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布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寓意为何？
叶秋玲 王玉琨
2018年12月18日，日本政府举行内阁会议，批准了新版《防卫计划大纲》以及《2019—2024年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其中，《防卫计划大纲》共分日本防卫政策演变、日本军事力量及部署、日美军事同盟及双边安全合作、军事活动、中日防务关系等5个章节，内容包含现有舰船航母化、发展太空、网络等“多维联合防卫力量”以及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等。这是安倍政府自2013年以来，再一次对《防卫计划大纲》进行修订。
大纲更新越发频繁
日本的《防卫计划大纲》（以下简称《大纲》）问世于1976年，其时正是冷战的巅峰时期，当时日本面临着苏联的巨大威胁，出台这一大纲的目的是为了确立有关基础防卫力量的指导思想。在此次发布新版《大纲》前的几十年里，先后经历了4次修改：第1次是在1995年，其时冷战业已结束，原先的威胁不复存在，因当年1月17日日本关西地区发生了阪神大地震，故将防卫力量的功能增加了应对大规模自然灾害这一新内容；第2次修订是在2004年，随着国际恐怖袭击频发，《大纲》中增加了应对恐怖袭击、为国际和平贡献力量的内容；第3次于2010年修改，《大纲》开始强调朝鲜的威胁，呼吁建立“动态的防卫力量”，以便有效应对各种突发事态，同时将防卫重点从“北方”调整至“西南”，重点充实西南方向的军事部署；第4次是在2013年，夺回政权后的自民党，仅仅过了3年时间又修改了该大纲，其突出“（日本面临的）威胁进一步加剧”，指出今后的方向是形成“联合机动的防卫力量”，即整合陆海空各方面力量。此前，《大纲》多为每10年或以上才修订一次，但近年来更新速度明显加快。
相对《大纲》明确的是防卫力量的建设方向，《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则是具体确定装备发展的方案，并定夺今后几年的防卫预算“盘子”。它诞生于1985年，原先只是防卫厅（防卫省的前身）的内部资料“中期业务评估”。主要根据《大纲》的相关精神，配套确定未来几年的装备建设水平。
《防卫计划大纲》重在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日本陆海空自卫队员搭乘美军鱼鹰运输机参加军演
蓄意打造首艘航母
新版《大纲》全文共23000多字，其中没有一处提及“航母”二字。然而，在其中一个段落还是露出了端倪：这段文字提及的是对短距离起飞/垂直起飞战机的“灵活运用”，并且采取相应措施，使得“在必要的场合中，这些战机可以从现有的舰船中进行操作”。日本把改造后的舰船叫做“多用途护卫舰”，其本质上就是多用途航母。
在不考虑背向反射影响的情况下,微环谐振腔的光场传输示意图如图1所示。图1中,微环与直波导宽度相同,半径为R,耦合间距为d,微环与直波导光场耦合系数为k,在耦合区域,输入光场(a1,a2)与输出光场(b1,b2)的传数矩阵[20]可以表示为:
除此之外，日本未来5年的防卫预算总额将大幅攀升至约27.47万亿日元（约合1.68万亿元人民币），增幅逾10%，创历史新高。预算中包含了大量美制装备的采购费用，包括F-35战机、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E-2D预警机等，还将重点投资人工智能和激光等尖端技术，引进大型无人潜航器等无人装备，以此提升自卫队装备技术水平，为扩展新领域作战能力提供装备技术支撑。
与2013年版《大纲》相比，新版《大纲》提出了“多维联合防卫力量”概念，替代之前的“联合防卫力量”，由以往“海、陆、空”一体化作战空间扩展至太空、网络和电磁等新领域。这意味着日本未来在重视“陆、海、空”联合作战的基础上，将加强太空、网络和电磁等领域作战能力，促进各领域作战能力平衡发展，进一步提升自卫队整体作战实力。《大纲》指出，在未来进行“跨域作战”的能力非常重要，因为太空、网络和电磁等新领域对于日本来说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大纲》还明确，日本自卫队将新建太空领域专属部队，扩充网络战部队，确保日本在太空、网络、电磁领域的优势，并且加强对敌方情报通信网络情报收集和攻击能力，从而构建实现各“兵种”跨领域综合作战的新型防卫体制。此举也是为了配合美国将太空军、网络军升格为与陆海空三军并列军种的动向，日本希望通过重构自卫队以更加紧密地与美军对接。
在嵌入式系统开发的初期，为了排除错误和纠正错误，时常需要明确系统的运行状况，同时在必要时对系统进行选择性地运行，这就要用到系统调试工具，因此在电路设计时必须设计系统调试电路[5]。LM3S811使用了与ARM CoreSight兼容的串行线JTAG调试端口接口来代替ARM SW-DP接口和JTAG-DP接口[6]。在本文的设计中，使用了ARM SW-DP接口来对LM3S811进行调试，并对片上FLASH进行烧写。
扩展新领域作战能力
姚孝遂先生曾提到：“商字之本形、本义，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曾疑其象某种管乐之类，而苦无佐证。”据《甲骨文字诂林》，商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有： 、 、 、 、 ，凡五种。《说文解字》： ，从外知内也。从 ，章省声。
然而，《计划》中明确，预计于2020年开始要对出云级的出云号与加贺号进行改造，将其甲板进行耐高温改造以满足垂直起降，改造后可携带18架垂直短距起降且具备隐身性能的F-35B战机。《计划》中还提到，日本在未来5年预计购入新的F-35A和F-35B共计105架。对出云级舰进行航母化改造，预示着二战后日本将首次拥有搭载固定翼战机的真正航母，将使自卫队进一步提高远洋作战能力。
在过去，因《和平宪法》制约，日本海上自卫队一直被限制发展攻击性的武器装备，而作为一种通常用于远洋作战的舰船，日本官方也一直对发展航母三缄其口。目前，日本只拥有日向级与出云级的4艘直升机驱逐舰：DDH-181日向号、DDH-182伊势号、DDH-183出云号和DDH-184加贺号。这些直升机驱逐舰只能够搭载最多不超过30架的直升机，不具备像正规航母那样搭载固定翼战机的能力，主要用于搜潜和反潜等行动。
担当美国战略“前哨”
F-35B隐形战斗机
2018年10月2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同英国陆军展开联合训练
新版《大纲》除了体现出日本的军事能力的提升之外，其背后还有美国的“如意算盘”，主要体现在与美国国家战略越靠越近，美国将中俄视作竞争对手，而日本无疑将是美国牵制和遏制中俄的重要战略“前哨”。《大纲》在“日本防卫的基本方针”部分近1/3内容阐述了“日美关系的强化”。其中强调，日美同盟对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具有“关键作用”，日本要在强化自主防卫力量的同时，持续提升日美同盟的整体遏制力，强化美军延伸威慑力，通过开展联合训练、推进互联互通等强化日美协作。双方要在新安保法和日美防卫合作方针基础上，在平时和紧急事态发生时开展无缝链接的合作，并确保美军在日本长期稳定驻守。由此可见，日本意在借修订《防卫计划大纲》的机会，进一步深化拓展日美军事同盟关系，谋求发挥日本作为美盟国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作用，以此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并借此放宽自卫队武力行使条件，突破“专守防卫”限制，从而在美国正在构建的“印太多边安全框架”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提升单独或与美军共同干预地区及全球事务的能力。
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是植物体内两种重要的渗透调节物质，当植物受到环境胁迫时，可以通过提高可溶性糖和可溶性蛋白浓度来保护细胞免受伤害，维持正常的生理代谢[22]。在本实验中，水稻幼苗经70 ～ 280 μmol/L硝基苯酚处理后，根系可溶性蛋白和可溶性糖含量增加，且在280 μmol/L硝基苯酚处理后达到最大值，表明70 ～ 280 μmol/L硝基苯酚可使水稻幼根细胞渗透和细胞保水力增强，从而提高水稻幼根的抗性能力；而560 μmol/L硝基苯酚处理后，可溶性蛋白和可溶性糖含量低于对照或与对照持平，推测这可能与蛋白质和糖的合成受到抑制有关(表1)。
同时，新版《大纲》强调在国际合作方面，应尽早建立日中海空联络机制，推动日俄在防务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强化与友好国家的安全合作，重点加强与印度、澳大利亚、英国、法国以及东南亚等国的合作，拓展“日美+X”合作机制，深化日、美、韩反导情报共享和安全对话，并在海洋安全等领域为东盟国家提供支援。
再提“中国军力威胁”
新版《大纲》指出，目前日本面临的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剧变且日趋严峻，不确定性增加。与5年前的《大纲》一样，新版《大纲》再次提及所谓的“中国军力威胁”，声称“因中国等国的国力快速增长引发世界力量格局加速变化，各国竞争加剧，‘灰色区间事态’出现长期化趋势，‘混合战争’‘多域作战’等新型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陆续登场，美国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责任”。其中突出强调的中国因素，指“中国缺乏军事透明度，军费保持高水平增长，加速增强军事力量，且重视确保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优势，旨在达到‘反介入/区域拒止’与提升在更远方地区的作战能力”；还称“中国提出与国际秩序不相符的独自主张，在东海、太平洋和日本海频繁开展军事活动，在南海实施军事据点化行动，试图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引起地区和国际社会强烈担忧”。可以看出，应对国际形势和战争形态的变化，特别是应对所谓“中国军力威胁”，是日本制定《大纲》的主要依据。
对此，在2018年12月18日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称，日方文件涉华内容依然老调重弹，对中方正常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说三道四，进行不实指责，煽动所谓“中国威胁”，不乏冷战思维。日方这种做法不利于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也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大局。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总体来看，新版《大纲》出台，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又一次做出重大调整。虽然其宣称，日本今后将在“专守防卫”“不做军事大国”“文官治军”“无核三原则”等基本防卫方针指导下，继续走和平国家道路，但实际不难看出，其本质就是以“专守防卫”为名，行“积极防卫”之实，积极主动趋势明显加强，这将给我国乃至地区和世界安全环境带来新的挑战。
责任编辑：张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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