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启动缓慢的内因分析及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因论文,居民消费论文,缓慢论文,建议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居民消费启动缓慢的内因分析
居民消费启动难，这是当前不争的事实。但它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也许很难说哪一个是主要的，哪一个是次要的，具体到一个地区，可能原因又各不相同。但不管如何，我们觉得都应当从居民消费本身的一些规律入手进行分析，找出内在原因。
（一）居民消费中的生活安全与生活享受。
所谓生活安全，是指居民对未来生活稳定性的判断，即对预期收入和支出增加或减少的判断。如果预期收入下降，而支出上升，生活安全则是下降的，居民的不稳定感则增强。反之，生活安全就是上升的，居民的稳定感就增强。所谓生活享受，是指居民超出基本生活消费之外的消费。因为基本生活消费有着不同档次，所以生活享受同样也不会是一个标准。
中国固有的消费文化传统是一种量入而出的文化传统，中国的老百姓过日子历来讲的是安定、平和，生活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生活享受是第二位的。在生活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居民用于生活享受的消费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但如果居民的生活安全感下降，其收入支配必然会从生活享受消费向着保安全的方向转移，即期消费便处于抑制状况。这时候，居民的自保意识显著增强，货币形态收入除维持原有的消费水平外，剩余部分不再成为现实购买力，而是退出消费环节，进入储蓄、保险等领域，作为未来消费的准备金以防风险。这时社会中的个人消费就表现出一种疲软态势。只有当影响居民生活安全的各种因素得到改善，或者居民积累的准备金达到或基本达到居民自认为安全的程度，正常的消费增长渐进过程才能得以恢复。
（二）当前我国已进入生活安全波动期。
1、居民收入波动增大。一是居民的就业安全感下降， 就业不稳定性增大。体制内就业人员普遍面临着企业下岗分流，机关裁员减负的压力；在体制外就业的打工族则更加处于不稳定状况，他们随时可以因企业经营不好等种种原因被炒鱿鱼。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增幅减少，使居民对就业前景并不看好。二是现有就业人员的收入波动增大。体制内企业就业人员因效益不好开不出工资或不能足额开出工资，行政事业单位因财政包干收入任务完成不好而拖欠工资的现象比较普遍。体制外就业人员因资本，劳动同时参与分配，且资本参与分配所占比例大，因此，劳动比较工资普遍偏低。而且也常有拖欠、克扣职工工资的情况发生。因此居民对工资收入的前景并不看好。三是农业全面进入市场后，单个农户抗自然灾害、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很弱，对传统农业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改造的能力也很弱。因此，农民对收入的安全预期是下降的。
2、社会保障波动增大。计划经济时代，就业、 养老等问题在城市虽是由国家统筹考虑，在农村由集体统筹考虑，但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的过程中，并没有留下物质基础，新体制一开始就面临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加之新体制的统筹能力不够，主要强调的还是以地方自保单位自保为主，而这几年里地方也好，单位也好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因此使就业、养老这个全社会的问题在解决时五花八门，凡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效益不好或关停企业都解决得不好。养老、失业无靠，居民安全预期自然也是下降的。
3、社会福利波动增大。医疗、教育、 住房是社会福利的主要内容。这几年来，医疗费用大幅度提高；高等教育并轨后收费增加很多，普通教育收费也随之增加；住房商品化使居民用在住房上的钱猛增。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出生的独生子女已经开始进入社会就业，其父母将逐步退出社会劳动岗位，独生子女家庭双亲的养老问题将变得越来越突出，因此独生子女本身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也将逐步加大，但现在也没看出有什么解决的好办法。由于以上原因居民对预期消费也并不看好，生活安全预期也是下降的。
以上判断与当前宏观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情况是相吻合的。一是居民的储蓄意识增强，储蓄居高不下，甚至超常规增长，而消费处于自抑状态。据有关资料，1998年我国居民储蓄增幅对消费品市场零售增幅的比率达到2.5，居民储蓄对银行工资性支出的比率达到60%， 都是近年来最高的。特别是今年头三个月，居民储蓄增加额达到4446亿元，比去年同期多1551亿元，相当于去年全年新增额的58.4%，出现了超常规增长情况。二是民间投资下降。 1998 年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只有7180亿元，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比上年减少。减少的这部分投资有不少进入了储蓄。三是随着股市偏冷，今年以来有不少资金退出，进入了银行储蓄账户。以上情况说明居民手持货币退出当前消费领域和生产领域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这些货币有相当大一部分将成为居民未来消费的准备金。上述情况与我们前面所说的生活安全下降，导致生活享受下降；再导致个人储蓄增加的推论是相一致的。
居民生活安全波动期到来这一判断，为我们找到了居民消费不旺，以至后来动用各种办法仍启而不动的合理解释。尽管居民消费不旺也有投资不足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多种原因，并且还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它们只能是外因。只有生活安全下降才是消费不旺的真正内因。因而用增加投资、加快调整等解决生产力的办法，来解决生产关系中的问题就显得乏力了。
（三）生活安全波动期的出现是转型时期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
一般地说，居民生活安全波动总是与社会变革连在一起的。因此出现居民生活安全波动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它是社会前进的一种客观反映，既不可避免，又无法回避。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是我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一场触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在1978年至1993年这一段时期，并没触及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人们普遍关心的就业、工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基本上没有起步，因此人们的生活安全并没受到影响。在农村，由于土地承包普遍实行均田制，带有福利性质。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又是城乡共享。同时在短缺经济下，农产品基本上不存在市场风险。因此，农民也与城市居民一样，既在改革中得到了好处，又从传统的体制中保住了既得利益。因此，这些年来消费是呈直线上升的。据统计，1978 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1673亿元，到1992年达到11030亿元，14年间增加了6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增加了3倍。以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改革逐步进入攻坚阶段。特别是近几年来市场化进程显著加快，用工、工资、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改革全面深入，使得人们感受到的生活安全感下降，危机感上升，即期消费受到抑制。由此可见，生活安全下降是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必然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
改革有“破”和“立”两个方面。生活安全下降，一方面体现的是改革在“破”的方面所显示出的正面效应。因为破除人们对旧体制的依赖，克服平均主义，端掉大锅饭，使人们感受到危机和压力，从而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崭新的竞争意识，最大限度地激发潜能，这正是改革的目的。但是一方面它又暴露出改革在“立”的方面滞后而显示的负面效应。人们的生活安全感下降，对当前的社会稳定，尤其是对启动消费，发展经济是不利的。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改革。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改革只注重了“破”，忽视了“立”的结果，也只有靠推进改革才能解决。需要指出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往往处于被动状况。因为诸如利率、债券、税收这些调控手段都由中央控制，地主政府往往只关心本地产品的销售，并不关心居民潜在购买力释放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市场不分地界，是大家的，居民消费的增加与本地工业增长没有必然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在实际工作中才需要找到一个中央与地方共同关注，对启动消费起关键作用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提高居民生活安全期望。
二、政策建议
要启动消费，就要从内因入手解决人们的生活安全期望问题。因为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居民生活安全波动期的到来既然不可避免，我们就只有正视这个现实、加快改革，采取措施，缩短这一过程。
（一）加大对居民生活安全保障的投入。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中央和省一级财政向银行和社会举债的办法，筹集资金，建立居民生活安全保障基金。基金筹集数额的确定以国家历年来从企业获得的实际所得为参照，即企业历年上交的利润减去国家历年对企业的投入之间的差额。基金的使用坚持老人老制度、新人新制度和分级负担的原则，主要用于体制内人员的养老、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政策性补助，以加快建立完善这方面的保障机制。这样做主要考虑的是：
1、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付给职工的工资是不完全的工资。 职工所得到的货币工资不包括养老、医疗、住房以及家庭教育投入，仅仅是生活费。当时上述费用都由国家、企业统筹考虑。所以建立居民生活安全保障基金实际上是一种还债性质，是新体制替旧体制还债。
2、改革二十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保持高速度持续增长，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政支付了巨额成本。人们在改革中丧失的利益，在财政的各种相应支出中得到了补偿。改革的投入产出关系又告诉我们，改革支付的成本，其产出必然是加倍放大型的。但是在投入和产出之间有一个时间差，改革的投入更多的是追求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因而它的效果要完全显示出来，还须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将来受益的收入中，通过国家举债的方式筹集资金，放到现在的投入去，加快这个循环过程，这不仅合理，而且是一个良性循环。
3、国家举债建立居民生活安全基金，对调节当前消费， 扩大低收入家庭即期消费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潜力很大，但他们又是对未来的生活安全风险最敏感的人群。这就是说，中低收入家庭既是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又是当前消费滞后的主要制造者，通过国家举债的方式，将高收入家庭闲置的，对启动内需不那么起作用的资金，转移到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安全保障上来，增强他们的生活安全感，调动他们的现实购买力，这无疑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
（二）对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统筹。目前实行的基本上是以省、地区、单位自保为主的办法。这种办法碰到那些不发达地区、效益不好的单位，因为缺钱，就无法贯彻落实下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以行政手段进行省际间统筹。这种做法，发达地区和效益好的单位可能吃点亏，但吃点亏是合理的。因为发达地区某种程度上是靠占有不发达地区的市场和资源发展起来的，有的地方还靠吸收不发达地区的人才和资金才保持了自己的高速发展。现在这些地方富裕了。对不发达地区尽点义务是理所当然的。
（三）加大体制外养老、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力度。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体制外企业不断增加，在体制外企业就业的人员也不断增多。这样一大批人将来的养老、失业等问题的解决如果没有着落，全部靠自保自养、自生自灭，就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他们目前的消费潜能释放不出来，而且将来势必要加重国家在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负担，弄不好同样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必须要加大体制外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力度，强制性地予以推行，使非国有制企业与国有制企业承担同样的责任，处在同等的竞争位置上。
（四）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特别是要加大个人所得税征管力度。当前消费不畅，与分配差距拉得过大是有重要关联的。财产向少数人集中，消费欲望强烈的没钱，而有钱的消费已经饱和。由于资本参与分配，因此许多有资本的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而无资本的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则是成算术级数增长的，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如果不加大收入调剂力度，很可能是投资增加越多，最终收入分配的差距就越大。于是消费又进入新一轮的“消费欲望强烈的没钱，有钱的消费已经饱和”循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