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西京赋》与《思玄赋》中的小说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京论文,因素论文,小说论文,思玄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赋在汉代非常繁荣，汉赋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推尊为“一代之文学”（参焦循《易余籥录》卷十七、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而小说在汉代也十分繁荣，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录小说十五家，共一千三百八十篇。班固生活于东汉前期，其《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是此前的情况，而东汉时代的小说则缺乏充分的文献资料来考察。不过从后来魏晋时期小说的繁荣情况来看，东汉时代的小说也应该相当发达。作为同一时代都非常繁荣的两种文体，赋与小说之间有没有发生联系的可能呢？答案是肯定的。东汉中期文学家张衡的赋与小说情节多有暗合之处，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云：“列爵十四，竞媚取荣。盛衰无常，惟爱所丁。卫后兴于鬒发，飞燕宠于体轻。”“卫后”指汉武帝皇后卫子夫，“飞燕”指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卫后兴于鬒发”之事，不见于《汉书·外戚传》，李善注引《汉武故事》曰：“子夫得幸，头解，上见其美发，悦之。”“飞燕宠于体轻”事，李善注引荀悦《汉纪》曰：“赵氏善舞，号日飞燕，上悦之。”并云：“事由体轻而封皇后也。”李善注所引的荀悦《汉纪》并没有讲到“飞燕体轻”的情况，高步瀛先生《文选李注义疏》则引《西京杂记》卷二云：“赵后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类似的记载也见于《赵飞燕外传》（《汉魏丛书》本）：“长而纤便轻细，举止翩然，人谓之飞燕。”
此外，在《西京赋》中出现的“吞刀吐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等描写，李善注也引用了《西京杂记》卷三中“东海黄公”的故事来解释。而“云雾杳冥”、“画地成川”等描写与《汉武故事》中“其云雨雷电，无异于真，画地为川，聚石成山，倏忽变化，无所不为”（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汉武故事》）的记载也有相通之处。以上这些线索表明，在张衡生活的时代，关于汉武帝、成帝的一些传闻、故事相当流行。
张衡赋与小说暗合的情形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文选》卷十五张衡《思玄赋》云：“尉尨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遘武。”李善注引《汉武故事》曰：
颜驷，不知何许人，汉文帝时为郎。至武帝，尝辇过郎署，见驷尨眉皓发，上问曰：“叟何时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丑，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上感其言，擢拜会稽都尉。
颜驷白首为郎、“三世不遇”的故事与《思玄赋》的赋文“尉尨眉而郎潜兮，逮三叶而遘武”完全吻合，很能说明张衡要表达的“吉凶相仍，反仄靡所”的观点。张衡称颜驷为“尉”，大概是因为后来他被拜为会稽都尉的缘故。而李善注所引的故事中“驷尨眉皓发”一句与赋文“尉尨眉”也是相对应的。《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传》章怀太子李贤注也同样引用了《汉武故事》，字句略有不同：
上至郎署，见一老郎，鬓眉皓白。问：“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对曰：“臣姓颜名驷，以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叶不遇也。”上感其言，擢为会稽都尉。
两则故事的情节基本相同，唯一较大的差异是前一则云“景帝好美而臣貌丑”，后一则云“景帝好老而臣尚少”，但不管是哪种原因都可以导致颜驷不遇于景帝。
关于《汉武故事》的成书时代，历来意见不一，有西汉成帝元延年间、建安末年、齐梁时期等不同的看法。《汉武故事》在写定之前，其中的一些故事可能长期在口头流传着，甚或已有成文的形式。卫子夫与颜驷的故事，张衡肯定是知道的，《二京赋》、《思玄赋》与《汉武故事》暗合的情形不难理解。据《汉书·艺文志》，可以确定为武帝时代的“小说”有三种：《封禅方说》十八篇，《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另外还有《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也可能属于武帝时代。这几种小说的内容，或与武帝时代封禅、养生、求仙之事有关，或是附会周代历史故事。前面所讲到的卫子夫与颜驷之事均难与之相合，它们应该都是东汉以来新兴的“小说”，一直流传于民间。
《思玄赋》又云：“或辇贿而违车兮，孕行产而为对。”旧注云：
车，人名也。孕，怀子也。昔有周犨者，家甚贫，夫妇夜田。天帝见而矜之，问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当贫，有张车子财可以假之。”乃借而与之期曰：“车子生，急还之。”田者稍富，致赀巨万。及期，忌司命之言，夫妇辇其贿以逃，与行旅者同宿。逢夫妻寄车下宿，夜生子，问名于夫，夫曰：“生车间，名车子也。”从是所向失利，遂便贫困。
结合李善注和李贤注来看，可以知道张衡这两句赋的意思是说：“周犨夫妇为了避开张车子，卷起财物放在车上，东躲西藏，可最终还是在一个旅店里遇到了车子的降生，这成为他们由富到贫的转折点。李善注和李贤注所引故事的前半部分都明确指出车子姓张，这是《思玄赋》没有提到的信息。但是在故事的后半部分却没有交代张车子为何姓张，让人感觉意犹未惬。《搜神记》卷十则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周擥啧者，贫而好道。夫妇夜耕，困，息卧。梦天公过而哀之，敕外有以给与。司命按录籍，云：“此人相贫，限不过此。惟有张车子应赐钱千万。车子未生，请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觉，言之。于是夫妇戮力，昼夜治生，所为辄得，赀至千万。先时有张妪者，尝往周家佣赁，野合有身，月满当孕，便遣出外，驻车屋下。产得儿。主人往视，哀其孤寒，作粥糜食之。问：“当名汝儿作何？”妪曰：“今在车屋下而生，梦天告之，名为车子。”周乃悟曰：“吾昔梦从天换钱，外白以张车子钱贷我，必是子也。财当归之矣。”自是居日衰减。车子长大，富于周家。
这则故事与李善注所引故事有三处大的不同：一、周姓男子名字作“周犨啧”而不是“周擥”，这一点无关宏旨，姑置不论。二、《搜神记》多出一个情节：“先时有张妪者，尝往周家佣赁，野合有身，月满当孕，便遣出外，驻车屋下。”这样就交待了张车子姓氏的由来——原来是张妪未婚先孕，故车子跟随母姓。在情节上前后有个照应，这是比李善注和李贤注所引故事较为精致的地方。三、《搜神记》里的故事虽然字数比李善注和李贤注增多了，但是却没有周家夫妇为躲避坏运气，“辇贿而违车”的情节，与《思玄赋》不甚相合。这三处不同说明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版本，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会产生差异——一些情节可能被强调，一些段落或许被忽略，而故事人物的名字也会改变。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样一篇极具戏剧性的微型小说在张衡的时代已经存在了。
小说和辞赋的这种关系，在后代也仍然存在。西晋潘岳（247—300）的《西征赋》也有两处用到了《汉武故事》（参清纪昀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二“《汉武故事》”条），赋云：“卫鬒发以光鉴，赵轻体之纤丽。”分别与《汉武故事》中“卫子夫事”以及《西京杂记》、《赵飞燕外传》关于赵飞燕的记载相合，这或许是受了《西京赋》“卫后兴于鬒发，飞燕宠于体轻”两句的影响。赋又云：“厌紫极之闲敞，甘微行以游盘。长傲宾于柏谷，妻睹貌而献餐。畴匹妇其已泰，胡厥夫之缪官！”这是用《汉武故事》中的“柏谷亭事”。但相对来说，张衡辞赋作品中出现的小说因素时代较早，从而更值得我们重视。
一些叙事类赋如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赋》、扬雄的《逐贫赋》与张衡的《骷髅赋》运用虚构和拟人化手法，或虚拟客主、或虚构情节，具有一定的小说意味。这是辞赋叙事功能与小说文体功能的重合之处。钱锺书先生《管锥编》“汉赋似小说”条注意到杜笃《首阳山赋》中伯夷、叔齐之鬼语，认为“玩索是篇，可想象汉人小说之仿佛焉”（钱锺书著《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一版，第三册，第994页）。本文讨论的是另外一种情形——辞赋与小说对同一题材的不同表现。这也许不是简单的谁抄了谁或谁用了谁的问题，而只是他们对同一故事的不同记载而已。
那么，《西京赋》与《思玄赋》中的小说因素从何而来？是来自口头传说，还是书面文学？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这两篇赋创作的环境与时代。据《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传》，《二京赋》为张衡早年作品，可能在他青年时代游历三辅地区时就已经酝酿，而后“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因为三辅地区是长安旧都所在，张衡在创作之前，大概搜集了较多的长安史、地方面的资料作为素材，而小说可能也包含在内，这样，《西京赋》中的小说因素或许有地域文化影响的背景。但是这样的解释却不适用于《思玄赋》。《思玄赋》是张衡晚年担任侍中时的作品，当时张衡身在洛阳，而赋中“颜驷”一则是西京旧事，“张车子”一则却没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从张衡直接用这些故事入赋来看，在东汉中期，这些故事很可能已经有成文的形式了。
小说与古书里的典故在东汉中期同时进入辞赋的现象很值得玩味，它反映了民间文化因素对文人创作的渗透。关于两汉时代民间文学的发展情况，过去苦于资料奇缺，只能作一些推测。如荣肇祖先生《敦煌本〈韩朋赋〉考》云：“或者在汉魏间，贵族盛行以赋作为文学的玩意儿，民间却自有说故事的白话赋？”（载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80 页）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赋》则给我们提供了出土资料的佐证，扬之水先生说：“可否设想，骚赋、文赋、徘谐体赋之外，更有一种如《神乌赋》之类的民间俗赋并行于世，且或近或远、或深或浅地影响着文人赋的创作？……由《神乌赋》而发现并证实了这古远的渊源。”（扬之水《〈神乌赋〉谫论》，见《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秋季号，第84页）这是民间俗赋对文人赋的影响。张衡赋中的小说因素也是民间文学对文人创作影响的一个例子。《思玄赋》所用的两则小说，“颜驷”一则与汉武帝（前156—前87）所代表的上层社会还有一定联系，同时反映了士人对于人生命运穷达、困济的思考。而“张车子”一则中的有关人物都是极为普通的民众，其故事反映的是一种宿命论的思想，这是民间心理和群众思想在文学中的折射。张衡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宛洛地区，作为帝都与帝乡，都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各种文学与艺术的形式都非常繁荣。小说本身就有世俗化和平民性的特点，它可以作为上层的娱乐与喜好，如西汉时代的“秘书小说”（《文选》卷二《西京赋》）之类，但更多的是迎合普通民众的心理。张衡作为一个上层的知识分子，以小说故事入赋，说明他在思想深处并不排斥小说——小说同样可以帮助阐释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同时，这也表明东汉中期以来，官方的思想控制在逐渐削弱。《西京赋》讲到“卫后兴于鬒发，飞燕宠于体轻”，对西汉皇室颇有不敬之意。而赋中的另一段描写似乎更显得大胆与出轨：“阴戒期门，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怀玺藏绂。便旋闾阎，周观郊遂。若神龙之变化，章后皇之为贵。然后历掖庭，适欢馆。捐衰色，从嬿婉。”《汉书》卷十《成帝纪》“鸿嘉元年”“上始为微行出”句三国魏张晏注云：“于后门出，从期门郎及私奴客十余人。白衣组帻，单骑出入市里，不复警跸，若微贱之所为，故曰微行。”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也有相关的记载：“成帝鸿嘉、永始之间，好为微行出游，选从期门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余，少五六人，皆白衣组帻，带持刀剑，或乘小车，御者在茵上，或皆骑，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相对于史书记载来说，张衡明显表达了对汉成帝怠于朝政、好为冶游之事的批评态度。张衡《西京赋》所流露出的对武帝的“不敬”与对成帝的批评，在东汉前期还是不允许的，因为稍不留意可能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孔僖传》载：鲁国孔僖、涿郡崔駰同游太学，相与论“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崇信圣道，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善”。邻房生梁郁上书，告“駰、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駰诣吏受讯。而孔僖则上书自讼，对章帝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才免除了言语不慎带来的无妄之灾。《资治通鉴》卷四十六系此事于“章帝元和元年（84）”。张衡《西京赋》的写作与章帝元和元年相差不过二十余年。政治风气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作家也少了许多忌讳，在文学作品里可以稍微放开手脚，进行大胆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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