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与建构：《联共(布)党史》的编著及推介——以斯大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共产国际论文,党史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3)-01-0076-08
1938年《联共(布)党史》的编著、出版和推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的“重大事件”。若要切实发挥该文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百科全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客观上需要借助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组织权威(包括斯大林的领袖权威)，以政治领袖的诠释评价、党内学者的解读发挥、大众媒介的宣传鼓动、组织会议的规范设计，以及典型经验的推广传播等组织化传播方式，推动其社会化传播。本文试从组织传播视阈考察斯大林、联共(布)以及共产国际在《教程》编著、出版与推介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并就其之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启示和镜鉴意义加以简要剖析。
一、“历史”冲突的消解：斯大林与《教程》编著出版
1938年之前的“联共(布)党史”和苏联历史学界总是那么“不尽如人意”，在对民族与国家、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政党与领袖等问题的历史叙述中，充满了一系列亟待“消解”的“冲突”。[1]尤其是经过1931年对斯卢茨基的批判，据1932年《阶级斗争》杂志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苏联国内凡是编撰过历(党)史的人都成了“伪历史学家”，其著作也自然就是“伪史”。因为，在史实、观点、体例、逻辑等诸多方面，联共党史教科书的编写都不尽如人意，这从随后的编著历程可以证明。1932年，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决议成立“编辑联共(布)党史”小组，由克诺林、波波夫、布勃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斯克雷普尼克、贝斯特良斯基、托夫斯图哈、阿多拉茨基等人组成多卷本“联共(布)党史”编写委员会，但最后却无果而终。1935年10月，以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为首的教科书筹备委员会成立，编写联共(布)党史新教科书的工作再次展开。其成员主要包括克诺林、波斯佩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由于克诺林等人坚持自己的史学观点，两年内教科书数易其稿，但仍未得到斯大林认同。
1937年初，斯大林致信联共(布)党史写作集体，指出了当前历史教科书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它们在叙述联共(布)历史时没有同国家的历史联系起来；或者是因为它们仅限于叙述和简单地描写各种流派的斗争的事件和事实，而没有作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或者是因为它们在结构方面和事件分期方面都有不正确的地方。”[2]176-177那么，解决之道何在呢？不仅需要对联共(布)的实际做“简要的历史的说明”，还需要对“事实作马克思主义的说明”。在整体写作思路和框架上，斯大林则亲自捉刀，拟定了12条写作提纲作为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的基础。主要包括：[3]
Ⅰ为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而斗争(从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小组’——1883年到《火星报》最初几期的问世——1900-1901年)
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和党内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的出现(1901-1904年)
Ⅲ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1904-1907年)
Ⅳ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以及布尔什维克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民主工党(1908-1912年)
Ⅴ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前工人阶级兴起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1912-1914年)
Ⅵ帝国主义战争和第二次俄国革命，即二月革命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1914-1917年2、3月)
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和发动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4月-1918年)
Ⅷ国内战争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1918-1920年)
Ⅸ转向恢复国民经济和平工作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1921-1925年)
Ⅹ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1926-1929年)
Ⅺ为农业集体化而斗争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1930-1934年)
Ⅻ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实施新宪法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1935-1937年)
约·斯大林
4月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再次建议，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编写组的克诺林、雅罗斯拉夫斯基、波斯佩洛夫等人，应以斯大林的方案及其建议的联共(布)历史分期提要作为编写组工作的基础，并限定在4个月的期限内完成写作。随后，《教程》最后一个稿本完成，并分发给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的成员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审阅和修订。考察新版《教程》可以发现，从内容到框架，几乎完全按照斯大林信件的指示精神和12条提纲写就。不仅如此，斯大林还亲自编写了《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该稿本最具哲学理论色彩的部分，并于1938年9月12日在《真理报》上率先发表。
罗伊·麦德维杰夫曾指出，《教程》的组织、编撰、审定、出版和宣传工作，都是在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教科书初定名为《联共(布)党史通俗教程》，由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斯别洛夫主编，日丹诺夫在编者中居第一位。出版之际，斯大林把所有作者的名字和“通俗”一词都勾掉了，亲笔写上了“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主编，联共(布)中央批准的党校和团校、讲习班和学习小组用书”。在最终方案的审定中，斯大林又将适用“讲习班和小组”的提法也删去。在《教程》的第一版中，编者被表述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及亲自积极参加下编写了《教程》。”[4]116后来，斯大林又将上述表述改为“1938年，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并经过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出版了”[5]163。如此改动，意味深远。
因此，《教程》最终以正式名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简明教程》出版，非正式名称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时还简称《简明教程》。在此之前，从1938年9月9日至19日，《教程》书稿逐章刊登在《真理报》上。后来又刊发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同年10月1日，《教程》单行本第一次发行。在苏联国内，《教程》有普通版、豪华版和礼品版三个不同的版本。11月，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意斯基要求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在年底之前将《教程》翻译为各大语种，中文译本也包括其中，最终出版于1939年1月。其翻译工作由出版局中文部主任谢唯真负责，具体承担翻译工作的还有张锡筹等人。从1938年到1953年(苏联时期最后一次印刷)，《教程》先后用67种文字出版301次，印数达42.816万册，[6]与《圣经》、《毛主席语录》并列世界出版史上发行量之三甲。
二、组织化的“历史”建构：联共(布)对《教程》的宣传
《教程》的出版不仅是联共(布)党史学界的大事，更是全党的重大事件。鉴于其独特的写作背景、创作主体和政治意图，在《教程》出版前后苏联各界闻“史”起舞，纷纷以宣传、阐释和学习研究《教程》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一是通过《真理报》等报刊进行理论宣传和政治鼓动。党报党刊是政党的喉舌和武器，是进行理论动员和理论诠释的重要媒介。1938年9月9日，《真理报》率先发表社论并指出，“认真地、仔细地、坚持不懈地研究《教程》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党员和非党人士的职责”，[7]并且强调一定要重视对《教程》的宣传鼓动工作，所有的报刊都必须服从这一“超级任务”。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机关报《布尔什维克》撰文系统肯定《教程》的出版意义：一则它是党的思想生活的一件大事，使“党获得了一部与它相当的真实的历史，一部渊博的科学的著作”；二则它使得苏联布尔什维克党、苏联人民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获得一个具有巨大理论力量的思想上的武器”。所以，《教程》不是一般普通党史课本，而是“集中了并以一般化了的形式表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全部伟大的历史经验”。文章肯定了列宁和斯大林对于联共(布)历史的贡献，认为前者增加了“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新贡献之理论基础”；后者不仅积极参与，而且赋予《教程》“斯大林的作风和斯大林的辩证的逻辑”，同时也“说明了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法的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为此，必须“彻底地、耐心地、缜密地”研究和把握《教程》，而关键因素就是要做好宣传员工作。9月17日、20日，《真理报》两次发表社论，强调要为学习《教程》培养宣传员，也就是培养“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家”。唯有如此，才能“将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的全部财富，给予共产党员……教导全党同志怎样最擅长地来运用这个强有力的思想上的武器。”[8]联共(布)党报党刊不遗余力的诠释和宣传，成为推动《教程》社会化的重要路径，有助于增进全党认知能力和理论水平的提升。
二是通过联共(布)会议进行学习制度规范和学理阐释。组织传播是政治理论社会化的重要方式，联共(布)中央在其重要的组织会议中，一是肯定《教程》的理论意义，二是规范其学习方式。1938年9月27至29日，在《教程》出版之际，斯大林便亲自主持了与《教程》出版有关的宣传员会议。10月1日，日丹诺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宣传员会议上强调，“不仅宣传干部，而且苏维埃干部、经济干部、合作社干部都要掌握”《教程》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会上斯大林指出，《教程》是“唯一一部”教会我们“如何表达党的思想、观点和方针”，是“统一的、有固定形式的、经过中央审定、得到中央批准的教科书，是统一的教科书、统一的指南”[9]。斯大林讲话的主导思想，就是强调《教程》是为党员和积极分子提供的一本统一的经过中央审定的教科书，是消除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产生的脱节现象，介绍联共(布)历史上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教程》具有展示马克思理论和社会发展规律知识的威力和作用，是为摆脱对理论问题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做法而出版的一本将马列主义所有原理基本收齐的统一的教程。[10]506同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怎样进行党的宣传》的决议，认为《教程》的出版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生活中的最大的事件”，使全党“得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新的强有力的武器，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11]270。该决议分析了党的宣传工作存在的缺点，及其由此造成的党的理论教育的薄弱性，强调必须把《教程》“当作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那么，解决方法则包括：在组织形式上，要根据党的干部修养不同，分为下级、中级和上级三类干部，分别采用分阶段、分章、和分节研究的方式。改变只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的“教育小组”及其“手工业方式”的学习模式，在加强对宣传工作集中和领导的同时，“独立研究法应当成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方法”。在学习方法上，应该“以活泼谈话和同志辩论”作为小组教育学习的重要方式，研究《教程》要根据党的同志修养不同，采取相应形式。还要将作讲演、作报告作为党的宣传员进行宣传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并要重视理论杂志、中央报纸等传播媒介的作用。在组织领导上，“为根本改善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领导”，有必要“将联共(布)中央、各民族共产党中央、联共(布)各边委、各州委的宣传鼓动部和报刊出版部合并起来，而成立统一的宣传鼓动部”，进一步改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的工作。[11]270-294
1939年3月10日至21日，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在政治报告中，斯大林再次肯定了《教程》的出版对“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对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任务”的重要意义，肯定了《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怎样进行党的宣传》的决议制定及其实施的现实作用。斯大林认为，统一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并集中在一个部门，实行由党员个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方法，以及确立一年制的进修班、两年制的列宁主义学校、三年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一年制的宣传员和报纸工作人员进修班，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下面为各高等学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员设立的半年制进修班等举措，“一经贯彻就会立即产生良好的结果”，[12]462-463必将对《教程》的宣传学习起到积极作用。3月20日，日丹诺夫在会上作《关于联共(布)党章修改的报告》，认为宣传工作中消灭干部理论上政治上的落后性，改造第一步就是研读《教程》，它“对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到新的水准给了有力的推动。”[13]可见，联共(布)党的领导人不仅成为党史的书写者，而且成为《教程》的诠释者和普及者。
三是通过联共(布)党内的学者进行文本解读和发挥。知识精英是理论的创立者、诠释者和普及者，他们的理论解读和诠释，是理论大众化的重要条件。《教程》的出版，引起了政治理论和史学界知识精英的兴趣，纷纷撰文展开诠释。1939年1月，加克率先著文指出，《教程》是“在行动中，在三个革命的经验中，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的斗争的经验中说明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此种经验是经历无数次革命斗争的锤炼，“不仅对于俄国工人运动的范围内，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反对国际机会主义、国际社会叛徒。因此，它有全世界的意义，是对于各国工人的政策和策略的模范，是全世界劳动者为着跟随的模范”。[14]
著名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斯基也撰文指出，《教程》的出版弥补了一个空白，使得联共(布)获得了“以扼要的、集中的方式所写的革命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先进思想的如此丰富材料。”《教程》从“序言”到“结束语”，“都为巨大的历史知识的概括所充满。”而且，《教程》对于苏联和各国工人阶级的意义在于，“以斯大林的技巧统一了革命理论问题和革命实践问题。阐明了在全球六分之一的领土上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全部路程。”[15]1939年10月，雅罗斯拉夫斯基再次撰文指出，《教程》出版的一年，在“党和全体苏维埃人民的生活里引起一个新的强大的思想上的高潮”。并且，《教程》也实现了当初的编撰目的，“以极紧密的形式在一本书内提出党史内的一切最重要的事实，在深刻确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照耀下阐明他们，把布尔什维克的巨大经验普遍化”。[16]一年后，在列宁格勒党组织活动分子会议上，雅罗斯拉夫斯基又一次强调，《教程》的编写不仅在方法论上、主题上、技巧上为我们提供了“模范”，更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的推动者”。其中，斯大林同志的《关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尤为典型，它是“简明而扼要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雅鲁斯拉夫斯基认为研究《教程》，目的是要赋予千百万群众和群众运动以“社会主义意识”。为此，必须扩展研究问题的范围，要研究马列主义的各种古典著作，汲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学说的精神。[17]
哲学家米丁则认为，《教程》“明白而简单地把布尔什维克党所走过的道路，作了一个历史的总结”。尤为重要的是，在“结束语”部分，《教程》“有力地加以说明了”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涵义、方法，对于各国工人阶级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的法则”，提高自己的预见能力，增强革命斗争信心，为共产主义奋斗具有重要意义。[18]此外，在《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文中，米丁再次肯定斯大林为《教程》所写的“有着巨大的思想的意义”的一节，认为它“表示着辩证唯物论发展上的一个新的阶段——最高阶段。它是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最高峰”。它是斯大林“在马列主义科学的发展史上首次以极度的科学的深刻性和明确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组成部分……给了简明、通俗、而有系统的阐释”。同时也对党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经验，作了一个哲学的概括”。[19]同期，著名国际主义运动活动家曼努伊尔斯基也撰文指出，《教程》“在消灭各国共产党这种在理论上落后的事业……特别是《教程》之译成很多文字出版，实有很大的意义……这本书以无可替代的理论武器来武装他们，这本书帮助他们根据列宁、斯大林党的经验来思索本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思索这运动的特点，这运动的前途”[20]。并且，《教程》也“剖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颖的方面，不仅推动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的高潮，而且推动了远出乎苏联疆土以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的高潮”[21]。尤琴也撰文指出，《教程》一书提出了很多亟待研究的理论问题，因为它是“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根据最伟大的历史事变的经验写成的”。这本书的贡献是告诉了人们，列宁斯大林等革命领袖如何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导，并由此“决定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若没有理论和经验的研究，就无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获得真正科学的指导。[22]
通过上述三种方式，《教程》在苏联国内的理论影响和社会认知水平得以大幅提升，其所包含的历史内容和思想理论得以扩张和宣扬，联共(布)党的革命历史和指导理论的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得以深入推介和广泛确认。
三、国际化的社会传播：共产国际对《教程》的推介
《教程》的出版发行，在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主要源于联共(布)、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的显赫地位。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宣传学习《教程》的呼声高涨，构成了国际共产主义史上一次重要的理论运动。
第一，通过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政治评价放大文本价值。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教程》的认同和评价，对于各支部具有重要的影响。1939年初，为纪念共产国际建立20周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发表纪念文章，肯定了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挥和补充”，认为《教程》“就是创造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古典著作的模范，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情形之下，更加充实和加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23]。1939年5月1日，季米特洛夫撰文指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斗争中，在组织上、意识上和政治上“加强共产党的本身”，就必须经常地研究和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程》。因为，“有系统地研究和真正精通这部灿烂的著作，这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百科全书’，这部活生生地包含了列宁与斯大林伟大学说的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工人和革命领袖首先必须明确认清的基本历史任务。[24]12月，季米特洛夫撰文纪念斯大林60寿辰，称赞斯大林为《教程》所写关于辩证法及历史唯物论一章，“成为马克思哲学科学的最高峰……建立着我们时代的卓越理论的创造——它是马克思—列宁理论的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它是国际无产阶级在其推翻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可靠的指南针”[25]。
第二，通过共产国际执委制定具体指导学习方针。《教程》出版之后，共产国际执委特别提出，要根据学习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来学习它。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书记处根据各国传播和学习的情况，分别发出了相关决议或指示，具体指导各支部的学习和研究活动。1939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发布《关于在斯堪的那维亚各国执行政策的建议》，提出“要联系帝国主义战争，充分利用《联共(布)党史》，改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学习。尽可能广泛和更积极地利用群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出版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读物”[26]。11月，又建议加拿大共产党，不要理会政府的各种禁令，在最大程度上最广泛的学习和宣传《教程》，并在加拿大共产党内以及在工人运动中实践它。共产国际执委为进一步推进《教程》的宣传及学习，采取了重要举措。首先，用多种语言翻译出版学习《教程》辅导资料，主要是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翻译成法文、西班牙文等17国语言文字。其次，通过编辑和刊发专门的“简明政治词典”，来帮助外国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教程》。1940年5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再次发布决议，强调在执行书记处1940年3月5日发布的决定的同时，将翻译和出版“简明政治词典”的出版计划扩展至德文、中文、西班牙文等三种语言文字，以帮助各国共产党人学习《教程》。1941年2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又发布关于帮助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定，要求通过编写《教程》、《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斯大林同志传略》学习方法，以及开列马列主义参考文献，提供给学完《教程》之后的同志在学习《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时使用。[26]共产国际通过发挥其组织传播优势，不断帮助和规范各支部的学习活动，为《教程》的普及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通过发布联合决议规范《教程》传播和研究。《教程》的出版发行在共产国际各支部引起了强烈反响，共产国际法、英、美、德、意五国共产党支部联合发表了《论共产国际各支部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传播与研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的决议。决议认为，《教程》的出版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世界工人运动及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解放斗争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是一部简短的科学的百科全书，它包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基础知识”，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模范的榜样……将成为全世界上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新高潮的起点”。决议强调，《教程》所叙述的联共(布)和苏联长期斗争和建设的经验，对于一切国家的劳动者具有“决定意义”，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更具有“特殊意义”，尤其体现在建设和巩固新型政党、开辟社会主义革命崭新道路，以及制定布尔什维克党在行动中的策略等方面的卓越理论贡献。[27]329
尽管联合决议充分肯定《教程》的出版，但也强调必须树立正确的态度对待其所述经验，要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因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各国共产党人在解决具体的政治上的、策略上的和组织上的任务时，“不应当盲目的抄袭联共(布)的经验，不应当机械地对待联共(布)的经验”，而应当利用联共(布)宝贵经验，仔细全面研究本国的特殊条件和每一种具体形势，在参照和适应之后作出决定，即“必须善于把联共(布)的经验运用到工人阶级斗争的新的历史条件上去”。为此，联合决议强调要以具体办法和要求指导学习，主要包括：一是“要达到每一个党员有一本《教程》，并且研究它，使它成为每个党员的指南”。二是要运用一切方法将《教程》传播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各个成员和团体中去。各合法的共产党应该帮助秘密的和较弱的共产党，各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切实领导《教程》宣传，并在多种媒介上发表对于本书的意见等。三是要消除宣传和研究之间的“鸿沟”，以“提高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水平的基本目的”。四是要以党的干部为研究《教程》的核心，要在党内形成学习的一种“空气”和“定律”。五是要对研究《教程》的相关人员给予帮助，利用各种报章和党的刊物进行系统讨论、质疑与解答，利用公开的学术演讲或口头上的文字上的质疑，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运用无线电和电影，并加强各级党校作为《教程》教育和学习重要基地的作用。六是要造就大批党的宣传干部和职业宣传家，制定宣传定期报告和检查制度，组织研究会，加强宣传工作经验总结，重视出版社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等具体办法。决议呼吁各国共产党，要根据上述提纲，按照各国共产党的具体工作，规定关于《教程》的传播和研究方针，以及转变全盘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工作的方针，通过“模仿伟大列宁、斯大林党的先例……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光明灿烂的顶点”。[28]
第四，通过推广《教程》的典型经验进行引导示范。为宣传《教程》在欧美各国产生的积极影响，共产国际通过公开刊物《世界新闻与舆论》，具体介绍各国共产党对《教程》的认识、传播及其经验和成绩。比如在英国，共产党领袖哈里·波立脱高度评价《教程》是“一柄新的有力的武器”，要求每一个党员必须研究，因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与改良主义的革命的工兵厂的一个贡献”。《教程》在其最初出版的11天内就已发售1.3万本，并邮寄到澳洲、纽西兰、罗得西亚(隶属非洲)等英国各殖民地。在学习《教程》的方式上，英国共产党主要以开设周末学校、研究小组、积极分子研究班的形式，采用质疑与解答、演讲等讲授方法，并采用电影、广播等先进技术手段开展学习。[29]
美国共产党热烈欢迎《教程》的出版，总书记爱尔·勃洛特认为此书可以“产生出为人类最优秀思想所熏陶的整个一代”。在《教程》的宣传和研究上，美国共产党确定了一个“十四行普及计划”，即开设《联共(布)党史对于美国工人的意义》为题的作文竞赛、在各级群众大会上作演讲、召集各种党员们的团体讨论推销的方法、在全国张贴统一的揭示牌、散发动人的通告与宣传单、利用大众媒介宣传等。通过在全美各种形式的报告，学习《教程》的积极意义得以彰显，美国共产党内的理论兴趣得到提升，独立研究和应用也成为最重要的学习方法，各种形式的研究班、圆桌讨论、工人学校，甚至无线电广播的采用，都极大地丰富了集体研究《教程》的方式。同时，在党史教员及相关人员的会议上，还具体探讨了“怎样从党史研究中得出对于美国的教训来”、美国共产党的理论问题、方法问题、组织问题等具体内容，是推进《教程》在美国本土化的重要探索。[30]
在意大利，《教程》被认为在消除法西斯主义影响，克服意大利工人阶级“政治与思想的分歧”，纠正庸俗化、歪曲马克思主义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意大利共产党研究《教程》的方式方法是开辟晚上研究班，通过集体的研究来弥补个人研究的不足，“并且使工人们可以用讨论来从这本书的每一章里得出有助于意大利劳苦群众当前斗争的实际教训来”。[31]这是意大利国内形势使然而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地方。此外，《教程》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瑞典、挪威和丹麦文出版，被称为是无产阶级得到“对于工人们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基本著作”。瑞典共产党在研究方法上非常注意联系国际国内实际，不仅制定了研究计划，还针对性的演讲从《教程》到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党大会上的报告及其结论，重点演讲瑞典共产党员和工人运动的干部应该从《教程》中得到哪些重要教训。为此，瑞典共产党专门召集了四百多名党的教师，并在别奥克那成立了民众高级学校。在挪威，《教程》的政治教育意义被特别突出，尤其注意发挥各级各类工会的作用，通过发表演讲和组织学习，使其成为挪威革命工作者反对反马克思主义者、向法西斯主义投降份子、托洛茨基破坏分子的重要武器。[32]荷兰共产党人则把《教程》的传播，形象地称为“把一把极端重要的武器放在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手里”。因此在学习和研究中，特别注重“把这部历史中一般的教训在荷兰的特殊情形之下加以运用”的问题，以实际发挥《教程》的教育意义，已达到丰富年轻干部的经验和增强年长干部的理论的目的。荷兰共产党在国内还通过贝加苏斯出版社，大量出版发行普通版、廉价民众版的《教程》，一度使《教程》“到处闻名”，成为普及俄国革命经验的重要举措。[33]
共产国际以其独有的组织影响力和组织资源，成为推进《教程》系统化、组织化、国际化传播的重要推动者，并在理论学习、方法传授、实践指导和典型示范等多个领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导向和规范作用。
整体考察斯大林、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教程》编著、出版和推介的历史，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一方面，就其发生缘起而言，《教程》编著意在消解斯大林、联共(布)与“联共(布)党史”之间的“历史”冲突，以期更好地发挥党史服务于政党政治的功能，而《教程》的组织化推介正是其价值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另一方面，就其推介作用而言，通过组织化、国际化的社会传播，包括联共(布)在内的各国共产党获得了学习联共(布)党的历史经验的“正本”，也即是历史教育、理论教育和政治教育的“范本”，《教程》的理论影响和国际地位得以扩大，马克思主义学习方法逐步健全规范，学习手段和资料日趋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再一方面，就其时代局限而言，革命与战争时代主题下对《教程》的学习推介，多系基于政党框架和组织框架的社会传播，文本自身的矛盾性，革命实践的紧迫性，学习主体的幼稚性，党际关系的复杂性，领袖传播的局限性，极易造成马克思主义社会化传播中的经验教条、理论盲从、个人崇拜，这正是当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加以镜鉴和戒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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