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宏观调控基本理念的转变——由深层次矛盾凸显而引致的政策调整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层次论文,宏观调控论文,矛盾论文,理念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05）01-0021-03
一、化解深层次矛盾必须先转变宏观调控的基本理念
深层次矛盾是制约经济运行的基本因素。虽然深层次矛盾由来已久，但它在长期间却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然而目前情况已有重大变化，不但众多企业家因投资前景黯淡而忧心忡忡，就是城乡居民对就业和家庭收支也存有不良预期。怎样化解深层次矛盾，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中心课题。何以如此？这是因为，蕴藏多年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在最近几年先后均已充分体现，并集中反映于市场。这将严重制约经济运行，还会给为数众多的企业和广大居民带来难以预料的危害和风险。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粗放（外延）型和集约（内涵）型两种增长方式的矛盾，在经济运行的生产环节已开始显现。促进集约型增长，目的在于提高经济效益。但当时宏观调控正致力于数量扩张，两种增长方式的矛盾并不为人们所重视。所谓提高经济效益，不过是一句空话。到了90年代中期，粗放型经营已泛滥成灾，外延型投资亦迅猛扩展，因而两种增长方式的矛盾日益加深。有鉴于此，政府曾明确提出，要促使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政策导向却无果而终。问题在于，一方面，数量扩张的势头并未衰减，而数量扩张不但不利于、反而还会制约经济效益的提升；另一方面，生产环节的这一深层次矛盾尚未明显反映到交换环节。这是因为，长期以来经济运行面临的市场环境是严重短缺的。短缺既会滋生扩张，又是粗放经营和外延投资的温床。1995年～1997年，商品积压已相当严重，但高物价却与之并存，正在蔓延的市场疲软完全为高通胀所覆盖，即便是连年滞销的商品，其市场价格也“稳中有升”。就是说，市场对两种增长方式的转变，始终缺乏必要的压力。再者，对于物价居高不下和市场疲软并存这种市场形势，社会也未形成共识。人们仅看到当时高通胀的危害，却忽视了市场疲软的蔓延将会对经济运行产生严重的制约作用。因而，不但粗放经营仍具有宽广的领域，而且外延投资也有不断拓展的余地和空间。
投资率居高不下，消费率则持续偏低，这是分配环节的深层次矛盾。两种增长方式间矛盾的产生过程，同时也是投资和消费间矛盾拓展的过程。1981年～1990年10年间，投资率在32％至38％间波动，其中有6年在35％以上，这已经是偏高的投资率了。1991年～2000年又一个10年间，投资率介于35％至43％之间，其最低点超过上一个10年3个百分点，而最高点则超过上个10年5个百分点，其中有5年在38％以上，不能说这是稍微偏高的，而是相当高的了。可见，生产环节的深层次矛盾和分配环节的深层次矛盾是紧密交错在一起的。究其原因，固然与经济运行各环节相互依存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数量扩张不但表现在生产上，而且还反映在投资上。投资是实行数量扩张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手段。高增长、特别是粗放型扩张，必定要引发高投资，并抑制消费的增长。
然而，市场环境已今非昔比。到2002年底，多年积压下来的商品高达近4万亿，约占当年GDP的40％。所以，尽管目前食品价格一度上升，甚而有通胀抬头的担忧，但消费品市场在整体上不再是短缺，而是呈现过剩。究其原因是，不但生产环节和分配环节的深层次矛盾汇集于市场，而且消费环节的深层次矛盾，即消费与收入的矛盾也在市场与之相融合。所以，市场压力与日俱增。现在看来，投资扩张和粗放型增长似乎已走到了尽头。
那么，各经济运行环节的矛盾为什么会一步步加深，并最终集中于市场？就其直接原因而言，显然是由宏观调控不力或失误所致。但是，无论经济政策的选择，还是实行宏观调控，都受人们经济理念的支配。比如，宏观调控总是致力于数量扩张，就与重生产、轻消费，重资源、轻市场，重产出、轻收入，重城市、轻农村等基本理念有关。这些基本理念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并一向为人们所推崇。即便在今日，它仍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要知道，这些并非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理论或学术见解，在今日，它们已经变成一种固定不变的信念或不可更改的思维模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和行动之中。然而，我们的经济体制始终处于变革之中，而目前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一个时期以来，我们也正致力于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宏观调控。但是宏观调控基本理念的转变却相当迟缓，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调控理念远未形成，政策选择也就不能不受到严重制约。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
因此，要化解深层次矛盾，就必须重视并促成宏观调控理念的转变，同时还要调整早已过时的数量扩张政策，以及有关的政策措施和手段。
二、消费理念的转变是化解深层次矛盾的起点
深层次矛盾的产生，归根到底是因为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失调。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要理顺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转变消费理念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化解深层次矛盾的起点。
那么，消费在经济运行中处于何种地位？什么又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消费理念呢？消费决定于生产，并受分配和交换的影响和制约。换言之，消费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这是不以经济体制为转移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如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是这样。但市场经济赋予消费以更加积极的意义：消费不仅是经济运行的结果，它还是经济运行的前提。这是两种经济体制下消费理念的根本区别。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之所以成为经济运行的前提，是因为需求是经济运行的惟一动力，而消费需求又有别于投资需求，具有三个重要特点：（1）它是社会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国家中，消费需求的份额约为75％，而且长期间是相当稳定的。投资需求仅大体相当总需求的1/5。（2）它是经济运行的原始需求，而投资需求是派生需求，并且是以消费需求为转移的。（3）基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特性，消费需求的增长是无限的，投资需求并不具有这种属性，它是有限的。投资需求由社会扩大再生产直接引发，并决定于整个经济增长率的高低。
所以，在市场经济中，消费具有双重的地位。它既是经济运行的结果，同时又是经济运行的前提。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一向贬低消费。在改革前，有“先生产，后生活”之说流行，并且对社会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先生产，后生活”之说的实质在于，强调消费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而无视消费是经济运行的前提。目前值得重视的是，改革起步至今，这一消费理念几乎没有变化，它不仅照旧是人们行为的先导，而且在很多场合影响着经济政策的选择，并融合于经济运行的轨迹之中。
1.在世俗观念方面，仍然一再贬低消费。20世纪80年代是“重积累，轻消费”，20世纪90年代是“重投资，轻消费”。二者都在贬低、排斥消费，只是一个着意于资金的分配，一个不仅是资金分配，还包括资金的使用。就是说，即使本来分配给消费的有限资金，也要转用作投资。比如，一些项目资金，前些年经常占用农产品收购资金，或者占用教育经费和教师工资，近年间则又扩展到拖欠和扣发农民工工资。
2.经济政策方面，一贯以投资拉动经济运行，消费则处于从属地位。在长达二十几年的时期内，投资率相当稳定地处于高位，而消费率则明显偏低。1999年有了经济政策的重要调整，在继续实行投资启动的同时，首次在历史上实行了消费启动，消费率也一度有所上升。但好景不长，随即复又转向投资拉动。1999和2000两年消费率共提高2.4个百分点，而2001至2003年则是投资率上升，3年共提高近6个百分点。2003年投资率高达42.7％，这已接近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了。
3.在经济实践方面，多年间低水平重复建设频频出现，早已遍布制造业的各个领域。重复建设是投资拉动的产物，并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一大顽症和痼疾。它不但导致眼前大量商品过剩，还造成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而产能过剩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是异常深远的。这些年对重复建设持严词批评态度者众多，但他们却异口同声地赞美投资拉动。岂不知，重复建设的根子，其实就是投资拉动。
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来转变消费理念，不再贬低、排斥消费，而应转向关注和崇尚消费。但其核心，是要承认和坚持消费在经济运行中具有双重地位。这是促进世俗观念转变的前提，又可为经济政策的调整提供重要理论支持，或赋予它以更大的选择余地。
调整经济政策，当务之急是要促成经济运行启动机制的转变。就是说，不再搞投资拉动，而是推行消费启动；不再以投资挤压消费，而是以消费带动投资增长。唯有通过启动机制的转换，才可克服生产和消费间的脱节现象，使双方达到相互适应，并协调运转。各经济运行环节的深层次矛盾，也将随着启动机制的转换而缓解或消失。
三、市场理念的转变是化解深层次矛盾的关键
转变消费理念，着力以消费启动经济运行，只是化解深层次矛盾的第一步，紧接着是要转变市场理念，进而以市场容量来带动经济增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是化解深层次矛盾的关键所在。
那么，为什么要以市场容量来带动经济增长呢？概括地说，经济增长决定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社会的资源量。各种资源的投入，在货币形态上皆表现为资金投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投资，投资增长将促使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市场的商品容量。有资源投入必然会带来产出，但产出必须为市场所包容。不为市场包容的产出，就构成商品积压或过剩，而过剩不但使产出失去应有的经济意义，而且还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所以，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是由可动用的资源量和现有的市场容量这两方面因素所共同决定的。但是，市场容量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是因为，需求是经济运行的惟一动力。消费启动的功能是扩大需求，赋予经济运行以更大的动源；而市场容量的功能则在于吸纳更多的产出，经济增长实际上就是由市场所包容的产出的增长。没有市场容量的扩大，就是拥有可资利用的资源和富余的资金，经济增长的目标也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硬要提升经济增长率，那就会造成更严重的商品积压和资源浪费。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不占重要地位。人们不仅贬低消费，还贬低市场。当时经济增长主要靠以高积累为依托的投资的支持。高积累-高投资-高增长，成为那个历史阶段经济运行的主要模式。贬低消费和贬低市场两种理念相互融合，并统一在这一模式之中。改革以来，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显著上升。但市场理念的转变滞后，调控经济运行主要是实行投资拉动。即是说，只是依靠资源的投入，而无视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而一旦无视市场的主导作用，商品过剩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资源浪费一定是异常严重的。因而，投资拉动必然同高投入、高消耗相结合，三位一体而不可分割。所以，贬低消费与贬低市场两种理念在这里又再次融合在一起。投资拉动是这两种理念的共同政策体现，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总的来说，是通过市场容量而显现的。市场容量扩大，产出具有更大的市场空间，经济自然增长得快些；市场容量萎缩，产出的市场空间缩小，经济增长受到制约，它必然要慢下来。改革以来，市场理念的转变不仅滞后，而且失之偏颇。仅仅重视市场在商品交换中的微观作用，市场的宏观作用、特别是市场容量左右经济运行全局的作用并不为人们所关注。1998年～2002年间，市场容量趋于相对萎缩，不仅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在严重抑制经济增长。市场容量的相对萎缩，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商品过剩持续扩展。据商务部的统计，多年以来供大于求的商品，一般在80％以上。换言之，过剩的商品已是一个相当大的常量，而且几乎已遍布工业或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去提升经济增长率，就是在目前高位运行的基础上继续把它稳定下来，也是难以做到的。2.资金过剩日趋严重。商品过剩的背后，是由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而形成的产能过剩。目前产能过剩已扩展到工业或制造业的各个领域，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业尤为突出。产能普遍过剩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投资需求增长趋缓，资金过剩则应运而生。
从1998年起，银行信贷差年末余额年均以7000多万亿元的规模迅速扩大，到2002年底已高达4万亿元，相当当年居民储蓄存款的40％。2003年，居民储蓄增长幅度有所减缓，但它仍是一个庞大的量。所以，市场容量的相对萎缩，不但造成大量商品过剩，还将致使资金严重过剩。
近两年，重复建设在一度有所收缩之后，又呈现重新抬头之势。这与资金过剩、银行急于为过剩资金寻找出路是密切相关的。不过，当即为宏观调控当局所遏制，当前仍处于严格控制之中。这是非常必要的，否则，让重复建设再次泛滥，那必定会加重目前已经相当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商品过剩。
以上分析表明，必须彻底转变市场理念。既重视市场的微观功能，更要重视市场的宏观功能。其核心是要承认，不是资源投入而是市场在经济运行中起着主导作用。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与其说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毋宁说是资源投入和市场容量的关系。资源投入要从属于市场容量。经济政策的调整应致力于构建以市场容量带动经济增长的机制。深层次矛盾的化解，从根本上说，就取决于这一机制的形成。
四、收入理念的转变是化解深层次矛盾的基本条件
在经济运行中，不但生产和消费、资源投入和市场容量要协调适应，产出与收入也必须是协调适应的。但是我国一向实行低收入政策，居民收入水平与产出水平是明显脱节的。产出增长相当快，而居民收入增长异常缓慢。即使今日，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也是不看好的。所以，在转变消费理念和市场理念的同时，还要转变收入理念，以便促成收入与经济的同步增长，这是化解深层次矛盾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应该是同步的。这是由于：
1.收入是消费启动的杠杆。要实行消费启动，就必须提升长期被压低的居民收入增长率。消费启动旨在治理市场疲软以扩大市场容量，居民收入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必须大体相等。唯有如此，消费才具有启动市场所必需的力度。否则，就难以抑制市场疲软的扩展和蔓延，更谈不到根治市场疲软。例如，我国首次实行消费启动时（1999和2000年），城市市场疲软有所缓解，而农村市场则是启而不动。究其原因，就是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启动的力度不足。所以，要发挥以消费启动市场和经济运行的作用，居民收入增长是必须到位的。
2.居民收入是消费和储蓄的来源。收入与经济二者同步增长，为促进市场均衡的形成所必需。经济增长，一方面带来产出和供给，另一方面又引发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市场上供给和需求必须保持均衡，这是稳定物价的前提条件。如果收入增长率明显低于经济增长率，那就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后果：或者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市场疲软；或者抑制储蓄，投资受到制约，市场上供给短缺。因为投资是由储蓄转化而来，抑制储蓄就等于压缩投资和供给。无论哪种情形出现，都会导致市场非均衡的产生，物价波动也就在所难免。
3.商品过剩与市场经济的性质相冲突。市场经济是以需求促进供给增长，讲求市场均衡和物价稳定，而商品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大忌，是不符合它的运行规则的要求的。
4.目前资金过剩与商品过剩并存。商品过剩必然引发资金过剩。这是因为，商品过剩和产能过剩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产能过剩将抑制投资需求增长，这就同由居民消费倾向长期偏低而导致的高储蓄相冲突。所以，资金过剩是商品过剩的延伸，但它具有更为严重的性质，在更大程度上背离了市场经济的要求。
以上分析表明，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收入理念。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低收入理念，则与之相差甚远，与目前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经济增长的要求是极不相适应的。
长期以来，收入增长总是落后于经济增长。“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者之比约为1∶0.6），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调节居民收入的一项基本政策，长期坚持，从不松动。其实质是重产出，轻收入。发展是硬道理，如今我们更应看重产出，以便尽快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收入也必须同步增长。眼前收入与产出的脱节，以及商品过剩与资金过剩同时并存，就是因为在争取和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放慢了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的增长所致。商品过剩、产能过剩和资金过剩，这些都不过是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而已。
因此，必须重视收入理念的转变，并相应调整有关经济政策，促进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机制的形成和有效运转。政策调整的重点，在城市，是要提高中等收入者在就业人群中的比重。近两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率已接近经济增长率，似乎出现同步增长的态势。当前要使这一态势更加明显地保持下去，关键就是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人们一向所说的低收入，实际上就是指中等收入的水平偏低，中等收入者在就业者中的比重过小。在农村，是要加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农民收入增长之所以缓慢，是因为农村经济增长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以及承担过重的税负。工业，包括现代工业是长期依靠农村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而发展起来的。面对多年间陷入困境的农业，现在是到了工业反哺的时候了。这包括要增加用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投资，给农民工以更多的城市就业机会和岗位，以及支持减轻农民的负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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