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当代审视
秦慧源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9)
摘 要： 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来，总体上看，形成了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最初阐述的“原生形态”和随社会主义实践而推进的“发展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生形态相比，当下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形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在理论基点上，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和发展；在研究领域上，相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的经济、政治问题而言，文化研究日益增多；在研究方法上，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日益结合。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使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强化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能力；进一步调整研究方法，用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与困境；进一步更新话语表达，让历史唯物主义紧扣“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在当代构建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 理论形态； 当代建构
理论形态是一种理论在特定时期内区别于另一种理论及展现该理论特质的重要标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以原理阐发、文本发掘、历史梳理、现实拷问、普及宣传等形式引领并推动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道路所遭遇的现实问题的解答，也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在与中国哲学及西方哲学的反思对话中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推动。当下，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双重历史境遇中，我国社会发展实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也日益迫切。因此，审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回顾与反思我国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理论成果，既是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当下我国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建构的必然选择。
一、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演变
所谓“哲学形态”是指某一哲学理论或哲学思想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存在样态。由于人们的划分标准和解读范式的不同，中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各种哲学形态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哲学形态，它实现了“历史”维度和“唯物主义”维度的有机结合，并赋予自身实践的、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理论特质。基于实践观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发展特性，由此决定了其理论形态对社会现实的重大阐释力。正如马克思所言，“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2页。因此，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特性，才能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切中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
从总体上看，历史唯物主义自诞生以来形成了两种存在形态：“原生形态”和“发展形态”。*郝立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质和发展形态》，《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第28—35页。所谓“原生形态”是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阐述。如果用《资本论》中的核心范畴“生产方式”来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特征，那么“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便是这个时代的典型写照。在这一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阶级”“剥削”“压迫”成为时代的重要印记。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关注的重心是为对资本主义进行武器的批判而锻造批判的武器，为实现全人类解放寻求和提供理论支撑。其中马克思不但形成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经典阐述，还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做出了合理论证；恩格斯不但与马克思一道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做出了重大努力，还在晚年的通信中澄清各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和质疑，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
所谓“发展形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根据时代变迁对“原生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做出的新解读、新阐发。这一解读与阐发模式是与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密切相关的。总体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形态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东方的理论形态”和“西方的理论形态”两种基本的发展路径。就东方理论形态而言，它具有显著的国别特征，其一是围绕俄国革命与建设问题，形成了以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等人为代表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理论形态；其二是围绕中国的前途、命运及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实践问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不断发展的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就西方的理论形态而言，围绕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不但形成了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重释论”、以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重建论”，也形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女权马克思主义等学派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论”。可见，在历史唯物主义东西方理论形态的建构过程中，不但交织着对“何谓正统”的争论，还贯穿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重建”的构想。在这里我们无意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发展形态做出深入探讨，但是透过它们的理论纷争，不难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形态表征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与特定时代和民族的结合，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突出的民族特色。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来看，原生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当代阐释、生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的依据与基础；发展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旨向、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功能的结果与成果。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我们应将其放进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坐标中进行把握，既不能苛求其固守“原生形态”，那将陷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僵化理解，从而窒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命力；也不能盲目崇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与“重构”，这将抛弃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的把握，从而偏离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与宗旨。对于我们和历史唯物主义文本之间的关系，英国学者彼得·伯克的论述值得关注：“一场运动、一种哲学或是一种宗教的成功创始人传递的信息总是不那么简单。……有些追随者强调这一方面，而另一些追随者却强调其他方面，都是根据他们各自的利益，或者根据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页。彼得·伯克道出了我们和文本之间的真实关系，即我们不可能固守马克思的文本字字照办，只能根据现实需要，进行选择构建。事实上，任何哲学理论形态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历史唯物主义也不例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既要研究其原生形态，依据时代变化挖掘并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和重要结论；又要关注其发展形态，注重时代新发展和社会新变化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生形态所带来的挑战，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质和发展特性，从而在哲学形态的变化中透视时代问题。
二、 当下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基本特征
时代发展是理论创新的动力。伴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推进，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不断得以推进。邓小平曾指出：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马克思主义不是可以照搬的教条，我们应该随着社会实践发展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深入。正是在这一思想原则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形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形态，正如孙正聿教授所指出的：“当代中国哲学既发挥了推进社会解放的作用，又经历了自身的思想解放。”*孙正聿：《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第22—37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生形态相比较，这种新的发展形态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理论基点上，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和发展，并被作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前提
(4)Increasing fiexibility versus changes in each subsystem.
由此，在理论发展和现实要求的双重推动下，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文化问题得以被阐释和建构。*相关论文主要有：刘方喜：《“意识形态阶层”论:马克思文化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拓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4期；唐正东：《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消费观的生成路径及理论特质》，《哲学研究》2014年第5期；黄力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与马克思的文化思想及其延伸》，《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刘怀玉：《历史唯物主义为何与如何面对空间化问题?》，《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邹广文：《马克思文化哲学思想的展开逻辑》，《求是学刊》2010年第1期；王雨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何以可能？——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哲学研究》2010年第12期；陈先达：《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何萍：《马克思的文化哲学及其传统》，《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在这一阐释和建构过程中，消费文化、审美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公平正义等相关论题都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野，并获得了充分的理论阐发。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文化研究的不断推进一方面促进学界对“文化热”现象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冷思考”，为文化问题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文化问题走出“经济决定论”的窠臼，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深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
第一，从研究内容看，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使历史唯物主义不断强化面向中国问题的研究能力。进一步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既是当下我国现实社会实践的实际要求，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诉求。就我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实践而言，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诸多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问题、教育公平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个体生存焦虑与物化处境等日益凸显，这对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重大冲击，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问题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进行深入的反思，才能实现理论与现实的有效结合。
(二)在研究领域上，相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的经济、政治问题而言，文化研究日益增多
长期以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我们对其中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居多，而对文化问题关注不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从理论上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马克思既没有大量使用文化这一概念，也没有对文化做出清晰而明确的界定；马克思在使用文化概念时，既有在文明的意义上的使用，也有在知识水平与教育程度的意义上的使用，还有在比知识水平与教育程度更为宽泛的非物质的精神文化的意义上的使用。因此，马克思对“文化”的多维使用给学界的文化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从现实来看，任何形态的理论都是人们在一定历史阶段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及其方式的思想表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实践要求我们正视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政治问题，因而文化问题的研究相对于经济、政治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当下，与马克思、恩格斯得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的时代相比，无论是世界环境还是中国现实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类文化危机的不断蔓延和文化困境的日益凸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的发展都促使人们从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政治的研究转向对文化问题的关注。
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盛行客观上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文化问题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潮大量传入，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在国内的展开，推动着学界逐渐开始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文化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问题的研究是根据20世纪的社会历史变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省思，他们的着眼点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分析，而是致力于对当今社会的文化批判，力图从文化领域中找到战胜资本主义的突破点，从而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虽然他们的批判思想与马克思思想有着内在渊源，但是在理论主题和研究方法上仍与马克思有着重大区别，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解释力。因此，解蔽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重构其当代意义是当代中国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新形势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历史唯物主义加强对文化问题的研究。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双重境遇下，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着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断裂与融合，这从根本上触动和改变着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结构，也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但从根本上看，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历史唯物主义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因此，在当前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本研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加强历史唯物主义文化问题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
1.4.2 对照组 术中不使用纳米碳标记，余手术方法同试验组。将甲状腺肿瘤切除送快速冰冻病理检查，证实为甲状腺癌后行甲状腺全切及患侧颈Ⅵ区淋巴结清扫。
基于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带来的挑战，在“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经过马克思”等呼声中，一批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出新的阐发。无论是俞吾金、张一兵等人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分，还是孙正聿对作为解释对象和作为解释原则的“历史”概念的澄清，抑或是杨耕对从“自然唯物主义”到“人本唯物主义”再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发展谱系的勾勒都彰显出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的确认，都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物质本体论的扬弃。告别抽象的物质本体论思维方式，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指代马克思哲学，其实质在于对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观点的凸显。由于实践思维方式的引入，唯物主义中的“物”不再是抽象的、思辨意义上的“自在之物”，而是被实践中介的、对象化意义上的“为我之物”；社会历史也不再是抽象的、等待人认识的先验存在，而是人类实践中的不断生成的“能在”。总之，在实践思维方式的理解框架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实践性”和“辩证性”等基本特征也被深刻地揭示出来，并被融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理解之中。与此相关的是，实践概念也不再只是一个认识论范畴，而是被确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需要指出的是，主张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的，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派。该派内部又有分歧，有的学者主张“实践本体论”，而多数学者则不赞同。实践概念地位的确认，将能动的、主体的人推进历史的舞台，从而扬弃了传统辩证唯物主义“见物不见人”的理论特征；扬弃了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的费尔巴哈式的孤立的认知，即“撇开人类社会去研究自然”或“撇开自然去研究人类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135页。，开启了从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视角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
(三)在研究方法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把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凸出日常生活领域的分析与研究
很长一段时间，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我们较多地集中在“基本矛盾”“一般规律”“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等问题的阐释上，而对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问题的研究不太重视。这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中内含的价值论立场难以凸显，也导致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难以凸显问题意识和时代精神。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和对社会领域分析具体化的要求日益强烈，微观分析方法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作用逐渐突出。当然，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的微观分析方法，不是为了否定宏观描述方法，而是致力于将二者有机结合，从而真正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和精髓。具体来说，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条件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把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凸出日常生活领域的分析与研究，有以下两方面的必然性根据：
一方面，当代人的肉体与精神困境是历史唯物主义转向日常生活领域的现实要求。在当今社会全球化和市场化不断推进、科技化和信息化日新月异的情势下，人类社会生活正发生着总体性变迁。个人生存境遇的不断变化，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激荡，使得人们价值观念、道德意识不断崩解与整合，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日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不可理解性。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的这种生存困境日益凸显，成为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回避的问题。而历史唯物主义要研究这些问题，就必须运用微观分析方法，揭示人的具体的生存状况并探究实现人的幸福、解放的具体途径。可见，历史境遇和社会情势的变迁为历史唯物主义深入日常生活提出了要求和契机。
在现实要求和自身理论指向的双重驱动下，近年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不断关注我国社会现实，突出微观方法，从而使日常生活领域的问题获得理论支撑。*相关论文主要有：庞立生：《历史唯物主义与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处境》，《哲学研究》2012年第2期；衣俊卿：《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社会历史现实》，《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王晓升：《权力关系视域中的社会图景——历史唯物主义的微观解释模型初探》，《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王福民：《论唯物史观的日常生活转向》，《学术研究》2011年第5期；赵福生：《论马克思的微观哲学视域》，《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刘福森：《从本体论到生存论——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实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3期；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通达社会现实》，《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衣俊卿：《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研究向度的开启不但使我国社会转型中所遭遇的问题与困境得以合理阐释，从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也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身的研究深入，从而生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价值。
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指向要求其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关注。从价值层面来看，历史唯物主义以实现人的幸福生活和自由、解放、发展为目的。实践证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不能停留在宏观的口号呼唤上，只有深入人们微观的日常生活实践，这种解放活动才具有真正的价值。如果历史唯物主义只关注宏观领域的“革命”，而对日常生活等微观领域视而不见，那么它就会因脱离现实而走向反面。因此，当下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要持续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的物质困境与遭遇；关注社会变迁中人的精神困惑与迷茫。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社会发展中的微观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从根本上探究现阶段人的自由解放的具体境遇和微观遭遇，从而为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提供理论基础。
儿童的慢性疾病对父母与患病子女的关系也产生重大威胁。一项较早期的研究显示，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与母亲之间的安全依恋显著少于健康儿童与母亲的安全依恋[20]。最近的一些研究进一步证实，患有慢性病的儿童和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比健康的同龄人与父母的关系更糟糕[21]。在有慢性病患儿的家庭中，特别是有癫痫、听力障碍及哮喘儿童的家庭中，父母对儿童表现出较少温暖情绪的反应，较多的要求、控制以及过度保护[22]。父母和患儿之间表现出更少的热情和结构化的沟通，更多的敌意沟通或是放弃沟通[23]。
大合同签订后，新货源到港尚需时日，国内钾肥供给略偏紧，但受高报价影响，供销商采购谨慎，市场整体需求一般，国内氯化钾价格暂稳。复合肥企业处于检修季，开工率将维持低位，工业需求一般；东南亚地区的招标待启动，巴西及欧洲的钾肥供给仍偏紧，且随着中国、印度合同兑现，国际钾肥供给将偏紧，价格上涨态势仍存。综上预计，短期内国内氯化钾价格或守稳为主，重点关注国内钾肥市场需求情况及港口钾到货量。
总之，以上三个特征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在当代中国的显著特征，但是并不是全部特征。可以看出，当下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形态已经实现了对原生形态的超越，更能体现时代特点和我国实际。毋庸置疑，这种理论超越一方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所带来的理论创新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国学者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不断勾连、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果。这一新的理论形态的不断建构与发展不但为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也进一步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生命力，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思想动力。
三、 推动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的建构
就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形态而言，无论是其在西方世界的“重构”与“重建”，抑或是在中国的建构与变迁，都表达出历史唯物主义强烈的时代特征。“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今中国要获得新的发展，进一步为中国问题把脉，发挥在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重要作用，就需要推动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的建构。具体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形态不是纯粹的主观臆想，而是对社会发展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的必然结果，这不仅体现为研究内容的问题导向，也体现为研究方法和表达方式的与时俱进。
当下，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观点得到进一步强调和发展，并被公认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和前提。*相关论文主要有：陈立新：《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3期；杨耕：《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内涵——基于概念史的考察与审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张秀华：《现代实践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研究》2015年第3期；鲁克俭：《超越传统主客二分——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一种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唐正东：《有原则的实践: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应有之义及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3期；徐长福：《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张力及其在西方语境中的开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2期；俞吾金：《论实践维度的优先性——马克思实践哲学新探》，《现代哲学》2011年第6期。这是我国哲学界几十年来对苏联教科书体系批判反思的重要成果，它对于我们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澄清社会发展中的理论困境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一方面，它将我们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启了“回到马克思”、重新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及文本的新视角。这不仅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论域，而且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实践思维方式的凸显和实践观点的再阐发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理论及现实问题的阐释提供了新的路径和视野，从而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在内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自此我国的会计相关制度都在不断修改。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从传入中国以来，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独特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然而，这个过程也充满曲折和艰辛。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是从其理论本质出发，而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盲目照搬苏联教科书。这一理论立场的直接后果便是从“物质本体论”出发，要么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历史领域的“推广”和“应用”，要么把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为辩证唯物主义与“推广论”之和，因而在总体上未能展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特质和本真精神。与此相关，在对实践观点的解读中，仅仅把实践作为一个认识论概念来解读，即认识是从实践中产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不可否认，这些观点是我国革命先驱和学术前辈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理论创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物质本体论”的框架下阐释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能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质，尤其是不能解释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
就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发展逻辑而言，问题意识已得到学界的认同，然而如何将问题意识融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如何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则是问题的关键。对此，一方面，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要直面问题，正确地提出问题。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正确地提出问题是强化问题导向的第一步；另一方面，针对重大社会问题，发挥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功能，为现实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理论基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特质，学界也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分析，而目前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合理、深入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功能，对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理性而中肯的批判、分析、反思，从而促进问题的解决，彰显历史唯物主义深刻的穿透力和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从研究方法看，进一步调整研究方法，用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与困境。研究方法是推动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建构的方法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是面向文本还是面向现实，研究效果大相径庭。毋庸置疑，文本研究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是推动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建构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与创造性蕴含于其文本之中，离开了对经典文本的阐释与解读，也就远离了阐释现实问题的理论依据。在此意义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挖掘、深入准确地阐释经典文本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
但值得澄明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研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尽相同，甚至所关注的重点议题会有重大差别。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形态的理论特质所在。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其理论形态及理论关注点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研究不能为了文本而文本，而要关照社会现实，关注社会发展中的人的现实境遇与日常遭遇。综览波澜壮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作为其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每一次创新与发展都不是从文本中解读出来的，相反是在对迫切的重大现实问题的解答中生发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第11页，第525页。，“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这都表明，理论探讨要切中社会现实，切中时代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也不例外。基于此，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的构建必然要进一步切中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与困境。
一般说来,案例教学指阅读教学案例、分析教学案例及思考教学案例组织课堂讨论及问题辩论以达到增强问题处理能力及思维推理能力目标的教学过程,能帮助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及专业理论,大大提高学生问题解决能力及问题分析能力。受预防医学专业课程实践性较强的影响,其教材编写、教学方法及课程体系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步伐不相适应,尚未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3]。同时,从现阶段我国预防医学专业课程教学水平来看,仍存在着较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临床实践与理论知识严重脱节等,直接影响教学效果。为了主动迎合教学体制改革提高教学效率培养更多复合型预防医学人才,必须引进科学的教学模式。
第三，从表达方式看，进一步更新话语表达，让历史唯物主义紧扣“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话语表达已成为一个迫切议题。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显然，话语是表达思想的主要途径，话语的内容和表达形式都对理论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而言，一方面，话语表达的内容要紧扣“中国问题”。我国社会自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奇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要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在哲学上进行理论阐释和深入的解析。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对中国经验进行表达，不但可以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还可以促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的发展，从而增强大众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另一方面，话语表达的形式要通俗明白，要讲好“中国故事”。语言的形式即话语表达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不应成为书斋里的饭后谈资，而应成为大众的思想基础。因此，历史唯物主义新形态的构建要注重大众化、通俗化，要注重表达中的情感交流，要针对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解决理论困惑，阐明思想盲区，从而增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真正做到“化大众”。
1956年1月1日，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生于巴黎，其家族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她的父亲是大学英语老师，母亲从事教育和出版业，她是长女，有三个弟弟。受益于良好的家庭氛围，她的教育程度很高，且知识面相当开阔。她能熟练使用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思维方式自幼也非常“美国化”，而不是讲究言辞技巧的法国式婉转。
A Contemporary Review on Theoretical For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QIN Hui-yuan
(School of Marx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irth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enerally speaking, the “original form” which is originally articulated by Marx and Engels and the “development patterns” which is promoted following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have been formed. 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for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new for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present China has the following basic characteristics: On a theoretical basis, the practical thinking mode and practice viewpoint have been further emphasized and developed; In the field of research, cultural studies have increasingly been prominent; In the research method, macro-description and micro-analysi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combined. Further highlighting the problem-orientation, so that the research capacit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n be strengthened for Chinese problems; Further adjust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so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n solve the problems and dilemma in our daily life; Further updating the expression of discourse, so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n focus on “Chinese Road” and tell candid “Chinese Stories” are effective ways to construct new form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t present.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oretical form;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2017-08-03 投稿网址http://shjx.cbpt.cnki.net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6CKS004)
作者简介：秦慧源，哲学博士，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DOI：10.13806/j.cnki.issn 1008-7095.2018.02.009
(责任编辑 刘晓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