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珮先生《史通》讲演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讲演录论文,张振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2)01-0069-09
整理者按：张振珮先生，已故贵州大学教授，著名《史通》学专家，撰有《史 通笺注》等多种著作。本文系1986年8月张先生在贵州方志主编研讨会上的演讲，由张 新民教授根据笔录整理而成。张振珮先生讲授时，语重心长，深入浅出。信手 拈来，则精妙无穷；钩深致远，更多有发明。不仅当时莅会者人人受益，而且至今看来 ，仍是《史通》学之重要研究专文。文章未在张先生生前呈请他寓目，不妥之处由笔录 者负责。
《史通》一书可以为史学和方志学理论提供多方面的现代性诠释意义。从方志学的角 度看，地方志长期以来都是治历史、地理于一炉的专门著述，把方志编纂学提升为具有 高度系统性、理论性学科的是章学诚。章学诚“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其实 却受到刘知几多方面的影响，得力于《史通》之处颇多。今人无论编史或修志，乃至从 事专门的史学研究，自然都有必要借鉴古代方志和史学理论，《史通》虽然没有直接述 及方志理论和方志编纂方法，但其史学理论和史书编纂学，作为一般方法仍值得包括志 家在内的广大学者认真进行总结。这里仅将刘知几生平事迹，以及相关理论作一简单介 绍，以供学术界广大同好参考。
一
刘知几的一生，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二十岁(680年)以前的青少年时期。刘知几生于龙朔二年，家庭世代官宦 并长于文词。祖父、伯父、父亲都是中级官吏，从祖父胤之与著名史家李百药为忘年交 ，曾与令狐德棻同撰国史及实录。从父延祐弱冠举进士，早擅大名。父 藏器，有词学，能直言进谏，素有直声。兄弟六人，都负名于时。据《唐会要》卷六十 四，张说“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因至史馆读《则天实录》，见论证对(魏)元 忠事，乃谓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吴兢曰：‘刘五(原注：刘五，即子玄)修实录，论魏齐公 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当时说验知是吴兢书之，所以假托刘子玄。”子玄乃知 几字，可知他排行第五。其家世既累传儒业，幼时必深受薰陶。十一岁开始从父习《古 文尚书》，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遭捶挞，而其业不进。父亲为几个哥哥讲《春 秋左氏传》，他偷听后说：“若史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父亲对他的志向殊感吃惊 ，给他讲《左传》，一年不到便讲诵完毕，以后陆续读完《史记》、《汉书》、《三国 志》，又博观余部，以广异闻。到十七岁时，自汉中兴，迄乎皇家实录，窥览略周，且 能触类旁通，不假师训。十九岁时，因准备考试，不得不兼习揣摩，无暇专心诸史。第 二年即中进士。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知几虽长于文词，却耽悦乙部，夙好史学，虽因仕进一度中断 史传的研习，然而史学以后一直是他的终生事业。就《史通》一书看，也可证他早年通 过苦读蓄积的内在资源十分丰富，而就他的史学抱负及对历史领悟的深度言，更可说他 是司马迁之后史界最有原创思想的人物。
知几出生时，距贞观之治已有十余年。高宗缵绍，懦弱无能；武则天性格枭杰，纳入 宫廷后，运用各种政治手段除掉褚遂良、长孙无忌诸人，夺取皇后地位，开始控制朝政 。这是知几成长时期当附及的社会政治上的大事。
第二个时期从二十岁(680年)到三十九岁(699年)，为出仕时期，知几进士及第后授获 嘉县主簿，做了十九年的九品芝麻官，因位居清闲，故能从容潜览史籍，进行广博深入 的研究。如他自述：“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遂获本愿。旅游京洛， 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竟为异说， 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他读书不仅广博，且能独立思考，凡古今大事，都能原始 要终，究源竟委，寻其枝叶，颐彼泉薮，为以后《史通》的撰写打下深厚基础。
获嘉距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不算太远，除公私藏书借阅极为便利外，还有可能接触或了 解中央政治。武则天天授元年(690)称帝后，知几曾应制表陈四事：一是官吏阶勋应以 德举才升，不能滥授；二是户禄谬官，多如沙砾，宜加裁削；三是谏大赦，大赦太频， 犯罪者了无惧惮，易滋生事；四是刺史不断更换，倏来忽往，做官如居旅馆，所以非三 年以上，不应迁任。具见他不满武后，又痛恨时吏横酷，官爵僭滥，故又撰《思慎赋》 以刺时。
第三个时期从三十九岁(699年)调京任职到六十一岁(721年)贬安州别驾卒，为修史与 著述时期。这段时间，知几“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除最后一年贬安州外，一直都在 京城修史。先后官定王府仓曹、著作佐郎、左史、风阁舍人、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 令、秘书监等职，参修《三教珠英》、《唐史》及实录。
从表层看，知几这段时期是任当其职，偿其修史夙愿了。其实却大谬不然，武氏掌权 后，曾爆发过徐敬业匡复庐陵王，讨伐武后的战争，以后宫廷政变不断，武韦庶族与李 氏贵族斗争激烈，直到唐玄宗在斧声烛影中平定太平公主，才重又出现开元之治。如果 说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是马蹄形的两端，那末知几一生正好处在它的底部。入京奉职后 ，武氏党人垄断志局，对修史工作横加干涉，胡乱指挥，致使史馆成为“素食之窟宅， 尸禄之洲薮”。这就引起了知几的极端不满，深感“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 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故上书萧至忠，指陈史馆弊病，要求罢退，并发愤 总结自己多年史学心得，将超越之理想化为具体之著述，以私家之力撰写《史通》一书 。
知几在史馆深感一家之言的学术不能自由发展，超越的价值理想与现实秩序之间始终 存在着紧张。这是决定他政治态度的一大重要因素。在李氏贵族与武韦贵族的倾轧中， 有两件事可证明他是忠于李唐王室的。一是讳嫌历来只避皇帝、皇后，从不避太子，而 玄宗(隆基)在东宫，他以音类其名改子玄，可说是比较特殊的做法；二是景龙二年(711 年)太子隆基亲奠国学，有司草仪注，令从臣都乘马著衣冠，他上《衣冠乘马议》，认 为博带褒衣，草履高冠，是车马之服，非马上所施，用心如汉司马相如《谏猎赋》，怕 长裙广袖，鸣珮纡组，太子稍有不慎，容易马惊人坠，有损威仪。由此二事可 知，他对李唐政权是维护的，或者说玄宗对他是有向心力的。有人说他二哥知柔曾参加 平定徐敬业，自然他也属于坚决维护武氏统治之列。此说显然不能成立。而文化革命中 ，史学沦为政治任意使唤的婢女，知几也被胡诌为法家学者，是武氏政权的吹鼓手。事 实上他在史馆二十年颇不得意，后半生完全站在李唐一面，是一个道地的尊重儒家经典 的历史派儒家学者。
开元九年(721年)，知几六十一岁，因长子贶犯事流配，上疏诉理，触怒玄宗，贬安州 别驾。他到安州后，抑郁孤愤，不久苦闷而死。他的不幸很有代表性或象征性，这是那 个时代多数杰出学者的通常命运。
知几一生著述很多，除参修过《三教珠英》、《唐史》及各种皇家家录外，尚有《文 集》三十卷，虽已亡佚，但尚有部分诗文保存至今。主要代表作则是他一生惨淡经营， 象征我国古代史学成就高峰的《史通》。
二
《史通》是知几屡移寒暑，倾毕生心血撰成的系统史学理论著作。全书二十卷，分内 外两编，上帙三十六篇，下帙十三篇，共四十九篇。现在流传的各种版本都注内编《体 统》、《纰谬》、《驰张》三篇，目存文佚，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九加《文质》、《 褒贬》两佚目，计五篇。《新唐书·本传》称“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与今本一 致，则五代或北宋初五篇已亡。惟王应麟所加两篇是否可靠，尚难定论。
透过目录学史之有关专书，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对《史通》的归类及看法都非常混乱 。《旧唐书·本传》谓“知几著《史通子》二十卷，备论史策之体”，但《经籍志》未 予著录；《新唐书·艺文志》列《史通》入集部文史类，次于《文心雕龙》、《诗品》 之后；《崇文总目》载杂史类，郑樵《通志》入正史通史类，都误其性质而错置。只有 晃公武《郡斋读书志》、纪昀《四库总目》录入史评类，尤袤《遂初堂书目》置于史学 类，较为允当。张之桐《书目答问》将史评分为两类，一类论史法，如《史通》与《文 史通义》；一类论史事，如《唐史论断》与《读通鉴论》，已觉史法、史事有异。近代 梁启超大倡“史界革命”，认为“批评史书者，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以来，得三 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 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载《文史通义》”。又说 “自有左氏、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 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并以《史通》、《文史通义》为理论， 以区别于事论(如《历代史论》、《读通鉴论》)、杂论(如《十七史商榷》、《二十二 史 札记》)。可说是历经千余年，才明确了《史通》的性质。
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历史。不过以记录的形式说明历史，是在有文字以后。文字 载录历史由简单趋于繁复，逐渐形成系统的专门性史著。人们在撰史实践中，迫切需要 对以往的史学现象进行总结，借鉴前人的思想资料和成败得失，因而又产生史学理论著 作。史学理论的萌芽和产生是随着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历史著作的累积发展而逐渐完 整成熟的。就著作形式言，记载历史事实的史书与讲述理论的撰述不同。前者如司马迁 《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汉书》主旨是其父班彪《 王命论》思想，都可说是这两部书的理论，但这类书以历史事实为主，论断则寓于叙事 之中。后者如《史通》，主要讨论前人史籍，探本寻源，分析利弊，找出通则，阐述理 论主张和具体方法。梁启超认为史与史学的出现有先后关系，无疑是正确的。
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虽然到唐代《史通》才出现，但春秋时期各国诸侯普遍撰作史书 ，也形成了一些理论主张。孔子修《春秋》，据鲁亲周，详内略外，一字之褒，荣于华 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其目的如《孟子》和《文心雕龙》所说，是“使乱臣贼子惧 ”，是为了 “举得失以表黜陟，惩存亡以标劝诫”；说明褒贬论和惩劝论在春秋时期 已经形成。《左传》载晋国董狐、齐国南史，不畏强
，不怕杀头，据事实录，反映了它的直书论，代表了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厥后王充甲班乙马，张辅劣固优迁，《文心雕龙》立《史传》专篇，他们或论述史家思想，或品评史书体例，或研讨史学现 象，虽约略依衡，高论不多，仍可为后世史家借鉴。知几正是吸收和总结隋唐以前的史 学理论和方法，提高阐发，才撰成《史通》一书的。
《史通》与郑樵、章学诚两书相较，《通志》真正涉及史学理论的只有《总序》一篇 ，扩大也可把《校雠略》、《艺文略》诸篇之序包括进去。《文史通义》兼论文史，体 裁多为札记，义例也不甚严格，虽在理论上多有发挥，但仍在知几牢笼之下。至于世界 各国中世纪史林，更找不出类似《史通》的著作。所以说《史通》是我国中古社会仅有 的史学理论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史学体例进行系统讨论的撰述。又由于《史通》 总结了过去的史学现象，处处从实际出发，言简意赅，没有空泛之论，因此对隋唐以后 的史学产生很大影响，即使阳毁其书者，也无不暗中奉为圭臬，如浦起龙所说：“继唐 编史者，罔敢不持其律。”以现代为例，与哲学史、文学史相较，中国史学史的编撰一 直瞠乎其后，而解放前较好的如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解放后重印)，隋唐以前大部 采用《史通》的论点和资料；解放后刘节著《中国史学史稿》，隋唐以前的半部，也主 要依靠《史通》。他说：“刘知几于六朝人的史学及史家著述，揣摩殆遍，《史通》一 书，可以说是隋以前的中国史学史。吾人今日不能见到全部的六朝史籍，于《史通》中 都可得其梗概，对于隋以前史学家的得失，其评论亦非常精辟。”所以《史通》全书虽 仅八万余字，却对隋唐以前的史学大势作了全面清理，也可说是一项理论层面上的史学 基本建设，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最有代表性的里程碑。
三
为什么刘知几会有这么高的史学理论成就呢?除个人的辛勤劳作和源自生命深处的体悟 外，主要是批判地继承了隋唐以前的学术文化成果，创造性地转化为自己系统的实证论 、知识论思想，以及历史观和相应的方法论。
实证思想在我国特别是史学领域有长久的传统，史家大多认为价值的判断必须依据历 史经验事实才能成立。孔子虽然也说“祭神如神在”，“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地 宇宙在孔子眼中是有意义或有伦理取向的，天道的正当性不可非议亦不可怀疑，但在实 证的经验的层面上，他也从不违背理性而语及怪、力、乱、神，认为“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天何言哉”，不太谈论经验之外的问题，比先验论地信鬼的墨家更具人文理 性精神。所以章太炎在《答铁铮》中称：“破坏鬼神之说，则景仰孔子，当如岱宗北斗 。”言虽夸而实有道理。嗣后荀子有人定胜天说，王充认为“人死不为鬼”，“人之死 ，犹火之灭”，“谓人死有知，是谓火不复有光也”。范缜更主张“形存则神存，形灭 则神灭”，都以实证的态度否认脱离超越经验的存在。与此相反，董仲舒讲天人感应， 刘向、刘歆父子以阴阳五行解释历史，班固《汉书》也相信命定论，有《五行志》专篇 讲符瑞迷信，与他的史家实证论立场有很大的矛盾。而刘知几则消解了这一矛盾，尽管 他不象荀卿、王充那样彻底，但注重客观知识的态度则一脉相承。《采撰篇》说：“或 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仲尼所不语。”《书事篇 》言：“怪力乱神，宣尼不语，事鬼求福，墨生所信，故圣人于其间，若存若亡而已。 ”必须依据人类理性解释人事，而不能凿空谈论一个无法落实的虚旷的“天道”，“论 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悖矣”(《杂说上》)。知几为此专门写出 《汉书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驳斥班固“穿凿成文，强生异义”，反对历史 领域中天人感应的虚妄成说，把历史文化的解释纳入理性的人文范畴。如“禹生启石， 伊产空桑，海客乘查以登汉，姮娥窃药以奔月”，以实证的眼光观之，均踳驳驳不堪，不能在经验世界中证实，置为信史，必污沾简册。至于刘敬升 《异苑》载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本来都不可据信，而萧方撰《三十国 史》，竟采为正言，唐修《晋书》，又胶漆不改。这种“摭彼虚词，成兹实录”的做法 ，从实证史学方法的角度看，都可说是先验、经验两相淆混，损害了史学应有的“求实 ”的学术品格。又如“王乔凫履”、“左兹羊呜”两个故事。分别出自《风俗通》与《 抱朴子》，均为子虚乌有，无稽之谈，然而范晔撰《后汉书》，竟刊入正史而不改。诸 如此类的做法，施之偏记尚勉强，著之竹帛则大谬。因此，他主张凡事都要揆诸生活世 界的实际，证之人类历史的具体经验，特别是符瑞迷信，只要“求诸人事，理必不然” ，“推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知几否定了历史文化之外的 任何目的论或意志论，并能过这种否定而肯定了主体性的人在历史文化过程中的主体作 用。中国古代历史派的儒家，大多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知几可以作为一个示范性的例 证。当然，《鉴识》篇也说：“废兴，时也；穷达，命也。”他同司马迁一样，重视人 文世界自身的经验性，重视从人自身解释历史文化，但也为人类永远难以清楚说明的历 史偶然性留下了余地。
在知识论方面，知几主张客观记载人文史事，如实地再现历史本体的实际，以保证人 类历史知识系统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惑经篇》说：“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 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锦驹之歌时有误曲而 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苛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爱”与“憎”都属价值情感或价值判断，史学研究当然不能完全排除价值，问题 是如何做到公正合理及恰到好处。同时本体论的历史又是史家不断对其认知的客体，而 史家则是能主动建构历史知识系统的主体，历史存在是独立的本体论实体，主体再现或 重构客体必须尽量准确无误，符合其存在的真际，不能巧伪失实，因此知几一方面重视 史家主体内在理性和内在资源的丰富强大，一方面也主张不断逼近历史本体以获取符合 历史真际的系统知识。《史通》处处都以是否直书实录作为衡量史书好坏的标准，主张 “善恶毕彰，真伪尽露”，“不掩恶，不虚美”，诃斥曲笔诬书，谤言奇说。当然史家 作为认知主体并不象照镜那样消极被动，他可以在社会和时代意识的烛照下积极能动地 认识历史现象，有选择地考察历史人物和建构历史事件，从中得出符合历史真际又为当 代人所需要的结论，并不断发展和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知几虽然对史家主体多有论述 ，但对主体内在资源与历史客体如何在接触过程中相互辩证转化，以及二者在建构有益 于人类发展的历史知识系统中分别具有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上，仍缺乏周详的分析，更 未能提升到历史哲学的层次来反思。
刘知几的历史观也值得我们重视。《因习篇》说：“三皇各异体，五帝不同乐，故传 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 柱而调瑟，刻舟以求剑也。”所谓“因俗”、“随时”，是说时间、地点、条件不同， 历史必然有所变化发展，史书也应有所调整改进，不能因仍旧贯，袭用不改，否则便是 胶柱刻舟，愚不可及。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因为“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即客观条件决定了事物的发展 变化。以“随时”、“因俗”的历史观撰写史书，其方法自然不能永远守成不变。
史书体例其实就是史家进入历史本体的具体方法，知几把隋唐以前的史书概括为六家 ：《尚书》记言，《春秋》记事，《左传》编年，《国语》国别，《史记》通古纪传， 《汉书》断代纪传。他认为《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是由于“朴散淳销，时移世异 ”，“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就是说史书的废兴与时间的移 动、世态的变化有关。《尚书》汇编公文，诘屈聱牙，艰深难懂(这个问题知几也有自 己的看法)，宗周既灭，其体既废；晋朝有人偏要复古，孔衍编《汉尚书》、《后汉尚 书》、《汉魏尚书》，结果只能是无人颂读，难以流传。故知几激烈批评这类一味模拟 古法的人，以为他们是“事非改辙，理涉守株”，“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其书 受嗤当代，良有似焉”。首创编年体的《春秋》，措词隐晦，内容简陋，如流水帐簿， “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俾后来学者兀 成聋瞽者矣”。《国语》是国别史，也可说是地区史，反映春秋时期诸侯割据的特点。 但秦汉以后，我国已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统一的时间长，分裂的时间短，虽然写分裂 时期的历史如司马彪《九州春秋》，崔鸿《十六国春秋》，陈寿《三国志》尚可肯定； 但从主流讲，在知几生活的隋唐时代，更不用说宋元以后，用这种国别的体裁写统一的 历史已不甚可行。
值得一提的是知几对《史记》的看法，他认为《史记》上起黄帝，下穷汉武，“疆宇 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 ，而参、商是隔，此为其体之失者也”。自秦汉以后，皇权王朝走马灯似地轮换不停， 断代史包举一代，首尾完整，易于寻讨，能准确反映一个王朝的兴废。而纪传体裁并不 适宜写通史，特别在十九世纪大量考古发掘出现以前，若每一部纪传体史书都上攀三皇 ，远述往古，那只能是相互抄袭，因循重合，繁冗芜累，难以观览，如知几所说：“遂 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遂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 诫也。”中国古代史学实践已经证明，在没有新观点、新体裁、新材料以前，除《史记 》外，用纪传体写通史没有一部是成功的。
总之，知几总结“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的史学状况，按源流 将历代史书梳理为六家，认为只有“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 来作者，不出二途”，是从史学发展的实际着眼的，都是他承《易经》而来的“因俗” 、“随时”的历史观的具体展现。易言之，即他力图依据自己的历史观，寻找一种相应 的再现历史本体的方法论，而这种方法论不仅不能脱离史书体裁，反而要透过史书体裁 以求得到最合理的运用。
四
前面提到，知几重视直书实录。《史通》有《直书》、《曲笔》专篇，从正反两面强 调史贵直书，反对隐讳虚美。他总结春秋以来的惩劝论和直书论，力倡史之为务，目的 在于彰善瘅恶，申以劝诫。他赞扬那些奋笔直书、无所阿容的优秀史家，是“宁为兰摧 玉折，不断瓦砾长存”，“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而假回邪以窃位，持谄媚以偷 荣的史家，则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他用“远 古”、“中古”、“近古”等时段范畴来表示不同的历史时期，看到战国、秦汉以后中 古时期史事复杂，文籍大兴，史书难以尽载，应刻谨慎删削去取，做到选事择人而书。 他的选事标准是关系国家兴衰，生民休戚；择人原则是恶可以诫世，善可以示后。他认 为“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有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但“干纪乱常，存灭兴 亡以系，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所以要大善大恶才能选入史书。可见他的直书论 与惩劝论是密不可分的。自《史通》撰成，直书与曲笔的界限十分清楚，史书选材的标 准也得到明确。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不诬事实，近于至公”(《通鉴》卷六十九) ，专述历代兴衰治乱大事，得失互举，善恶并书，很难说不是受《史通》启发，足见知 几影响之大。
著名的史才论，《史通》未载，据新、旧《唐书·本传》及《唐会要》卷六十三，礼 部尚书郑惟忠问知几：“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他回答说：“史才须有 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史通·核才篇》慨叹“ 史才之难，其难甚矣”，可以证明史才论并非他人的虚构附会。“三长”具体指什么呢 ?他解释说：“夫有学而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梗楠，弗 能成室；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简单地说，“ 才”是写作历史的表达能力；“学”是充分的资料和广博的学识；“识”有不同的解释 ，应在《史通》中找答案。《鉴识》篇辟头就说：“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核才篇 》说要有“铨综之识”，可见“识”是指会通的眼光，综括判断的能力。三者中“识” 最重要，否则虽学穷千载，书总五车，仍然会“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 ”。
说史识除铨综之识外，也包括了会通之识，还可举出两例。一是《汉书五行志错误》 批评班固举轻略重，见小忘大，是因为“习有不周，识无能鉴”，史家如果学有未周， 缺乏通识，就不能明察事理，洞悉优劣，以致闹出持善配妖、牵强附会的笑话。二是《 魏书》入主出奴，成王败寇，魏澹改收书，以非易非，其失弥甚；惟王邵撰《齐志》， 独无此失。《杂说下》斥责《隋史》“美澹讥邵，岂所通鉴乎”?他批评“世之学者， 或耽玩一经，或专精一史，谈《春秋》者，则不知宗周既殒，而人有六雄；论《史》、 《汉》者，则不悟刘氏云亡，而地分三国；亦有武陵隐士，灭迹桃源，当此晋年，犹谓 暴秦之地也”。他明确要求在会通全史的基础上，专精一个断代，即使是学派之争，也 要择善而从，短长互补。有人评论知几，说他反对通史，可见不懂会通；又说《鉴识篇 》“识有通塞，神有晦明”，“若据此以为刘知几有所谓‘通识’，那么‘塞识’又当 如何解释呢”?其实知几只是反对用纪传体写通史，并没有说过编年体写通史不行。知 几之前，仿《史记》通古为纪传的，无论梁武《通史》还是元晖《科录》，没有一部成 功；知几之后，也找不到一部可与《史记》相匹的纪传通史，只有司马光改纪传为编年 ，《资治通鉴》才与《史记》一样，成为天地间必不可或缺的史学钜著。由此可见知几 识力的深邃和敏锐。至于说“通识”之外还有所谓“塞识”，仅就题目看，“鉴”即有 明察、洞晓之意，如何能说知几不主“通识”而主什么“塞识”呢?何况《史通》一书 其他地方还多次论及“通鉴”、“通才”、“深识”，而他本人也是本着历史文化的智 慧通识与史学理念，来省察与判断隋唐以前上千年的史学现象的。
史才论没有明确提到史德。明代胡应麟《史书占毕》(见《少室山房笔丛》)称“才、 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清代章学诚在此基础上发挥说： “刘氏之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又加上一个史德，成为四长。他说“德 者何?谓著书之心术也”，即史家如实反映史实，据事直书的品德，也就是胡应麟说的 “公心”与“直笔”。把史德作为史家应具备的重要条件单独提出，强调其作用，固属 必要。但若据此谓知几完全不讲史德，则又失之千里了。《直书篇》说：“正直者，人 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惑经》篇说：“良史以实录为工。”他认为趋邪而弃正， 是“不践君子之迹，而行曲自陷小人者”。所以十分强调史德及公心的重要，并反复褒 扬直书，反对曲笔。他强调秉笔直书，但又说“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很有些全 面观察问题的辩证因素，贯穿《史通》一书，也处处表现了这种原则。以《魏书》为例 ，其书“抑扬失当，毁誉任情”，历来被称为“秽史”。知几对著者魏收指责很多，批 评严厉，但对他创立《序纪》，叙述拓跋圭开国以前事，仍从体例上加以肯定。可知史 德表现在史家身上，就是公心(潜在心理意向)；表现在史书上，则为直笔(外显的客观 态度)；而要做到直笔，又必须立论全面，褒贬有据，“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五
刘知几对唐初史馆深恶痛绝，他对此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并深赞一家独断之学，突出 表现了史家应有的批判反省精神和力求突破的超越精神。他批评史馆积弊，窒碍修史者 有五：一是著述无主，条章靡立，搁笔相视，含毫不断，首白可期，汗青无日；二是视 听不赅，簿籍难见，风俗沿革，无以资凭；三是多士如林，喙长舌杂，取嫉见仇，难以 直书；四是禀承监修，意见滋繁，一国三公，无所适从；五是铨配不当，科条未明，相 互推诿，坐变炎凉。可见与其说史馆是学术性史家群体，不如说是政治性官僚群体。
以上五条，是知几身居史局，备尝酸辛后得出的结论，是符合当时史馆实际的，足以 说明他对当时的政治结构特别是政治对学术的粗暴干预，始终保持了一个严正史家应有 的批判的距离。而缺乏精神与理念支撑的制度，不仅不可能修纂出真正优秀的史书，其 本身的正当性也值得质疑。这也说明“史家三长”的具体现实还有一个制度的合理化的 问题，政统之外更应有史家独立的学统。《因习篇》载他在史局被配撰《李义琰传》， 琰家于魏州昌乐已三代，所以他厘订籍贯，称义琰为魏州昌乐人，监修见后大笑，认为 深乘史体，遂依李氏旧望，改为陇西成纪人。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证，可识知几虽 尊重事实，颇有才识，却为监修掣肘，难以发挥才能，更不能自由思想。因此，他极为 推崇丘明、子长、班固、陈寿之史，认为他们都出自家庭，创于私室，藏之名山，传诸 后世，“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
知几对史馆弊病的批评，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从反面看，后来官修正史，从刘昫《旧唐书》到赵尔巽《清史稿》，都出于众手，领修多是外行，在二十五史中地位不高 。《明史》稍可称述，实又出万斯同私人之手。从正面看，《通典》、《通鉴》、《文 献通考》等优秀史学名著，都由主编或个人独断，质量远胜官修正史。特别是司马光， 他既受《史通》影响，弃纪传体之短，以编年叙事之法周纳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政治大事 ，又力避史馆之弊，一方面发挥刘攽、刘恕、范祖禹协修三人各自的专长，量才使用 ，分工配合；一方面又亲自动手，总揽大纲，笔削定稿，监修、主编一身而二任。《通 鉴》的成功明显受到刘知几对史馆弊病批评的影响，也就是说，是在《史通》启发下才 树立了集体编写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良好典范的。
《史通》包括的范围极其广泛，代表了中国史学不断发展和突破的正面力量。《自叙 》篇说：“《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道不纯，思欲辩其指归，殚其体 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究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 吞千有，自《法言》以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蒂芥者矣。夫其为 义，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所商略者远矣， 其所发明者多矣。”在具体的史学方法上，他还有很多主张，如搜集史料要“征求异说 ，采摭群言”；鉴别史料要“练其得失，明其真伪”；叙事要折中适宜，均平合理，一 言而巨细缄该，片语而洪纤靡漏”；体例要明确时限，名实相符；人物要“区别流品” ，辩明功过；言语要若出其口，“从事而书”。这说明了《史通》一书的有关讨论，不 仅为隋唐以后的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前提，而且也提供了不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方法论依据。限于时间，不复具举。
收稿日期：200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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