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新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即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在总体上未能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这几乎已成为学界的共识。有的学者据此认为，90年代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入了“后教科书时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已步入21世纪的今天，再来探讨教科书的问题就不合时宜。这是因为一方面，传统教科书依然雄霸着各大学的哲学“公共课”、甚至专业课的讲坛；另一方面，达成共识的只是一个一般性看法，即传统教科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至于哪些方面不符合或有哪些缺陷，则见解不一，而这恰恰是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迟迟未能建构起来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起来之前，传统教科书并不会逸出我们的视野。
传统教科书在总体上没有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是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近代哲学的体系。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它是一种“科学主义世界观”（简称为“科学世界观”）。近代哲学的世界观可称之为科学世界观，此种世界观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的自然观的哲学化。它把世界视为与人无关的、独立自存的、本质既定的、可计算的或易于被操纵的实体性存在，而人只是身处这个客观世界之外的渺小的旁观者。传统教科书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二分”，以为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上还存在另外一个更一般的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这与近代哲学对世界的看法并无不同，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并不一致，因为对马克思而言，“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第二，它遵奉的是本质主义思维。科学世界观实际是一种本质主义思维。所谓本质主义是指先在设定事物的固定本质，认为事物的本质决定事物的发展，并因此把先定本质作为认知的最终目标的思维方式。在近代，此种思维主要表现为实体主义、客观主义、理性主义、绝对主义、还原主义、普遍主义、进步主义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渗透于传统教科书的每一条“基本原理”中。举几个最明显的例子，如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只有人才有意识，虽然意识的“材料”来源于物质，但意识的内容、过程、指向均无法还原为物质，意识的本质在于自由、创造。对此，马克思早就有过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即自由自觉的存在物。而传统教科书却从意识的材料源于物质就直接推出意识被物质所决定，把意识的本质归结为反映，这样的意识若是有什么自主性的话，也仅只是表现为被物质所决定的、软弱无力的反作用，意识的自由创造本质被完全抹杀了。再比如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虽然社会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但社会与自然毕竟是两类性质不同的过程；自然过程是自在的、可重复的，而社会发展则由于经由人的活动来实现而成为一个创造过程。因此，社会发展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注定要进步的。而传统教科书却把社会发展还原为自然过程，此与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观念并无不同。这也正是传统教科书在社会发展的客观性与人的能动性的关系上总是陷入二难困境的根本原因。另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在社会发展的模式等等问题上，传统教科书均没有摆脱线性决定论和本质主义思维。第三，它是一种知识论或认识论哲学。知识论哲学实质是恩格斯所说的“科学之科学”，它追问、追求的是关于世界的最终的本原、最后的本质或最一般的规律，由此为文化的其他领域、为人的认识提供基础或根据。而既然要充当认识的基础，那么，此种哲学首先要处理的便是认识者与认识对象或主体与客体、心与物、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如此就不难理解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何以会成为近代哲学的重大问题：并非哲学发展到近代这一问题应该由隐到显了，实在是哲学的认识论性质所致。而传统教科书中的“哲学一般”（即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始于对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探讨，终于对认识的性质、过程、方法以及真理问题的阐释，这同样是典型的认识论哲学的框架。在这样一个框架中，人只能被抽象为心灵或认知主体，他的唯一本质“即他必须去发现各种本质”（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13页。）；实践也沦落为只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与人再无其它任何关联。而对于马克思来说，人一直是他理论致思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就是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其他人的自由的联合体，是为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在马克思那里，实践也不是什么“卑污的犹太人的活动”或只是认识的基础，而首先是人的“类生活”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独特的存在方式，是人的生成过程：“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看来，传统教科书的确未能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
二
既然传统教科书未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那就有必要重读进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在现代西方哲学已陷入困境的今天，此种解读便愈发具有了为哲学的发展寻找出路的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重构至少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或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第一，“返本”，即返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去。这是重读的最基础工作，无需赘言，但应强调的是，这里的经典著作是指德文原版；同时，重读既不能纠缠于个别词句，也不应局限于个别文章，而是要在通读所有经典的基础上，体味、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义。
第二，把握现代哲学的总体走向或基本精神。马克思是一位现代哲学家，这是从他对待传统哲学的态度所得出的结论。马克思早年（中学时期）信奉的是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因为后者的浪漫主义与他要成为完美无瑕的伟大人物的理想相合，但到大学一年级时，在他按照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建构的法哲学体系的末尾，他看到了全部体系的虚假性。这时黑格尔的“应有与现存相统一”的思想使他看到了希望，于是他转投黑格尔门下。然而大学毕业后几年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和对现实斗争的参与使马克思醒悟：黑格尔的“统一”只是抽象的思想范围内的统一，并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因此他再次改换门庭，充当了费尔巴哈的“信徒”。但深入对费尔巴哈的研究使马克思认识到，费氏的感性理论仍然是抽象的，所以不久他又展开了对费氏哲学的批判，并创立了自己的现代唯物主义学说。从马克思早年“信仰”的几次转换不难看出，他并不是要否定这种或那种具体的传统哲学，而是要否定整个传统哲学，塑造一种全新的哲学精神。可以说，正是马克思开启了整个现代哲学，他和现代的其他哲学家必然分享共同的时代特征，拥有一致的思维方式。换言之，在时代哲学的最基本精神上，马克思与现代的其他哲学家并无不同。既然如此，对马克思哲学的读解就应分两步走：首先把握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然后把马克思哲学置于现代哲学的视野中，在此基础上，比较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异同，如此才可读出马克思哲学的深义。
那么，如何把握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呢？虽然马克思是现代哲学家，但仅仅阅读他的著作显然不够。因为，马克思毕竟是19世纪的哲学家，他生活在一个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过渡时期，这从与他同时代的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柏格森以及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哲学就可以看出来。由此造成了一方面，他的哲学必然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时代的痕迹，如在反本质主义的同时，有时又陷入本质主义，这在他的伙伴恩格斯身上更为明显（如“平行四边形”理论等）；另一方面，现代哲学的精神在他的著作中像一个新生的“婴儿”，尚未完全展开和成长起来，而一个尚未完全展开和丰满的东西是不易为人理解的，倒容易被人误解、曲解。加之，马克思反对体系、厌恶体系癖（这是现代哲学精神的体现），所以他并不着力正面阐述自己的哲学，他的哲学思想大多是以论战的形式，或在经济、政治著作中表达出来的，这就更增加了诠释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无法捕捉其中的现代哲学的精神，现代哲学的精神必须到已经“展开”或“成熟”了的现代哲学中去寻找，到整个现代哲学中去寻找，因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只有完全规定了的东西才是公开的、可以理解的”（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页。）。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读马克思，而且必须读柏格森、尼采、萨特、维特根斯坦、德里达等等所有现代哲学家的著作，把他们的哲学分别作为整个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环节，作为现代哲学精神的一个规定、一种体现或展示。在掌握他们的思想精髓的基础上，进而把他们的思想“汇集”、联结起来，如此才能“结成”现代哲学的精神。在此意义上（也只是在这种意义上），不读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德里达，就读不懂马克思，就读不出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意义。
第三，汲取邓小平理论之精华。我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不是为意识形态的对抗，也不是仅仅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而是为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及文化发展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思维方式。既然如此，新形态的建构就不能不关注中国现实，不能不关注作为改革开放之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的成功对此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邓小平理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权威主义、本本主义；主张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成败、得失、是非之标准；认为应大胆地闯、大胆地干；等等，所有这些均已超越了传统教科书的解释范围。比如虽然传统教科书也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但它是从物质决定意识引出这一原则的，因此它所说的“实际”是指抽象的、与人无关的“自在实际”或物质，从这样的“实际”出发，与从上帝或绝对理念出发并无任何不同。而邓小平理论所言的实际是指每一个中国人都可感受到的生活现实。这样一种微妙的差别实际蕴含着思维方式的根本不同。再比如，传统教科书中没有人的地位，而邓小平理论则以人（即人民）为本。看来，若是给予邓小平理论足够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就会有一个不同于传统教科书的全新理解。
三
在西方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之间存在一个断裂，即哲学基本精神或哲学视野的根本转换，也就是从近代的科学世界观和本质主义思维，转向现代的生活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从抽象的科学世界，向现实的生活世界回归。回归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以往的哲学是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是悬浮于空中的哲学；传统哲学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而没有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对现代哲学家们而言，世界不再是与人无关的实体，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与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人有价值和意义的世界。没有了人，便无所谓世界，与人无关的东西根本组成不了一个世界，或者说根本不是人的生活世界的现实内容。马克思把世界看作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他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对于存在主义者而言，科学世界、理念世界均是“死亡世界”、彼岸世界，而人是生活在此岸的，所以，存在主义者摒弃了对科学世界的追求，转向描绘人的“现实生活”，述说人对生活的体验和对生命的感受。在清除了对“超验物”的探究之后，分析哲学家们转向科学发展、语言分析等更为现实的问题（较之内在的意识或心理，语言和科学发展当然更为现实）。尤为重要的是，分析哲学家们不再用什么“彼岸之物”来解释科学的发展和语言的意义，而是将其与生活形式、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科学家的生活相联。这意味着分析哲学也回归了生活世界。
任何世界观均是一种思维方式。如果说科学世界观蕴含的是本质主义，那么生活世界观包藏的则是生成性思维。与本质主义相对照，生成性思维有如下特征：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反预定、重具体、反抽象、重个性、反抽象的共性；等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生成性思维即人的生成观念或生成的人观念。因为，对于现代哲学家而言，只有人才是生成的，人以外的其他存在物只是存在着，并不生成，生成是专属于人的，是人的独特的存在方式。现代哲学家之所以摒弃科学世界观和本质主义思维，正是由于本质主义视野下的人本质既定，是事实化、外在化、物欲化、客体化、实体化之人，是占有性个体，此种原子式个人因禀有普遍人性而再无个性和创造。这样一种人的形象使现代哲学家们感到压抑、恐惧和愤怒。罗蒂所惊恐的是：“它消除了世上还有新事物的可能，消除了诗意的而非仅只是思考的人类生活的可能”（注：《哲学和自然之镜》，第338页。）。海德格尔气愤的是，它纵容惰性，使人精神萎靡，障碍人之能动性的发挥。于是，现代哲学家们便纷纷转向生活世界观，向生活世界回归，因为生活（特别是内心生活）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翻新和创造的涌流。所以，把世界看作生活世界，视人为绵延不绝的生活过程，人便不再是固定的实体，而成为没有恒定本质的生成者。现代哲学是一种“人学”，生成性思维是一种“人学思维”。
作为一名现代哲学家，马克思的哲学也是一种生活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但是，对于生活和生成，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们的理解却存在根本的不同，由此使现代的生活世界观分成了两种：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当然也持一种生活世界观，也主张回归人的生活世界，然而他们所回归的只是一个“世界”，即日常对生命的体验（如存在主义）和日常的语言交往，而这种生活之外的世界却被他们用括弧悬搁了起来：柏格森的真正自我是人的内在的意识状态；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是前反思的意识；萨特的自为的存在是反思前的我思；等等。进言之，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均不同程度地将人和生活世界日常化、意识化、语言化即精神化了，而精神世界是无法独立存在的，精神不仅要寓居于非精神世界，而且其“材料”也源于非精神世界，一旦把非精神世界悬搁起来，精神或“生活”没有了限制，成为纯粹的自主、自由和创造的过程，成为一条没有河床、河道和流向的“克拉底鲁之河”，由于丧失了任何确定性，因而只有瞬间的现在，而没有过去和未来。这样一种生成或生活观必陷入相对主义和精神危机。如伯恩斯坦所言：“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看来是他们从事的这种探索路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注：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8页。）。现代西方哲学陷入困境表明了，它仍然未能挣脱抽象主义。
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不同，马克思虽然也是在生成的意义上来理解生活的（即不是从吃、喝、睡、日常的交往等日常化意义上来理解生活，而是将其视为人的生成活动或过程，换言之，人的所有生成自我的活动都是生活），但他却不主张把生活精神化。他认为，人是对象性存在物，即在对象化活动中能动地表现自我、创造自我和对象的存在物；对象化活动是人生成自我的主要方式，是人的生活的主要内容。对象化活动可分为两类：实在的和象征性的。前者即实践，是生活世界的基础；后者为理论的、艺术的、宗教的等自觉的精神生产。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哲学中，生活不仅包括精神生活，而且包括物质生活；人不仅有日常生活，而且有非日常生活。人的生活因此成为以实践为基础的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这样的生活因其精神性而具有了创造性，从而摆脱了本质主义；而生活的实在性则保证了生活的连续性和确定性，由此避免了相对主义。这才是真正现实的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立足的基础。
当然，判定马克思哲学是一种真正现实的生活世界观，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取代现代的其他哲学，也不是否定马克思之后现代哲学发展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只是想指出，作为现代哲学的开启者，马克思哲学虽然带有这样或那样的“过渡”性质，虽然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许多现代哲学的问题（如语言、交往、人的内心生活）在它那里尚未充分展开，但由于它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彻底的回归现实的态度，却为现代哲学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为现代西方哲学摆脱困境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出路。这就是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是我们走近马克思所得出的结论。
事实上，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一直在尝试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实践唯物主义正是此种努力的积极成果。实践唯物主义（这里指“实践超越论”，而非“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净化说”（注：参见拙文：《突破实践本体论思维方式》，《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8期。）力图从思维方式变革的高度来解读马克思，视马克思哲学为超越了本体论思维的实践论思维方式。较之传统教科书体系，这无疑接近了马克思。然而，一方面，实践唯物主义者均不同程度地陷入了自己所反对的本体论思维，即将实践本体化、唯一化了；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突破传统教科书体系根本上是为使哲学脱离抽象，回归现实，走向生活，使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精神之精华（以往仅把这句话当作对哲学的定位，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它更多地是指哲学应随着时代的改换而发展），但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并未使哲学走出“象牙塔”；哲学界所讨论的问题似乎仍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我们身处的时代、与国家的荣辱兴衰相距非常遥远。哲学仍然只是哲学工作者的一种“职业”或谋生的手段，哲学文章也只是充当评职称的工具，与现实无太大的干系。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原因则在于，实践唯物主义者对实践的理解缺乏一种生活的底蕴。具体言之，实践唯物主义把实践作为哲学的基础，从实践出发来解读马克思、构建新的哲学体系，然而从实践出发并不能保证使哲学摆脱抽象，不一定能走近马克思，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实践，如若只把实践看作认识的基础，则以此种实践为基础构建的哲学仍然只是知识论。
应当承认，大多数实践唯物主义者已超越了传统教科书中的实践定义，认识到实践是人的基础性的存在方式，但他们却把此种方式本体化了。事实上，由实践是人的基础性的存在方式并不能推演出实践是本体。这是因为，一方面，人还有其他的存在方式，如日常生活、精神生活，而这些方式是无法完全归约为实践的；另一方面，既然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恰恰说明它不是“终极性”的，“终极性”的应是人的“存在”，即人的生活（实践唯物主义者并未使用这个词）；也说明了不应首先从实践出发来理解生活，而应从生活出发来理解实践；说明了只有对实践作生活的理解才能真正把握实践的本质。相对于生活而言，实践只是人生活的部分内容，是人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尽管它是最为基础性的方式。而生活对于人来说则是无所不包的：人除了自己的生活和由生活所开展出来的东西外，再无其他。在这种意义上，是生活而非实践才是哲学的真正根基：哲学源于生活，又回归或服务于生活。这不仅符合“理论的逻辑”，而且符合“生活的逻辑”，甚至是我们从直观上不假思索就可得出的结论。马克思正是基于生活来理解实践和哲学的。对于实践，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3页。）。他认为，所谓的生产方式实际是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正是由于有了上述理解，所以他有时用“生产生活”、“类生活”这样的概念来称谓实践。对于哲学，马克思则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他批判以往的哲学只是解释世界，而他的哲学则力图改造世界。在使哲学奠基于生活的基础上，针对他那个时代唯心主义盛行的现实，马克思着重阐述了人的实在的非日常生活——实践——的基础性。而实践唯物主义者却只看到马克思对实践的重视，他们离开生活谈实践，遗忘了实践的生活基础。以这样一种悬浮于空中的实践为“地基”而建构的哲学当然也就只能浮在半空了。
进言之，之所以提出回归现实生活，之所以把马克思哲学和整个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理解为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是旨在推进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使哲学研究真正“脚踏实地”，使哲学工作者不再从书本中找问题、抽象地谈论问题，而是从生活中发掘生活需要哲学来解答的问题并现实地解决之。在这种意义上，走近马克思不过是哲学应当走向生活、走进我们的时代的“代用语”；它毋宁是一声警钟、一种呼唤和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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