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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465(2002)06-0011-05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向全世界宣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同月30日，他在为会议起草的会议宣言中又再次重申新中国政府“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1](P7,11)毛泽东的讲话，是他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宣告的“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2](P349)这一思想的重申。之后，中国共产党便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在新形势下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宏伟事业。在这一进程中，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的文化观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发挥着导航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的文化观即是50-70年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观，也是党和政府的文化观。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因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在建国初期文化战线上的三次批判问题上、尤其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重大失误而颇受非议，但客观而论，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观中不乏许多真知灼见的光辉思想，在当时、在今天、在将来都将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拟就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观中四个重要思想作一分析，以就教于同行。
一、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服务的思想
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为一定的阶级所利用和服务的。而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他的社会主义文化观中仍然十分坚定和明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毛泽东始终强调政治是灵魂、是统帅，为政治服务是文化的首要目的和作用。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时期同样如此。在他的许多文章、讲话中，都时时体现着这种文化必须为政治服务的精神。1957年6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判定文化战线上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在这六条标准中，他特别强调“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并指出，虽然文化战线各个领域还需要有各自的一些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3](P789)这表明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观中，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不容置疑的。
2.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是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资产阶级政治就是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广大工农兵意志的集中体现，文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直接表现就是为工农兵服务。提倡文化必须为工农兵服务是毛泽东一贯的文化思想，是他为全党、全军制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文化领域的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2](P399)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这一基本思想未变，始终坚持文化应为广大工农兵服务，这种服务的现实体现就是应创作出贴近生活、贴近工农兵、通俗易懂的作品，能为广大工农兵所接受和喜爱。为此，他对那些不反映、讴歌现实生活和工农兵的作品，对那些深奥晦涩的作品大加批评，反之则极力推崇和赞扬。如1954年12月28日他在致李达的信中就称赞李达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并提出“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4](P487)在华罗庚写出实用性、普及性都很强的《统筹方法平话》一书后，毛泽东于1965年7月21日致函于他，称其“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4](P606)
3.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进展，党的工作重心也由农村转到城市，经济建设便成为党的工作中心和最大、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文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此，毛泽东在1949年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文化教育、通讯报纸、广播电台以及其他各项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3](P656)同年10月15日他在致周世钊先生的信中也指出“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4](P345)毛泽东的意思十分明显，指明了文化与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在社会中的地位，明确了文化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宗旨和职责。
毛泽东坚持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正是这一思想的贯彻执行，才使得新中国成立后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基本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的影响，确立起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体系和主流地位。为统一人民的思想和意志、为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仍然是他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延续，也有三层含义：
1.要尊重、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还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一再要求大家一定要尊重和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1938年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谈到学习时就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P287)对于外国文化，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也主张“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3](P514)新中国成立后，他既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新文化、新形式，但也不忘告诫大家要尊重和学习古代文化。1960年12月他在对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谈到中国文化时就指出：“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反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5](P1060)这种区别的目的就是要对中国古代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学习、运用。至于毛泽东本人，更是酷爱中国古代文化，熟悉中国古代文化。在他的文章、报告、谈话、诗词中，对古籍典故的旁证博引处处可见，且已达到“运用之妙，存乎于心”的境地。没有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熟悉、理解，是难以于此的。对于外国文化，毛泽东客观地分析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发展状况，得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要高，要承认这一点”的结论。[3](P751)他由此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3](P740)
2.要批判地学习和借鉴中国古代与外国文化。毛泽东提出要学习中国古代和外国文化，与他坚持的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观点并不矛盾。因为他主张的学习不是良莠不辨、全盘接受，而是哲学意义上的“扬弃”，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批判、有选择地学习和接受。如他所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6](P225)对于外国文化，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也指出要学习、接受外国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3](P740)毛泽东提出要批评地学习、接受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其目的也就是要使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3.要厚古不薄今、重外不轻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毛泽东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都古籍不离手、典故不离口。闲遐之余，他也常以吟颂古诗词为乐。但所有这一切，毛泽东都是仅仅作为一种个人的爱好而保留，作为一种社会的、大众的文化，他始终主张在尊重、学习古代文化的同时，更应重视和提倡现实的新文化。如毛泽东酷爱旧诗词，其创作的诗词也多运用旧体格式，但他从不愿在社会创作中、尤其在青年中提倡旧体诗，主张写新诗。1957年1月12日他在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信中，就《诗刊》将刊载他的诗词时提出：“这些东西，我历来不主张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4](P520)他还对诗歌的发展作出预测：“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4](P608)又如对汉字的繁体字，在毛泽东的文稿中繁体字虽然常见，但作为一项社会文化，他力主实行汉字简化的改革工作。他在1955年5月1日致蒋竹如的信中明确表示：“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4](P492)在其他如教育、文艺等方面，毛泽东也同样表现出了上述重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和地位，毛泽东在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作了最具代表性的表述。他认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因此他主张“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3](P745、746、747)毛泽东在此虽然谈的是音乐，但其所指却是整个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从上不难看出，毛泽东主张要尊重、学习、接受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实质是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之为新中国服务。他在号召学习古代和外国文化的同时，也始终坚持和强调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厚古不薄今；二是重外不轻中。这说明毛泽东文化观的基本点是要以现实为主、以中国民族性为主，是要创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思想
1949年9月23日，毛泽东为即将诞生的《人民文学》创刊号写下了“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题词，表达了对中国文学事业的殷切希望，也是对整个中国文化事业的希望。怎样才能让更多好的文化作品出世、怎样才能掀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呢？毛泽东在继1942年为延安评剧研究院成立的题词中提出“推陈出新”后，在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的题词中又增写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就中国历史研究的方针问题，他又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思想。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7]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专门论述了“双百方针”。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3](P783)毛泽东将“双百方针”确定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三层文化思想：
1.海纳百川，有容为大。毛泽东认为政治与文化学术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作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体现无产阶级的意志，这是文化的方向和路线问题，是唯一的、也是决不能置疑和动摇的。但作为文化领域中的学术问题，则应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不能以行政干预和政治划线，不能强求唯一。如他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所说：“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7]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也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3](P783、784)毛泽东提出文化领域要实行“双百方针”，他在实际中也身体力行。1956年，一位来华讲学的苏联学者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提出不同意见，有人提出应予制止和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反映此事，毛泽东即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提出反对意见：“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4](P510)1964年9月9日他写信给康生要其去北大图书馆借一些关于美国历史的书时也要求“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4](P597)1965年7月18日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认为其所著的《柳文指要》一书“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他亦指出：“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4](P602)体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包容精神。
2.不断发展、不断创新。毛泽东认为，社会在不断地发展，文化也应该不断发展、不断创新，反对文化上的单一、教条和保守。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指出：“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3](P751,752)1960年12月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他也表述了各国文化应有所创新、各有特点的观点：“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6](P226)毛泽东认为，为了促进文化艺术的发展和创新，必要时可以付出一定的牺牲。1965年7月18日，针对有人反对美术学院画裸体模特他致函中宣部长陆定一等中央领导人，“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6](P605)毛泽东不仅主张文化艺术应该不断发展、创新，就是被视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也认为应有所发展、有所创新。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先后在杭州、上海、广州等地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发表了多次谈话，其中曾强调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6](P109)历史证明，正是毛泽东这种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思想，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使得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得到了蓬勃地发展。
3.正确对待矛盾与是非。文化作为一定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映、作为上层建筑，是十分敏感的。在文化领域推行“双百方针”，鱼龙混杂再所难免，矛盾是非也必然产生。应如何对待和处理出现的矛盾与是非呢？这会不会危及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会不会危及无产阶级的政权呢？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回答了这些问题。他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是推动事物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共产党人不应害怕和回避矛盾，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在中国已经确立，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将是长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推行“双百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不怕批评不是不要批评，对于一切错误的思想，毛泽东都认为应该进行坚决地批判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3](787-788)对于文化这种特殊领域内的矛盾与是非，毛泽东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他主张“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3](P784)为了帮助人民群众正确地对待文化领域的矛盾和是非，正确地区分文化领域中的香花和毒草，毛泽东还提出了如前面所述的判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以便将政治错误与学术分歧严格地区分开来，更好地贯彻实施“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观中的重要思想，虽然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背离，但并不有损“双百方针”本身的正确和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用。
四、严谨、求实的思想
毛泽东历来主张在任何工作中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他的文化思想和行为中，更是体现出严谨、求实的作风。这种思想含义有二：
1.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毛泽东求实，他反对文化研究中的不懂装懂，如遇不懂之处，必坦然承认，绝不掩饰，更不装懂。复旦大学历史系周谷城教授要求毛泽东对争论的问题作一评判，他在回函中表示“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5](P544)对刘少奇根据唐代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作出古代官吏在外做官不带家眷的结论，他感到不妥，便查阅一些资料后在1958年2月10日致函刘少奇表示不同意见。由于无确凿证据说明正误，故他在信中也明确写道：“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5](760)其不凭主观臆测、而凭确证结论，不知或不确定者绝不轻下定论的求实精神由此可见。又如陈毅元帅曾致信并附其写的五言律诗给毛泽东，请为其改诗。作为诗词大家的毛泽东并未欣然提笔改诗，而是回信坦诚相告：“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为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他在信中认为自己对写律诗“还未入门”，“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他为此向陈毅推荐“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5](P607)其坦诚和谦虚令人敬仰。
2.没有研究没有发言权。严谨、求实必然重视调查研究，毛泽东正是历来如此。早在1930年，他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观点。[2](P48)之后，他不仅在学术研究中，在其他各个方面都始终强调一切结论应该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而不是之前，要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而他自己也言行必果、身体力行。如对前面提到的刘少奇关于古代官吏外出做官不带家眷的结论，毛泽东虽然无确凿的史料来证明刘少奇结论的错误，但他的置疑也不是主观臆测、空穴来风，而是认真查阅了有关贺知章的历史资料，特别是颇具权威性的《全唐诗话》、《唐书·文苑·贺知章传》等，作出一番研究后提出的。尽管如此，由于尚无不可辩驳的史料作证，毛泽东对自己的置疑也未武断定论，而认为自己可能有错，要刘少奇考一考，再作定论。诗刊主编臧克家请毛泽东谈诗，毛泽东回函表示“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4](P589)要臧等一段时间，待他有所研究后再谈，而不冒然应请。《红楼梦》是毛泽东十分熟悉和赞赏的一部古典小说，他多次要大家看看《红楼梦》，了解封建社会。但也强调“《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看五遍。”[5](P1036)他常在各种场合准确引用其中的情节、人物来说明问题，对书中许多精彩的段落和诗词，他都能随口背出即来源于他对《红楼梦》的熟读和研究。
上述四种文化思想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观的主体，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它们无疑是正确的。也无须讳言，在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实践中，确也出现过严重的失误，而对上述思想的极端和背离正是出现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已不属于本文的范围，将另文探讨）。尽管这样，我们也应客观、公正地来评价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实事求是地看待毛泽东及其文化思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贡献和出现的失误，这对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收稿日期：200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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