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理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_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开放经济理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_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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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理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开放过程中推进的,因而它与开放经济理论的研究特别相关。尤其是由于在过去的近20年中,中国走过的是一条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的道路,是一条从相当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快速迈进的道路,是一条从否定西方经济学向吸收一切人类科学文化成果的道路,这一理论是在实践的应用需求十分迫切、政策选择目标十分明显的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它具有与西方开放经济理论不同的一些重要特点。

一、开放经济理论的形成与体制转型相伴随

开放经济理论形成在中国的历史背景,是中国选择了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也就是说,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的过程本身就是开放经济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这一点与西方经济学在纯粹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开放经济理论完全不同。

如果说西方开放经济贸易问题的基本理论是比较利益论的话,那么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基本理论是"互通有无论"。这一理论强调,对外贸易的性质是与贸易伙伴的商品互补。这一理论是与计划经济条件相对应的。因为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是形成总供给的短缺和结构的不平衡,因而对外贸易成为弥补计划带来的不平衡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计划经济基本上是封闭经济,因为它甚至连本国的经济计划都不可能完全管理。但是在中国的实践中对外贸易是并不完全被排斥的。

从计划经济走向开放型市场经济进程中的第一个理论困惑来自于以什么理论作为对外开放的依据。70年代末开始的对外开放很快发现原有的互通有无论无法适应开放的需要。80年代初在中国理论界的一场大辩论,是环绕着"比较利益论能否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理论依据"这一主题展开的,当时的困难来自思想解放运动能否在对外开放的理论上也有所突破。当时关键的难点是,以比较利益论为代表的自由贸易理论是马克思所彻底批判的;对自由贸易理论的否定到当时为止一直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理论中的主流。这一难点同时也决定了与当时这场争论几乎平行的一场讨论,即怎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上建立国际价值理论。当时的学说争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学派:第一种认为,坚持马克思已经建立的国际价值理论,它可以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理论依据;第二种认为,比较利益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致的,不少人尝试了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方法证明比较利益论中的劳动价值论基础;第三种是直接承认比较利益论的一般适用性。

值得庆幸的是,在国际价值论的探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比较利益论终于为中国理论界所普遍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一转折决定了开放经济理论在中国以后的发展。同时,尽管在开放实际推进的同时出现了国际交换是"等价还是不等价"的争论,但是,这场争论并没有成为以消极的结论而告终,更没有成为开放实践发展的障碍。

相对更现实的研究方法是,探讨对外贸易中的利益分配问题。这一研究旨在回答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与分工能否获得利益,或者与先进国家相比,这种利益是否较小些。这一主题的探讨是开放必须冲破旧观念束缚在理论上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比较利益、比较优势这两个相同的概念在中国目前的经济论著中普遍采用,它不仅远远超出了作为纯粹国际贸易理论的范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李嘉图的特定含义,即"比较的比较"的含义,成为绝对优势的同义词了。

二、理论框架偏重政策选择

开放经济理论的探索是为开放政策服务的,这是中国开放经济理论的显著的目标性与功利性。从对开放问题探索的许多重点环节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关于开放道路的探索为什么需要从特区的试验开始的证明;关于怎样更多地吸收外资的激励政策设计;关于怎样创造一个适合于吸引外资的国内经济环境的研究;关于怎样进行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以更有利于扩大出口;关于有利于外贸发展的外汇制度的安排,等等。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关于对外经济问题的研究都是从政策与开放条件下的改革的需要出发的。也就是说,关于政策问题的研究远远超出关于开放条件下经济运行特征的理论研究。

这一点与西方开放经济理论具有显著的差异。西方开放经济理论是一种与封闭经济理论相平行的实证分析构成了开放经济理论的主体。这种理论是以抽象的模型分析方法为特征的,其典型代表如IS-LM-BP模型。我们不能说中国在近20年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经济学理论没有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尤其是关于过渡经济学或改革理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走在世界经济学的最前列。中国的成功的改革为中国过渡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过渡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既是改革的总结,也是改革的依据。但是在开放经济的纯实证理论上,中国更多的是吸收国际经济学的已有成果,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改造与创新,提出了适合于中国的一些重要修正和补充。以此产生了以西方开放经济理论为基础,以中国开放政策选择为目标的中国开放经济学。

在经济学中,"规范"这一个词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就方法的标准性而言,规范的方法是指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一致的分析工具的使用;另一个是相对于实证而言,规范研究是在实证基础上的政策选择。经济政策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规范性对应物"。就后一种意义而言,在中国的开放经济理论中,规范性大于实证性,而在西方开放经济理论中实证性则大于规范性。

产生这一区别的原因在于,当中国需要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时,体制改革的政策选择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和紧迫性。西方经济学没有为中国提供现实的理论依据,更没有提供直接的政策选择。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经济是一个自发运行的体系。开放经济理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证明开放条件下的运行规律与效应,然后才可能在这基础上提出调节性的政策选择,而不是体制改革的选择。从对开放经济所要解决的一些主要问题来看也不相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放经济理论需要回答开放利益在社会的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问题,利益集团的平衡是政策选择的首要问题。然而在中国,经济增长是首要问题,因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改革的战略,也是开放的战略,然后才是第二步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此,寻求高增长而不是寻求利益集团的平衡成为政策选择的不同主题。这样就形成了中国需要探索最有利于整个经济增长的政策,在西方则先要分析开放的利益分配,政策选择即再分配,而其对外政策是相应和自然可以解决的。

在中国,开放进程中的政策选择所面对的主要障碍与西方国家不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开放政策的主要困难是开放中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问题,政策选择的这一难点决定了开放经济理论的一个要点是研究开放利益在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问题。在中国,由于利益集团尚未形成,或至少尚未在政策选择中产生影响,因而政策选择的主要难点在于来自旧体制的障碍。这些障碍也决定了开放经济理论的研究重点。例如,如何在每一阶段的旧体制框架内进行开放的政策选择,如何根据开放的整体战略需要确定地区优先顺序,如何设计有利于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显然,任何一种战略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地区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但是开放理论的研究却是比较超脱的。开放中优惠政策的出台包含着各级地方政府的"寻租"过程,但是,这种寻租行为导致的是对旧的封闭性体制的瓦解和新的开放型体制的形成。关于对计划经济走向开放型市场经济中寻租和这种特殊作用的认识为开放经济理论提供了独特的内容。

外贸体制的发展阶段是后进国家开放度发展阶段的一个侧面,巴格瓦提和克导格提出开放程度五个阶段的进程,即行政管制阶段、放权和管制复杂化阶段、货币贬值与汇率合理化阶段、价格机制作用阶段、贸易自由化阶段。中国没有完全依照这种过程进行外贸体制改革,而是走了外贸企业承包阶段、汇率双轨制阶段、汇率管理浮动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阶段,以及推行外贸代理制阶段等几个阶段。中国的实践为一个计划体制和政府高度控制外贸的体制向贸易自由化转变提供了理论贡献。

三、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征作为理论建设的前提

作为一个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开放政策和战略的制定从一开始起就基于这一现实,因而在开放经济理论的形成上也显著呈现出发展经济学的特征。后进国家发展中的储蓄与外汇两个缺口这一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中国开放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利用外资这一开放政策的重点之一,在理论上被作为对储蓄缺口的弥补,而发展出口这一战略重点则被作为外汇缺口的弥补。

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出发,中国利用外资的理论与西方跨国投资理论不同。利用外资的意义主要被看作弥补现代化建设的资金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帮助开拓世界市场等。而西方跨国投资理论与其说是国际资本流动理论,不如说是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理论。尽管在每一种跨国投资理论中,两种类型国家的要素是互补的,但是在各自的开放经济理论体系中,侧重点却不相同。在中国的开放经济理论中,利用外资的意义包括:有利于先进技术的引进,有利于国际市场的开拓,有利于扩大劳动力的就业,有利于经营管理的改善,等等。这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开放经济理论的特点。

在对外贸易理论上,开放以来的较早的一个时期,中国把比较优势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予以综合理解,普遍强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从对比较优势论的精确理解看,中国的贸易理论实际上是要素禀赋论,并且偏重于从自己的情况出发强调劳动力的要素寨赋。在这一开放理论指导下的开放结构是,前期的外来投资大部分流入劳动密集型产业,近50%的对外出口额依靠"三来一补",即对劳动力优势要素的利用。

梯度转移论在中国开放理论中被普遍承认。在80年代,中国主要把从新兴市场中吸收成熟的制造业的转移作为自己引进外资和发展出口的重点。事实上是把中国置于三级梯度结构中的第三位。例如,在亚太经济合作中,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可以继美、日发达国家及亚太新兴市场之后接受产业转移。这一理论是与当时中国的发展阶段相联系的。

走出口导向还是进口替代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开放经济理论探索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实践上看,80年代的高关税高汇率显示中国采用的是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1994年的汇率并轨即大幅度贬值和90年代的六次大幅度降低关税。发展的阶段性比较明显。但是从理论上看,出口导向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都没有在中国的开放理论上占过主导地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是与发展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同时推进的。而事实上出口的激励不是依靠非高估的汇率和开放的市场来实现的,而是依靠外资带来的市场来实现的,依靠双轨制汇率和依靠外汇留成等激励政策来实现的。因此,进口替代阶段的这种出口推动方式被一些学者作为出口导向战略看待,而在另一些学者中则认为中国可以同时实行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和成效的显现,中国的开放经济理论也在发生着进步。中国开始注意到单纯发展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的弊端,外资的利用也已经充分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产业升级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主题,也成为开放战略的重点。现代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是它可能直接在有消费需求的市场中进行生产,因而直接吸收高新技术产业的可能性对于一个收入水平已有了一定提高的巨大的新兴市场来说是重要的。近年来,中国的开放经济理论不再单纯强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开始注重对产业结构进步的作用。这一理论成果在实践上的表现是中国的外资政策开始转向产业结构进步和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更大优惠。

四、理论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适应

在中国,开放经济理论的发展也许与经济的发展一样快,以至于我们不能静止地说中国的开放经济理论究竞是什么。

从70年代末开始的对外开放政策也带来了世界经济理论建设的一个高潮,那就是一直到80年代中期仍然比较热的世界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探索,在这一时期中,相当一部分国内学者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建立一个世界经济学理论体系,它的基本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结论在世界经济分析中进行推广。这一努力与中国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这一历史背景是相联系的、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种为中国学者所普遍接受的世界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这方面的努力和这方面的成果确实体现了开放经济理论在这一阶段发展的特点。从80年代后期起,这一努力出现了两种趋势:一种是放弃继续努力,认为国际经济学事实上已经回答了我们所要研究的世界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另一种是跳出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从世界经济的现实出发以宏观的方法进行世界经济综合问题的研究。关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和集团化的研究成果及学科建设努力是这一方面的表现。

发展对外投资是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一个新的开放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首先基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即跨国经营在全球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也不断涌现。从开放理论上讲,中国把对外投资的可能性与比较优势论结合起来提出来的,即"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这是一个既反映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特点,又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意义的战略决策。对于一个资金总量依然基本上属于短缺、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甚至没有太多国际市场资源的国家来说,对外投资的依据究竟是什么,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不论从跨国投资的经典理论出发,还是从对外投资的发生依赖于人均收入水平的观点出发,中国似乎都没有对外投资的理由。但是,一旦运用比较优势思想来考虑,这一个否定的结论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过程,因此对加入这一组织可能对中国的利弊分析的全部研究,也为中国的开放经济理论提供了新的内容。撇开具体产业的受冲击程度与否的研究,对世贸组织的研究实际上为中国开放经济理论提供了一些新的内容。总的来说,这方面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一个体制改革未完全完成的后进国家在市场迅速开放后的后果的理论,即关于它促进改革和鼓励竞争的积极面和必须被动进行调整的消极面。

五、开放战略的阶段化推进是开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开放经济理论是在开放的实践中发展的,在对外开放的阶段性推进中也包含着开放经济理论的推进。当进行特区试验的时候,开放经济理论表现为"窗口"理论,即中国向世界学习、观察世界的窗口。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的开放经济理论还必须回答"特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一个现在看来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当整个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时候,开放经济理论表现为"条件"论,即沿海地区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与世界相对较小差距是可以开放的条件。对于更后进的内地来说,连本地市场都没有建立,更不可能面对外部市场。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主张是这一阶段的理论表现。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和经济技术水平可能实行"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与外向型经济理论基本同时发展的是"国际大循环"理论。这一理论从整个国家相对落后,沿海内地经济二元性的现实出发,提出利用外部条件实现沿海地区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的发展战略。当进入整个国家全面对外开放的时候,中国的开放经济理论是"机遇"理论,即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是中国可能以开放的形式来加速现代化进程的外部条件,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开放经济理论是对外部条件利用的理论。对于一个尚不具有全球经济观念而又有实现现代化的紧迫感的民族来说,机遇论既是唤起民众的动员令,也是基于时代和国情的正确判断。当中国具备了创造全面开放条件的时候,开放经济理论表现为"接轨"论,即认为全面的对外开放必须基于周围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与国际的兼容性。接轨的过程是一个全面建设开放型经济的过程。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开放政策"发展为"开放型经济"。开放政策是一个封闭经济或基本封闭的经济走向开放的道路,开放政策的持久广泛采用使一个封闭经济逐渐发生转型,最终变成为一个开放型经济。因此,接轨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全面建立开放型经济的理论。在这一阶段,人民币逐步走向可兑换的研究不但具有强烈的政策意义,而且为一个外汇管制国家的货币制度改革道路提供了理论思维。更重要的是,从1997年以来的发展看,中国的开放经济理论正在走向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这一阶段可以称为"安全"论。这是由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所带来的开放经济理论更成熟思考的成果。中国成功地避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蔓延,维持了国家经济与金融的稳定。然而中国积极地从东南亚的动荡中吸取了教训。这一教训就是,对于一个市场机制不发达,国内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不成熟的国家来说,开放可能带来的外部冲击是严峻的。国家经济安全的

概念似乎直接来自于国家安全的概念,但是它是冷战后的一个新的主题,尤其是新兴市场的主题。关于如何防范东南亚金融危机在中国的蔓延的各种政策与战略,构成了中国开放经济理论的新内容,这一理论是与后进的开放经济相适应的,其内容至少涉及:要以国内经济结构的进步支持出口结构的进步,保证国际收支的平衡;不能长期依靠外资的流入来弥补外贸的逆差;外资要利用,但结构要合理;国内金融体系的成熟是金融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在调整增长中要防止经济泡沫;汇率制度的选择与改革必须高度谨慎,汇率政策要稳定;货币走向完全可兑换的过程必须阶段性地推进,等等。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国家经济安全理论是中国对适合于后进国家的开放经济理论的新贡献。

在中国,也许较难确定一、两部关于开放经济理论的代表性的经典著作,甚至很难找到一、二个权威性的开放经济理论模型可以与西方开放经济理论相媲美。然而,无数关于开放战略的探索却汇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开放经济理论发展的洪流。我们有义务去总结这些理论成果,本文所提出的只是一个框架,甚至只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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