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个人发展的新生代务工人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务工人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240(2011)02-0018-06
一、新生代务工人员最基本特征：追求个人发展
新生代务工人员①，是“被关注者”，是沉默的“他者”，是被动的，是被建构者。为改变这一现状，笔者采用座谈、访谈、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再现新生代务工人员的客观、主观状态，让他们自己说话，自己表达②。以此，笔者发现新生代务工人员的最基本特征是追求个人发展，正是这一特征与现行的体制发生剧烈冲突。追求个人发展，这一新生代务工人员最基本特征，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得到实证：
1.文化程度相对较高
问卷统计显示，问卷调查对象中，新生代文化程度高于老一代。文化、受教育是个人发展的最基本条件。
2.政治状况
问卷统计显示，问卷调查对象中，新生代中一半多是共青团员，近1/3是一般群众，这一比例远远低于老一代的比例(68.50%)。在当代中国，参加执政党及其团组织，都是个人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3.追求个人发展方面
最注重追求个人的发展，而且注重在外面世界、在城市进行发展，为之努力奋斗。这一基本追求，可从以下八个方面得到体现：
(1)外出工作的原因中，外出长见识、学本领、闯世界的原因均高于老一代。
(2)最关心的事项是“个人的发展”。以下事项中您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发展”，比例最高，涉及个人的比例均高于老一代。
(3)在休闲时间主要进行“专业知识学习”的比例高于老一代。
(4)今后打算，“学习本领，干自己的事业”、“进修深造”、“经商”、“改行跳槽”等比例均高于老一代，“回家务农”的比例低于老一代。
(5)最不满意的事项中，“看不到自己的发展前景”的比例第二高，第一是“企业工资太低”。同时，与个人相关性强的事项比例高于老一代，与社会相关性强的比例低于老一代。比如，“看不到自己的发展前景”的比例(14.30%)高于老一代(10.60%)；“企业工资太低”的比例(44.40%)也高于老一代(41.70%)；企业管理不民主(3.40%)高于老一代(1.90%)；企业工作氛围不好(3.90%)高于老一代(1.40%)。而“城乡不平等”的比例(2.20%)低于老一代(3.70%)；“贫富差距太大”的比例(7.40%)低于老一代(14.40%)。
(6)社会关系中最接近的朋友是同学，比例最高，为27.30%；同时，与老一代相比，最接近的朋友中老乡、亲戚比例下降，工友比例也下降，同学比例上升。同学比例上升，说明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个人发展的关系网得到扩展，进入现代社会。
(7)父母负担较轻。
(8)对自己有自信心。如对社会上“80后、90后心理承受能力低”的说法，1/3的认为不对。
4.与工会关系较疏远
(1)入会状况：近一半不是工会会员，有13.60%不知道是否是工会会员，同时，工会会员比例低于老一代。
(2)遇到困难时找工会帮助解决的比例为最后第二位，甚至低于找“行政、老板”，而且远远低于老一代务工人员找工会的比例(12.30%)。
工会是劳动者的集体组织，特别是底层劳动者寻求帮助的集体组织。个人意志强的、独立自主性强的、个人奋斗意识强的人员一般是不愿意受到组织约束的，特别在中国现实中，参加工会对自己个人的发展并没有太多实质意义(参加执政党团组织，就有重大意义)，所以，工会并没有吸引力。
二、限制个人发展的社会隔离体制
改革开放，农民获得解放和自由。农民获得了劳动力所有权，基本获得了运用、流动、发挥、发展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有了发挥、发展自己的权利及由此而来的利益。农民冲破工农商的产业隔离、行业隔离、城乡隔离，进入现代工业生产、现代工业社会，进入工业劳动力市场，展开劳动力素质竞争。但是，限制农民工发展，制度性剥夺农民工个人发展权利的城乡二元体制仍然没有消除，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1.劳动力市场制度性隔离，二元劳动力市场
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是统一、自由竞争的市场。但现实中，由于信息、流动、法规等的限制，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总存在着隔离、分离，劳动力市场被切割为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和不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或称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正式劳动力市场和非正式劳动力市场。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市场经济中，主要是功能性的隔离，是市场运行本身导致的分离。而在现阶段的中国则主要是制度性隔离，是政府政策规则导致的隔离，是身份的隔离，户籍制度的隔离，是计划经济对农民歧视政策的延续，即通常所说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隔离。农民工进入了城镇，进入了发达地区的农村，进入了当地劳动力市场，但一般均未进入当地正式、规范的劳动力市场，而只是进入非正式、不规范、体制外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本地身份与外地身份的差别，本地工与外地工在权利、利益上的差别。由此，决定了外来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定位，决定了外来农民工的就业去向：集中于“最脏、最累、最苦、最险、最毒”，“收入最低、社会地位最低”的行业和岗位，集中于这些行业和岗位进行“激烈竞争”。
2.社会隔离，二元社会，都市中的乡村
外来务工人员，虽然在大城市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外来工与当地人在工作性质、劳动强度、社会圈子上的明显差别，“壁垒森严”，除了“冷冰冰”的商品来往、“交钱、收费”外，彼此几乎没有接触和交往，完全是两个割裂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很难融入当地的社区生活，他们工作辛苦、待遇低，内心存在不平衡感、被掠夺感，这使他们与城市社区的关系十分脆弱。他们的生活无人管，在城市中，他们往往被歧视，不被视为当地社区的一员，没有被纳入新的社会系统，既在户口、居住、饮食、子女上学等方面缺乏社会安排，个人无法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无法享受正常的权利，同时，也得不到政府有组织的教育、指导、帮助和监督，没有社会约束，也缺乏社会保护。有形与无形的“隔离墙”时时处处存在。当地政府政策、法规的实施对象、实施范围就明确地区分了当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区别，比如，住房、入学、福利、服务等都是本地人“独占”，或是本地人“优惠”。心理上，外来工与本地人，双方“生疏”、戒备、提防；双方都听不懂、不会说对方的言语；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文明、习惯、处事态度，不能有效地彼此沟通，交流感情。当地人对外来人有一种排外、蔑视的心理，同时也有一种惧怕心理。不同层次的城里人对外来人有着不同的心理，最底层的城市劳动者群体有与我“抢饭碗”心理，对打工者颇为不满；一般城里人总感觉外来者具有“犯罪倾向”，防偷、防盗，就是防外来者。外地人对当地人或敬而远之，或“愤愤不平”，颇有被剥夺感，具有抵触心理。
劳动力市场制度性隔离，二元劳动力市场；社会隔离，二元社会的集中体现：农民工成为社会最底层劳动者群体。进入城镇的农民工，进入外地农村的农民工是城镇和本地农村社会利益群体中最底层的劳动者群体。除了就业、劳动、社会地位、身份、待遇的受歧视，实际状况的最底层外，最极端地表现为他们往往是高刑事犯罪率的群体。刑事犯罪即意味着与社会的不和谐，是最底层人对社会不满的表现形式。正如一个打工者说的：“我们除了缴钱或违规、犯法会与一些部门发生联系外，其他一律不搭界”。
2010年，据调查，温州一农民工说，他们普遍感觉温州本地人对他们的歧视，眼神里就可以看出那种“鄙夷”。另一新生代农民工说，他没有一个温州朋友，只认识两个温州人——老板和老板娘。“我们难以融入到温州人及城市的圈子，我们也不想回到老家农村种地——从来就没下过地，也不会种，我们买不起房、只租得起最差的房子，因而只能寻求在城市边缘地带的圈子里游离。”而这些边缘地带其实就是“脏、乱、差”的地方。
农村外出打工者，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既已离开农村，又同土地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既已进了城，又不被城市及其城市人所认同；他们既已从农业中分离，加入工业工人的队伍，又仍保留着农民身份，他们是处于过渡之中的“边缘人”。
特别是新生代务工人员，他们不像其父母辈那样顺从体制，再回家做农民。“他们从离开家乡那天起，就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限制个人发展，剥夺个人发展权利、机会的体制与追求个人发展的新生代务工人员之间的冲突导致他们深陷绝境——这正是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杭州务工人员建立“草根之家”之类的外来务工人员自己“组织”的社会原因。
结语：追求个人发展的新生代务工人员与限制个人发展，剥夺个人发展权利、机会的体制间冲突的结果必然是体制的毁灭，必然是维护体制群体(这一体制既得利益群体及其代表者)的转型，只不过是自觉或不自觉，剧烈或平和的区别。
注释：
①为方便问卷调查，新生代，本文的界定是30岁以下。
②2010年8月至11月，课题组在全省范围内，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企业中，与新生代务工人员进行访谈、座谈；在30家企业发放1000份问卷，回收问卷842份，有效问卷834份。问卷进行SPSS统计分析处理。问卷调查对象的年龄结构分布为，18及18岁以下占1.2%、19-25岁占50.2%、26-29岁占21.8%、30岁及30岁以上的占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