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西部开发的先驱者——龙游商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龙游论文,先驱者论文,中国历史上论文,西部开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量扩大，市场日益发展，在江南一带已形成网络化的市场体系。（注：有关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网络化的研究，请参见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商人应运而起，他们充分发挥地缘以联络乡情里谊的功能，以血缘为纽带，建立了集会、结社的场所和团体——会馆。以地名命名的会馆，借以联络乡情里谊，维护共同利益，逐渐形成了群体化的地方商人集团，此即商帮，其著者有徽商、晋商、江右商、洞庭商、粤闽海商、龙游商等十大商帮。他们在明清时期对推进商品经济发展曾起了很大作用。
龙游商帮崛起于明中叶，它与徽商、晋商角逐于商坛上，不露声色地在文物、珠宝、古董业中大献身手，独占鳌头。在造纸印书业中从事于文化传播，其贡献令人钦羡。还在海外贸易中插上一手，特别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它较早地意识到向中国西部“进军”，携亲带戚，长途跋涉来到了僻远的云贵高原、滇缅边界经商，从事土地垦拓。从以上所从事四个主要行业来看，他们不是等闲之辈，而是有眼光有抱负，肯吃苦、勇开拓的商人，是一批有文化教养的儒商。
进入近代，宁波海商崛起，取代了曾经煊赫一时的明清诸商帮，成为商坛劲旅，至今不衰。现代温州商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但是，在历史上浙江商人还是以龙游商帮最为活跃。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鲜为人知，然而他们的业绩、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经验，还是应该将它发掘出来，让世人知道，汲取其有意义有价值的因素而加以发扬。笔者在研究中国商业史和徽学时，将它作为商业史、商帮史的构成和作为比较研究的因子而进行若干研究。（注：参见陈学文《龙游商帮》，香港中华书局、台湾万象公司港台二地同时出版；《中国十大商帮》中《龙游商帮》一章；《称雄于明清时期的龙游商帮》，刊于台北《历史》第160期，转刊于美国《世界日报》2001年6月26日－7月1日。）现将侧重对龙游商帮的特性和对中国西部开发的贡献加以论述。
一
龙游地居浙江中部偏西南，俗称浙西，古为姑蔑地，是姑蔑文化的发祥地。入明清为衢州府五属县之一。县境至府城70里，至省城500里。东南多山，西北多平原，为金衢盆地的一部分。多丘陵，山占4／10，地占2／10，田占3／10，荡占1／10，是一个半山区县份。
龙游交通畅便，为古代粮道盐道，粮盐由此贩运而入内地，方志称：“通浙孔道，馈饷之所必经。”（注：民国《龙游县志》卷1。 ）阮元谓龙游素为“东南孔道”。（注：阮元《龙游县重建通驷桥碑帖》。）境内设有水陆驿，连接省、京等地，宋人蔡元定说：“入瀔江之滨，乃衢龙要冲之地，水驿当其南，马驿当其北，东连严睦，西引信闽。行人往来循绳络绎咸经于此。”（注：蔡元定《和渠虹桥记》。）龙游有“八省通衢”之称，高英说：“龙邑为入闽要道，八省通衢。”浙皖、浙闽、浙赣均由此通达，“金衢处徽之冲。”（注：高英《重修官驿前堤岸碑记》；涂杰《建龙游城记》。）据明清商书的记载，龙游有专程通往各地，如憺漪子《新刻士商要览》第16条“处州府由龙游至衢州陆路”，此外还有该书有5、7、8、11条都与龙游有关。 周文焕《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万宝全书》卷二北京到福建路程也必经龙游。中有一诗写到龙游瀔水：“停步湖头问去津，兰溪风物更宜人，驿夫知我南来客，移掉相近瀔水渡。”诗注：“停步驿市井颇盛，离溪五里是龙游县。”商濬《水陆路程》卷一“北京至南京、浙江、福建驿路”条，从京至闽，亦需经龙游的亭步驿，可见龙游在古代乃为四通八达之地也。
龙游多产山货，竹木茶菸油染料为其特产，粮食也大量输出外地。康熙《龙游县志》卷四：“木之品多梓多柏，南山多杉，它为桐梓松柏之类，处处有之。”竹更是遍处广植之，有“竹库”之称。竹是造纸上好材料，“用以制楮，出产甚宏。”（注：民国《龙游县志》卷6。）明代龙游的烧纸已遐迩闻名。“多烧纸，纸胜于别县”。（注：万历《龙游县志》卷4《物产》。）
南宋建都杭州，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官邸，需大量木材，又设书坊刻印书籍，需供应纸张。于是龙游的木材、纸张源源不断输入杭城，促进了龙游的木材、植竹与造纸行业的开发。
明清时龙游商人应运而起，这是因为龙游地处八省通衢，交通便利，商业信息灵通。又因田少人多，出产不丰。这二者的结合是龙游商帮形成发展的基因。明代文人学士地方官员都已看出了这点。明人徐复初：“邑当孔道，舟车所至，商货所通，纷总填溢。”王世贞说：“龙游地砦薄，无积聚，不能无贾游。”（注：徐复初《重建县治记》；王世贞《童子呜传》。）所以有人认为从商是谋生最好的出路，如说：“龙游地瘠硗，罕蓄聚，必贾游乃可资生。”（注：《桐冈童氏宗谱》卷1《存五七公传》。）
明中叶以来龙游商人已遍布全国各地，颇孕盛名。嘉靖《浙江通志》：“龙游志曰：俗悍，以果尚气而砖誇巧，瀔水以南务耕稼，以北尚行商。”龙游的人们已转变观念，改变了贱商的传统，习俗已“喜商贾”了。（注：明隆庆时知县涂杰《建龙游城记》。）入清，从商者益众，“率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注：乾隆《龙游县志》卷4《田赋》。）还须指出，虽名之为龙游商帮，是因为龙游人善商著名而冠之龙游商帮，实则是包含了以龙游人为主的衢州府诸县的商贾。如常山县，“闽楚之会，地狭民稠，习尚勤俭，业事医贾。”（注：嘉靖《衢州府志》卷1《风俗》。）江山县，“有释耒而逐负担”。该县“商贾辐辏”。（注：天启《衢州府志》卷1《风俗》；雍正《浙江通志》卷100《风俗》。）西安县，“谷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驰鹜奔走，竞习为商，商日益众。”（注：雍正《浙江通志》卷100《风俗》。 ）可见衢府五县皆有大批人从事商贾，融入于龙游商帮之列。
龙游商帮是以龙游商人为主体的衢商集团，它萌发于南宋，兴盛于明中叶，直至清中期仍活跃于各地，它是利用了龙游地理上优势和南宋以来江南经济发展的契机，凭借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勇于开拓的精神，走出了山沟，成为一代巨商群体。
二
龙游商帮诞生于商品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它的原生地本是江南文化的渊薮，造就了它受到较多文化的薰陶，使之具有儒商的素质，多从事于较高文化层次的印书业和珠宝业、古董业等，其性格与一般商人逈异，其特征有以下几点：
（一）儒雅
龙游本是姑蔑故国旧地，素有重文化的传统，诗书礼乐传家，耕读遵礼，弦歌不绝。就是出为贾也不忘读书，故首选造纸刻书籍为业。龙游新造之纸在明代已具名气。明著名刻书家余象斗文台，他刻印书籍尤注重用纸，他品评全国著名纸品有徽歙纸（青光白滑冰翼凝霜，绩溪龙须，西山观音纸），江西纸（观音莲七纸），铅山（奏本）纸等，而认为浙江衢纸尤胜，“连四纸，开化县有连三连四纸亦佳，只要白厚无粉者为妙。”“常山县有榜纸，并中夹纸奏本纸次于铅山。”（注：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卷6《师儒门》，万历二十七年刻本，日本蓬左文库藏。）龙游县溪口镇是庞大的造纸中心兼销售市场，纸商麇集。乾隆间闽商林琼茂来龙择地上塘设坊造纸，传至其孙林巨伦，已“积赀巨万”。（注：民国《龙游县志》卷3。 ）书商童珮，名噪一时，刻书贩书大江南北，其父彦清，“最称儒雅，不寝然诺。”（注：王世贞《弇州山人续集》卷72。）幼时从父贩书吴越间，“喜读书，手一帙，坐船间，日夜不辍，历岁久，流览既富，所为诗风格清越，不失古音。为他文亦工善，尤善考证书画金石彝敦之属。”（注：民国《龙游县志》卷18。）王世贞称其“藏书万卷，皆其手所自校者”，是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所刻之书质量上乘，深受学者欢迎，时之名流硕儒王世贞、王稚登、归有光引之座客，并为他作序作传。他本人有《童子鸣集》、《佩萸杂录》、《九华游记》、《南狱东岱诗》、与余湘合纂《龙游县志》等。刻印过《徐侍郎集》、《文房四谱》、《杨盈川集》等。他的学问深得名儒称赞，胡应麟见其书目曰：“所胪列经史子集，皆犁然会心，令人手舞足蹈。”（注：胡应麟《报童子呜书》。）引为“子期”好友，王世贞更称之为“千古是知音”。龙游童氏是书香门第，业书贾者众。如童富，“为书贾，往来闽粤吴中贸迁，……为人坦夷朴茂，乐善好施，……湖海之士，多啧啧称之。”（注：《桐冈童氏宗谱》卷3 《行传》上。）另一位书贾胡贸，承父兄书业，“往来贾书肆及士人家”，也是有名的书贾。明代大学问家唐顺之荆川谦曰：“非贸，则予事无与成”。与唐深交，胡死后唐曾赠棺以殓。（注：唐顺之《胡贸棺记》，见《文海》卷3。 ）龙游望族余氏也是世代营印书业，曾在江苏太仓州娄县开设书肆。“清初，龙游余氏开书肆于娄县，刊读本四书字画无伪，远近购买。”（注：民国《太仓州志》卷25《杂记》；《龙游高階余氏家谱》卷17亦载。）
（二）开拓，无远不届
龙游商人富有开拓精神，无远而不届，不怕艰难困苦，凡有利可图，就离家远走，志在四方。明代“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注：天启《衢州府志》第16。）“贾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邻。”（注：万历《龙游县志》卷25。）若韦塘朱世荣，宋代已“流寓常州致巨富，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后归里，复大置产，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郡。”（注：民国《龙游县志》卷24。）童巨川在嘉靖时前往宣府大同等地边庭作边界贸易，获大利。“一往返旬月，获利必倍，岁得数万金，自是兄弟更相往来垂二十余年，遂成大贾。”（注：《桐冈童氏宗谱》卷3《行传》上。）还有不少龙游商人远涉重洋，至海外经商，嘉靖倭患发生时，所逮通倭奸商中就有龙游商人。据王文禄说：“今寇渠魁不过某某数人，……其他胁从大约多闽广宁绍温台龙游之人。”（注：王文禄《策枢》卷4。）龙游商人这种远贾精神，舍弃了儿女情长的传统观念，也获得妻室的谅解和支持，龙游商贾妻室十分贤淑，安心操持家务，使外商者无后顾之忧。童盛川妻龚氏，“性不骄奢，躬行节俭，精修之食，洁素之衣，皆自手过，薄于自奉，……其内助之贤也，厥后子孝孙贤妇和女正，家风为一时之最。”（注：《桐冈童氏宗谱》卷3《行传》上。）
（三）经营灵活、适时
龙游商人经营珠宝古董文物，这不仅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识别真假，评估价格，更要紧的要物色买主与卖主，而买主多为王公贵族等社会上层阶层，他们必须要与买主有交往。在销售携带过程中要冒风险，善于躲过被偷被劫的关道，为此，龙游商人还得善于适应环境，灵活应对。据明人王士性说：“龙游商贾，其所贾多明珠、翠羽、宝石、猫睛类较（软）物。千金之货，只一身自赍京师，败絮、僧鞋、蒙茸、繿缕、假痈、巨疽、膏药内皆宝珠所藏，人无所知者。异哉，贾也。”（注：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 ）顾炎武《肇域志》亦有类似记载。这是一种善于伪装的巧妙手法。证之《桐冈童氏宗谱》，确有如王士性顾炎武所记的具体实例。如童洋，“应务接人之缜密和厚则又过焉。……其往大同宣府也，去则精金珠宝，来则盐引茶封，动有巨万之资。皆卷束于怀袖，舟车鞍马之上，萧然若贫旅，而无慢藏之诲，是以履险若夷，居积致富，俨若陶朱。性儒雅，所交游者皆士大夫（注：《桐冈童氏宗谱》卷3《行传》上。）。”童洋就是适时地做双程生意，灵活适应环境而致巨富。
（四）诚信、重德、宽容
龙游商帮受姑蔑文化的薰陶，重然诺守信用，待人诚信，注意商业道德，不为蝇头小利而失信于人。姜益大棉布店自胡筱渔接办以来，处处诚信，维护店号的信誉。一次，他向海宁布商订购了7500匹石门棉布，价值数万元，但在运输中遭劫，这本是卖方之事，而胡筱渔主动承担了损失，再次预支6万元订购石门布。他店里特雇了三名验银工， 凡经过该店流通的银元，经检验后加印店号，以示信用（注：方念裕《关于龙游姜益大的几点补正》（《联谊报》2002.9.7）认为此史料有出入，我的史料依据是《衢州文史资料》第四辑，第97－99页，1988年。具体史实当可再深入研讨，以求真谛。）。傅立宗纸号，注重纸质量，决不让次品流入市场，凡产品出店统一加印“西山傅立宗”印记，以信誉和质量赢得了市场。龙游商帮宽容大度，善于与人合作，故徽商、江右商、闽商、婺商、宁绍商多到龙游营商，龙游商人热情欢迎外商来龙，不因市场竞争而排外。如徽商程廷柱带着三个弟弟来浙经商，在龙游首创典当业。江右商周学锦，康熙间从抚州“来龙县经商，遂卜居八都凤基坤”。（注：民国《龙游县志》卷3《氏族》。 ）查龙游明清二代从皖赣闽粤苏等地迁入的氏族计31姓209族， 这些氏族大都很顺利地融汇入龙游商帮的行列中。龙游商帮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是力量、信誉、自信、包容的雅量表现。
上述龙游商帮的特有性格，展示了它具有较好的教养，显现出它的力量和自信，也正因为具备了如此特性，所以在明清二代能在商坛上称雄于一时，敢于与财大气粗的徽商晋商等竞争，并驾齐驱，共同推动着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
龙游商人初露头角于南宋，迨至明代已蔚为大观，万历时已是“遍地龙游”的局面，分布于全国各大市场上。隆万间任职知县的万廷谦就说“龙丘之民，往往湖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注：万廷谦《申明乡约保甲条规》。）晚明时龙游商人更是活跃，趋商者更众。天启时，“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而居家耕种者，仅当县之半。”（注：天启《衢州府志》卷16。）至康乾间，“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注：康熙《龙游县志》，余恂序；乾隆《龙游县志》卷4。）这当然是估计数，不能作准确的计量分析，但总的趋势是从嘉隆万间龙游商贾已遍布四方，至康雍乾间有增无减。
由于经商的成功，龙游商帮遂把财富返回家乡，并将外地的风尚也带回龙游，社会富庶，消费需求增长，人皆曰俗之侈靡已不可挽回。隆万时陆瓒就说：“习尚昔固号俭啬也，今则日事于侈靡。”涂杰亦云：“服饰多用纱绢，器皿多用金银，侈靡相高，已非一日。”（注：万历丙子《龙游县志》序；万历《龙游县志》卷5。）“邑中室庐往称朴素，万历中叶渐以雕琢相高。”（注：康熙《龙游县志》卷8《风俗》。）社会心理是羡慕奢华，愿向生活水平高的地方看齐，况相仿效。万历间已呈“俗侈靡，尤效慕三吴之豪”趋势。生活稳定了，才有可能向苏杭侈靡的风尚仿效。从这一侧面也折射出龙游商帮给龙游带来经济的富庶和社会生活的安定。风尚趋于侈靡是当时经济社会进步的表征。
龙游商帮与同时代其他商帮相比，它最大特色和优点乃是富于开拓精神，不畏艰险，勇敢地迈出家门，走出山区，投向广阔的天地，在闯荡市场中，逐渐地扬弃了“安土重迁”、“骨肉相附”的情结。它是明清时代最早走向西部开发的商坛劲旅。大批离开土地的农民加入商贾行列，也有大批舍儒从商之徒，他们“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蜀滇万里，视若比舍，俗有遍地龙游之谚。”（注：万历《龙游县志》卷5。）
明清时期经济最发达地区是长江三角洲（江南）和珠江三角洲一带，秦晋滇蜀西部地区相对来说较为后进，而龙游商帮不嫌西部经济不发达，生活艰苦，路途遥远，行程险阻，以豪迈气概视天涯海角若比邻，无远而不届，诚为天涯贾客。龙游商人李汝衡，携丝绸经商于蜀楚。李维桢记：“李十二汝衡者，越之龙游人也。自其父鹤汀贾江陵，迄今人与年盖两世矣。父子饶心计，趋时不失累。至汝衡而资益拓，所居积绮縠纻罽，穷四方之珍异，车免舟转毂以百数，所冠带衣履，遍楚之十五郡。而善与时低昂，人或就之贳贷无所靳。……”（注：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48《赠李汝衡序》。）童巨川偕其弟盛川于嘉靖间，在“宣府大同贸易边庭，……厥后子若侄嗣其业，资利益饶。”（注：《桐网童氏宗谱》卷3《行传》上。 ）童氏数代在宣大做边界贸易致巨富。最可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龙游商人群体挺进大西南滇省姚安等地区开发。在明清时代交通条件下，携妻带子千万里跋涉至西南决非易事，非得有数月始可抵达。驱动他们长途跋涉行动并非胸怀开发西部的公益心，而利益驱动倒是其原动力。因为在江南华南中原等地商业中竞争已不容易，施展才能的空间毕竟有限，他们获悉滇省尚有大发展的前景，所以才毅然前往，足见龙游商帮对商业信息还是灵通的。
明代成化元年就有大批龙游商人偕同江右商人（江西安福）在云南边陲姚安等府经商，姚安即今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同，自然还会有水土不服的困难，但是他们能克服种种困难，准备长期生存下去，求得发展。他们不是流民，而是有眼光有气魄的商贾，据官方史籍记载：
“成化元年（1465）十一月初七日礼部等衙门题为建言民情等事，该湖广布政司等衙门右参议等官人等郑序等建言：……姚安军民府阴阳学正木甘理言一件，禁约游食，初见云南远在万里，各边卫指府军民相参，山多田少，不通舟车，近年雨水不调，五谷少收，米粮湧贵，过活艰难。有浙江江西等布政司安福龙游等县客商人等不下三五万人在卫府坐（生）理，偏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娶妻生子，置买奴仆，游食无度，二三十年不回原籍。……行云南按察司着落各卫府查勘所属乡村屯堡城郭去处，但有江西等处客民，不问从引新旧，尽数拿解原籍当差，不许託故稽迟及窝藏隐蔽，连歇家人等一律治罪，庶使边食稍宽，奸弊斯革矣。前件云南按察司查究。”（注：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2，台湾文海出版社，1996年。王士性《广志绎》卷五：“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此亦为有力佐证也。）
这节史料充分反映了龙游商帮是数万人成群结队来到了黔滇边陲少数民族聚居地从事于屯垦事业，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带到西南，他们来到远离城市“乡村屯堡安歇。”干的是“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的事业。这一方面是高利贷收钱收谷，即放青苗的办法，利用手头的雄厚资金进行粮食买卖；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置买奴仆，游食无度”这一句话。可能是流动性的屯垦，即一地一地轮流开发垦拓，利用雇佣制吸收当地闲散的劳动力，以奴仆形式招募劳工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屯垦，这是很有意义的，值得深入研究。关键是“奴仆”系何种身份之人，估计不会是具有很强人身隶属关系的奴仆，应是身份上自由的雇佣劳动者。龙游商人出钱雇佣他们，从事于农业的垦荒、耕种等劳务。在龙游当地就有雇佣仆婢从事家务或商业上劳作的情形，据康熙《龙游县志》记：“士庶之家，不能广置婢仆，仆多佣工，婢则出市贸易，多白首不嫁以终其身。”（注：民国《龙游县志》卷2《地理考·风俗》引康熙《龙游县志》。）从“仆多佣工，婢则出市贸易”来看，并无身份上隶属关系。也许他们把这种雇佣关系的形式也带到云南边陲农业屯垦业中来。如果理解不错的话，当是龙游商人已具有先进的理营理念，将土地作为生息资本来经营，以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力，采取农业雇佣制来经营经济作物，把收成的农产品作为商品再投放市场，这无疑是一种新式的经营方式，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农业产业资本。这是一大变革，具有转型的意义，表示着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过去在研讨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萌芽时人们较普遍重视手工业，矿冶业的商品生产与雇佣制的萌发，也较多着眼于先进的区域如江南以及大中城市的生产方式变革，对农业、对偏远地区重视不足，今以龙游商人开发大西南的实例来看，不能不注意到他们的创造。龙游商帮等开发西南，对融洽民族关系，开发边疆地区的经济是很有意义的。在近世历史（明清）上是不了起的超前行动，表现了龙游商帮的前卫意识和对西部开发的贡献，可以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走向西部开发的先驱者。由于缺乏辅证史料，有待于再发掘新史料，现在也只能做如此的推论。
明中央政府及当地政府官员守旧求稳，怕人口流动影响边陲的社会治安和粮食供应丰足，千方百计下令强制回迁这些在边陲安家落户“二三十不回原籍”的商民，采用“拿解原籍当差”，这实是很不明智的短视行为。官方行文如此，到底各级政府执行如何？未见下文，估计龙游安福商民仍会“屯堡安歇”、“娶妻生子”而长期“生理”下去，今之滇省遗民，必有血脉繁衍的安福龙游商人后裔。（注：王士性《广志绎》卷4：“余备兵共安沧，视云南全省， 抚（文注：江西抚州）人居十之五六，初犹以为商贩，止城市也。既而察之，土府、土州，……无非抚人为之矣。）
结语
商品、市场、商业，信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之一，明清时代的龙游商帮已初步意识到它们的意义。他们利用自己禀赋的知识和才能，窥测市场，注重信息，挺身远出，跻身于收益大的珠宝业和海外贸易业，凭借自身的优势，利用知识经营印书业。他们意识到社会资源开发的价值，不辞万里，融洽民族关系，“进军”大西南，开发滇省姚安地区，采用雇佣制的方式经营边陲的屯垦业。这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一大创造，表明了明清时代龙游商帮具有无远不届、天涯贾客的大无畏精神，也展示了他们走在时代前头，具有先进的理念。他们对西部的开发，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它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发西部的先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