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西路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西路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路军的形成和西进河西走廊，是为了实行中共中央提出的“打通国际路线”之方针。周恩来是这一方针的最早提出者和实施者之一。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之前，周恩来和毛泽东虽曾提出过疑问，但最终是同意的，并有过许多电报指示。“打通国际路线”是形势所需，是有可能实现的正确方针。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由于“西安事变”后变化不定的局势和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错误决策造成的。“西安事变”后周恩来赴西安谈判，再未参与过对西路军任何军事行动的决策和指挥，但在营救西路军的工作中，贡献是最突出的。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他的周密策划和严谨细致的组织工作，都堪为楷模。
一、周恩来与“打通国际路线”方针的提出与实施
西路军的形成有一个从设想、计划到实现的过程。现已人所共知，西路军的根本任务是打通国际路线，即接通新疆，取得苏联的物质和技术援助。而这一思想，首先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四位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的。早在1935年6月16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四川达维镇会师时， 他们就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1〕。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 此时的周恩来“是受党内委托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是北渡乌江后中央决定的“全权指挥军事”“三人团”之第一负责人〔2〕。 对于上述战略方针的提出，周恩来无疑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战略方针，后来被中共党内和红军通称为“打通国际路线”，在方向上除新疆外，中共中央还曾选择过绥远和宁夏，以便从外蒙接近苏联。这一战略方针，是根据当时红军的需要和客观形势决定的，只要选择好时机并处置得当，完全有实现的可能，并没有什么错。
此后，包括西路军形成在内的与这一战略方针有关的决议或决策，都与周恩来有过直接的关系。
1935年8月4日到6日，周恩来在沙窝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5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西北各省……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3 〕这就用中央决议的权威形式进一步阐述和肯定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在1935年6月16日电报中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方针。
以后的红军东征山西和西征陇东、宁夏地区，都与实现打通国际路线这一战略方针有着直接关系。而周恩来则是红军东征和西征的重要决策人及具体的策划组织者之一。
东征山西的思想和任务，是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中首先提出的，并把战略目的说得十分明确，就是要“完成与外蒙及苏联打成一片的任务”〔4〕。同年12 月17日到25日，在有周恩来出席的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则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的形式明确规定，一方面军东征“拿三个步骤，达到打通苏联与巩固发展现有苏区的任务”〔5〕。 而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的《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35年12月24日共同制定的〔6〕。
红一方面军东征的第一步，在陕西；第二步，在山西；第三步在绥远，以便接近外蒙，打通苏联，利于抗日。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和限制，东征只完成了前两个步骤，而未能达到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目的。因此又有红一方面军的西征。
西征的目的也是为了打通国际路线。1935年5月8日、9日，周恩来 出席在陕北大相寺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及红一、红十五军团干部会议。会议总结了红军东征的经验，决定西征〔7 〕。尔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共同拟定并于5月18日在大相寺发布了《西征战役计划》〔8〕。由此可知，周恩来不但是红军西征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而且是主要策划者之一。
1936年6月6日、6月29日、8月12日、8月25日、9月14日、9月19日 ，在有周恩来签名的6封电报中， 都十分明确地指出过红军“打通苏联”的任务〔9〕。
二、周恩来与西路军的形成
因为周恩来准备到南京谈判，在1936年9月21 日组成的军委主席团中，没有周恩来〔10〕。但他仍然是红军渡黄河，攻宁夏，西进河西走廊，打通国际路线的主要策划和布置者之一。其例证除1936年10月4日 、10月5日、10月9日、10月25日、10月30日、11月3 日等有周恩来签名的电报〔11〕外，最重要的是11月8日，洛甫、毛泽东、周恩来、 博古、张浩给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的电报。该电报称，因胡宗南等部北进，宁夏战役计划已无实现可能，并告以中央拟议并征求意见的《新作战计划》。该计划即提出：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一年完成〔12〕。
同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等七同志，“基本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以向前为副”，其余名单，望他们来电报批〔13〕。
由此可知，从打通国际路线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到西路军的形成、命名和基本任务的规定，周恩来虽不是首要策划者，但至少都是主要策划者之一。
三、周恩来与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
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初对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提出过疑问，后来也曾几次要西路军东返河东。
1936年11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提出两个问题：甲、河西徐、陈所部现进到何处？情况如何？乙、依据敌我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14〕？11月15日，西路军政委员会电复军委：有绝大把握消灭二马，坚决完成任务，现不利于返回河东〔15〕。次日，朱德、张国焘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称“西路军已无再东返可能”；“只有占领永昌、凉州地区与新疆办好外交背靠那方”，“打通远方得到接济；并要求设法帮助策应他们”〔16〕。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才第一次同意他们西进，并于11月17日电示徐向前、陈昌浩“直接与远方通电”〔17〕。这里的“远方”，指远在苏联莫斯科的共产国际。
但是，周恩来只同意西路军在甘州以东地区建立根据地，并不同意西路军西进新疆，1936年11月18日，周恩来为指挥山城堡战役赶到陇东环县的洪德城。19日，林育英（张浩）、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就西路军的行动布署问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强调指出：西路军“须在甘州以东地区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唯远方路途也须调查清楚。”〔18〕
之后，由于徐向前、陈昌浩在11月21日给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提出“如永昌甘州间决战不利时，主力可以而且必须移甘、肃间再战”；又因西路军在山丹、永昌作战困难重重，损失较大，徐向前、陈昌浩于11月24日致电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转洛甫、毛泽东，表示：“难以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因此，会聚保安县（今志丹县）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在12月6日电示徐、陈，同意西路军“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 第二步夺取肃州”〔19〕。
此后，由于忙于解决西安事变，一直到1937年3 月中旬西路军完全失败，周恩来同西路军再没有任何直接的电报联系。
四、周恩来与西路军的营救
西路军失败前后，中共中央曾通过各种途径，对西路军进行过最大限度的营救。对此，我曾在论文《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营救述论》中作过较为详细的考察和论证。结果表明，中共中央“营救西路军余部及被俘和失散将士，共六千余人”〔20〕。这当然首先归功于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英明；同时，也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及援西军、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策划组织营救密不可分。中共中央领导人中，营救最力、功绩最大者当首属周恩来。其功绩主要表现在如下十个方面：
（一）通过与国民党谈判保护和营救西路军。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多次提出西路军问题，要求“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红军拟改编为四个军，徐向前是军长之一〔21〕。周恩来之所以明确强调徐向前为红军改编后的军长之一，就是要将西路军作为改编后的一部。这样做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解救西路军于危境，以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对此，国民党当局坚决不同意。于是，善于灵活处置又不失原则的周恩来，又于2月24日提出改编的最低方案：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为四个师，徐向前为师长之一〔22〕。这实际上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方案。因为红军的人数的基本实力无改变，而且仍然把徐向前和西路军包括在内。
整个2月份，周恩来同国民党方面的多次谈判中，都根据中央指示 ，把停止进攻西路军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3月4日，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达成协议，将包括西路军在内的红军改编为抗日武装；同时，请张冲、顾祝同从速解决停止马步芳、马步青进攻西路军问题〔23〕。3月8日，周恩来在代表国共谈判双方起草一月来谈判总结，送蒋介石最后决定时，执意将“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问题写了进去〔24〕。
由于周恩来多次在谈判中向国民党上层人施加压力，1937年3 月中旬以后，敌马步芳、马步青部对西路军的进攻，再无大的行动。这对保存西路军余部无疑是有利的。
（二）支持组织援西军。
当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等不能有效地阻止马步芳、马步青部对西路军的进攻时，周恩来在2月27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明确提出 ：“红军只有自己增援”西路军〔25〕！
由此，中共中央终于于当日决定：以红军第4军、第28军、第32 军和一个骑兵团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左权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对西路军进行援救。
这是中共中央特殊情况下，一种万不得已的选择。此时，西路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兵援救。但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这时也进入关键阶段，国共合作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但毛泽东又深知“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26〕。因此，中共中央对援救西路军的举措左右为难，起初总想尽力通过谈判解决，后因效果不明显，才组织援西军。
虽然，由于西路军在3月中旬失败， 援西军集结在镇原地区未再西进，但是，他们对接应和援救西路军流散和被俘将士，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徐向前、王树声、秦基伟、方强、李聚奎等几千名西路军将士，绝大多数都是在援西军的接应下回到延安的。其中某些策应和援救西路军被俘将士的重大行动，与周恩来的直接策划有关。
（三）派人到凉州活动马步青，解救被围和被俘西路军将士。
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失败后，余部两千余人分路游击。 为保存西路军余部，3月27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 张国焘联名致电周恩来并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为解救西路军危局与马步芳、马步青“讲和”，中央愿以10万到20万之巨款，请“二马”停止对西路军余部之进攻；要求“以最快速度办妥此事”〔27〕。周恩来立即通过著名人士杜斌承打听到回族地下党员吴鸿宾的地址，又通过吴鸿宾找到当过马步青老师的马德涵老先生，以自己的名义请他去凉州活动马步青，并亲自筹划安排马老先生的凉州之行。由于马德涵的劝说，加上马步青本身的处境和需要，关押在凉州地区的被俘西路军将士除少数女红军被分配给马步青的官兵当妻妾外，大都未遭杀害。后来还将少量被俘西路军将士送到兰州，或归还延安。
（四）巧计会见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借机让吴鸿宾去西宁及河西了解情况，为营救工作打基础。
1937年4月，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从天方（麦加）朝圣归来 ，途经西安。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为建立统战关系，以利于保护和营救押到青海的西路军被俘将士，巧计安排，在马德涵的住处亲自会见马麟和谭克敏等，真诚坦荡地谈论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希望他们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日做些好事，诸如保护和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等。马麟表示，团结抗日有好处〔28〕。
事后，吴鸿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请马麟为他开介绍信，以找工作为名，到西宁、河西去调查了解西路军被俘人员的情况。对此，谢觉哉在1937年8月2日的日记中作了记载〔29〕。
当时谢觉哉已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营救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将士是办事处三大任务之一。由于周恩来派吴鸿宾事先作了较详细的调查，谢觉哉与贺耀祖和马步芳、马步青交涉时有根有据。由于国共合作的大形势，加之中共的压力及周恩来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严谨细致的工作，马步芳、马步青不得不陆续放回了西路军被俘将士刘瑞龙、魏传统、魏素青、徐洪才、惠子明、李孔明、马良俊、石建武、李保安、徐明山、曾广澜、蔡萍踪、祁骏山、李传珠、寇惠民、高本一、何兰阶、陈风详等，以及凉州“童子营”的部分被俘小红军，营救回了流散在甘州地区的两百多名西路军被俘将士。
（五）派张文彬、刘秉林到兰州、西宁、凉州了解和看望西路军被俘将士；写信给国民党护送班禅专使赵守钰，请他帮助。
1937年5月周恩来派张文彬到兰州和西宁地区活动， 指示他想尽一切办法看望联络和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将士。张文彬到兰州后，找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贺耀祖谈了三次，与警察局长马志超、97师副师长及周师长见了一面〔30〕，终于争取到兰州东郊拱星墩“感化总队”看望西路军被俘将士的机会。“感化总队”关押着西路军被俘将士1300多人，其中士兵队1200多人，军官队130多人，并建有中共地下党支部。 张文彬代表党中央公开看望他们，秘密指示他们采取合法斗争，争取在党的营救下回延安。由于张文彬的指示，地下党支部改变了原来的暴动计划，决定用押送途中逃跑的办法回延安，获得成功〔31〕。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张文彬又和中共地下党员刘秉林一起到西宁活动。他们带着周恩来写给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的亲笔信，请赵做马步芳和马步青的工作，保护和营救西路军被俘将士。赵守钰早年与马步青、马步芳的父亲马麒和叔叔马麟相熟，曾有恩于在他手下当过旅长的马步青。第一次大革命中与周恩来相识。1937年，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的护送班禅专使，赵守钰住在西宁。马步芳、马步青对他十分尊重，皆以“赵老伯”相称。因此，周恩来才写信请他帮忙。
赵守钰帮助张文彬和刘秉林在西宁活动了十来天，张、刘秘密探望了“新剧团”的西路军女俘，秘密约见了装成伙夫化名苟秀英的原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指示他们采取合法斗争，注意斗争策略，及时制止了西路军女俘们准备在演出时炸死马步芳的冒险计划，避免了无谓的牺牲〔32〕。之后，张文彬、刘秉林又在赵守钰陪同下，到凉州做了马步青的工作。
（六）保护西路军左支队。
1937年4月上旬和中旬，周恩来从西安回到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当得知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即将走出祁连山，西进新疆时，便于4月13日和毛泽东一起， 致电仍在西安谈判的叶剑英：指示他向顾祝同交涉，西路军左支队到敦煌后马家军不得为难，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送陕北根据地〔33〕。4月15日上午，毛泽东、 周恩来再次致电叶剑英，“要顾祝同发令，二马不得追击”西路军左支队。叶剑英于当日21时电复党中央，报告说：“顾已电马家敦煌部队勿再攻击，被俘人员开赴兰州处置，如俘徐（向前）陈（昌浩）及干部不得残害。”〔34〕
（七）保护羁押凉州的西路军被俘将士，策划平凉逃返。
1937年4月4日，周恩来在延安“得知西路军约六千人在甘肃凉州被俘的消息后，致电顾祝同，要顾电令马步青将被俘人员全部送平凉转至红四方面军归队，不许加以残害。随即和毛泽东派张文彬赴凉州开展营救工作”〔35〕。
5月5日，周恩来在西安获悉，部分西路军被俘人员拟送河南，补充国民党中央军卫立煌部，已在押送西安的途中，便和叶剑英致电红军总部的彭德怀、任弼时等：速派人到平凉调查并设法接回〔36〕。彭德怀、任弼时通知驻镇原的援西军司令部派出侦察人员寻访。千余名西路军被俘将士终于在援西军侦察员的策应下，从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逃回援西军司令部。其中知名者有秦基伟、方强、卜盛光、徐太先、徐立清、刘玉亭、刘俊英、曾庆良、龚兴贵、黄子坤等〔37〕。由上可知，这次逃跑的成功，与周恩来的关注和策划有着直接的关系。
（八）看望徐向前，肯定和宣传徐向前。
西路军失败后，中共中央特别关心徐向前和陈昌浩的命运。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曾多次致电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如俘徐、陈，不得杀害！
1937年4月30日，徐向前化装潜返， 回到甘肃镇原县的援西军司令部。5月16日，他同任弼时一起到了陕西云阳的红军总部。 周恩来在西安闻讯后，特意于5月20日专程到云阳看望，让徐向前到西安治牙痛。 当时，国共双方组织了一个考察团，负责人是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周恩来特意安排徐向前作为考察团的28个成员之一，以示对他的肯定和重视。6月18日， 周恩来和徐向前一起飞往延安〔38〕。
（九）派人寻找营救陈昌浩。
根据徐向前的汇报，周恩来得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潜藏在张掖南山的一位湖北老乡家养病，设法找了进步民主人士高金城，请他到张掖营救。高是基督教徒，在张掖办福音堂医院多年，身份、地位和其他条件都很合适。周恩来对此很重视，特意于1937年6月28 日致电叶剑英：同意多用点款让高金城先生赴甘州找陈昌浩〔39〕。高金城等虽然没有找到陈昌浩，却营救出二百多名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将士，并为此牺牲。陈昌浩经汉口辗转回到延安后，周恩来因去苏联治臂伤，又于1939年8月底同陈昌浩及其子陈祖涛同机赴苏〔40〕。
（十）营救张琴秋、陶万荣、吴仲廉。
张琴秋是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陶万荣、吴仲廉也都是西路军营级以上女干部，被俘后先是被关押在西宁。国民党特务发现后于1937年8月14日押到南京反省院。当时周恩来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闻讯后 ，立即于8月19日和叶剑英、童小鹏等赶到南京反省院， 点名要出了张琴秋、陶万荣、吴仲廉〔41〕。
周恩来对西路军的评价，我们至今没有见过任何材料。虽然，这表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谨慎。然而，从他对西路军的主要领导者徐向前、陈昌浩的关心，特别是对徐向前的关心、肯定和重视，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西路军是同情和理解的。
注释：
〔1〕〔2〕〔6〕〔7〕〔8〕〔9〕〔11〕〔14〕〔21〕〔22〕〔23〕〔24〕〔25〕〔35〕〔36〕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281、272、297、308、309、311、317、318、321、322、325、326、327、328、239、349、351、353、355、356、354、360～361、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1990年6月第2次印刷。
〔3〕转引自陈铁健：《论西路军》，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第74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1版。
〔5〕〔33〕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478、668页。
〔10〕军委主席团的6名成员是：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 、张国焘、陈昌浩。参见《周恩来年谱》第322页。
〔12〕参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13〕〔15〕〔16〕〔17〕〔34〕〔39〕详见拙作《西路军大事记》，载《社会科学》（甘）1985年第5期。
〔18〕〔19〕〔29〕〔30〕〔32〕中共甘肃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下册，第244、246、250、259、260、270、269、48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
〔20〕见《社会科学》（甘），1986年第4期，第84—90页。
〔26〕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654页。
〔27〕详见拙作：《周恩来营救西路军》，载《新华文摘》1996年第7期。
〔28〕详见吴鸿宾：《回忆营救西路军二、三事》，载《悲壮的征程》上册。
〔31〕详见方强著：《命运之神》第144—1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方强当时是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
〔37〕详见方强著：《命运之神》，及黄良诚著：《忆长征》。
〔38〕据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及《周恩来年谱》。
〔40〕据《周恩来年谱》第448页； 参见刘亚洲的报告文学：《走出神农架》。
〔41〕详见《张琴秋》，载《悲壮的征程》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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