然神伤！
20年来，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复兴与发展处处凝结着以钱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们的心血。他们默默地耕耘，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地运用先进的比较文学方法，以其扎实的成果震憾学界，从而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铺平了道路。“从未标榜过这个名称”的钱先生竟与一门以这个名称命名的学科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我们把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复兴定在1979年，那是因为钱先生的宏伟巨著《管锥编》在这一年出版。正如我们的会长乐黛云所说：“《管锥编》全面、丰富、完整地体现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最广阔、最开放’、最‘无法归纳进任何科学或文学研究体系中去’的‘边缘学科’的特点。”“《管锥编》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纵观古今，横察世界，从‘针锋粟颗’之间总结出重要的文学共同规律。也就是突破各种学术界限（时间、地域、学科、语言），打通整个文学领域，以寻求共同的‘诗心’和‘文心’。”（注：乐黛云：《中国比较文学的现状与前景》，载《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我常常想：在中国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我辈和中青年同仁们有福了！因为有以钱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们为这门学科的复兴披荆斩棘地开了道，以博大精深、学贯中西的著述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当年我们在《比较文学导论》的前言中说：“教学过程中每有疑问，因无处解惑，辄冒昧驰书求教于素不相识的海内外学者。国内前辈学者或赐赠大作，或复函指点，使我们得益匪浅。在此谨表感谢，恕不一一提名。”今天，面对钱先生赐复的这两封信，想起了教诲我们的前辈们：范存忠、唐弢、朱光潜、季羡林、贾植芳、杨宪益、杨周翰、朱维之……
钱先生走了，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比较文学遗产（“钱学”理所当然包含比较文学），如何继承呢？还是听听那位经常亲聆先生教诲的门生的转达：“钱先生对后辈的呵护、提携和奖励并不仅仅着眼于某一个个人，实是对整个民族学术文化传薪的期待。他晚年常常自叹‘老年炳烛馀明，著书愈不易’，而把满腔热情投注于后辈晚生：‘年事方壮，如日中天，不朽事业，有厚望焉。’这可以视作他对我们晚辈学子的学术嘱托。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不轻。”（注：王永照：《记忆的碎片》，载《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月2日。）
是啊！薪尽火传，从事比较文学工作的人们责任不轻！
归途中曾购得一份《南方周末》，头版上刊登了一幅照片：空旷的大厅停放着钱先生的灵柩，一旁坐着他相濡以沫的人生伴侣杨绛先生，没有花篮花圈，没有挽联挽幛，没有哀乐，也没有致词。“不留骨灰”。我突然想起杨绛先生的《春泥集》，她在“序”中引用的龚自珍的两句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悲从中来！
附：钱钟书先生写给卢康华先生的两封信的影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