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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晚出生者变得更激进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他们出生较晚
萨洛韦所举的例子绝大多数发生在19世纪中间几十年，这是一个充满纷乱的社会变革的时期。萨洛韦希望我们考虑一下格里姆凯（Grimke）姐妹——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著名废奴主义者。萨拉（Sarah）是第6个出生的，成了废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她的妹妹安吉利娜（Angelina）是第14个出生的，也是这个家庭中最后一个出生的，在信仰上变得更激进。我们还被告知，末生子在主张扩大参政权者中占有很高比例，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出生次序的重要性。
可是，革命时代有其自己的逻辑。在这样的时代，较晚出生者将变得更激进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因为他们出生较晚。1968年时我26岁，自以为十分激进，但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是，那些比我晚出生几年的人甚至更激进，在激进时期，时间选择就是一切：肯尼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的被杀对人们的影响因他们的年龄而不同，废奴主义和妇女参政的情况几乎同样如此，这些运动一年比一年更激进。能够解释年幼同胞变得更激进的趋势的，正是革命时期的激进程度本身；值得考虑的是他们的年轻，而不是他们的出生次序。这一点能够得到切实的检验：与安吉利娜同龄的一群废奴主义者与她一样激进，但他们不是末生子。萨洛韦都没有提供这种检验。
萨洛韦没有为他的发现寻找更简明的解释，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对所发现的东西作了过分的解释。而对一个不合常规的例子，他就想方设法排除它，而不是说明它。不错，马丁·路德（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译注）是头生子，但他是一个德国人，是低级神职人员，而这两者都能解释他的激进主义。萨洛韦认为，如果出生次序不能解释性格，别的什么东西一定能解释。通过利用形形色色的统计方法，我们给一种预言因素增添另一种预言因素，最终说明为何存在不合常规的例子。但是，每一次萨洛韦给出生次序增添额外的变数，他必须指出，他这么做是在败坏他自己的新达尔文主义。但他从来没有这么指出过。
相反，他把争论转向对历史研究中统计方法适当性的辩论。而且，他使这种辩论变了味。一个评论家的评论拒绝他所提出的建立全国科学基金会的建议，对此他感到十分恼火，便撰文声称，历史学家们似乎对使用统计方法怀有敌意。从统计学上说，他的说法是错误的：一些人是怀有敌意，但另一些人不怀敌意。正如我所了解的，每个人在其生涯的某个时候，都会听到对一项精心策划的建议或一篇精心构思的文章的愚蠢或孤陋寡闻的评论，但他们之中很少有人会从这种经历贸然得出对知识状况的概括。
萨洛韦在写作时像是一个寻求打赢官司的律师，而不像是一个对解释某种观察资料感兴趣的科学家。在这一点上，他与道金斯（R.Dawkins）或者丹尼特（D）.Dennet）这样的新达尔文主义者很少有差别，他们用一些巧妙的方式为达尔文辩护。意识形态的思考就是意识形态的思考，无论它是社会主义还是社会生物学；而且，未来观察我们当代知识状况的人必定会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些聪明善辩的作者要处心积虑地写书证明，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达尔文为什么必定是正确的。《天生反叛》一书是这种把科学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的倾向的良好例子，值得首先把它作为一本夸夸其谈、强词夺理的著作阅读。
萨洛韦努力使我们相信，达尔文理论说明了出生次序为何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将如何对待他的这种努力？家庭生活真的是“一种进化的军备竞赛”？在竞争父母的投资方面，我们是否占据了合适的位置？即使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承认这种询问所包含的纯粹的推测。由于没有发现一种与帕金森氏病基因相类似的同胞竞争基因，我们不太可能以确定自然界问题中的同样方式，来确定家庭问题中的因果。或者，即使在自然界问题上，我们也不太可能确定其中的因果：对萨洛韦所分析的进化论的争议持续至今。
一些人不愿听到，种族决定智力，但或许愿意听到，出生次序决定性格
谢天谢地，科学已不再顾问某些问题。物种之间的差异应归于自然选择，而支配自然选择的是某种遗传材料一代又一代自我复制的方式——对这个事实已不再有争论。可是，对每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疑问，这也符合科学的性质。因此，对科学家们来说，一旦面临我们目前的认识的局限性，对我们尚未确定的东西进行猜测是适当的。进化论在解释复杂事物如何发展时是有效的，但迄今未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复杂事物是如何起源的。有一天可能证明，某种自我复制的分子出自远古时代的垃圾堆，但最正统的新达尔文主义者之一道金斯最近也在《攀登未必上得去的山》一书中承认：“没有人知道生命是怎么发生的”，“存在相反的论点”，当我们谈论生命起源时，我们是在“推测”。
与生命起源一样，人类各种安排的持续和发展也是一个我们只能推测的题目。我们刚明白基因如何引起疾病，社会生物学家就把他们的解释从昨天的非人类物种猛地跃向今天的人类，进行任意的推测，断定“记忆”是一种文化传递的机制，并认为，人的思想能缩短进化适应的发生所需的时间。这样的推测没有害处。在社会生物学发展的现阶段，它偶尔能提供有关人的实践将如何改变的有趣说明，但它几乎没有说明特定的社会或个人的行为，也根本没有说明，伦理和道德的问题应该如何得到解决。有人认为，这门不成熟的学科能够解决萨洛韦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这种观点是荒谬的。
为什么萨落韦的书得到这么多的注意？请允许我推测。人类，或者人类中的某些人，对确定的事实作出了大量评价。至少就他们自己来说，他们不愿在没有某种圆满的知识结论的情况下生活。而且，把人类归结为他们的动物本性意味着，我们发现了人类的可靠事实。这样一来，他们的行为就能得到理解，他们的选择就能得到分析，他们的爱好就能得到解释。这种对确定的事实的探索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恩格斯在19世纪被海克尔（E.Haeckel）的达尔文主义著作吸引，就像尼采在20世纪被海克尔的著作吸引一样。社会生物学的批评者们把政治的生物学化等同于保守的意识形态，这是错误的。任何具有总体计划的意识形态都希望披上科学的外衣，从而指导人们进入他们合适的位置。不用费很大力气就能想象《正态曲线》的左翼版本：一个研究者可能发现，男人天生具有虐待女人的趋向，另一个研究者则可能发现，黑人的天生倾向使他们具有更全面的认知方式。
萨洛韦的著作不涉及政治，或者我不能辨别。因此，作为对伪科学的科学至上主义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说明，这本书比《正态曲线》更有说服力。种族和平等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如果某人站出来说，他能证明种族的劣等，我们必然会对他的发现表示怀疑和提出质问。出生次序或许是吸引人的，但它不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也不会被作为反映民族灵魂的镜子。出生次序的重要性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出生次序的无意义也足以引起神经质的大笑，所以，出生次序是瞒过我们暗中推销伪科学的理想方式。我们中的一些人不愿听到，我们的种族决定我们的智力，但或许愿意听到，我们的出生次序决定我们的性格。可是，我们仍将屈服于一种虚伪和可怕的观点：通过在我们出生时起作用的一种固定的动力，就能确定和解释我们是什么人，而试图逃避这种动力是徒劳的。
萨洛韦从未这么明确地说过，但他在书中从头至尾传递的信息是，他与达尔文一样，是一个科学反叛者，不像那些信奉保守主义和神经衰弱的人，抗拒创新和科学真理的绝对力量。可是，他对他自己的分类与他对别人的分类一样糟糕，因为他写了一本十分反动的书。《天生反叛》一书与其说是20世纪末为理解人类实际情况作出的努力，倒不如说与19世纪的生物分类学有共同之处。这是颅相学的一种进步，但前进得并不远。
摘自美国《新共和》杂志1996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