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形势和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阶段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形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80 （2000）08—0004—05
（一）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整整50年，这50年，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了痛苦而富有创新的探索，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这就是在总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选择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刚刚发展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以革命胜利的喜悦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化追求，以为无论是什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都应当实行完全公有化，甚至是全面国有化，社会主义和私有经济、市场经济不相容，以为社会主义的确不能有市场，不能有商品、货币关系，不能有商品生产，以为社会主义只能选择完全公有化加全面计划化。在这样的理念引导下，我们走过了一段“一大二公”加“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花了30年左右的时间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尽管这30年为社会公平的实现作出了巨大贡献，全体国民第一次共同享受到平等的生存权，同时建立了初步的国民工业体系发展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技术，但是，实践证明，这种完全公有化加全面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付出痛苦的代价。1985 年，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30年的痛苦代价时指出：“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以十分务实、求新的精神，领导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对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创新，因为它改变了“社会主义只能和完全公有化、国有化、计划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理念；对于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创新，因为它突破了“市场经济只能和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制度传统。2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创新是非常有效的、成功的，它使中国人民真正走上了加速发展、不断富裕的道路。这20年，国民经济增长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速度，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6%左右高出50%，解决了多年来想解决而一直解决不了的十多亿人口的衣食问题，告别了全面短缺，进入到了以前只有西方人才能看到的买方市场时代，人民生活在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转变后，正在向富裕过渡。我们面前的形势越来越清楚地显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一条走向小康的路，又是一条走向富裕的路，是一条真正能强国富民的路。
（二）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我们在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农村，原来的“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体制已经改变，土地经济实行50年不变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大宗的粮食购销主要由政府决定，但是，粮食的生产方式、交足公粮后部分的交换、分配和消费方式，非粮产业的生产和流通等，农民基本上可以自由地选择，农业经济完成了向初级形态的市场经济的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实现农业第二次创新（包括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加快实现农村经济组织企业化、农业生产经营市场化和农副产品流通一体化，使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完全转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
除了“三农”（农民、农业、农村）经济改革成就明显外，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整体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首先是企业方面，尽管国企改制和大部分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生产领域的工作还刚刚开始，但是，我们在经过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和改制上市的试验后，已经为全面完成这一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由于实施不断放松的外资政策，外商在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方面不断发展，外企规模迅速扩大；以江、浙、粤为代表的东南沿海的民间私人资本快速成长，原来大量的乡镇企业发展成为了现代企业，有的甚至成为了外贸贡献度和科技含量都很高的跨国公司。
市场方面，尽管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部分行业垄断和地方封割还在严重制约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制约着“重复建设问题”的彻底解决，某些方面（如利率、汇率、外贸、金融、教育、人事等）的政府管制程度还过高，参与范围还过宽，一些服务市场不仅对外开放不够，而且对内开放也显不足，但是，产品和部分要素市场基本形成，市场体系有了一个初步的轮廓，市场供求规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愈益明显。
价格方面，尽管粮食定价的政府直接参与程度还很高，教育、城市公用事业等公共品的定价以及利率、汇率的决定仍由政府部门决定，但是，工业制造品和其他竞争程度较高的物品和服务定价基本上转到市场决定的轨道上来了。
宏观方面，尽管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上来，政府机构设置还带有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痕迹，有的方面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需要，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仍很普通，政企、政市（场）不分格局未从根本上改变，但是，自1998年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及近几年宏观调整控强化利率、税率、国债等经济手段的调节作用，都表明政府的经济职能已经开始转换。
因此，无论是从“三农”、企业制度方面看，还是从市场、价格和政府调节机制方面看，我们基本完成了党中央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部署。
“初步建立”意味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经过若干阶段，前20年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从21世纪初的“十五计划”开始，将进入新的阶段。那么，新阶段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什么呢？核心是制度创新，是按照现代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要求，对各类经济机制进行深层次创新，特别是在制度建设的一些关键环节，比如在全社会的所有制结构体制调整方面，在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方面，应当有实质性突破。
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模式，这个模式不是封闭性的，而是开放性的，有很大的创新空间。其一，新模式下的公有制内涵扩大，实现形式多样化，公有资本不仅可以采取国有独资、集体资本形式，而且还可以采取国有控股、参股和集团或机构持股形式，因此，新阶段公有制经济的突出特征是独资型公有资本和股份型公有资本相结合，股份型公有资本在整个公有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将随着股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其二，新模式下的国有制内涵扩大，实现形式多样化，国有资本既可以采取独资形态，又可以采取股份形态，既可以采取生产、商业资本形态，又可以采取福利资本（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资金）形态，因此，新阶段国有制经济的突出特征是独资型国有资本和股份型国有资本相结合，股份型国有资本在整个国有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将随着股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其三，新模式的私有制内涵扩大，实现形式多样化，私人资本既可以采取外资形式（外国信贷、外商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等），也可以采取民间资本形式，既可以采取个体、私人企业的独资形态，也可以采取股份形态（私人机构持股、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社会公众持股和各种交叉性个人持股等），因此，新阶段私有制经济的突出特征是独资型私有资本和股份型私有资本相结合，股份型私有资本在整个私有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将随着股份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从这三方面来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变化趋势是，在各种形式的独资资本和股份资本相结合的基础上，融各种所有制经济于一炉的股份化程度提高。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是新阶段按照新社会主义思路来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造的必然选择。
按照中央提出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有‘退’有‘进’”精神，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一项最重要的改革任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为什么要“有所不为”？为什么要实施“部分退出”战略呢？
其主要原因，一是国企过多会加大政府承担的金融风险。目前，国有部门每年要消耗国有银行70%左右的信贷资源，由于效益不够好，负债率比较高，还贷能力比较差，致使这个70%左右的资金不能如数、如期返还，结果加大了国有银行的经营风险（实际上这个风险转到了政府身上）。二是国企过多会加大政府的财政负担。这主要是由于国企经营性亏损风险不仅会转到国有银行身上，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会以工资性补贴、保障资金和退税等形式转到政府财政身上，出现“国企对财政贡献率相对下降”和“政府对国企的转移支付逐渐增加”并存的情形。三是国企过多会分散政府的精力。这会影响本来应该由政府完成的工作（如宏观调控、对公共品的投资和管理、为国民提供信息和保障服务、对外经济竞争等）的质量和效率，增加转换政府经济职能的难度。四是竞争性领域的国企规模过大，会对非国有经济产生“挤出效应”，这不利于“入世”后按照机会均等原则对国资、外资和民间投资实行国民待遇；六是国企过多可能不利于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高，这是由于一般来说国企承担的社会负担较重，市场适应能力较低，结构调整较慢。
基于这些考虑，一个比较可行的选择是：用改制转型、资产变现等办法，有计划、有步骤、有选择地让部分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非关键性生产领域中退出来，逐渐降低国有制在全社会所有制结构体系中的比重。“退出”后所得资金，主要用到国家层次的研发、公共设施和公用事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国家安全建设等“公共需要”上来。“退出”后依然留在生产领域中的国有资本，除少部分采取垄断经营的国有独资形式外，大部分可以通过控、参股实行混合经营形式。
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国资退出后的生产领域要有包括各种形式的私人资本在内的非国有资本来替代，这就需要从政策、制度和法律上保护和支持私人资本的形成和发展，而这又必须加快培育和发展产权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国企的改制转型、资产变现和私人资本的增长，不仅是一个企业所有制结构的重新选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问题，而且是一个推进产权社会化和市场化的问题，因为这种“退出”和“进入”要通过社会化的产权市场交易来实现，它要求在重建社会信用的基础上，有灵活而有效的资金、劳动力市场来配合。因此，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对市场体系建设，特别是对加快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提出了十分迫切的要求。
在全面实施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过程中，遇到的最直接障碍是行业垄断、地区封割和人事管制。由于存在这些障碍，资本和劳动力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所谓产权交易只能局限在一个十分狭小的范围。在“入世”后的国际市场国内化背景下，这种情形将使我们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从这个角度看，要顺利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能只着眼于企业自身的改组、改造与改制，还应更为注重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职能的转换，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市场分割，全面创新人事管理制度，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产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体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让人、财、物在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之间的自由流动，是我国体制改革新阶段全面实施国有经济布局战略调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
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20多年来的对外开放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首先是贸易国际化程度大幅度提高，1979年，外贸依存度不到10 %， 1999年达到36%，今年估计将超过40%。其次是资本国际化从无到有，而且其程度愈益提高。改革初期，全社会投资中，既没有向外借贷，又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目前，外资占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超过了五分之一，而且外资结构也完全了从“向外借贷为主”到“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转变，同时不以债券和股票等形式向海外资本市场融资，外资证券化趋势呈现出加强之势。随着国民储蓄率的提高，改革初期国内资本和外汇短缺的格局到目前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到今年6月末， 外汇储备总额为1585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国际上通用的合理外汇储备规模的标准，按同期汇率换算成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15%。在外资和外汇增长的同时，资本流出也在快速增长，这不仅包括民间个人的向海外移民投资和教育培训，而且包括政府的对外放贷和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的直接投资。这样看来，正如商品、服务的进出口贸易必然随着国内外商品、服务的供求关系调节而不断加快一样，资本的流入和流出也必然随着国内外资本供求关系调节而不断加快，这不仅表现在国内生产扩大加大了对外资的需求，而且表现在国内储蓄和资本供给能力提高推动资本流出，这也正是中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包括产品、服务和资本的输出）的基本依据。所有这些都说明，和20世纪80年代末相比，21世纪初的对外开放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目前，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总体开放体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入世”后，对外开放将出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其突出表现是，一方面，从国内加速结构升级和提高增长质量的要求看，以数量增加为主的粗放型开放方式，必然向以质量和竞争力提高为主的集约型开放方式转变；另一方面，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看，前一阶段的“国际市场国内化”（拓宽国际市场为主，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商品的供求关系，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本和技术改造国内企业生产和工艺），势必面临“国内市场国际化”（海外商品和资本要求市场份额）的冲击。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全面创新开放体制，灵活调整开放范围、开放方式和开放战略。
从开放范围看，前一阶段，区域开放主要是在东南沿海、沿江、沿边、沿交通干线和内陆中心城市虽有一定的开放政策的支持，但是没有形成明显的开放气候；产业和行业方面的开放主要是在一些传统的服务业，工业制造、交通通讯、金融保险、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开放只是起步。在新阶段，对外开放的半径将不断扩大，这不仅表现在包括西部市场开放在内的区域开放延伸，而且还表现在增加开放的领域（如金融、保险、货币和资本市场等）减少产业和行业管制，按照“入世”谈判所确定的时间表和“国民待遇”原则逐步允许外商进入。所以，新阶段的对外开放将向深度和广度拓展，这是一个总的趋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下子全部开放，并不意味着在某一时间全部放弃对外商进入的限制，而应当始终坚持我们的原则。首先，中国经济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然属于“发展中经济”和“发达经济”相比，“发展中经济”的开放范围应当相对窄一些，开放程度应当相对低一些，我们不能在发达国家的“全球化、一体化和自由化战略”的冲击下放弃“发展中经济应当有限开放”的原则，在加速开放期间，政府对外商的市场准入应当严格限制。其次，即使中国经济的地位发生变化，由“发展中经济”提升到“发达经济”，也不等于对外的大门是完全敞开的。迄今为止，日本的保险和金融、欧洲的农业以及美国药品和食品等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政府对其保护的程度仍然很高。其三，即使是按照世贸原则和国际惯例应开放的领域，也可以通过谈判来控制开放空间的变化。
从开放方式看，在成为世贸成员国之后，我国的贸易和资本开放方式势必作出重大调整，过去依靠高关税和带有计划经济痕迹的非关税措施（实行财政补贴、确定外销比例等）实行贸易保护的格局将要改变，平均关税税率将明显下降，与国际惯例相背离的某些非关税措施将逐步取消。利用低关税税率和规则化非关税措施来约束外国商品的进入，按照国民待遇原则来调节外资的控制强度，都将使我们的国民产品和国内资本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冲击。我们无疑可以灵活运用前面提到的三条原则来减缓这种冲击，以达到保护国家利益的目的。但是，同时又要求练好内功，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而且，我们必须逐步学会利用低关税税率和规则化非关税手段来调节外部资源的进出，学会在国际惯例约束下推行“走出去战略”。
从开放战略看，“入世”后，我们面临三个最基本的选择。一是要改变过去那种“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实施这个战略所得到的技术是非核心的、陈旧的，你虽然有开发权，但是知识产权在人家手里，摆脱不了人家的技术控制。改变这一格局的根本途径是实施“用技术换技术”，实施包括建立良好社会信用在内的投资环境换技术和资本的战略，在适当引进基础上加强自主开发。在实施商品“走出去”战略时，不能只是着眼于贸易量小、分散的分销中心或单个贸易商的小额直销，而应当在扶持国内跨国公司的基础上，努力实行产业对外转移，发展加工贸易。二是要更新利用外资的战略。一方面，减少对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依赖，努力通过向外发行债券和股票的方式从海外货币和资本市场融资；另一方面，继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FDI）比例， 不仅应当扩大外商独资和股权投资，而且应当逐步地、有选择地允许外资控股，提高外商参与国内企业并购的兴趣，允许外资有限制地进入国内资本市场，扩大证券化投资在外资中的比例。三是要更新对外投资战略。在实施资本“走出去”战略时，需要拓宽对外投资渠道，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根据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趋势，灵活运用对外投资工具，包括产业、证券和其它金融品种投资等。这样看来，新阶段的开放战略应是一个多元化、全方位和灵活应变的战略。
要实现开放范围、开放方式和开放战略的灵活而有效的调整，关键是加快开放体制的创新。近几年，我们在外贸权下放、涉外权限管理和机构设置等方面作了一些重大改革，企业外贸权有所扩大，商品和资本流动的体制约束有所放松，但是，目前这个体制还存在不少缺陷。其突出表现，一是缺乏弹性，应变国际市场的能力较低，使得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管理方式改革往往只是在封闭状态下进行；二是机构交叉，涉外管理的分工不仅不能适应国际市场发展的需要，而且常常由于职能重叠而增加了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的成本，延误了时机；三是权利集中，某些行业的外贸活动仅仅掌握在少数几家进出口公司手，贸易流动的渠道过分单一；四是同向竞争，地方利益保护倾向造成地方外贸市场封割，地区业务分工和职能定位同构化（比如东南沿海的港口多为综合型，缺乏专业化分工），结果各地之间在外贸、外资活动中经常出现“兄弟竞争”。在对外开放的新阶段，我们要努力解决这些体制问题，以达到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效果的目的。
（四）
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早日实现国强民富。按照小平同志的设想和中央的部署，在21世纪中期以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在1980年基础上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之后实现小康，走完前两步，从21世纪初开始，用50年左右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三步走”战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和路径。我们按照这个方向和路径，成功地走完了头两步，达到了小康，接着要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作出了总体部署：“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很清楚，按照中央的这一部署，从“十五”开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那么，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有什么新的特征？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发展形势和任务？
新阶段经济发展形势的首要特征是，总体经济表现为结构性需求不足。虽然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用事业、公共福利和国民教育等方面的供给还明显不足，但是，农产品、工业制造品和基础性生产资料基本告别了短缺时代，有效需求不足成为总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不仅会使结构矛盾更为突出，而且会加大失业的压力。在物价总水平方面，不仅通货膨胀的压力会明显缩小，而且前20年那样持续通货膨胀格局将为“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格局所代替。面对这种新形势，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扩大需求。一方面，需要运用政府直接投资手段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投入，以增加公共领域的供给；另一方面，需要灵活操作市场参数刺激净出口和国内需求的增长。在不断增加就业机会的前提下，实现物价总水平的动态稳定，缓解总供求矛盾，使国民经济保持健康发展的态势。
总量增长减速和结构矛盾突出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前20年，国民经济实现了年均接近10%的高增长。这个增长成就无疑与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解放有关，但是，也与大量消耗资源、环境有关。在高速增长之后，资源、环境问题空前突出，可持续发展提到议事日程。如果争取用10年到20年的时间将国民经济转到可持续发展轨道，结束粗放式数量扩张的增长模式，那么，总量增长将会出现减速，估计有可能从前20年年均接近10%降低到7—8%左右。当然，这个速度依然还是一个“较快增长”，它主要依赖于依赖人力资本、知识和技术进步贡献的提高，资源利用改进和生产要素效率提高，以及新兴产业的成长和发展。
新阶段追求的快速增长，将以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升级为前提。这就要求在结构调整上做更多的文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当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不仅消费结构、城乡经济结构和城市化进程会明显加快（今后2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可望从目前的30%左右提高到2020年的50%左右），而且产业、产品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新经济”型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改造也会明显加快。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新产业结构而言，不仅三次产业的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和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较低，而且第一、二产业的内部结构水平，农业的产业化、工业的现代技术和服务业的规模水平，以及传统产业和“新经济”型产业之间的结构水平都比较低，在与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竞争时，我们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就产品结构矛盾而言，主要的问题是企业所提供的产品结构的变化跟不上国民消费结构和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结构性生产能力和市场货物过剩。就地区结构矛盾而言，不仅表现在东、中、西部的收入差距扩大，而且表现在一边是资源富裕、开发资金不足，一边是产品剩余，商家找不到投资场所，这种情形的后果是降低经济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矛盾还表现在所有制结构的选择上，其特征主要是，过多的国有企业吸纳过多的金融资源而投资效果又不很理想，过少的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间私人企业得到的金融资源较少，投资期望得不到满足，结果导致资金分布结构不合理。
过去的结构矛盾，主要产生于资源约束和数量瓶颈，解决的办法是对短缺领域实行数量扩张，因此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改变增量结构。现在的结构矛盾主要产生于需求约束和质量瓶颈，解决的办法应当采用新的思路。有的方面，如对比较落后的西部的开发，加快短缺程度仍然较高的公共领域的发展，还不得不较多地采用增量扩张方式。但是，在有的方面，特别是在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需求相对不足的竞争性私人品生产领域，就主要靠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效率，将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结合起来，通过调整资金和就业分布来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当然，要想在这两方面有实质性突破，关键是在强化技术创新的同时强化体制创新，因为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优化的基本前提是要素的市场化和自由流动，是有一个自由选择的体制环境。
所以，要达到结构优化升级的目的，要实现对外开放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不能离开体制创新，不能离开深层次制度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加快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重要的前提是加快推进市场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阶段最基本的任务。
（参加本文讨论的有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积业、范剑平、吴晓华、周海春、俞建国、宋立、王小广等研究员，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白和金教授对本文的写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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