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竞争程度与中国工业生产率分布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市场竞争论文,中国论文,程度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01(2012)01-0001-08
修回日期：2011-12-20
一、引言
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大规模的企业进入退出，使得中国工业部门的市场结构与竞争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每个产业的企业数量、规模及产品结构都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与此同时，工业部门的生产率也经历了较快的增长，考察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来源及其可持续性，一直是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在测度工业部门生产率分布的基础上，研究市场竞争程度变化与生产率分布变化之间的关系，为理解工业生产率增长的机制提供一个视角。
改革之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和直接的控制，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居于支配地位，价格由政府制定，非公有部门的进入被禁止，国际贸易通过政府设立的贸易中介企业进行。在转轨经济学和产业组织文献中，这样的产业组织结构被称为“国家垄断”[1]。
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分拆、落后企业的破产退出，进入壁垒的取消与降低，外资与国内私有资本的进入，这一系列的竞争冲击逐渐削弱了工业部门的国家垄断特征，开始向竞争性市场结构转变。在此过程中，市场竞争促进了在位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率，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被淘汰，新企业的不断进入，这就使得企业间的市场份额分布开始改变。伴随着市场份额分布的改变，经济资源在企业与产业之间开始流动，这样的资源重置(resource reallocation)过程，促进了产业层面的加总生产率(aggregate productivity)的增长，并促进了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分布变化。
有关市场结构与工业生产率增长的研究，江小涓[2]、大冢启二郎、刘德强、村上植树[3]和刘世锦[4]强调了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结构的变迁对中国工业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樊纲、王小鲁、马光荣[5]利用各省市的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发现市场化改革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1997-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的39.2%是由市场化贡献的。与这些宏观研究相比，近年来，学界开始采用微观数据估计中国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聂辉华、贾瑞雪[6]从资源配置扭曲的角度，李玉红、王皓、郑玉歆[7]从企业演化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制造业部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机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引入了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工业部门企业层面和总量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进而揭示了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我们的数据来源为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由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构成。为了刻画市场竞争程度变化对工业生产率分布的影响，我们选取了60个产业来研究。1998年，这60个产业的国有资本比重都在60%以上，到2007年，这些产业的平均国有资本比重下降到23%以下。因此，在这10年间，这些产业的市场结构都经历了从国家垄断向竞争性市场的转变，为我们研究市场竞争的引入与增强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提供了合适的框架。
从指标构成来看，该工业企业数据具有一系列的特征。首先，对于每一个4位数产业，它提供了规模以上工业法人企业(包括全部国有和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法人企业)基本情况、财务以及盈利状况方面的信息，包括企业代码、所在地区、所属行业类型(4位数)、资本构成、资产负债情况、产出情况、中间投入和利润分配等重要经济指标。其次，在这个数据库中，除非发生合并或重组，每个企业的代码不仅是唯一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我们能够方便地识别每一个企业，并追踪每一个企业跨时间的变化情况。
由于数据库本身的问题，我们首先对数据指标进行了两方面的调整：一方面，参照李玉红、王皓、郑玉歆[7]的方法，我们删除了这个数据库中不符合基本逻辑关系的错误记录。另一方面，由于2002年我国颁布了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并于2003年开始实施，从而导致了2003年前后四位数产业统计口径的变化。为了保证2003年前后的统计口径一致，一个基本的调整方法是采用一个更宽的口径，将相关的产业合并成一个范围更广的产业。借鉴Brandt，Van Biesebroeck and Zhang[8]的调整方法，我们统一了2003年前后全部4位数产业的统计口径。
在此基础上，以国有资本占整个产业的实收资本的比重为标准，利用1998年国有资本占产业实收资本的比重在60%以上的60个产业所包含的全部企业数据，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1998至2007年的57463个企业，一共171770个观察值，每个观察值由反映企业基本情况、投入产出、资产负债、资本构成、产值情况以及利润分配等50个变量构成。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所使用到的变量指标主要包括：
(一)企业层面的投入产出变量
1.企业的净产出水平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报告了每个企业的总产出水平、销售收入和工业增加值，我们采用以1998年为1的各地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的工业增加值作为各个企业净产出水平Yit的测度。不过，这个数据库没有报告各个企业2004年的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于是，我们采用刘小玄和李双杰[9]的方法，基于下面的公式推算出各个企业的工业增加值：
企业增加值=当年销售收入+期末产成品-期初产成品-中间投入+当年增值税额
在这个公式中，除了期初产成品外，其它的指标都能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找到原始数据。为了解决期初产成品数据的缺乏，刘小玄和李双杰[9]用期末和期初存货代替期末和期初产成品。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报告了期末存货、期末产成品和期初存货，于是，我们依据期末产成品在期末存货中的比例从期初存货中推算出期初产成品，然后利用上面的公式计算出各个企业的增加值。
2.企业的资本存量
在生产理论中，资本投入量应该是实际投入到生产中的固定资本存量，于是，与大多数研究一样，我们利用永续盘存法来核算企业的资本存量
。
永续盘存法要求我们合理地确定每个企业的初始资本存量、各个年份固定资产的实际投资额
和折旧额
，我们用各个企业1998年的固定资产净值或者首次出现在数据库的年份对应的固定资产净值按照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成1998年的实际值后作为企业的初始资本存量；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没有直接报告企业层面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但它报告了每个企业各个年份的固定资产原值，我们能够根据相邻两年固定资产原值的差额计算出企业各个年份的名义投资额，然后，按照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把它折算成1998年的实际值；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直接报告了各个企业的当年折旧额，我们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把它折算成1998年的实际值后作为企业各个年份的实际折旧额。这样，我们就能依据永续盘存法推算出各个企业在各个年份的实际资本存量。
3.劳动投入和中间投入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报告了各个企业年平均就业人数，我们把它作为企业劳动投入的度量。同时，这个数据库还报告了企业的中间投入量，我们用各地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把它调整为1998年的不变价格后作为各个企业中间投入的度量。
(二)企业特征变量
对于反映企业特征的变量，我们主要构造了企业制度特征、资产负债状况、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生产要素质量和技术选择等六个变量。我们用国有资本占企业实收资本的比重来度量各个企业的所有制特征，以反映不同企业制度结构上的差异。同时，我们用资产负债率来反映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用企业的实际增加值度量企业规模，并依据企业的成立时间推算出每个企业的年龄。像许多的研究一样，我们用企业的工资率作为劳动力质量的度量，其背后的依据是，对于人力资本较高的员工需要支付较高的工资。这里，工资率包含了人均工资、人均福利费以及企业为每个员工支付的公积金、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并用各个地区的消费价格指数折算成1998年的实际值。最后，我们用人均资本拥有量来表示企业的资本密度，以反映企业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技术选择状况。
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跨企业的分布
考虑如下Cobb-Douglas对数生产函数：
另一方面，在实际计量估计时这又行不通。很多时候要素投入价格是观测不到的，要么所有的企业的投入价格都是一样的，要么企业间的投入价格差异过大；或者要素投入价格可以观测到，但包含着使得其作为工具变量不再有效的因素，比如要素投入的质量，也就是投入不再是同质要素了。Ackerberg，Benkard，Berry and Pakes[11]对工具变量估计和固定效应估计方法的局限性做了大量的讨论。
由于OLS估计方法、固定效应估计方法、IV估计方法都存在较多的局限性，Olley and Pakes[12]提出了控制函数方法(control function approach)来估计生产函数，Levinsohn and Petrin[13]将其推广到包含零投资的情形。有关生产函数估计中的计量问题及其相应的解决方法，可以参考Aguirregabiria[14]的相关评述。
基于上面的半参数方法，我们分产业地估计了这60个产业的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计算出这60个产业的分位数分布。在这个方法下，我们发现，所有60个四位数产业的生产函数都存在稳定的参数估计值，从而使我们的分析能够建立在可比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
表1报告了60个产业和一个代表性产业(电子元器件制造业，产业代码是4061)1998年到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跨企业的分布状况。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定义较宽的60个产业还是在定义较窄的代表性四位数产业里，在任一年份，下四分位数与上四分位数的差异都非常大，这意味着，不同企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而且，在每一个年份里，均值明显大于中位数，全要素生产率的分布表现出典型的正偏模式，这意味着，中国工业部门里存在众多的低生产率企业；进一步，在增长动态上，无论是定义较宽的60个产业还是定义较窄的代表性四位数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的均值都经历了明显的增长，而且，全要素生产率跨企业分布的各个部分，比如下四分位数、中位数和上四分位数，都经历了普遍的增长。不过，在增长过程中，生产率高的企业经历了更快的增长，因而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没有表现出缩小的趋势。
进一步，表2报告了1998到2007年间不同类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首先，我们把企业分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两个类型，其中，在国有控股企业里，国有资本在实收资本中的比重高于50%。表2的第2至3列显示，平均说来，国有控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无论是国有控股企业还是非国有控股企业，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都经历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其次，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我们依据企业规模把企业分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并计算了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第4至6列显示，大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远远高于中小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除了中型企业外，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生产率都经历了明显增长。
生产率核算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揭示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即便是在定义较窄的四位数产业里，不同企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因而企业异质性是决定企业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企业，包括具有不同生产率水平、不同制度特征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都经历了明显的稳定的增长，这意味着，来源于产业和跨产业的共同冲击，比如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与增强，很可能在中国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市场竞争与中国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
假定初始时刻的市场环境缺乏竞争，通过比较不同竞争环境下均衡状态的产业平均生产率，Holmes and Schmitz[15]发现，市场竞争的引入与增强可能通过资源再配置(resource reallocation)机制促进工业生产率的增长。随着市场竞争的引入与增强，低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下降，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加，并最终将低生产率企业逐出市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竞争引起的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能够成为总量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Foster，Haltiwanger and Krizan[16]发现，美国制造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因于产业内经济资源跨企业配置效率的改善；而在一个跨国比较研究中，Hsieh and Klenow[17]发现，经济资源跨企业配置效率的差异能够解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间生产率水平和人均收入差距的实质性部分。
为了定量地分析市场竞争驱动的资源再配置是否促进了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我们需要将总量生产率分解为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和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Olley and Pakes[12]提供了下面的分解方法：
表3报告了60个四位数产业加总的总量生产率基于方程(16)的分解结果。这些结果揭示了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第一，协同变动项是正的，并构成了总量生产率的绝大部分。在一些成熟市场经济的制造业部门里，交叉项通常是正的，但是，它在总量生产率中的比重非常小[12]。而在一些发展中经济里，交叉项经常呈现负数[19-20]。因此，表3的分解结果显示，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对中国工业部门总量生产率的增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方面，中国工业部门的各个产业存在数量众多的企业；另一方面，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低生产率企业占据了企业数量的很大比重。
第二，从2002年开始，协同变动项开始呈现增长的趋势，而且增长幅度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这意味着，通过市场竞争激发的跨企业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正在逐步改善，跨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成为总量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不过，虽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未加权的简单平均在总量生产率的构成中所占比重较小，但是，它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并且贡献了总量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部分。
五、结论
从市场化转轨的视角，我们考察了市场竞争的引入与增强对中国工业部门总量层面TFP增长的影响。基于1998到2007年间大规模市场化转型的60个产业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集，利用Levinsohn and Petrin[13]的半参数方法，我们分产业地估计了60个产业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估计结果显示，即便是在定义较窄的四位数产业里，不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也存在明显差异，并且，全要素生产率跨企业分布的各个部分都经历了普遍的增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和跨产业的共同冲击，市场竞争的引入与增强通过资源再配置的机制，大规模的进入退出导致了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提高了经济资源跨企业的配置效率，进而推动了总量生产率的增长。
我们的研究表明，市场开放下的企业进入与退出，无论对于加总生产率还是企业层面生产率，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市场竞争导致的优胜劣汰，一方面促使存活企业积极提高生产率，另一方面将低生产率企业淘汰出市场，促使市场份额与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市场取向的改革，无论是在经济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不应该停止，所谓的国进民退，只会使得在位企业不思进取，同时降低企业层面与产业加总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