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的虚实之分与太平天国的失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天国论文,丞相论文,虚实论文,之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5)03-0099-11 丞相是太平天国前后期一直存在的官职，但是，太平天国的丞相官职有多种类型，总体而言可分为虚衔丞相和实职丞相两大类，这两大类型的丞相在前后期有不同的演变趋向，总的趋势是丞相职官队伍越来越大，而其地位则越来越低。以官制史为视角探讨太平天国丞相制度的演变，以此为基点进一步认识太平天国失败的更深层次原因，对深化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是有意义的。 一、虚衔丞相的问题 盛巽昌先生指出：太平天国的“丞相名目之多和杂”，“即使在前期被认为是‘政治清明’的时候，所授丞相，比及满朝，为亘古之罕有”。①在前期，除六官丞相外，还有所谓的平湖丞相和恩赏丞相。张德坚《贼情汇纂》载：“外有平湖丞相，以扰三汊河功封，位次最卑，皆不给印。”②史料中提及的平湖丞相的任职者不多见，仅有陈大为、罗荣达、李喜贵、鄢正彪和李河青等人。关于恩赏丞相，《贼情汇纂》在介绍平湖丞相之后指出：“又有恩赏丞相，乃伪官加衔，或一时任意而授，在外则称殿前丞相，并无属官，不得与六官丞相并。”③应该说，张德坚所谓恩赏丞相“在外则称殿前丞相”的说法是错误的，恩赏丞相和殿前丞相不是一回事，而是两种类型的丞相。 恩赏丞相外出，不称殿前丞相，而称钦差大臣，对此，张德坚自己就说：“平时辖军，军帅独任，至出师，乃以监军统之；其丞相、检点、指挥以伪命出，总制以下，皆听约束，行文系衔，则僭署钦差大臣。”④这种说法比较准确，这里的所谓丞相，不仅指恩赏丞相，而且也指六官丞相，咸丰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曾天养就以“真天命太平天国钦差大臣恩赏丞相殿左一检点”的名义与殿左十一指挥沈、殿左十七指挥陈联名发布《以勤稼穑晓谕》⑤。咸丰四年三月十三日，骆秉章在《奏报剿办由陆路南犯之敌获胜并添调兵勇追剿折》中称，胡林翼的部队在三月初六日的上塔市(湖北通城与湖南平江交界)之战中，“通计夺获伪太平天国钦差大臣功勋春官又副丞相加二等林协理熊大黄旗一杆、伪太平天国殿前丞相左一检点将使陈两司马黄旗一杆”等战利品。⑥湖南省博物馆现收藏有翼殿宰制、钦差大臣冬官正丞相张遇恩在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颁发的一份贡照⑦。这些情形都说明了一个史实：无论是恩赏丞相，还是六官丞相，外出皆可署“钦差大臣”的名号。骆秉章的奏报还表明所谓的钦差大臣和殿前丞相是不同的，王定安《贼酋名号谱》中记载了四种丞相：六官丞相、丞相、殿前丞相和恩赏丞相。在王定安看来，殿前丞相和恩赏丞相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丞相。殿前丞相不是恩赏丞相外出时的别称，也是一种类型的丞相官职，谢介鹤在其《金陵癸甲纪事略》所附的《粤逆名目略》中列举了他所知道的四位殿前丞相：钟芳礼、黄为正、侯阊伯、黄文安。而其所列名目中也有恩赏丞相，如吴可亿、谭顺天、陈潘武、段可元、黄维纲、张朝文、秦日兰等人。⑧因此，谢介鹤的看法与王定安是一致的。如果一个人既是恩赏丞相，又是殿前丞相，那可称为“殿前恩赏丞相”，这有史料为证。曾国藩湘乡老家“富厚堂”所藏太平天国伪官执照与伪官印中，有保王童容海部属谈桂兴的“殿前恩丞相”执照、嗹天预魏家安部属吴顺兴的“恩丞相”执照，均无印。有意思的是，吴顺兴还是归阀天义马桂功统辖的土一百二十三戊官正后旂丞相(有印)。很明显，殿前恩丞相与单纯的恩丞相是有区别的。 关于恩赏丞相任职的记载较多，最早封赏恩赏丞相是在壬子二年(咸丰二年)，当时只有吉志元1人。后来封赏渐多，尤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咸丰三年)被封赏恩赏丞相的人最多。《贼情汇纂》又载：“尝一日封赏丞相、检点至数百人，如妇妪操饼以饵群嬉之儿。”⑨不仅如此，太平天国前期所封赏的女恩赏丞相也很多，“计自甲寅七月所封恩赏女丞相三百余人”⑩。恩赏丞相封赏的对象不受其正职官等级的限制，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载：“丞相检点有恩，名为酬功，虚衔实授，司马亦得以加恩丞相。”(11)因此，恩赏丞相不像六官丞相那样有员额的限制，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二》指出：“其伪官无职有虚名者，尤不可枚举，约计伪丞相有正副、又正副、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合天地，名员数四[二]十四，恩赏无额，升擢之渐耳。”(12)该书《附记一》对恩赏丞相有一个分析值得注意，杜文澜说：“伪侯相均造庐兴居，是又不仅以伪恩赏丞相著者。伪恩赏丞相亦间为冗职，候迁擢者暂领之，如记中徒书伪丞相者是，择其尤者录之。此外生擒、阵斩，伏显诛正纪中可稽者，约二百人。”(13)也就是说，被封为恩赏丞相的人，其正职就有可能升迁。为鼓舞士气，奖励军功，这类人不在少数。这就揭示了恩赏丞相这一虚衔丞相的类型特征。 恩赏丞相，不仅在前期存在，在后期也继续存在，而且还颁给官凭、职凭。同治元年十二月石达开发给杨福广的职凭声称：“兹尔杨福广一名，合行封赏职衔，以示天恩主恩之厚，用昭德懋功懋之荣。爰给斯凭，以付收执。……右仰恩丞相杨福广官收执，义字第三百七十七号。”(14)石达开颁发的恩赏丞相职凭在清军奏报中也有反映，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潘铎等人在《奏报滇省堵剿擒斩首要现仍督饬严防折》中称，在十月十四日的云南平彝县之战中，清军“兵练枪械齐施，奋勇直前，阵斩伪恩丞相李同开暨长发老贼百余名……并于李同开身上搜获首逆石达开所给伪恩丞相执照一张”(15)。这虽然是来自石达开颁发的职凭，但是翼殿后期官制受太平天国前期官制的影响较大，这种情况应是前期官制的一种延续。 前已指出，在太平天国的丞相类型中，确实存在着所谓的“殿前丞相”。作为一种虚衔，它可能起源于早期虚衔的六官丞相。据《金陵癸甲纪事略》载，曾夏风曾任指挥加秋官丞相(16)，蔡定祥亦曾有任指挥加封秋官丞相的情况。据《盾鼻随闻录》载：咸丰二年，因道州巨绅何姓与道州州牧不和，“贡生何庆官更名何见机，私赴贼营，洪逆探知虚实，派伪指挥蔡定祥、伪总制黄懿奎、伪宗职杨庆宝带领五千人，于(六月)十九日二旬后兼程前进，何见机为向导，二十日辰刻径扑城下，从北门直入，登时失陷”。(17)“贼因蔡定祥到楚后首先立功，伪封秋官丞相，何绍基之幼女年甫及笄，已许闽中黄姓，蔡定祥强逼为妾，即住何宅。”(18)由此看来，太平天国在早期加封丞相虚衔时是带六官名号的，但后来考虑到与正规的六官丞相易混淆，故而封赏虚衔丞相就不再加带六官名号。如是正规的六官丞相，这里的两则史料就不会用“加”和“封”两字了，而应用“升”。因此，早期的六官丞相带有虚衔性质。由于六官丞相一开始具有朝内官的性质，且拟为天王服务，为了与后来实职的六官丞相区别开，六官丞相的虚衔遂改为殿前丞相。前已提及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载“伪殿前丞相四名”(19)，而《盾鼻随闻录》卷五亦载“又有上殿丞相四名”(20)，这里所谓上殿丞相即指殿前丞相。 其实，殿前丞相存在着两种类型：一是不编号的殿前丞相，这才是真正的虚衔丞相，二是编号的丞相，这却是实职的丞相，与六官丞相相似。 我们先看不编号的殿前丞相。太平天国的自身文献就提到这种不编号的殿前丞相。《东王杨秀清命燕王秦日纲镇守田家镇并攻取汉阳等处诰谕》称：“谕到，仰弟赶紧前往九江，统带殿前丞相何潮元及其统下之兵士及湖北同来一概兵士，并吉志元率其兵士，赶紧前往田家镇地方……”(21)《天官正丞相曾水源为裘袍风琴事致副总典圣库谭顺添照会》对谭顺天的称呼是“殿前丞相天朝副总圣库功勋监试加三等谭兄”(22)。再如《殿左叁拾壹检点曾凤传致叁拾捌指挥彭照会》对彭的称呼是“殿前丞相右三十八指挥功勋加一等彭兄”，并提到“殿前丞相何兄”(即指何潮元)(23)。太平天国后期也存在这种不编号的殿前丞相，如咸丰七年(太平天国丁巳七年)的天命佐将殿前丞相四十三检点黄起和咸丰九年(太平天国己未九年)的殿前丞相安化堂。(24)《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第61页收有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四月的“殿前丞相掌理安省油盐事务元臣黄批”。 如果杨秀清的诰谕中为行文简洁而提到的殿前丞相不能体现其虚衔的话，那么，曾水源和曾凤传的照会就很清楚地表明了不编号的殿前丞相的虚衔性质，因为在虚衔之后仍有其实职，黄起和安化堂的官职也是如此。对此问题还有更具说服力的史料，《水贰总制黄榜超为请发长隆红粉上右拾贰检点林敬禀》的抬头就很具代表性地说明了不编号的殿前丞相与殿前检点的虚衔性质：“殿前检点水贰总制功勋加一等小卑职黄榜超，敬禀殿前丞相右拾贰检点功勋加一等林大人案下。”(25)从这则史料看来，殿前检点属于虚衔，后附低于虚衔的总制实职，而殿前丞相也后附低于丞相的检点实职，因此，殿前丞相与殿前检点一样都属于虚衔，而且这种虚衔还自成一个系列，就像张德坚所指出的恩赏丞相属于一个恩赏虚衔的系列一样。 这种虚衔的殿前丞相，在清军奏报中也时有反映。咸丰四年三月十一日，崇纶在《奏报汉阳之敌扑营均经官兵击退叠获胜仗折》中称，在三月初五日汉阳鹦鹉洲的战斗后，清军“查核所获黄旗，内有太平天国殿前丞相第一军及检点、指挥等字样”(26)。九月十六日，陈启迈在《奏报南康府营团练攻剿获胜片》中亦称，南康府营团练俘获太平军“刀矛、旗帜、号衣多件，内号衣一件，书有天朝殿前丞相雷明亮字样”(27)。十月二十八日，袁甲三则在《奏报进剿沿江获胜请饬师船上驶折》中介绍太平军说：“其衣帽式样亦不同，内有红心黄风帽一顶，边绣龙凤，中绣功勋殿前丞相平胡加二等字样。”(28)咸丰五年四月十四日，陈启迈在《奏报敌窜广信旋经剿败克复并请议恤蔡中和等员折》中又称，在三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进攻广信郡城的战斗中，清军生擒一批太平军官兵，“讯据生擒各匪供称，贼首系伪礼部尚书范姓、伪殿前丞相木九正将军李姓”(29)。来自清方的史料也证实了不编号的殿前丞相的虚衔性质。 到后期，太平天国还有一类虚衔丞相，那就是职同丞相。前期丞相是不能职同的，也就是说没有职同丞相的同官职，但到后期，这种情况改变了。当然，后期最高的职同官就不是职同检点了，而是职同南王，掌率和六爵等职爵都可以职同。因此，职同丞相的出现就不足为奇，而且，职同丞相还是很低的职同官职。余一鳌《见闻录》载：“王、义、安、福、燕、豫(义至豫为五等爵也)。有承宣职同豫，其次为侯，其次为经政司，其次为军政司(有文武，其事繁重，文职较大)。有护军，职同军政司，其次为丞相。有参军稽勋，职同丞相，其次为指挥。”(30)最能说明后期存在职同丞相官职的是以下资料：咸丰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兴阿等人在《奏报于金陵城外生擒首要赖元益已审讯正法折》中称：十一月十七日在攻克燕子矶太平军营垒过程中，观音门水师尽先游击“彭常宣乘势督令兵勇奋力齐登，先将吹角贼首先擒……在该逆身上搜获木印一颗，上刻伪太平天国殿左一后队十赤忠勇敢冲锋元帅字样，又伪赤忠勇敢冲锋元帅职同丞相官执照一纸”(31)。咸丰八年正月，德兴阿在《奏报攻剿江浦获胜及分派水师屯泊上游折》中又称：“在于石碛桥附近地方诱擒金陵大贼目黄锦春一名，供系广西全州人，现为伪右军元戎，职同伪丞相，派令把守金陵南门。”(32)同年五月二十五日，骆秉章在《奏报援赣官兵克复崇仁乐安宜黄南丰四县并抚建两府折》中说，三月底四月初，清军“阵斩伪殿左三前队雄猛元戎职同丞相廖雄高，伪殿右三百一十二指挥廖亚清等十余名”(33)。 二、实职的编号丞相 为了加深对不编号的殿前丞相的虚衔性质的认识，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编号的殿前丞相，这两者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应该说，反映后期太平天国的各类史料中提到的丞相，多是这类丞相，只是记载者不知他们的编号而已。 起义发动阶段，作为拜上帝教的领袖人物，应有左膀右臂，加强拜上帝会的组织发动工作，所以，洪秀全、冯云山等人一开始即沿用中国古代的丞相制度，以丞相为宰相，辅佐太平王谋划起义大计。洪秀全最初称太平王时，曾设左、右丞相。金田起义后，清廷征剿大吏一直在注意搜集有关太平军内部领导人与官制的情报。在太平军攻克南京前夕有一份今藏剑桥大学图书馆题为“贼头目姓名籍贯单”反映这方面内容的清军探报，该探报称：“又擂上年称报贼首韦正伪称太平王，以秀清、陈玉书为左右伪丞相，以梁兆熊、廖八为伪总兵。”(34)这份探报或系传闻，虽有许多不实之处，但既为探报，总有其可信的基本素材。李圭《金陵兵事汇略》说：“咸丰元年辛亥正月，秀全在大黄江僭伪号为太平王，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冯云山、韦昌辉、秦日纲、石达开为丞相。”(35)也就是说，冯云山、韦昌辉、秦日纲、石达开等人在早期都有可能曾任过左右丞相，如按李圭的记载次序，秦日纲、石达开应该分别任过左丞相、右丞相，这正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各种太平军首领名单中秦日纲和石达开的基本官职。 应该说，这里的左丞相、右丞相，即是最早的编号殿前丞相，也是最早的实职丞相。左丞相、右丞相是殿前左丞相、殿前右丞相的简称，在有些文献中又简称为殿左丞相、殿右丞相。当然，有些文献中简称殿左丞相、殿右丞相或左丞相、右丞相，而不系具体的数字编号，有可能是因为记录者不知具体的数字编号的缘故，而这些丞相有可能实际上正是带编号的殿前丞相。但是，《贼情汇纂》载曾添浩的官职为“伪殿前左丞相二十七指挥曾添浩”(36)，这似乎又表明这种殿前丞相又具有虚衔性质，如果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处于从不编号向编号过渡的丞相其性质亦具有从虚衔向实职过渡的特点。 过渡之后，这种丞相就具有实职的性质了，因此，他们往往以此职在外带兵作战。咸丰四年闰七月初五日，向荣在《肃清东坝收复高淳折》中称：“是日(闰七月初一日)之仗，自卯至申，我兵勇无不以一当百……生擒三百五十六人，内有殿右伪丞相谭应桂，讯系湖南醴陵人。”(37)咸丰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官文在《奏报楚师分剿江皖于湖口澎泽等处连获大胜折》中也说：“金陵城内出贼四万余，由太平府芜湖过江至安庆，逆目系伪一百○二检点周贼、伪右丞相唐贼等。”(38)咸丰八年正月十二日，胜保在《奏陈皖豫敌势猖獗及赴援固始获胜等情折》则称，清军正月初八日在固始“夺获伪监天豫屠、籲天侯卜、殿前左丞相黄、天恩将军方、殿右指挥姜弃各项旗纛并枪炮、旗械二百余件”(39)。 当然，带有具体的数字编号的丞相较多地出现在后期。咸丰八年有所谓“九门御林开朝勋臣左一丞相何士魁”。(40)前述后期的殿右丞相和殿左丞相没有具体的数字编号，那可能是由于清军没有探明。事实上，后期出现了一些编号较大的殿前丞相，《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收有咸丰七年十二月初三日的《鉴天豫涂(连炤)命殿前右陆拾贰丞相曾在本队宣讲道理照会》、咸丰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殿前左贰拾叁丞相黄玉成礼单》和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殿前左贰拾叁丞相黄玉成致徐启》，表明至咸丰七年(太平天国丁巳七年)时就已有了殿前右六十二丞相的设置。咸丰九年以后，编号殿前丞相的规模更大了。咸丰九年已有殿前右二百五十六丞相，这年九月十五日，翁同书在《奏报分路进攻霍山获胜并破毛坦厂敌垒折》中称，九月初五日清军进攻霍山毛坦厂太平军营垒时，“搜获殿前右二百五十六丞相、炎八十五正将军、木七十二副将军、协天福左五宣传、怡天福正典薄书、前四十七军中营前旅帅等伪印六颗”(41)。咸丰十年已见有殿右肆佰叁拾肆丞相樊玉田，至咸丰十一年又见有“殿右三百七十八丞相”颜有和与“殿右八百零八丞相”曾芸进(42)。沧浪钓徒《劫灰余录》甚至记载太平天国的官制说：“自侯伪爵下有丞相、将军、检点、指挥、军政、监军等伪官名目，更次则典粮、典衣、典炮、典马等名，实则喽啰一类耳。至可笑者，有几千几百零几丞相之类。”(43) 之所以说编号的丞相具有实职的性质，是因为他们都以此职称呼，执有丞相官印，并掌管具体的事务。佚名著《平贼纪略》于咸丰十年闰三月下有“乡难”条载：“十七日，伪四百三十四丞相樊毛大(无锡人)遍贴安民伪示，设卡于北门外梵音阁，收土匪窃物之税。”(44)此处樊毛大即前文所提及的樊玉田。关于设卡收税的丞相，史料中多有记载。龚又村《自怡日记》载：咸丰十年十一月，“至望后，吴塔接待寺设卡，系伪丞相绍兴俞(能富)为政，江宁林(馥生)辅之”(45)。除了设卡收税外，负责粮饷也是这类丞相的职责之一。据同治二年(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护王陈坤书所部《开朝王宗理天义队内茀天安
天福汪统下看馆名册》，茀天安汪队内有壹百拾伍癸官丞相黄典存，其主要职责就是“负责粮饷事。”(46)丞相负责钱粮之事的记载亦不止此一例。有资料载：“八年戊午二月廿二日，贼伪丞相应得螽窜响肠，假招抚勒收钱粮。”(47)这些承担实际事务的丞相，也有自己的属官，据柯悟迟记咸丰十年十一月间常熟东乡事云：“有归家庄无恶不作积年土棍向充地方之王万，居然军帅。”“贼中避讳王字，故改为汪。出示：天朝九门御林丞相统下军帅汪。”(48)这说明丞相仍有属官，这些丞相大多由诸王颁给印信。 接着，我们来考察一下殿前丞相的演变趋向。作为虚衔的不编号的殿前丞相，无论是属于何种势力的职官都有可能赏给，这不影响前期各王势力的消长。但是编号的殿前丞相关系到各王的官职设置规格，人员的任命往往关系到各王势力的消长。在前期，天王有编号的殿前丞相，各王亦有诸殿丞相的设置。天王有六官丞相的设置，各王遂有六部尚书的设立。前期设立了六官丞相后，编号的殿前丞相就很少了，甚至有可能废除了。而诸殿六部尚书设立后，诸殿丞相也就没有了。赵烈文《落花春寸巢日记》载：咸丰四年八月“初十日丙午，晴。许异甫言，贼凡一物一事，皆立一馆，而以‘典’字冠之。如掌金银器皿，则曰‘典金馆’之类。馆有一总制，僚属咸备。所辖繁剧，则置丞相、检点一人。伊在贼中所隶曰‘典天袍’，掌画天王袍。丞相名唐正才，湖南道州人，饶[骁]勇善大刀，现已升殿前丞相。别有典东、典北袍馆，分掌东、北二王袍。舆则有‘典天舆馆’，亦有丞相。前管小异云，典天舆八人，皆位丞相，盖误也。官制，王以下有侯，次六官正丞相，次丞相，次检点，次指挥，次总制，次监军，次军帅，次师帅，次旅帅，次百长，次两司马，次五(伍)长。女馆之中设官亦同，皆以湖广人妇女领之。各王府俱有典丞宣衙，亦置丞相，计所署丞相无虑数百人，检点位亚于丞相，而尊崇过之，每出皆以鼓吹导引。丞相惟刀矛各二为卫而已”。(49)赵烈文的这则记载反映了当时职官变动时的情况。这里提到了六官丞相、殿前丞相、诸殿丞相以及一般的“丞相”，这种一般的丞相极有可能即是指编号的丞相。 在前期，诸王府曾一度设有丞相职官，称为某殿丞相。《金陵杂记》载：“杨韦石等诸逆统下伪职名目，如伪东、北殿殿丞相(各一贼，皆广西人，为贼主办文案)。”(50)东王府设东殿左右丞相2人，其余诸王府设丞相1人。《金陵癸甲纪事略》载，东王“每日早侍伪殿，伪相一人，伪尚书二人，伪承宣二人，伪指挥二人，以次侍见”；北王“其统下伪相，伪承宣，伪尚书稍有权”；而“翼贼统下，新虏甚多，伪相伪承宣伪尚书伪参护伪典舆，约计二千人”(51)。揆诸现存文献，东殿丞相二人曾由曾水源与曾钊扬担任过，咸丰三年四月，曾水源由检点升职东殿左丞相，曾钊扬也由右掌朝仪升职东殿右丞相，职同检点。北殿丞相一人曾由罗秘芬担任过，咸丰三年四月，他由北殿簿书升北殿丞相，而翼殿丞相一人则曾由刘承芳担任过，咸丰三年八月，他由翼殿簿书升翼殿丞相，职同指挥。后天王设六官丞相，而东王只设左右丞相，东王为了显示自己日益提高的地位，又不甘心于这种状况，遂废丞相，而设尚书，因此，天王有六官丞相，而诸王有六部尚书。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昔有今废伪官名目》中就列有东殿丞相、西殿丞相、北殿丞相与翼殿丞相(52)，可见各殿丞相到后来是被撤销了。 到后期，六官丞相制度被六部制代替以后，又出现了编号的殿前丞相，与此相应，各王甚至各爵都出现了诸殿丞相、诸爵丞相。后期的殿前丞相、诸殿丞相、诸爵丞相人数很多，地位也较低，往往沦为各王所辖各统兵主率六爵的下属官。咸丰十一年被荐到英殿工部尚书馆内充掌书令自称“刀口余生”的文人看到馆内的一些文书，对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有一定了解，他在《被掳纪略》中记载说：“凡王位，皆有六部、九卿、同检、指挥、检点、丞相、圣粮，各典司。”(53)侍王李侍贤劝浙江太平子民各知效顺谆谕称：“又据黄、太之民赴台纳款，故派玱天福率领一旅之师，镇抚黄岩，又派新授丞相邱善潮等率领义兵，收服太平，原期善加善抚。”(54)《鉴天豫涂(连炤)命殿前右陆拾贰丞相曾在本队宣讲道理照会》说：“兄愚思军规不整，队伍紊乱，是因兄派分队伍：……籲天侯卜弟分为前队，羡天侯倪弟分为后队，但弟统带之官兵，分为右队，如兄与丞相蒙弟共为中队。”(55)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编号殿前丞相的地位似乎还比较高，鉴天豫与之行文用平行文书，但编号殿前丞相的地位也在下降，因为这份照会的标题中用“命”，说明两人之间并非完全的平级，而鉴天豫统下的蒙姓丞相则是完全听命于他的。蒙姓丞相实际成为鉴天豫的属官。据《虎口日记》载，太平军于咸丰十一年攻克绍兴后，在绍兴城内有“忠殿王相步天燕队内丞相喻统下左壹经理刘衙”。(56)这位喻姓丞相则是步天燕的属官。据同治二年
天安邵属官兵名册载，亘天安邵共统官兵170名，就有4名丞相。(57)据《护殿理天义队内茀天安统下看馆名册》，茀天安统下有3名丞相。(58)据《护殿前壹队理天义右营詊天安属下年名册》，理天义右营詊天安队内有2名丞相，并各有其馆。(59) 后期不仅六爵属官中有丞相，一般军中官的属官中也有丞相。军中丞相还有系统的编号，如由辅王颁发官凭的“木三十五乙官副前旅丞相”张人实、“中旅左队队旗丞相”徐政才和由侍王颁发官凭的“土三十己官副前旅丞相”罗光隆。(60)据同治二年护王陈坤书所部《开朝王宗理天义队内茀天安奔天福汪统下看馆名册》，这种军中丞相的编号有时也很大，茆天安汪队内有壹百拾伍癸官丞相黄典存，其主要职责就是“负责粮饷事。”(61)因此，史式认为后期官制中“自丞相、检点以至卒长、两司马等官名，仅在朝内官与御林军中保留”(62)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所谓“天朝九门御林”非实指天平天国有一支所谓的“御林军”，乃是一种“崇号”。《避难纪略》载：“伪示上伪职自侯起俱有天朝九门御林字样。”(63)诸如此类的丞相实际就是这些六爵的属官，是前期诸殿丞相的变异。 盛巽昌认为，咸丰八年后，鉴于六爵的完善，丞相又改设为左右数字编号，且无定额，职同丞相的元戎也渐沦落为卑职。(64)这种看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曾国藩湘乡老家“富厚堂”所藏太平天国伪官执照与伪官印清册中提到大量的编号丞相，结合我们所能见到的后期太平天国各种名册和其他史料中出现的编号丞相，我们发现，后期丞相的编号不只是这种编号法，还存在着其他编号的丞相。概括来说，后期的编号丞相有四种类型： 一是殿前朝内丞相，虽然在名号上属朝内丞相，但在战争时期，亦下放到各王、爵的军中，其编号方式为：殿前+左或右+数字(左配奇数，右配偶数)+丞相。如保王童容海部属杨大昌由殿前右二丞相升斗天侯，通天义刘官芳有部属殿前右三百七十八丞相颜有和，而金天义古隆贤的部属曾芸进则由殿左一千三十五检点升殿前右八百零八丞相。《见闻录》载：“其官，有殿前或某殿左几、右几、几十几之号，如承宣有英殿三十七承宣，丞相有殿前四十八丞相，将军有木一百一十一正将军，兹举其大概，余类此。”(65) 二是殿前军中丞相，这相当于中央军内的丞相，而实际上亦归属各王、爵统辖。其编号方式为：殿前+某某军+某某营+左或右+数字+丞相(左配奇数，右配偶数)，如忠王李秀成部属殿前中三军左营左一丞相沈有富、保王童容海部属殿前后一军前营右二丞相田登发。咸丰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袁甲三奏报进攻临淮南岸连毁敌营情形折》称：在十二月初七日进攻临淮关南岸之柳圩的战斗中，清军“砍毙生擒”太平军官兵甚多，“内有贼首六十余人，其最著名者花旗主王麻孜、黄旗主孙兆礼、八卦旗主张和红，月队旗主吴大嘴、何得豫，大队旗主陈添书、何小保，分队旗主陈万果，内有已经粤逆封为助天侯及右军丞相各伪职”(66)。这里的所谓“右军丞相”当是这种丞相的简称。 三是各殿军中丞相，其编号方式为：某殿+某某旂+某某队+队旂丞相，如辅殿中旂左队队旂丞相。这种丞相有时称为队内丞相，佚名《庚申避难日记》载：咸丰十一年二月“廿九，半晴、夜微雨。前做馆庙桥张指挥现回去，调换挺天燕队内丞相黄住庙桥，共有大小长毛二十人，甚属不妥，要各处日收供饮费钱加倍”(67)。 四是归各王、各爵统辖的统一编号的军中丞相，其编号方式为：五行(金木水火土)+数字+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官+正或副+某某旂+丞相。如归辅王杨辅清统辖的木三十五乙官副前旂丞相张人实：归阀天义马桂功统辖的土一百二十三戊官正后旂丞相吴顺兴。咸丰十一年九月初八日，贾臻《奏报官军克复舒城并请奖励出力文武员弁折》称：八月初七日清军克复舒城县城，“生擒贼目”内有“伪水官副丞相朱得桂”等人。(68) 不难看出，这些编号丞相都是由前期编号丞相或诸殿丞相演变而来，只是这些丞相由于数量的增多而大量地出现于军中，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八日，曾国藩《奏报黄麦铺等处截剿获胜并再克建城折》称，正月二十六日截剿黄麦铺进而攻克建德县城的战斗中，清军生擒的太平军将士中有“丞相二十二名”(69)。咸丰十一年五月初六日，官文等在《奏报楚军剿退安庆援股连获大胜折》称，在四月十五日的挂车河战役中，清军“共毙贼八干余名”，“内伪丞相五名”。(70)关于此战的战绩，胡林翼有相近的奏报，亦提到“内伪丞相五名”。(71)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二日，左宗棠《奏报礼宾司军逼上梁山攻龙游汤溪分剿金华兰谿严州援敌获胜折》称，在九月二十四日的兰谿之战中，清军“生擒三十余名，内有伪丞相六名”(72)。 三、从后期丞相的地位看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从太平天国的丞相制度可知，太平天国后期的官制是相当紊乱和复杂的。仅就丞相一职来说，前后存在过左右丞相、六官丞相、恩赏丞相、殿前丞相、平湖丞相、诸殿丞相、殿前朝内编号丞相、殿前军中编号丞相、诸殿军中丞相、统一编号军中丞相、职同丞相等，有些属于虚衔，有些属于实职，造成了庞大的丞相职官队伍，特别是到后期，有些丞相的编号数字相当大，丞相的数量就更为壮观，任职丞相者之多已难于统计，“丞相等伪职”已“不足以饵人”了。(73)在这庞大的丞相队伍内部，对于虚衔的丞相来说，比的是实职的大小；对于实职的丞相来说，比的是殿前与诸殿；而同是殿前丞相，比的是朝内或军中，同是朝内或军中，比的则又是编号；而同是诸殿丞相，比的则又是诸殿地位的高下和自身编号的先后。所有的丞相都有可能获得爵位，那么，丞相们进一步比的则是爵位的大小。因此，在丞相职官队伍内部，他们的地位就有了高下之别和尊卑之判。到后期，数量庞大的丞相其待遇不可能像前期那样享有专门的衙署，并配备相应的属官。丞相们的不满就在所难免，当时太平天国中的人发出感叹：“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监军、军帅、师帅、旅帅、百长、司马等官，虽古有之，今何太卑也。”(74) 丞相们的不满还在于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丞相的官阶或职级较前期大幅度降低了，可以说，到后期，丞相已是很小的官职了。鲁叔容《虎口日记》在介绍了丞相之上的一系列官职后也说：“余如丞相、将军等职最卑。”(75)曾含章《避难记略》记载太平军攻克常熟后情形说：“贼中伪职最小者曰指挥、曰检点、曰丞相，皆称小头主。稍大者曰侯、曰豫、曰燕、曰福、曰安、曰义，中皆有天字，上加一字以别之，若祥天福、慷天燕是也。义之上曰主将、曰天将，再上则称王矣。称王者甚多，而王之中亦有大小，如干王、英王、忠王其最大者，若慕王、听王、来王、禄王、襄王等皆其可指使者也。中等伪职有所谓监军及文军政司、武军政司者，其名目亦甚多。”(76)佚名《平贼纪略》附有《粤贼始末》载：“自伪王以下有天将、朝将、主将。又有伪爵六等：义、安、福、燕、豫、侯。又有九等品级：一掌率，二统官，三尚书，四令史，五仆射，六指挥，七丞相，八检点，九承宣。”(77)李圭《金陵兵事汇略》卷三亦载后期爵官的情况：“伪王有六等”，“又有七等
”，还有“伪勋爵六等”，接着才是所谓的“伪朝官文职九品”：“一、掌率，二统管，三尚书，四令史，五仆射，六丞相，七检点，八指挥，九承宣。”而武职亦有九品。(78)林大椿《粤寇纪事诗》有《创职名》一首，称：“伪官高下十三等，品多者尊众莫并。天将以下主将俦，次第义安福燕侯。就中一品最为下，丞相将军名可假。”(79)顾深《虎穴生还记》载：“侯之下为文武军政司，又其下为宣传，为丞相，为参军，最小为百长。”(80)王彝寿《越难志》称：“朝官以王为最尊，然亦有等差，一千岁至九千岁不等；次曰朝将，又次曰六爵……又次为丞相，将军。”(81)蓼村遁客《虎窟纪略》载：“贼设伪职，自天将、朝将、主张[将]以下，以义、安、福、燕、豫、侯为序，外此，又有左、右丞相，左、右同检，文经政、武经政，名目不一。”(82)胡长龄《俭德斋随笔》载：“大约贼之爵赏，以义、安、福、燕、豫为五等……其上于五等者为主将，又上则为朝将，为天将，天将而上则王矣。其次于五等者则为侯、为丞相、为检点、为指挥、为总制、为监军、为军帅、为师帅、为旅帅，又次则司马、百长矣，此皆谓之朝官。”(83) 到后期丞相之上到底有多少职爵，上述史料提供的说法稍有不同，但共同的说法是，王爵之下，有天将、朝将、主将之类，再下则是义安福燕豫侯六爵，然后才是丞相等同职级的职官。当然，最有说服力的则是来自太平天国自身的说法。前期的六官丞相到后期已演变为六部官，对此问题，笔者已有专文探讨。关于六部的职阶，在后期天王诏旨和幼主诏旨中有明确的表述，我们不妨先看看其变化的情况。 从现在所能见到的后期天王诏旨和幼主诏旨来看，天王和幼主所列的诏令对象中最早提到六部的是在咸丰九年(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当时天王诏旨诏令对象的顺序为：和甥、福甥、玕胞、达胞、玉胞、秀胞、恩胞、贤胞、辅胞、璋胞、天将、掌率、统管、尽管、神策朝将、护京国将、六部、主将、佐将等。至咸丰十年九月，这种顺序据幼主诏旨变为：和表、福表、玕叔、达叔、玉叔、秀叔、恩叔、贤叔、辅叔、璋叔、万弟、天将、掌率、统管、尽管、神策朝将、护京神将、六部、主将、佐将等。咸丰十一年的变化较频，二月时天王诏旨的顺序是：和甥、福甥、玕胞、达胞、玉胞、秀胞、恩胞、雍侄、贤胞、辅胞、璋胞、万侄、天将、掌率、统管、尽管、神策朝将、护京神将、六部、主将、佐将等；四月时有较大的变化，此时的顺序是：天佑子侄、和甥、福甥、和元侄、利元侄、科元侄、瑞元侄、锦元侄、栋梁婿、文胜婿、万兴亲、玕胞、葵元侄、达胞、玉胞、秀胞、雍侄、贤胞、辅胞、璋胞、万侄、天将、掌率、统管、尽管、神策朝将、护京神将、神使、六部、主将、佐将等；五月时再次发生变化，此时的顺序是：天佑子侄、和甥、福甥、和元侄、利元侄、科元侄、瑞元侄、现元侄、瑭元侄、锦元侄、钰元侄、釮元侄、栋梁婿、文胜婿、万兴亲、玕胞、葵元侄、达胞、玉胞、秀胞、雍侄、贤胞、辅胞、璋胞、万侄、天将、掌率、统管、尽管、神策朝将、护京神将、神使、六部、主将、佐将等。 这些变化表明，随着洪秀全日益迷恋于洪氏家天下的构建，六部在中央的地位逐渐降低，六部的排序从最初的第17级降到后来的第33级，其紧邻的上一位从护京国将、护京神将变为神使。至咸丰十一年五月，列入天王和幼主诏令对象的最后爵职为佐将，属于第35级。35级中，一人一级的都是体现洪氏天下的“侄甥婿亲胞”，这类占了25级，而“胞”占8级。在爵职中，“胞”为特爵王，其中包括了地位更高的军师王。从爵职系列来说，后来所封的王，肯定高于六爵。也就是说，越到后来这35级的人员都可能被封王爵，所以，前述各种史料才肯定地认为天将、朝将、主将之类的官职之下为六爵。这就意味着到后来六部官也是有可能升封为王的，或者升封为王的亦可身兼六部官。早期曾在天官部即后来的吏部任职的李春发升职很快，由佐将而正主将而统管而天将，最后还升封顺王。英国人呤唎说，咸丰十一年时，“忠王胞弟扬王为兵部次长官，又为天王枢密院官员，几无片刻闲暇”。(84)显然，后期无论是虚衔还是实职，丞相是不能与六部官相提并论的，其地位的卑微可想而知。 从职爵的级别来说，后期的丞相确实是很小的官职。如果考虑到丞相以上各职爵的数量，丞相就更为渺小了。后期封王数量最多时达2700多人(可考的只200多人)，据盛巽昌初步统计，天将136人，朝将110人，神将23人，主将46人，佐将23人，义爵251人，安爵264人，福爵480人，燕爵212人，豫爵172人，侯爵121人。合计丞相以上的职爵人数在4538人次。虽然统计中有一人数次升迁或兼任职爵的重复因素，但是，考虑到王爵的最高数量，在后期特别是在1862年(同治元年，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以后的某个特定时期，丞相以上的职爵人数肯定在3000人以上。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些人都备有属官，如果平均按最基本的配置，每人有六部尚书或六部书6人，那么，为丞相以上职爵服务的属官即达18000人以上。 丞相的各种编号方式，不只是说明丞相官职自身的类型多样和人数庞大，而且还反映了和这些编号方式相同的职官序列。丞相、检点、指挥、将军在前期的许多待遇基本相同或相近，后期检点、指挥和将军的具体名称的编号方式多模仿丞相，从史料中所显示的各种职官名称来看，各种类型的检点、指挥、将军亦当不少，如所见最大编号的检点为殿右一千一百四十二检点汪宝贤、最大编号的指挥为殿右三百十二指挥廖亚清、最大编号的将军为炎二百十一正将军。 丞相一职最早设于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丞相多由权臣担任，有时为百官之长，辅佐皇帝，综理政务，有时居其名而无实权，是中国宰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权的演变规律有二：一是“时代愈前，相权愈重，时代愈后，相权愈轻”；二是“君主近臣，代起执政，品位既高，退居闲曹”。(85)应该说，太平天国的丞相官职也遵循了丞相职权演变的基本规律。在前期，六官丞相的地位相当高，“官居极品”(86)，他们亦以“官冠百僚”或“官中丞相最称尊”(87)而自鸣。到后期，由于洪秀全试图建立洪氏家天下的专制体制，广封诸爵，滥设官职，六官丞相制转为六部制之后，六部官员的爵职级别在提高，但六部的地位却在变低，六部之下的丞相其地位就更为低下。从后期丞相一职的类型、数量和地位可知，太平天国后期职官队伍太过冗滥，亦太复杂，前期那种“官虽少而足贵”的局面不复存在。冗滥而又复杂的职官队伍消耗着太平天国的战斗力，不断攀比和日求升迁的浮华功利心态侵蚀着每个人的意志和进取心。洪仁玕所指陈的官兵将士“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的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他所担心的“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的局面还是出现了。(88)韩非子指出：“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又认为“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从这个角度看，太平天国作为一个政权的失败是必然的。 将古代权重的丞相官职，不断地贬低其地位，而广为授予，仍然不能满足作为太平天国官兵将士的农民的需要。作为普通的农民，需要解决的是土地问题，《天朝田亩制度》已经提出了重建农本社会秩序的解决方案；作为精英的农民，他们需要解决的是如何适应近代社会的变革，《资政新篇》已经系统地提出了“新民德”的主张和据此再建工商社会秩序的方案。当然，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天然地具有皇权主义思想，他们拥护清官和好皇帝，目的是依靠清官和好皇帝来保护自己微薄的小私有财产；如有可能，他们也渴望高官厚禄，或自己黄袍加身，取得更多的私有财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问题逐渐回复到清朝统治秩序的旧状而解决无望，而为适应近代社会变革、促进城市工商业发展的“新民德”要求，则更是得不到在农本社会秩序中成长起来的洪秀全的体认和支持。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以后，他更加沉醉于其洪氏家天下的构建，已经越来越不了解、也越来越偏离了他当初赖以奠基立业的农民的真正需要，他所能做的，就是激发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对高官厚禄的欲望，不断地封官赏爵，以此求得官兵将士为洪氏天下效力。但是，小私有者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可以说，越到后来，封赏更多更高的官职，无论虚也好，实也罢，都已经无法满足当时作为官兵将士的农民的渴求。这种渴求并不代表常态社会中农民的真正需要，也不符合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按彼得·布瑞克的观点：“离开农民需要来建立现代农村秩序，实际上只是一句空话。”(89)而建立现代农村秩序是近代世界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偏离了农民的真正需要，太平天国不可能完成建立现代农村秩序的任务，注定要被世界现代化潮流所抛弃，它作为一场运动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综上所述，丞相的虚实之分和各种类型并不意味着太平天国已经建立起或可能建立起新型的职官秩序，以适应近代社会的变革，完成建立现代农村秩序的任务。以太平天国丞相官职的演变为考察的中心，我们可知：到后期太平天国的官职已丧失了其基本功能，也偏离了其设官建制的原初动机，说明了太平天国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权，还是作为一场运动的失败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收稿日期]2014-12-23 注释： ①盛巽昌：《太平天国职官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②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③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④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⑤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3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3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41页。 ⑦郭存孝：《太平天国博物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9页。 ⑧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74、678页。 ⑨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⑩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11)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08页。 (12)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7页。 (1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0页。 (14)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71～872页。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4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84页。 (16)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74页。 (17)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 (18)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63页。 (19)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57页。 (20)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96页。 (21)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9页。 (22)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4页。 (2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2～243页。 (24)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页。 (25)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9页。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3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页。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5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20页。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6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7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30)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5页。 (3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0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32)盛巽昌：《太平天国职官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页。 (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0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页。 (34)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0～481页。 (35)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页。 (36)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37)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7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页。咸丰四年闰七月十三日《谕内阁东坝围剿获胜著向荣酌保尤为出力员弁并将阵亡之福赓请恤》中仅记“伪丞相谭应桂”(《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5册，第228页。李滨《中兴别记》卷十五亦载谭应桂，惟仅记丞相(《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上，第257页)。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0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80～81页。盛巽昌《太平天国职官志》第332页以为编号丞相以此为最早，其实不然，参见前文。 (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0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40)盛巽昌：《太平天国职官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1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574页。 (42)盛巽昌：《太平天国职官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8页。 (4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1页。 (44)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63页。 (45)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0～381页。 (46)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9页。 (47)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8页。 (48)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学刊》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1页。 (49)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页。 (50)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20页。 (51)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4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68、669、670页。 (52)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98～99页。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近代史资料专刊·太平天国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 (54)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8页。 (55)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1页。 (56)郦纯：《太平天国官制军制探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9～120页。 (57)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6～369页。 (58)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4～381页。 (59)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6～387页。 (60)盛巽昌：《太平天国职官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 (61)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9页。 (62)史式：《太平天国词语汇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3页。 (63)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 (64)盛巽昌：《太平天国职官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页。在第332页，盛先生注意到了其他形式编号的丞相。 (65)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页。 (6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1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38页。 (67)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97页。 (6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3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页。 (6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3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7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3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71)《胡林翼集》(胡遂、邓立勋、胡渐逵整理标点)第1册，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804～805页。 (7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4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68页。 (73)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5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 (74)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印书》，下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64页。 (75)史式：《太平天国词语汇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 (76)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5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1、343页。 (77)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27页。 (78)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4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287页。 (79)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47页。 (80)郦纯：《太平天国官制军制探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2页。 (81)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5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82)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页。 (83)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6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760页。 (84)[英]呤唎，王维周、王元化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9页。 (85)李俊：《中国宰相制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27、239页。 (86)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5页。 (87)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 (88)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4～95页。 (89)朱孝远：《布瑞克教授和他的农民学研究学派(代译序)》，[德]彼得·布瑞克：《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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