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历史思想：十个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命题论文,视野论文,思想论文,全球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7]02-0005-09
本文所探讨的“历史思想”集中于职业历史学家的若干假定及他们的实践所具有的含义。但是，它也时不时地涉及到历史哲学家。其实，如若不受篇幅、时间和知识的限制，我会把这个主题扩得更大，把每个人对过去的见解，或者把西方的“历史文化”——这是贝尔纳·盖内(Bernard Gué née)的有用术语——也包括进来。[1]与一些较早的历史学家如汉斯·巴隆(Hans Baron)不同，我不是指历史思想在某一特定时刻（在巴隆那里是在文艺复兴早期）的“觉醒”。[2]我也不会像黑格尔那样去假定或论证历史思想或历史意识是西方的专利。相反，无论何时何地，对过去的兴致似乎一直就有。
同理，由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时间与空间有不同的概念，由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等欧洲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对历史思想和历史书写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只能指望欧洲的历史书写是独特的。问题在于明确界说这种独特性。不妨想想有多少历史著作自希罗多德迄今的若干世纪中被多少欧洲语言写出来，再想想要讨论欧洲历史思想的独特性，就有必要对其他史学传统——中国的、日本的、伊斯兰的、非洲的、美洲土著的等等——有足够的了解，也就不奇怪实际上无人尝试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史学了（在个别明确的比较研究中倒有一本书，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作者认为西方的历史书写风格在各方面都高人一等，这减损了此书的价值）。[3]单凭个人之力给这个巨大主题下结论，显系愚勇之举。
因此，下文列举的与其说是“结论”，不如反过来说是开端，换言之，是一些暂时的主张，旨在引起争论和研究。让我一开始就明言，我并不把西方历史思想的独特性视为一连串独一无二的特征，而是视为种种因素——每种因素在别处都能找到——的独一无二的排列组合，即视为一种有所侧重的模式，这些侧重随时代、地域、社会群体和每个历史学家而变化着。
我一开始还要澄清“西方”——或确切而言，显然是“欧洲”——这个概念的成问题的性质。下文所举例证自希罗多德迄今。自欧洲的观念从文艺复兴时期兴起以来，欧洲知识分子奉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为祖先。但希罗多德或（比方说）阿米亚努斯·马凯利努斯①是否同意这点，则远远不能肯定。更有可能的是，他们视自己为地中海世界中的一分子，在这里，他们看上去更像东方人而非西方人。不管怎样，希腊的知性传统不仅对西欧，也对穆斯林世界产生了影响（对后者的影响甚至早于前者）。这就瓦解了包括希腊人在内的“我们”和包括伊斯兰教信徒在内的“他们”之间的任何对比。西方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建构。①
本文以十个要点的形式表述出来，这是为了强调其图式的性质，而非强调主题的性质，同时也是为了便于查阅和讨论。出于同样原因，每节都编了号，但并不因此而奢望有任何科学般的精确或哲学般的严密。这十个要点将以西方传统的史学经典来阐明，但并不意味着这些经典竭泽而渔地概括了西方的历史思想。或明或暗的对比会牵涉到少数来自其他传统的经典，如司马迁和伊本·卡尔顿，②还会牵涉到参考文献中所引的用西方语言写的少数二手著作。这是由于我所列举的绝大多数非西方的例证集中于中国和伊斯兰世界。“西方”(the West)和“余者”(the rest)之间误导性的二元对立将被尽量避免。
下文的十个要点并非孑然孤立而是互相联系的。这些联系时而是历史的，时而是逻辑的（尽管有些联系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张甚或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要点组成西方历史思想的一种“体系”、“模型”或“理想类型”。与其他模型一样，这一模型对西方与非西方历史学家之间的差异做了必要的夸大，而对西方历史传统内部的冲突做了必要的缩小。这仅仅是为了图式性地描述一种有所侧重的模式而已。
试图把西方历史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其他特征联系起来，甚至把它表述成西方历史的产物，这当然是诱人的。我实际上确实要时不时地指出西方史学、西方科学、西方法律、西方个人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的诸种关联。但重点在于描述，仅仅因为描述在逻辑上先于解释。只有先列举出历史思想在西方和在地球的其他地方呈现出的差异，我们才有可能系统地考察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
下文所要表述的是一个动态的模型。随时间产生的变化在每一节中都有讨论。我总的看法是，尽管西方史学和其他史学之间的种种差异总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在某些时段比在另一些时段显得更加重要。譬如，自文艺复兴以降，西方史学和其他史学之间的分歧日甚一日，因为西方的历史书写越来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发展。
继分歧阶段之后而起的是19、20世纪的趋同阶段，这是由全世界对西方范式的兴趣引发的，或像佐藤正幸(Masavuki Sato)在其对日本的研究中所言，是由西方范式与本土传统“遇合”引发的。[4]在某些地方，譬如殖民时期的秘鲁，此一遇合很早就开始了，始于加西拉索·德·拉·维加③和古曼·珀马·德尔·阿雅拉(Guaman Poma del Ayala)的时代。[5]这一进程的结果削弱了而非瓦解了西方史学的特征，并产生了一个全球性的职业历史学家的团体，它拥有相似但并非相同的实践标准。当然，今天有许多不同的撰史风格，但这些风格（思想史、微观史、计量史等）多多少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找到。
今天世界上不同地区总体的历史文化是否整齐划一，对此我相当怀疑。我的印象是，史学的处境与绘画的处境极为相似。视觉文化随区域而有所差异，但全球性的职业艺术家的文化却凌驾其上，艺术家的国际展览会类似于历史学家的国际会议。这一全球性的职业文化并非千篇一律，但艺术家们所能获得的主要选择 （视幻艺术、波普艺术、极简抽象艺术等）都是国际性的，这与历史领域内的主要选择并无二致。
下面关于“西方特性”的十条命题基本上按重要性顺序排列。
1.西方历史思想最重要，或至少是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对发展或进步的强调，换言之，在于它看待过去的“线性”观点。
1.1 此处所用之“进步”一词取其广义，指变化是累积的观念（一代人站在另一代人的肩上），或指变化是不可逆的观念（体现在“你不能使钟倒转”这一俗语中）。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麦考莱的《英国史》可作为表达这些观念的著名例证。然而，不可逆的假定并不暗示历史变化必然或通常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许多环境史或“生态史”这一历史新分支的实践者断言或暗示变化通常指向更糟的方向。
关于进步或发展的假定并非西方历史思想恒久不变的特征。相反，它有其自己的历史。[6]“历史”通往某个地方并由天命或神意引领（甚或其主题是上帝的行动而非人类的行动，如“通过法兰克人显现出的神迹”），这在西方是一个古老而广为流传的假定。历史进程是不可逆的并将迈向一个终点的观念同样是古老和广为流传的。这些观念深嵌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并被“应验”、“圆满”、“弥赛亚”、“千禧年”等字眼阐释着。菲奥勒的约阿希姆及其信徒的历史哲学包括了三个时代、天国教皇和最后的尘世皇帝的观念，但这种历史哲学只是这一命题的变奏之一而已。⑤
卡尔·洛维特(Karl L
with)指出，历史发展的诸种现代概念可以被视为这些宗教观念的世俗形式。[7]现代性的观念本身就是这一进程的一个实例。[8]“革命”的观念至少从1789年它被使用以来就是累积性和不可逆性观念的另一种表达。[9]“进化”作为供选择的概念同样如此，19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家（像社会学家和律师那样）之所以采用这一术语，不仅是想用科学的、达尔文式的体面粉饰他们的技艺，还想以之总结他们已经相信或假订的东西。[10]此外，在某种特定的文化领域内（如宗教教义）尚有更精确、更有限的“发展”观念，它本身从17、18和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发展而来。[11]自18世纪末以降，人物传记开始按发展的观念编排组织。[12]
1.2 这些关于进步的不同观念长期以来与相反的、循环的历史变化理论共存，后者在古希腊罗马占据主导地位，但旧约中也有。[13]举例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理论家常常断言，政权的更迭遵循从君主制到贵族制到民主制然后从头再来的循环模式。正是这种循环运动的假定潜存于传统的革命观念之下，“革命” (revolution)一词是按“旋转”(revolve)的模式创造出来的。同样的假定也潜存于“文艺复兴”(Re-naissance)和“宗教改革”(Re-formation)⑥的观念之下。[14]均衡的观念，即一种会倾斜但总能被校正的平衡的观念，是西方历史思想从乔凡尼·维兰尼(Villain)到爱德华·吉本的根深蒂固的组织概念。[15]譬如，在16、17世纪，发现美洲有时被解释为是对西方在39年前丢失君士坦丁堡的补偿。
在18世纪，维柯用他关于“过程”(corsi)与“复归过程”(ricorsi)的观点重新塑造了历史循环的观念。伏尔泰和吉本似乎假定历史向前发展，因为他们常常把最近的几个世纪作为文明程度不断增加的时期，以此比照更遥远的过去。但这两位历史学家都相信这种进步是脆弱的，一个新的野蛮时代将把所有已取得的成就扫荡一空。就此而论，他们根本的图式是循环的。[16]在我们这个时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如斯宾格勒、索罗金、帕累托和汤因比又回到循环的历史观，这表现在诸如企业家和食利者(rentiers)交替占据统治地位等不同的形式中。⑦
1.3 不用说，线性历史观在西方之外也有。对弥赛亚和千禧年的期望像构成犹太基督教传统那样构成穆斯林传统的一部分。它们还在19、20世纪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在中国、在非洲、在波利尼西亚的“货物崇拜”⑧中）都有发现，这不仅是基督教传播的结果，同时也是基督教与本土传统互相作用的结果。[17]
尽管如此，我仍然要涉险宣称，在非西方的历史文化中，循环的观念是正常的，而进步的观念是例外的。我们可以用中国历史学家对中国朝代的传统表述，或用伊本·卡尔顿著作中游牧者和定居者交替占据统治地位的著名理论来阐明这些循环论。[18]
2.西方对历史视角的关注与进步观念有联系但又与之不同。
2.1 我所谓的“对历史视角的关注”或“时代错乱意识”(sense of anachronism)指这样一种观念，即过去不是千篇一律、不是越来越雷同，相反，它是极其变化多端的，每一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文化风格、自己的个性。我们可以把这种观念称为一种“文化距离”意识、一种把过去当作“异域他乡”的观点。[19]
这一观念亦有其自己的历史。它在古罗马就能找到，但它在西方连续不断的历史要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对透视法的发现（艺术史家欧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关联）。[20]这种对过去日益敏锐的意识不仅可以通过考据学（瓦拉[Valla]对拉丁语希腊语的语意变迁怀有兴趣）和法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罗马法和古罗马文化之间的联系）加以阐明，也可以通过艺术（曼坦那[Mantegna]关心如何精确地表现古罗马的服装与建筑）加以阐明。[21]察觉到服装也有历史既肤浅又发人深省地表达出一种对过去的“他者”意识。这种他者意识在作伪者及其评论家的工作中都有显露，双方都激励对方在避免或辨认“时代错乱”（这是 17世纪创造出来的术语）的努力中达到高超老练的新高度。[22]
对时代风格的关注与对“地方色彩”的关注都在19世纪早期变得更加敏锐，这与通常和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对各时代之个性的关注有联系。它不仅表现在历史编纂和日益受到欢迎的历史题材的绘画中，还表现在斯各特和曼佐尼时代所兴起的历史小说中。
2.2 这种对过去的意识即使在1500年以后的精英中也不普遍。譬如，在18世纪英国的舞台上，演员们演莎士比亚的戏剧时通常穿18世纪的服装，包括戴假发。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纪，尤其是雕塑家习惯用罗马人的服装来表现过去与现在的人物，无论这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如何着装，他们的雕像不是披着盔甲，就是穿着拖袈。
2.3 并非只有西方才意识到文化风格的种种变迁。譬如在中国，对各时期的艺术风格抱有兴趣有悠久的传统，这既导致了赝品又丰富了鉴别赝品的技术。[23]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考据学家在中国也有，至少在晚期帝国时期有。[24]汉学家们有时用“历史主义”一词指涉这些实践和态度。[25]日本也有类似的倾向，日本学者对中国的文化先例和文化范式非常在行。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对时代错乱的关注在西方历史思想中比在其他文化中占据更加核心的地位，受到关注的时间也更长。
3.可以将时代错乱意识看作一串更大的西方观念与假定的一部分，这串观念与假定常常被称为“历史主义”(Historismus)。[26]弗里德里希·迈纳克把历史主义界定为对个性与发展的关注。上文已讨论了发展，让我们转向个性。
3.1 我用“个性”一词指一种意识，或一种对特色的兴趣，即意识到使某人、某群体或某种文化区别于他者的那种东西，或对此感兴趣。这是“描述特征的”(idiographic)方法，它与包括社会科学家在内的科学家的“制定法则的”(nomothetic)方法形成对比。[27]
自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以降的欧洲传记传统（它从中世纪晚期起才形成一个连续不断的传统）表明，对特色或特征的关注能追溯得很远。某些近代早期的思想家把事件看作独一无二的，这体现在两次著名的争论中，它们分别发生在马基雅维里和奎恰尔迪尼、霍布斯和海德（Hyde，即后来的克拉伦顿勋爵）之间。奎恰尔迪尼和海德分别批评了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认为后两人缺乏对事件之特殊性的意识。对个性和特殊性的关注在浪漫主义时期变得比以往强烈得多。这是西方历史思想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一个特征，这点可以用狄尔泰、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等历史哲学家的著述加以说明。
3.2 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以及许多其他对人类行为之“法则”孜孜以求的西方思想家的例子提示我们 （既然我们确实能找到这种提示），对特殊性的关注和与之相反的对普遍性的关注是同在共存的。
悠久的传记传统看上去似乎是用以说明一种个性意识的有力证据，实则不然。必须留神的是，我们不能把对传记或个人的现代看法投射到（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传记作家身上，他们当时常常把传主塑造成形形色色的楷模，换言之，这些传主被塑造成传统理想的具体榜样，以供读者效仿。
与传记的意义问题相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肖像画中。肖像画的兴起通常被当作自文艺复兴以降人们关注个性（或个人主义）的证据。但许多肖像表现的是某一类人而不是特定的个人。16世纪大量的肖像版画就用同一形象代表不止一个人。[28]
3.3 肖像画的传统在中国和日本都有；尽管存在宗教禁忌，它在伊斯兰世界的部分地方，比如在奥斯曼苏丹的宫廷和莫卧尔王朝的皇帝那里也有。这告诫人们不要低估西方之外的对个性的兴趣。同样的道理也可运用于传记。以统治者为中心的历史编纂无疑在许多文化中普遍存在，而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要早于瓦萨里的艺术家《传记》。
在构筑有关个性的问题时，与其用有或没有的标准不如用暗含在某一史学传统中的特定的“人物分类”的标准，这样做可能更好。[29]尽管如此，要想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找出对时代、地区或人物的个性有着敏锐兴趣（且未曾受西方范式的影响）的历史学家非常困难，这种兴趣自19世纪初以降成为西方历史著述的特征。由于印度教和佛教认为人是虚幻不实的，这些宗教在那里占统治地位，我们就不用指望那里的文化会强调个体。
4.集体力量，或至少某些集体力量在西方史学中得到非同寻常的强调。
4.1 这种倾向至少可以追溯到加图所写的罗马史（现已散佚），加图在这本书中不肯提任何个体的姓名（一头因英勇作战而享有盛名的大象除外）。
随着时间推移，重要地位不仅被赋予民族或国家，也被赋予家庭、城市、教会、宗教会社、军队、商业公司、政治集会、民众、政党和社会阶级等力量。我专门提到这些群体乃是因为它们中的每一个既在通史中占据一席之地，又各自产生了一种历史体裁。这种对集体力量的强调并非近来才有。城市史自文艺复兴以来就是一种常见的历史体裁。在17世纪，克拉伦顿的英国内战史把大量篇幅放在宫廷、国会和军队上。[30]
对集体力量的强调自19世纪以来变得尤其强劲，且不仅仅流行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孔德——他曾在书中写下“没有名字的历史”(histoire sans noms)——与涂尔干及追随这两人的历史学家都向着同一方向迈进。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lfflin)甚至有一个孔德式的工程，即像加图写罗马史那样写出“没有名字”的艺术史。[31]简言之，所谓主题的非中心化(decentering of the subiect)并不是后现代的发明，而是一个悠久的西方传统。
4.2 强调集体力量与命题3所讨论的关注个性是对立的。像线性历史与循环历史之间的对立情况那样，我们正在讨论两种相反倾向的同生共存与相互作用。
4.3 国家、帝国或王朝的历史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颇为常见。因此，提炼我们的论点，把一些比国家 (state)、人民(people)或民族(nation)小的群体作为西方史学中最具特色的集体力量，是有用而谨慎的。在这些更小的群体中，我们可以挑选出一些社会阶级和一些自愿团体，它们在西方历史上起了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便对它们产生的种种影响做了详尽分析。
佛教的寺院和伊斯兰教的教团是这些群体最显而易见的对应物，但它们迄今为止有没有在历史编纂中享有其西方对应物所享有的一席之地呢？
5.西方史学的特色在于关心认识论、关心历史理解问题。
5.1 大多数历史学家——如果不是所有时代和所有地区的历史学家的话——都关注实用的考证，换言之，历史学家需要对他们听到或读到的特定历史的几种版本加以评估和鉴别，以选出看上去最可靠的一种。西方传统中富有特色的地方看上去就在于既在具体的层面上又在一般的层面上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怀疑论者否认了历史理解的可能性，而这些人的非难在笛卡儿那里得到详尽发挥。为了回应这种所谓的历史皮浪主义的挑战，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历史学家精心阐述了一套辩护方法，他们对关于过去的种种陈述的可信程度做了不同的区分，由此开启了一个一直持续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传统。[32]
5.2 笛卡儿在关注理解的基础的同时也在回应科学革命的挑战，科学革命削弱了传统的自然观。西方史学和西方科学之间的关系尤其从这时开始变得既密切又复杂。一些历史学家试图模仿自然科学家，把数学运用到历史中。约翰·克雷格(John Craig)在17世纪就模仿牛顿，列举出一串历史原理和定律。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伯瑞(J.B.Bury)曾宣称“历史不多不少是一门科学”。从维柯到柯林武德的其他历史学家则把自己称为与“科学家”相对而立的人。无论是哪种情况，与现代科学的争论给西方史学打上特殊的印记。
5.3 即使在实用的考证的层面上也有可能区分出西方关于“史料”(sonrces)、“证据”(evidence)和“见证” (testimony)问题的特有方法。历史学家当然是从律师那里借用了“证据”与“见证”等话语。在西方的史学传统中，各种法律隐喻是司空见惯的：如历史的“规律”(laws)，历史的“审判台”(tribunal)以及把历史学家类比为侦探与法官。这里谈论的法律可以是罗马法，也可以是普通法。但用来和史学体系进行类比的法律体系总是道道地地的西方法律体系。托马斯·夏洛克(Thomas Sherlock)《对见证耶稣复活之人的审判》(1729)就是以一场审判的形式组织起来的。
我不知道有谁就这个问题做了研究，遑论比较研究，但值得沿着这个主要隐喻继续深入，并值得考虑这种可能性，即西方关于历史“证据”的独特观念和假定是从深嵌在西方法律中的观念和假定那里发展出来的。穆斯林、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法庭在传统上以其他方式运作，并有着迥异于西方的假定。[33]迄今为止，生活在这些传统中的历史学家有没有从本土的法律体系中借取一些假定呢？或者他们迄今为止是不是不像他们的西方同行那样关注法律？
6.试图解释历史是普遍的，但根据“因果”来表达历史解释是西方独有的特点。
6.1 这种史学传统需要追溯到古希腊，如修昔底德和波利比乌的作品显示的那样。他们关于因果(aition)以及因果不同于“症状”(symptom)的观念让人感到他们所遵循的范式来自希波克拉底的医学，历史学家们还从他那里借用了“危机”(crisis)一词，它最初用于发热。换言之，史学按自然科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西方理想是由来已久的。从人类行为的规律这个意义上说，这一理想常常与历史规律的观念有联系，比如在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里那里就是如此。
6.2 当然，还有一种相反的倾向，即一种“历史主义的”(historicist,historist)倾向，它除了强调历史事件的独特性而外（参照3.1和5.2），还否认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间的可比性。在历史解释的层面上，这种反动采取了解释学的形式，强调意义而不强调因果，或强调柯林武德所言的历史事件的“内在”而非“外在”。[34]至少就过去100年而言，解释方法和因果方法之间虽说没有发展到公开冲突的地步，但两者令人不安的共存却在西方史学上留下痕迹。
7.西方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为他们所谓的客观性而感到自豪。
在公平超然地书写历史这一西方传统中区分出两个阶段是有用的。在第一个阶段，这种理想最好用“公正”(impartiality)一词来加以描述。人们认为下笔时重要的是“不带愤懑和偏袒”(sine ira et studio)，⑨换言之，不带感情和私心。这个理想被讨论最多的时候正是它最难被遵循的时候，也就是在新教改革后宗教冲突频仍的150年中。譬如，德意志新教徒约翰·斯莱丹(Johann Sleidan)曾宣称他所写的宗教改革的历史述说了那些事件的历史，“就像它们发生的那样”(prout res quaeque acta fuit)。这与日后兰克著名的“如实直书”的相似之处是明显的，同样的相似也出现在法国新教徒拉波普里尼(La Popelinière)那里，他宣称他试图述说法国宗教战争的历史，就像它发生的那样(réciter la chos comme elle est advenue)。顺便说一句，斯莱丹和拉波普里尼都对历史作为一种职业异常敏感。[35]试图以公平超然的方式书写历史的第三个著名例子是17世纪末哥特弗里德·阿诺德(Gottfried Arnold)的《无党派偏袒的教会史和异端史》。自17世纪以降，一个尤其在英国广为使用的隐喻取自草地滚木球游戏(the game of bowls)。历史学家的理想在于避免“偏见”(bias)，无论是宗教偏见还是政治偏见。⑩
在第二个阶段，公正或摆脱偏见的传统理想在自然科学模式的影响下被重新表述为“客观性”的理想，即公平超然地表现“事实”(facts)。兰克是这方面公认的光辉典范，他所代表的那类历史学家试图“压制自己”，并从文献记载中设法获得“纯粹事实”。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表现全部事实且只表现事实，这个理想自兰克时代以来被反复重申了许多遍。尽管不乏种种挑战，历史学家的这个任务恐怕仍在经验主义的说英语的世界中占据主流。[36]
8.用计量的方法研究历史是西方的特色。
众所周知，由于法国“序列历史学家”(serial historians)、法国英国的历史人口学家和美国“新经济历史学家”的推动，计量方法尤其在20世纪50与60年代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这些运动源于一个早得多的传统。在19世纪后期，尤其在德语世界，人们已开始认真严肃地研究物价史了。对人口史的认真研究则始于 18世纪。早在14世纪，乔凡尼·维兰尼就在其佛罗伦萨编年史中使用了数据，其中包括参加不同类型的学校的孩童的人数，这是所谓“算术心态”(arithmetical mentality)的突出例证。[37]维兰尼提到的这类学校中有一类传授基本运算的“算盘学校”，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佛罗伦萨有为数众多的银行和商号，运算知识自然特别有用。简言之，我们可以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像西方的法律和科学那样塑造了西方史学。在任何其他的历史传统中能找到类似的对统计学的兴趣吗？
9.西方史学不仅内容有特色，其文学形式也有特色。
9.1 波利比乌把同时代某些历史学家称为“悲剧作家”，因为他们追求悲悯之情(pathos)。对修昔底德的一个著名研究强调了其历史与同时代希腊戏剧的相似之处，尤其是两者对环境或命运之突变(peripeteia)的关注。[38]16、17世纪对历史艺术的研究把历史学家比作史诗作者，并强调诸如战争、人物性格和演说等具有文学效果的片段的重要性。这些片段使关于历史之“尊严”的古典观念更加明显，这种古典观念认为只有某些足够重要的事件和人物才值得记载和纪念。[39]某些近来的研究采用并发展了这些论点。[40]另一些学者注意到历史叙述与小说家叙述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41]
然而，尤其是海登·怀特（他步诺思洛普·弗莱的后尘）才迫使历史学家们意识到他们所采用的文学形式 （这种采用常常是无意识的，如Monsieur Jourdain）。怀特用喜剧、悲剧、罗曼司和讽刺作品来形容历史的“情节编制”(emplotments)。[42]
讨论其他预先编制的情节是有用的。譬如战争，无论是确确实实的(literal)战争还是引申意义(allegorical)的战争。[43]恩斯特·卡西勒对17世纪英国新柏拉图主义的研究就是把思想史用一场战争的形式来表述的极端例子，这场战争是一场充满各种拟人化象征的“心灵之战(11)”。[44]
另一个神话母题(mytheme)显然与进步的观念有联系，它来自作为先行者的圣施洗约翰。(12)譬如，在新教的教会史中，胡斯、萨沃纳罗拉和其他教皇权力的批判者就被当作马丁·路德的先行者。契马布埃(Cimabue)在瓦萨里关于艺术在意大利获得再生的历史中也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但真正的主角是乔托。[45]在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史学中，弗郎西斯科·德·米兰达通常被贴上“先驱”的标签，换言之，他之于西蒙·玻利瓦尔就仿佛圣施洗约翰之于基督。近来，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中，沙科(Charcot)已被当作弗洛伊德的先驱。
把伟人比作基督一般被视为胆大妄为之举，但这种做法时常发生。譬如，中世纪一部关于托马斯·贝克特(T.Beckett)生平的著作就提到了他的“受难”。(13)这里包含了一个潜在的假定，值得对它做更细致深入的分析。这个假定是：历史事件（至少在有些时候）是对种种模型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再次展现，因此，描述这些晚出事件的书面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些寓言。[46]
9.2 这里什么才是西方的特色呢？按我的理解，怀特想把他所谓的“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论点。但是，他的情节编制的例子全部来自传统的西方文学类型。(14)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用来和历史进行比照的古典史诗就是西方的文学类型（或者说是对包括《摩呵婆罗多》在内的一种文学类型的变动）。(15)类似的论点也可运用于悲剧。日本历史学家有没有强调日本文学中最受欢迎的“高贵的失败”这个主题？[47]奥斯曼帝国的奥斯曼王朝的历史有没有受突厥史诗影响的地方？
就相对准确的意义而言，“小说”(novel)一词是指自18世纪以降发展出来的特定种类的叙述，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是西方的发明，就算它已在埃及、印度、日本及其他地力按照当地情况被相当成功地改造过了。因此，我向研究非西方历史书写的历史学家们提的问题是，既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模型对兰克、布克哈特和托克维尔等人的工作产生了作用，诚如怀特指出的那样，那么，本土的文学类型对本地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否也产生了这些模型所产生的同样作用？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对西方文学中表现现实的著名研究 （其中有一章专门研究古典历史书写）暗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48]历史书写中模仿性的传统手法在不同文化之间有多大程度的区别？
10.西方历史学家对空间的独到见解不亚于他们对时间的独到见解。
10.1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是距离问题占据绝对核心地位的著名研究。布罗代尔的一些追随者也分享了对距离问题的关注，其中突出的是皮埃尔·肖努(Pierre Chaunu)，他以明显类似的方式研究了大西洋。但是，布罗代尔所谓的“地理历史学”(géohistoire)并非史无前例。一如布罗代尔之于菲力普二世的帝国，吉本的《衰亡史》亦对罗马帝国的交通问题给予了同样多的关注。与布罗代尔极为类似的是，16世纪的让·博丹也曾在书中写到地理历史学家(geographistorici)。
10.2 我不打算宣称只有西方的历史学家才对历史地理，或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所谓的“地志编写”(chorography)感兴趣。在中国，编写地方志的传统源远流长。[49]伊本·卡尔顿关于游牧者和定居者之间差别的著名讨论已在1.3.中提过了。然而，有不少西方的历史研究是围绕人群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编排组织的。[28]这些研究是西方的但不是欧洲的，这看来并非巧合。它们是新欧洲人的产品。其中声名最著者无疑是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对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的研究，但也不难举出另外一些例子，如阿夫雷乌(Capistrano de Abreu)和奥兰达(Sergio Buarque de Holanda)对巴西殖民化过程中道路与边疆的重要性的论述；又如布莱恩(Geoffrey Blainey)的《遥远的暴政》，它分析了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对其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些著作表达了地处世界边缘、远离权力中心与文明中心的一种空间感和存在感。与西方的法律、资本主义和科学一样，殖民化进程——不管我们称这种进程为“发现”、“遭遇”还是“帝国主义”——也有助于塑造西方历史书写的典型面貌。
以上我试图概括一个包含了诸多史学假定与史学原则的“体系”。称之为体系倒不是说这是从诸种公理中严密有力地演绎推断出来的，而是说西方历史书写被赋予的某些特点至少在一种松散的意义上互相联系在一起。但是，正如我们上述所见，这个体系并没有摆脱冲突和种种相反的倾向。无论是好是坏，在诸如是独特性还是对历史法则的举例说明、是进步还是循环、是因果还是意义等重大问题上，尚未达成任何共识（至少是几百年内的共识）。说到底，正是不同体系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包含了不同冲突的体系），尤其是不同“力量”之间的动态平衡，才构成西方历史思想和历史书写的特点。
收稿日期：2006-10-26
注释：
①阿米亚努斯·马凯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约330-400），罗马时期用拉丁文写作的希腊历史学家。——译注
②Carlo Sigonio的著作《论西方帝国》(De occidentali imperio,1577)是对这一建构的重要贡献。
③伊本·卡尔顿(Ibn Khaldun,1332-1406)，阿拉伯历史哲学家。——译注
④加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1540年生于秘鲁，是最后统治秘鲁的印加皇帝的外孙，其父是最早的西班牙征服者。著有《印加人的起源和秘鲁通史》两卷，出版于1609和1617年。——译注
⑤菲奥勒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约1135-1202），意大利南部一西多会隐修院院长。他把世界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分别对应三位一体，即圣父、圣子和圣灵时代。这种分期连同其启示论的解释对后世西方的历史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译注
⑥作者这里取两词的字面意思，分别为“再度-诞生”和“重新-组合”。——译注
⑦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包括了企业家和食利者——即运用计谋或投机来创造财富的人和首先希望财产安全并尽力运用可靠投资来获得财富的人——之间的交替更迭。——译注
⑧货物崇拜(cargo cults)，主要流行于太平洋美拉尼西亚群岛的宗教运动，相信来自超自然资源的特殊商品货物即将抵达，幸福新时代即将开始。——译注
⑨塔西佗：《编年史》，第1章第1节。——译注
⑩“偏见”(bias)一词原指草地滚木球曲线滚动的偏斜路线。——译注
(11)《心灵之战》(Psychomachia)是4世纪后半叶拉丁诗人Prudentius的史诗，全书以拟人化的象征描写了美德与罪恶之间的战争。作为第一部基督教寓意诗，它在中世纪传抄极广。——译注
(12)施洗约翰曾在约旦河替耶稣施洗，并替耶稣作见证，说他是神差来的弥赛亚。因而被看作预备人心、迎接耶稣基督来临的弥赛亚的先行者。——译注
(13)英王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为了加强对英国教会的控制，于1162年使其御前大臣托马斯？贝克特当选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表面上殷勤恳切，一上任却表现出他是教会权力的坚定拥护者。1170年，亨利派人将之刺杀。教皇则在1172年把他封为圣徒。——译注
(14)对照Earl Miner,Comparative Poetics,Princeton,1990.
(15)但需要对照Jaroslav Prusek,'History and Epic in China and the West',Diogenes 42(1963),2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