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自然的美丽神话——论耶利内克小说《哦荒野，哦防备它》中的自然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论文,荒野论文,神话论文,美丽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奥地利当代女作家埃尔弗雷德·耶利内克素来以冷峻尖刻的语言风格著称于德语文坛。她的长篇小说《哦荒野，哦防备它》（1985）（以下简称《哦荒野》）堪称当代现实批判性作品的一部力作。
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年轻的主人公艾利希一直靠伐木为生，后来由于富人进山买断了森林而失业潦倒，靠给独居山上的一个老年女诗人运送生活用品勉强度日。一次赴约吃饭的途中，他遇见一个上层社会的打猎团伙，认识了一位财团女经理。这位女经理觊觎他彪悍强壮的身体，他也幻想借机改善自己的处境。然而当女经理向他提出做爱的要求时，他却慌乱不知所措，在仓皇出逃的路上被打猎团伙的卫兵开枪打死。小说围绕伐木工艾利希的生活经历，从反传统和揭露现实的角度出发，表现了传统文化中的虚伪成分对当代自然观的蒙蔽和危害，以及当代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现实文化内涵。
一、自然与真实的等同
自然与真实等同的思想是耶利内克表现自然主题的核心思想之一。她从自然概念的本体出发，突出自然作为“自在之物”的自然性，即真实性。对她来说，自然作为自在之物具有一种本原的性质，这一本原性质是和它的真实存在性一致的。这就是说，自然的本原性与其自身的真实存在是一种等同关系。这一等同关系成为她表现自然主题的基点。此外，她还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出发，揭示自然这一人类生存空间受到人类文化影响、同时又反过来影响人类文化的现象。她认为，人类在文明发展进程中不断以各种形式作用于自然，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自然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自然的本原性质（即真实存在），破坏了自然与真实之间的等同关系，致使原本存在的真实自然变成了非自然（Konvertierung der Natur in Unnatur）。如耶利内克在作品中所言：“哪里还能见到自然呢？所幸存的自然根本不能满足文学艺术。它被文学极力歪曲后高价兜售，那自然究竟在哪里呢？”在她看来，自然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越来越多地以虚假的形式渗透在人类文化之中，并且，随着当代自然环境问题的日益尖锐化，这种自然的虚假性便日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为什么自然会有虚假形式？这种虚假性究竟何在？耶利内克将其归咎于人类文化作用于自然的人为性，即人类意识形态作用于自然而出现的各种精神产物，如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等，尤其是文学艺术为自然所杜撰的种种神话，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自然本身。事实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人与自然不断相互作用的历史。正如技术发展以物质方式作用于自然一样，意识形态的发展则是以精神方式作用于自然。在人类文化的长河中，人类曾以各种手段粉饰和美化自然，其结果是为自然覆盖了一层美丽而神秘的面纱。这一层面纱久而久之掩盖了自然的真实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自然本身，并以其极大的蒙蔽性和欺骗性反过来影响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的虚假形式实际上是指来自意识形态领域那种片面的、具有蒙蔽性的自然观念。可以说，人类作用于自然，其结果是抛弃了原本的自然，同时又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虚假的自然而聊以自慰。耶利内克在作品中以浓重的笔墨嘲讽了那种片面歌颂自然的传统观念，突出当代自然的现实与传统自然观念之间的反差，以揭露其虚伪的一面。在当今自然环境日益恶化、而传统的自然观念还继续以回避现实、美化自然的复古方式来寻求自我安慰之时，耶利内克提出了“防备自然”的思想。正如作品的标题《哦荒野，哦防备它》所指出的：“荒野”即被美化了的虚假自然，“防备它”便是防备这种虚假的自然对真实自然概念的蒙蔽。这便是这部小说的核心。
二、人对自然的剥削与占有
耶利内克把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强制占有和剥削的关系，并认为，人类开发自然、利用自然实质上是一种奴役自然、破坏自然的行为。作者在这部小说里不仅展示了自然在当代社会金钱和权势的威慑下遭到扭曲和蹂躏的状况，而且还力图揭穿人类在自身发展中为自然所杜撰的种种神话。不难看出，作者利用小说人物形象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分为几个层次加以表现，基本概括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史。
首先，作者把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伐木工艾利希塑造成一个原始初民的形象，以此暗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初级阶段与当代自然概念的格格不入。艾利希的形象具有两重性：他既是大众的代表人物，也是原始自然的化身。他长年靠伐木为生，而森林作为自然的体现无疑是他的生存之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与自然之间有一种原始的依存关系。但是他作为原始自然的化身，是不可能在当代社会获得立足之地的。小说一开始，艾利希从山谷走向山顶，这就预示着他已经失去了自然这一生存基础，并正在步入末路。他不能被纳入当代文明的行列，是因为他身上的原始特性与当代文明格格不入。他有别于当代大众，“唱的歌不是[林间]漫步者所唱的歌，而是气喘吁吁。”“他在生活的学校里只受训于树木。”在职业选择上，伐木是他特有的偏爱。他熟悉山间每一条小路，然而对自然的美却无动于衷，因为他的眼光只局限于伐木。他不谙世事，没有家庭幸福，经常毒打妻子孩子，离婚使他的性情更加败坏。这里，作者将他描写成一个“性格软弱、只能在森林中逞强”的人物，然而他再逞强也逃脱不了社会发展给他带来的厄运。社会的发展归结于技术的进步，而技术进步则导致了林业机械化。人被机器所替代，富人用金钱买断了森林，使他完全丧失了生存基础。耶利内克将这一文明时代的原始初民形象比做“不知道自己是已经死亡了的森林，站立在那儿，随时都可能像舞台布景一样消失”。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都逃脱不掉技术发展给自然、给人带来的危害。他终究要被卷入文明的潮流之中，成为文明社会的牺牲品。他幻想借打猎团伙跻身于上层社会，可“上层”的大门对他却是紧紧关闭的。他虽然得到允许和猎队同行，然而，水火毕竟不相容，他最终死在猎队卫兵的枪口之下，“死在伐木工的用武之地，死在他曾经作孽的地方”。
耶利内克塑造的伐木工这一原始人物形象不仅展示了自然与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而且还暗示人类从畏惧自然、崇拜自然到奴役自然、剥削自然的历史演变过程。艾利希死于非命的结局说明了人与自然最基本的依存关系已经被当代的商业关系所替代。
其次，耶利内克刻画了一个上层社会的打猎团伙来隐喻当代的文明社会。百货大王和女经理是西方社会的商业巨头，可以看作是当代文明社会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打猎活动则暗喻了当代人类对自然的强制和侵入。作者首先表现的是文明社会的商业性对自然的不良影响。商业化社会的性质是把自然界的一切都变成了商品：人变成了商品，文化变成了商品，大自然也变成了商品。耶利内克把人类利用自然所从事的商业活动集中在旅游这一焦点上，揭露当代人名义上热爱自然、实际上却在破坏自然的行为。例如，女经理驾驶一辆越野车开进乡间，兴致勃勃地观赏大自然，她用照相机“射击”一切能捕捉到的目标。她认识各类动物和植物的名称，但她仅把大自然看作是猎物。“她只让小鹿艰难地活命，她的脚尖顶在尺寸得当的靴子里，到处发布着谁活谁死的命令。”当她穿着靴子“抬脚把几株野草踢出它们的土地王国”时，表现出的是对大自然的颐指气使和冷酷无情。
奥地利是世界上著名的旅游胜地。旅游业是这个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政府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修建了大量基础设施，以获取最大利润。但旅游业的背后是金钱主宰一切。金钱改变着文化的性质，影响人的价值观。当一个国家为了金钱和利润从事某种文化活动时，这种文化活动便成了商品。耶利内克鄙视那种纯粹为了金钱而丧失国家尊严的做法，她借题发挥，对政府唯利是图的行为大加嘲讽：一条林间小路要拓宽，好让旅游车驶进驶出，“为夏日游客开发奇妙的东西”，让他们“感觉这条路本身就是一道景观”。（S.9）在作者笔下，乡村就像一个大市场：农民是商人，大自然是商品，旅游者是顾客，照相机是猎枪，一切都是交易，一切都受金钱的支配。“景色隐蔽地潜伏在照相机前静静地打发时光。”（S.12）“每家窗台上都挂着花箱子来体现大自然的美，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动物和自然有慈悲心肠。”（S.163）相反，那些“淳朴可爱”的乡下人时时在不择手段地算计着怎样“掏空游客的钱袋”。（S.165）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国家消除了“贫穷与典雅”。（S.164）（注：“贫穷与典雅”（Armut und Anmut）在德语中是近音词。把近音词并列在一起形成不同文化内涵的鲜明对照，从而达到针砭时弊的艺术效果，这是耶利内克惯用的语言表现手法，也是其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之一。此类成对词的用法在这部小说中俯拾即是。例如，下面的“旅游业”和“恐怖主义”（Tourismus und Terrorismus）、“千百万人”和“百万富翁”（Millionen und Million
ren）同属此类。）消除“贫穷”，说明了一个国家的成就，然而连“典雅”也一起被消灭，这就不免顾此失彼了。倘若一个民族失去了“典雅”，这将意味着民族精神的丧失，意味着新的贫穷的产生。耶利内克笔下所表现的正是旅游业引起的民族精神的贫穷。不仅如此，耶利内克还对旅游业危害自然环境的现象深恶痛绝。她认为，旅游业实际上是大自然的破坏者，那些享受自然的旅游者和恐怖分子没有两样。因此，旅游业是“旅游者的恐怖主义”。（S.118）
另一位上层社会的代表百货大王是一个养尊处优、目中无人的家伙。这位百万富翁既是打猎活动的组织者，又是这片森林的新主人。在耶利内克笔下，他是依仗金钱和权势占有自然、谋取私利的社会权贵阶层的缩影。他用铁丝网封锁了森林，“设下的电子陷阱将林间漫步者永远拒之在外，把主人永远圈在里面。”这种少数人霸占自然、而多数人盲目呼吁保护自然的现象在耶利内克笔下成了一幅非常滑稽的讽刺画。
三、文化艺术对自然的歪曲
耶利内克表现自然主题的另一个重要侧面是揭露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强加给自然的一层虚假外衣。她认为，文化艺术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充当了自然的美化者，制造出了关于自然的种种神话，从而在人类意识形态中形成并延续着一种传统的、固化的自然概念。但是，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过去的崇拜自然变成了现在的利用和剥削自然，所以那种传统的自然概念也早已不符合当代自然的实质内涵了。当今新闻媒体、影视界和文学等粉饰自然、神化自然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掩盖了自然的真实性。
耶利内克采用讽刺的手法，揭露新闻媒体利用各种手段美化自然、歪曲自然的现象。在这部作品中，她借用伐木工之口表现了一个颠倒了的自然观：“贫瘠的苔地，可怜的草丛，没有一点像电视里那么真实的东西。”在这里，伐木工把新闻媒体作了人为加工的电视画面误认为原本的自然，这一点恰恰反衬出了当代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错觉。在当今电视普及、技术发达、尤其是复制技术已经相当完善的时代，自然与其复制品相混淆，致使主体无法区分和辨认谁真谁假，（注：奥地利评论家克里斯塔（居尔特勒在论析耶利内克的自然观时指出，在复制品充斥整个社会的今天，自然与历史对于主体来说已经变得不可区分了。参见：Christa Gürtler，“Die Entschleierung der Mythen von Natur und Sexualit
t.”in ders.：Gegen den sch
nen Schein-Texte zu Elfriede Jelinek.Frankfurt/M.，1990，S.124.）这充分说明了当代文化媒体对社会的普遍影响，反映了人的认识受蒙蔽的一面：“一个小小的匣子告诉他该知道哪些自然和不该知道哪些自然，”“电视利用了人而无益于人，”耶利内克的结论值得我们作深刻的反思。
耶利内克还把矛头指向了电影。她不惜笔墨地戏弄了奥地利五六十年代大量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乡土电影作品。乡土电影本是奥地利电影史上一个特有的艺术种类，大多以奥地利乡村为背景，展现美丽的自然风光、田园般的乡村环境、善良而淳朴的乡下人及其幸福快乐的生活等等。此类影片大多情节单一、缺乏思想深度，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尤其是二战历史，极力采取回避的态度，往往以美善遮蔽现实，从而淡化观众对残酷的战争年代的记忆。这些影片都有一个美好结局，让观众在一种幼稚的、皆大欢喜的气氛中求得心理补偿。由于影片里优美的自然画面和充满娱乐气息的故事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奥地利乡村的生活情调，确实受到了大批观众的欢迎。但是，随着上座率的剧增，大量跟风的商业片竞相出现，一时有许多粗制滥造的作品充斥市场。耶利内克对此类“非自然”的低级东西深恶痛绝。（注：在如何看待乡土电影这个艺术种类的问题上，文艺评论界一直存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奥地利电影艺术评论家瓦尔特·弗里茨在《奥地利1945至1983年的电影》一书中对乡土电影作了中肯评价。他提到了这类作品在当时“受观众欢迎、被新闻界否定、被知识分子嘲笑”的事实，但强调这些作品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参见：Walter Fritz，Kino in 
sterreich 1945-1983，Wien，1984。）在她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远未得到医治，所有经历过战争的人都还深深地沉陷在战争的恐惧和阴影之中。而这些乡土影片以优美的风光画面愉悦观众，只不过是利用了大自然的美为现实蒙上了一层虚假的面纱而已。
在小说《哦荒野》中，耶利内克利用语言艺术模拟影视图像，有意择取影片里的某些典型镜头作进一步的夸张扭曲，从而充分地彰显这些乡土影片中的虚假成分。例如，她让叙述者在作品中扮演导演的角色，采用命令句式来表现人物心理，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当关系暧昧的女经理和伐木工在山坡上相向而立时，女经理喊道：“我什么都不想听，我要感觉！”此时，绯红的阳光笼罩着大森林。这里的景物描写尤其是对阳光的描写，不像乡土影片中常见的那样在为一对恋人烘托气氛，而是将这两个人物的阴暗心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把自然与非自然之间的反差暴露无遗。还有，当百货大王和两位政客把别墅和游艇作为秘密交易的条件时，作者又一次以讽刺的手法向太阳发难：太阳哪里去了？是参与了这桩黑交易，还是隐身逃遁了？而在作品结尾，太阳又一次出来，但这一次，阳光把伐木工死于非命的一瞬间照亮。显然，小说里的太阳和乡土影片中阳光明媚的优美画面大相径庭。当然，作者的真正意图并不在于太阳，而是通过模拟的手法揭露和讽刺影视艺术的虚伪性，打破那种“阳光下尽是自然美”的神话。
在嘲弄了影视界之后，耶利内克笔锋一转，又把矛头指向了文学领域。她认为，文学艺术，尤其是古典文学，自始至终都在片面地美化和神化自然，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虚伪性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在小说的第2部分，作者塑造了一位老朽女诗人作为传统文学的化身从而大做文章。女诗人如丑角一般滑稽可笑。她独居山顶，意欲通过自然感受从事诗歌创作，但是其诗作如同无病呻吟。作者把女诗人比作面包师，称她为“往缓慢流淌的甜食自然上涂撒白糖的、肥胖年老的诗歌面包师。”“她搜索灵感是为了描写岩石”，而实际上却是在滥用自然。她和伐木工一样靠天吃饭，靠自然生存，“把自然当作健身器加以滥用，而两个人都走入了歧途”。实际上，女诗人描写自然的目的“和那个愚蠢的步行者一样，也是想靠自然获利”。耶利内克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词句挖苦这个女诗人形象，以此嘲笑传统文学的虚伪性：
[……]连续不断地无中生有，为鸡毛蒜皮无病呻吟。她希望自己至少像水果一样提人胃口。她太离谱了，竟然还想讨人喜欢。她的艺术既不会激怒任何人，也不可能愉悦任何人。她的艺术彻底死亡了。（S.106）
在小说中，耶利内克把女诗人和伐木工这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联系在一起，以展示艺术与自然之间的反差。如果说，女诗人代表了传统艺术，伐木工是自然的化身，那么对耶利内克来说，传统文学中的自然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滑稽的是，伐木工为女诗人运送食品，而女诗人竟为他“设下了一个爱情的陷阱”。这种违背自然的暧昧关系当然不能成功，但它却说明了一个事实：即艾利希作为“原始初民”不可能立足于当代社会，而女诗人也只能在非自然的梦呓中自行消亡。在耶利内克眼里，艺术早已将自然粉饰得面目全非。“这年头自然有了最终形式。”（S.56）这里的“最终形式”是指当代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与传统艺术所描写的自然相距甚远。因此，“大自然嘲笑一切描写。”（S.43）（注：这是德文中的一句成语，本意为：“大自然被破坏得糟糕透了。”它被作者用来表现自然与艺术两极分立的状态，因而构成了双关语。）“有人说，一朵云彩向他倾诉，一座山峰叮当作响，天气突变，雷雨大作，都是为了他！我把这叫做诗！”（S.57）然而，“大自然这本书已经令人无法阅读了”，（注：指描写自然的艺术。）因为“艺术如是说，而大自然所说全然不同。”（S.199）尽管艺术可以描写真理，但描写真理的艺术也是“酌量表现真理的艺术”。（S.133）这就是说，艺术可以把真理和谎言按比例搀合在一起表现某种意图。这正是作者所要揭露的虚假艺术。为此，耶利内克在这部小说中影射了德语国家里一大批思想家、文学家及其作品：从哲学家尼采到海德格尔和荣格，从保拉·格鲁格尔、卡尔·亨利希·瓦格尔到彼得·汉特克以及小说家阿达尔伯特·斯蒂夫特等都遭到了作者的戏弄，（注：保拉·格鲁格尔（Paula Grogger）：奥地利乡土文学女作家。卡尔·亨利希·瓦格尔（Karl Heinrich Waggerl）：奥地利乡土文学作家。彼得·汉特克（Peter Handke）：奥地利当代文学家，其戏剧《漫步乡村》被耶利内克影射，参见小说第195页。阿达尔伯特·斯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奥地利19世纪小说家，其作品《五彩石》（《Bunte Steine》）前言部分被耶利内克影射，参见小说第24页：“没有什么法则，更没有什么‘温和’可言。”）甚至连歌德、席勒、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一代文学大师也都无一幸免。尤其是歌德，甚至成了作者所引征“经典”的提供者。她对古典文学作品中粉饰自然的现象嗤之以鼻，并称之为非自然的、人为虚假的东西，把当代自然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商业关系：“自然换取文化，文化按分数赢利。”
换言之，艺术描写自然实际上是对自然的人为加工，而人为加工的结果是人造制品的出现。（注：参见Konstanze Fliedl，“Natur und Kunst-Zu neueren Texten Elfriede Jelineks，”in Walter Buchebner-Gesell-schaft Hrsg.，Das Schreiben der Frauen in sterreich seit 1950.Wien/Kln/Bhlau，1991，S.95-104.）为此，耶利内克利用她擅长的文字游戏，把自然作为艺术素材（Kunst-Stoff）与塑料（Kunststoff）即人造制品叠用在一起，以此说明艺术的非自然性。人造制品可以替代自然，这可以看作是当代文明的特点之一。然而，替代自然并非自然本身，艺术模仿自然反而歪曲了自然。由此，耶利内克揭示了艺术相对于自然所无法弥补的最根本的缺陷，那就是：描摹自然的艺术是失败的艺术，美化自然的文化是虚假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