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多元一体发展特征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世界文化论文,视野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把中国文化放置到世界文化的背景上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独特性，集中反映在这一文化体系内部形成的一种汉民族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结构。人们常用“多元一体”来概括这一特殊关系结构的特征。就与世界其它国家之文化比较而言，在融汇众多民族文化为一体而又长期保持国内各民族文化之特色，形成多元而又一体的民族国家文化体系方面，中国文化确实显示出一些独具的历史发展特征。本文拟从世界文化的视野上，对中国文化，或称之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若干历史发展特征加以概括说明，并力图探讨中华民族文化为何会形成这些特征，这些特征在一种互为因果相互强化的关系中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进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源远流长独立发展的古老文化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史上几大起源最早的年代最久远的古老文化之一，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同时，中华文化又基本上是在一种自成一体的文化生态环境下，依据自身所处的生长条件而独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
人类文化的产生并非出于偶然的因素，只有那些具备了相应条件或环境的地区，在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才会成为人类文化最早的独立起源地。而另外一些文化则往往是通过文化传播扩散的作用，在外部力量的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在世界文化史上，下面几种文化都是出现时间最早的文化。第一，中东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化，这里在公元前9000～7000年的时候已出现世界最早的农业，到公元前4000～3000年时古巴比伦文化已较为发达。第二，北非尼罗河中下游的古埃及文化，公元前3000年时已进入繁荣阶段。第三，南亚印度次大陆古代文化，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第四，东亚的中国古代文化，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已较为发达。第五，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的地中海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第六，公元前1000年左右出现的西非古代文化。第七，公元前1 世纪以后进入繁荣阶段的美洲玛雅文化。上述这些大体独立出现的人类早期文化，在当时的世界上犹如大海上的几个孤岛，只是到后来长期缓慢发展和向外扩散，相互间形成有限的直接或间接联系，人类文化才逐渐扩展到世界更广阔的范围上。在这些文化上，中国文化的出现虽比古巴比伦和古埃及要晚，但却是世界文化史上少数几个源远流长独立发展的古老文明之一。
二、一脉相承前后相继的连续性发展
与世界其他文化比较，中华文化有着一旦出现后便不曾中断的连续性发展特征。有着上下五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历史轨迹和前后相继统续一贯的文化脉络，以及由此形成的深厚凝重的历史积淀、高度稳定的文化体系结构及巨大的传统力量，都可以说是中华文化历史发展的突出特征。
在世界文化史上出现于各个地区和国家的文化，按其兴衰过程之不同大致可分为这样三大类型：一种类型是那些在历史上出现后经过发展繁荣阶段，便因种种原因走向彻底衰落并最终完全中断了自己的历史而消失掉，或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由于重大的灾难而毁于一旦成为湮灭千古的文化陈迹遗址，只是到许多个世纪以后才为后人的偶然考古发现而为后人知晓一二。如古代印度的哈拉巴文化、古地中海的克里特岛米诺斯文化、迈锡尼文化，都是在历史上消失很漫长时间后才为后人发现的。另一种类型是那些在历史上出现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繁荣后逐渐趋于衰落，后来被其他文化征服同化，虽未完全变成文化遗存而消失，但却已中断了自己的连续性传统脉络而变成或残存到另外一种外来的文化中去了。比如古埃及文化，它后来被希克索斯人、利比亚人、努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罗马人征服。而这些外来的征服者及其文化也大多如历史过客稍作停留便又被别的后来者取代，古埃及文化的自身历史传统早已中断或难以辨认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的中东西亚、南亚和中亚细亚最为突出。这里历史上不同时期中出现过众多的古王国和古代文化，如亚述文化、巴比伦文化、赫梯文化、加喜特文化等，频繁的异族入侵、复杂的文化传统，如匆匆的历史过客来去不定。第三种类型是那些在历史上产生以后，经历了古典时代辉煌繁荣之后急剧衰落，虽未完全中断消失，但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文化衰退停滞的“中世纪”时代，后来经过某种文化复兴运动而使古典文化及其传统的部分形式和内容在近代文化中得以复活。欧洲的文化，就是经历过这种古典、中世纪、近代复兴阶段的典型。
相比之下，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与上述三种类型文化的命运都有所不同。中华文化不曾像古米诺斯文化那样突然消失湮灭，也不像古埃及文化那样被外来者消融，亦不曾经历过欧洲文化那样中世纪漫长的文化黑夜。中华文化历史上虽也有不同时期的兴衰更替，有不同民族和不同王朝的争逐取代，但文化之统续、脉络之相继，却是前后延贯一气的。中华文化不是一个死了的古董，一堆挖掘出的遗物，以往的传统就延续在今日的现实中。现实的文化都是由历史上不同时期之积淀而来的。
许多因素促成了中华文化的历史连续延贯性。首先，中华文化有极为广阔的生存扩展空间，有可供文化生长更新的地理条件资源禀赋。从而使中华文化得以形成结构完备、自成一体、自我调适满足的稳定形态。其二，中华文化处于东亚相对独立的空间位置上，周边没有强大先进而足以对中华文化造成毁灭性征服打击的文化。而与西亚欧洲的遥远距离使中国可以同其文化保持有限联系不至完全封闭隔绝，但又可免遭发生与异源文化大规模的直接冲撞。其三，中华地理空间上的北方游牧民族，武功可超越南方农耕世界，但文治却相对落后，主要是中原文化的接受者。其四，中华文化有早熟性完备的特点，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已在政治体制、官僚结构和伦理观念方面达到十分精密完备的成熟程度，后人看重历史传统和先王制度，尊重历史经验和老人智慧，反对激烈的文化变革。不过，中华文化的这种突出的历史连续性，使得传统的力量往往过于强大并受到人们过多的尊崇，人们太多关注以往的经验和制度，习惯于秉承旧制度，相对保守而反对变革。这些特点对以后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又多有不利。
三、立体核心文化与周边区域文化的长期共存
古老的中华文化之所以长期连续性发展，是与中华文化体系中形成的一种主体核心文化与周边区域文化的长期共存局面有很大关系的。这种局面也即汉民族文化作为主体核心民族的文化，与分处于汉族周围的各区域性少数民族文化的长期共存局面。
中华文化是一个庞大的多元形态复合体，它的发生和发展具有多元的特点，在以后的文化发展中，在中华文化的地域空间范围内，始终存在着不同历史背景、发展特点和结构特征的地方文化、边疆文化、民族文化。尤其是各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发展是始终存在着的。但是，在中华文化这样一种多民族文化长期共存的格局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起主导地位占居支配位置的核心民族文化，即汉民族文化。这个主体核心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最初发展阶段便初具雏形，以后在中国诸多民族文化中一直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有着超越其他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可以在汲纳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产生一种中心文化或核心文化的凝聚力或吸引力，形成一种稳定的多元文化结构体系，保持文化传统的脉络长期延续相传。
在世界其他国家，一般不存在这种众多周边相对落后的民族文化与一个主体核心民族文化长期共存的局面。在西亚、小亚细亚、中东和北非，往往是若干文化中心并列，其发展水平并无明显的差异，或是更多的互不统属的民族争逐较量。它们相互争逐交替称霸，疆域忽大忽小，迁徙流动频繁。使得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民族文化不断分化离合，文化中心变动不定，始终没有哪一个民族占居主导核心地位来稳定文化的历史进程。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情况更加明显，这里的文化如同一些相似的彩色拼盘，数百个氏族部落文化单位平行发展，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充任核心民族，来从文化上统一汇融这众多氏族部落为一个民族共同体。
另一方面，在中华文化史上，汉民族主体文化的存在，并未导致其他区域民族文化个性特征的消失。这些边疆的少数民族文化在与汉民族文化发生日益广泛紧密联系的同时，还是程度不同的保存了自己的文化个性。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这种汉民族核心文化与周边区域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亦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中央王朝集权政治衰弱，或是国家陷入分裂，或是由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形成少数民族全国统治政权时，汉民族的文化主体或核心地位就会相对弱化。同时，历史上一些边疆少数民族也曾发挥过十分重要的全国性影响。匈奴、鲜卑、突厥、吐蕃、南诏、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多建立过地域广大的地方王朝而与中央王朝形成对峙局面，甚至成为中央王朝的统治者。所以，这些民族便多少不等地发挥过地区性文化中心文化核心的作用，成为次一级的文化融汇中心。不过，总的来看，汉民族文化居中心核心位置，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处在边缘从属的位置上，还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结构形态。
中华文化覆盖的生存空间的极其广阔巨大，以及其间文化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华文化这样一种多元复合形态的长期存在，汉民族文化虽先进发达，但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程度却并不一致。同时，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央政府统治管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成熟完备的体制，即羁縻体制和土司体制，这一体制的实施，在保证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统治时，对当地的原有民族文化往往不会作更大的改变。这一特殊的体制，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十分发达完备的一大表现，使得中华民族得以在长期保持某种多元形态的格局下实现统一。而汉民族文化与各周边区域民族文化的长期共存，文化多样性的长期存在，使得中华文化内部保存了某种源于多样性的活力和互补性，使得中华文化内部各民族可以在相互刺激影响中产生新的发展生机。
四、强烈的主体文化凝聚力与边缘文化向心力
古老的中华文化之所以长期连续性发展，不仅在于中华文化体系中形成了一种主体核心文化与周边区域文化长期共存的局面，而且还在于在这一共存局面中，主体核心文化即汉文化有着强烈的凝聚力，而周边各区域的少数民族文化则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持续向心力。正是因为汉民族文化和各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有着这样一种独特的关系结构，中华文化的多元而又一体的宏观体系才能历经无数次的统分离合和内忧外患磨难而不断重建延续下来。
事实上，作为中华文化主体或核心的汉文化，从来不是一个封闭单一的文化体系，而是一个具有汇融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机制的开放文化体系，汉文化本身，便是在不断汇聚消化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汉民族文化以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形成一个稳定的中华多民族文化体系中的核心，维系着这个多元文化体系的持续连续发展。汉文化的这种核心文化凝聚力，表现在它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和重建的能力。中国历史上王朝政治反复出现统分离合的更替，但每一新王朝建立后都会重建原有的汉文化传统体制，以汉文化为正统文化。
在汉文化表现出强烈的主体凝聚力的同时，各少数民族无论其文化发展水平如何，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汉文化的向心力，把汉文化作为效仿学习的典范。虽然我国边疆一些少数民族在文化上也受着周边文化和外部世界其他文化的影响，如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受中亚细亚、波斯、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受南亚、东南亚文化的影响等，但这些外部世界文化影响力较之内地汉文化的影响力始终是次要的。历史上，中国各少数民族对中原汉文化的主动认同感，表现在它们大多以向中原汉文化的学习模仿作为发展自己文化的重要途径。逐鹿中原谋取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还往往比附汉制，自称是古代华夏诸先民的后裔，是中原汉文化的正统继承者，以此为自己的政权寻找基于汉文化的正统合法性。
中国古代文化的这种主体凝聚力和边缘向心力，另一特殊的表现形式是朝贡贸易体制和由此建立起来的中央帝国与四周藩属国的臣属体制。朝贡与藩国体制表现出的主体文化与边缘文化关系，已经超越了中国国家政治版图的范畴，而形成为支配整个古代东亚世界并直到南洋和西印度洋的古代东方世界国际关系的基础。朝贡贸易是东方各藩属国认同中华文化并在政治上接受中华帝国王朝权威的一种特殊经贸关系。它是中华文化内汉民族主体核心文化的凝聚力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向心力这种中华文化特殊关系结构在整个东方世界国际关系领域的扩展和延伸。
汉民族文化长期处于中国各民族文化的领先地位，处于整个古代东方世界的先进水平，是汉民族文化能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主体，并对周边各少数民族乃至周围各藩属国产生强大的文化凝聚力的基本原因。人类文化的联系接触必然会引起相互的影响和渗透，产生两种文化的融汇。但是一般来说，那些较为先进较为发达的文化，总是会对相对落后的相对发展水平较低的文化产生更多的影响力，落后的文化总是更多地去学习模仿较先进的文化。历史上较为先进的汉文化既有能力和机制去更多地接受吸收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在不断丰富和扩展自己的文化内涵和包容机制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更强烈的主体核心文化的凝聚力。
中华文化的这种主体核心凝聚力与边缘民族文化向心力格局的长期存在，有助于中华文化长期保持稳定的连续性发展和传统的延续。是古代中国长期保持政治统一的文化基础，也是克服一次次的分裂内乱的重要文化机制。以这个核心文化和主体文化为基础，中华各民族的文化一体化趋势得以逐渐推进加强。相比之下，在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却往往是另外一番景象。无论是中东、西亚、南亚和欧洲，历史上出现的那些大帝国，其文化的构成不仅十分复杂，而且帝国境内的各民族文化相互争雄，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的文化核心或文化主体，来对帝国境内的多民族文化加以整合融汇，或形成一种具有内部向心力的文化关系结构。奥斯曼帝国、莫卧尔帝国、波斯帝国以及欧洲的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虽然疆域广大，雄极一时，但后来大多因帝国境内各民族文化之间的高度异质性和缺乏强有力的文化向心力而土崩瓦解不复存在了。
五、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容性与相融性
就与世界其他文化，尤其是与基督教世界的欧洲文化和伊斯兰教世界的中东文化相比而言，中华文化在其历史上表现出的内部各民族文化的相容性与相融性是十分突出的。中华文化体系中汉民族主体核心文化与周边区域民族文化之得以长期共存，得益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某种相容性，而在多元的民族文化结构中形成一体化的格局，又在于各民族文化的相融性。
历史上，中华文化内部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存在，有时这种冲突还会表现出激烈对抗的形式。在华夏族或汉民族中，历来有区别华夏族文化与非华夏族文化的“夷夏之辨”或“夷夏之防”。中原汉民族对其他少数民族往往会有轻蔑排斥的观念行为，而其他少数民族对待汉文化，也常怀有排斥抵触和猜忌的心理。但总的来看，较之欧洲和中亚、东南亚及南亚文化而言，中华文化内部各民族文化的相容性是较为突出的。中国历史上较少发生欧洲和阿拉伯世界那样的宗教、种族、文化战争，少有欧洲中世纪以后那种大规模的对异教徒或宗教异端的十字军讨伐，少有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那样宗教狂热下的大规模圣战。中世纪的欧洲和伊斯兰教兴起后的中东世界，基于宗教的、文化上的、信仰或种族上的压迫暴力，各种形式的宗教裁判所和宗教法庭，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突出。在欧洲，不同的宗教派别之间，基督教与非基督徒之间的战争冲突连绵不断。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两大教派内部各支系之间的冲突始终对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华文化的这种相容性特征，与中华文化的世俗性特征有很大关系，而欧洲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却有十分强烈的宗教文化色彩。宗教文化大多有突出的排斥性和偏执狂热，有基于信仰和献身精神产生的对外征服意识。中华文化核心的汉文化，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儒学文化是一种世俗性的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有着较为深厚的道德理性和实用主义的世俗倾向。中华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形成了基于世俗人伦和功利性的实用理性体系，并以此来处理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而欧洲和阿拉伯世界则因文化上浓厚的宗教色彩而易于陷入长期的宗教偏执、狂热和排斥异端的神系独断中。由宗教偏执和迷乱带来的文化冲突，构成了欧洲中世纪和阿拉伯世界文化的突出特征。
此外，中华文化是一个偏重文治和道德召感力而对武功战争持贬斥态度的文化。儒家文化的战争观建立在最高道德理想“仁”之上，反对赤裸裸的出于功利目的的战争。儒家主张以道德仁政达致政治统一的思想，认为“仁者无敌”。历史上中华文化之向外扩散传播，主要是靠文化上的优势，依靠文化上的同化力量征服其他民族，以道德示范和文化感召力建立大一统的政治体制，通过“内圣”功夫达到“外王”的理想。一般来说，文化同化要获得成功必须靠文化自然同化和逐渐融汇的方式。文化的同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在允许其他民族文化存在的情况下通过逐渐的文化和影响才能实现，由相容达致相融。历史上中华各民族文化便是通过对多元文化的相容而逐渐达致中华一体文化的相融的。
中华文化的定居性农业文化特征，也有助于文化相容性的存在。农业文化不同于商业文化和游牧文化，商业文化好竞争，游牧文化好征服，农业文化则乐土重迁，须居有定所，耕有定时，大规模的征讨和长时间的远征都会对农业造成破坏。温和的农业文化使中华文化较少战争冒险和远途征伐的意识。
中华文化的这种各民族文化相容性和相融性的存在，有助于中华文化的长期稳定发展和延续。它避免了大规模战争和冲突造成的灾难性毁灭和悲剧性的衰落。在相容和相融中，各民族文化的长期共存并逐渐形成一种超越单个民族的文化共识体系，形成一个庞大的有内部包容性的民族国家文化复合体。在保持中华文化内部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同时，逐渐使中华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得以推进。这是中华文化历数千年而一脉相承连绵不绝，虽地域如此广袤，民族如此众多，却得以长期维持统一局面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