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中国城市化中的十个关系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正确处理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08)04-0090-10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大量农民转为市民，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城市化滞后、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庞大，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结构性问题。“三农”问题是国家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城市化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之一。统筹城乡发展是“五个统筹”之首，城乡统筹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而城市化则是实现城乡统筹的最重要步骤。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国人特别关注，由于“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外国朋友也非常重视，已是世界性议题。世界银行副行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雷茨就曾经说过：“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中国的城市化，一件是美国的高科技。”“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效益。”
关于城市化的意义和重要性已经讨论得比较多，本文侧重研究中国实行什么样的城市化和如何实现城市化的问题。在研究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深入研究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新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促进符合中国实际的城市化的对策建议。
一、城与人的关系
城市化必须最充分地体现以人为本。城是怎样有的？怎样发展的？城因人而建，因人而兴，有人才有城。城既然是人建的，城就要适应人的需要。万万不可搞脱离人的需要的城市化，不能为城市化而城市化。
以人为本的人，指的是最广大的人民。而农民是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因此，城市化必须最充分地反映农民的利益。城市化的结果必须是让农民既进城，又就业，让农民彻底变成市民。如果在城市化中，使农民变成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人，就与城市化的本意相左，就违背了以人为本，这种城市化万万不能要。
城市化必须是“消除两极分化”的城市化，不能把城市搞成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不能豪华的大厦、别墅与贫民窟、棚户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法维拉(巴西对贫民窟的叫法)并存。搞这样的城市化，由于人们居住条件、生活水平的差异太大，还会造成国民之间的感情隔阂，成为不安定的因素。这样的城市化，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相违背，也是人们不能接受的。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民窟的产生都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各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各式各样。有的驱赶贫民窟的居民，这显然是缺乏人性的，不妥当的；有的通过立法由政府投资改造贫民窟，或为低收入者建造一定标准的公共住房……这些确实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都不是治本之策。
关键是掌握好城市化的进程、速度。城市化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必须尊重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核心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或淘汰落后的生产力。现代的城市化，必须与现代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步，健康有序地发展。如果不顾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盲目追求城市化的速度，急于求成，不顾客观条件和现实可能性，妄图一天早晨把好事办完，跑步实现城市化，上述弊端就难以避免。
最彻底、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和途径是大力发展教育。今日之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主要在农业、农村、农民。而中国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差距，又主要在受教育程度。受教育权利不平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社会上最大的不公平，是一切不公平现象的根源。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对一个人来说，受教育与否、受教育多少、所受教育的优劣，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或丧失受教育的机会，是仅次于丧失生命的最悲惨之事。以人为本说得通俗些，就是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让农民进城，过上市民一样的现代生活，这是“为了人”。但农民不只是享受城市化的成果，进城的农民还是城市的建设者，这就是“依靠人”。怎样才能使农民成为掌握一定技能、能创造高价值、符合现代先进生产力要求的建设者呢？必须通过教育。因此，彻底解决农民问题，健康有序地实现城市化，必须大力发展教育。
二、城与市的关系
在历史上，城与市曾经是功能和含义不同的两件事物。城是一个政治概念，具有防卫的功能，是一个地区或部落的政治、军事中心，一般围以墙垣。市是一个经济概念，是互通有无，进行产品交换的交易场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交易数量的增多，交易行为的频繁，“城”为交换提供了一个安全、合适的环境，且交易成本比较低。“城”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越来越依靠经济这个基础。于是，城与市逐渐统一起来，结合起来，出现了“城市”这个新词，新事物。从那时起，城与市就结伴而行了。城市一词，在中国始见于《韩非子》，至今已2200多年。
由于经济是基础，生产活动是人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活动，市是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场所，因此，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城随着市的发达而发展，城必须有利于人的经济活动，大大小小的城必然都是大大小小的经济中心。即便作为首都的城市，单纯是政治中心的也极少见了。单一政治功能首都城市的形成，各有其历史、政治、经济原因，这种单一政治功能的城市在某些方面有利于政治管理功能的充分发挥。但久而久之也暴露出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由于缺乏经济实力，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受到影响，甚至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结构。比如，华盛顿市的白人中产阶层居民大量外迁，市区人口中黑人占70％多，贫困人口与犯罪率都呈上升趋势，与首都城市的地位极不相称。华盛顿市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成立了“大华盛顿建设委员会”，负责“首都换装”，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拟定了把华盛顿建成新的硅谷的宏伟目标。新德里、伊斯兰堡等单一功能型首都城市也在大力发展现代经济，呈现出向多功能城市发展的趋势。北京正在建设现代化国际都市，与世界上同类城市相比，差距不在政治方面，也不在文化方面，而在经济方面。北京将来还要使自己成为世界级城市，有专家提出，世界级城市需要四个基本条件，即全球国际金融中心、全球跨国公司总部的集中地、全球控制和决策中心、全球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显然，北京的差距，也主要在经济方面。北京已经制订了新的发展蓝图，正在以“现代”的速度，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大力发展北京的现代经济。
在我国现在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对城与市的关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出现了许多与实际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产业结构没有转型，就业结构没有优化，非农就业岗位没有增加，“有城无市”、“空壳城市”的现象，把城市化变成了造城运动。农民工进城，用辛勤劳动建了高楼大厦，修了宽马路、大广场，到头来，自己既不能在城里就业，也没有住处。离开农村的农民，不能在城里安居乐业，也是与城市化的本来目的相违背的。
三、大、中、小城市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人们为什么往城市流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斯密有一句名言：“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马克思也曾经说过：协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分工和协作不但能增进生产力，还能创造生产力，而城市为分工协作的广泛开展创造了条件，生产往城市集聚，可以提高效率和效益，从而过上富裕的生活，因此，人们往城市流动。
现代，人们除继续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外，还从小城市向中城市流动，向大城市流动，向超大城市流动，农民也把向大城市流动作为首选目标。为什么？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规模经济理论，诞生于中国的生产力经济学有一个集约经济理论。近几年，人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实现和谐的过程中，又有了一个循环经济理论。在城市里组织经济活动，更容易实现合理规模，恰当集约和充分循环。而且中城市比小城市优越，大城市比中城市优越，超大城市更优越。以循环经济为例，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资源—产品—废物”线性发展模式为特点。这种模式发展快，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高，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后劲，是一种首尾不相连、顾头不顾尾、顾眼前不顾长远、顾局部不顾全局的模式。循环经济模式则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以最小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的模式，是首尾相连、环状循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这个循环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是把废弃物转化成为再生资源。而这个环节在小城镇里实现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比如垃圾已是城市化中最令人头痛的难题之一，北京也不例外，已被几十个垃圾场包围。我国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约1.5亿吨，而且每年还在以4％的速度增加。至2001年，我国城市垃圾的堆放总量已达66亿吨。用循环经济理论的观点来看，垃圾是可再生资源。有人说“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国外有的企业家甚至说：“3吨垃圾等于1吨煤。”如果这样来计算，我国的66亿吨垃圾相当22亿吨煤，等于我国现时约2年的煤炭总产量。然而，把垃圾转化为再生资源是有条件的，一是必须加强管理，分类摆放；二是投资建厂发电。建厂发电，是城市垃圾处理的方向。然而，从国外和我国的经验来看，垃圾发电厂的投资数额巨大，小城市的投资力量不足。还有，用垃圾发电，垃圾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而小城镇垃圾的数量少，难以使电厂满负荷运转。再比如污水，科学家指出，人们生活中用过的水，污染物质只占1％左右，比海水的3.5％少很多。城市污水就近可得，可作为城市第二水源，比海水雨水来得实际，比长距离引水方便很多。然而，同样也是因为资金短缺，污水总量较少，在小城镇修建污水处理厂和管网，以及建厂后的运转，困难都比较多。而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只要在观念上有了清醒的认识，付诸实施的时候，各方面的条件都大大优于小城镇。此外，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小城市由于产业部门和企业的数量都相对少，按照循环经济理论，能够对资源合理利用，实行“首尾相连”的相关企业比较少，真正循环起来的难度大，甚至根本循环不起来。而在中等城市、大城市、超大城市做到这一点就比较容易。正是基于这一经济上的原因，我们主张中国应该以发展大城市为主，适当发展超大城市。
毋庸讳言，大城市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大城市病”。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也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事情往往是这样，随着矛盾的产生，解决矛盾的办法也会逐步形成。回顾一下历史，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发展了，不是同时也产生了经济运行不稳定，社会不安定等弊端吗？我们姑且称之为“工业化病”。这种“工业化病”不正在得到诊治吗？我们正处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阶段，人们越来越聪明，人们能掌握的手段越来越多，“大城市病”是难不倒人类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恐惧“大城市病”而放慢大城市发展的步伐。
我们主张发展大城市、特大型城市，并不是说只发展大、特型城市，中、小城市也要发展。但是我们不赞成大、中、小城市并存或并举。因为“并存”和“并举”的弊端太大。我们已经有过在工业化过程中大中小企业并存、并举的经验教训。并存并举的结果是大企业搞“大而全”，小企业搞“小而全”，大中小企业之间不是互补而是互挤，往往是以小挤大，以土挤洋，以落后挤先进，造成资源的浪费。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打破了大中小企业并存而不互补的旧格局，广泛开展起分工与协作，各自都发挥自己的长处，实行优势互补，这种大中小企业的相结合，使有限资源得到比较合理的配置，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是这样。大中小城市都不能关起门来，孤立地发展。每个城市都应发扬自己的优势，培育优势产业，生产特色产品，与其他城市紧密相结合，通过竞争提高效率和效益，通过分工协作和互补，实现互利和双赢。
四、城市与区域的关系
城市与城市群和区域的关系是点、线、面的关系，或极点、点轴与网络之间的关系。通过点、线、面的联结，形成一个有机的区域经济网络整体。在一个地理区位内，不但城与城，一定交通线上的城与城的关系密切，城市这个点与区域这个面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一方面，城市依托于区域，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发展也必然会带动区域的发展，两者是互动的。如果把城市的发展孤立起来，城市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战略问题。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看，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是通过生产力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获得空间经济效益。这种经济效益表现为：1)因实行“指向性”原则，使某种产品的生产指向原料产地(接近原料产地)或指向市场，由于节省运费而带来的经济效益；2)因实行“优势互补”原则而带来的经济效益；3)因实行“时空收缩”原则，使地面距离缩短和运输时间减少，而带来的经济效益；4)因实行“关联性”原则，实现生产力系统的关联性，形成合理的产业链(近似现在所提倡的循环经济)，而带来的经济效益；5)因实行“比较利益”原则，扬长避短(双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全球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日益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
区域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现象，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现时，我国已到区域经济大发展的阶段，已出现一批先驱者，“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厦泉漳”、“泛珠三角”、“两个半岛”等区域的经济合作或联盟都在形成的过程中。但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必须尊重经济规律，不能不顾客观条件，凭长官意志，搞“拉郎配”。它是一个由点到线再到面的过程，它以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由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城市集群、城市圈作为“火车头”来拉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要从“点”起步，即从城市化开始，关键是培育中心城市，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多种特殊功能，就可以使企业活起来，城市活起来，区域活起来，全国经济健康、协调、快速发展。
区域经济是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壁垒的结果，一个区域对国内其他区域一定要实行开放，切不可把区域经济搞成放大了的、自我封闭的、以行政区划为范围的县域经济、省域经济、“大区经济”。要本着互补、互利、合作、双赢、多赢的原则搞好跨区域的交流与合作，还不能忽视区域的边缘、边界地区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区域经济是跨越行政区的经济。为了形成统一的意志，必须建立超行政机构的强有力的协调机制和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把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一盘棋”思想，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不排座次，不争“龙头老大”，防止形成诸侯经济，不能把别人看成是自己的“领地”。可仿效欧盟的做法，设轮值主席，大家轮流坐庄。在区域与区域之间难免也会有一些需要协调的问题，可考虑由国家通过立法建立有协调与仲裁功能的区际协调机制和机构。这些都是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
五、城市与世界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仅少数国际化都市与世界各国交往密切，中小城市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国际交流也日益增多。一个城市不仅是一定区域、一个国家的一个点，也是全球的一个点。任何一个城市都必须放在国际大环境中来考虑和安排自己的发展。
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正在实现和平发展的大国，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由于产业集聚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工业生产力有着在一定时期向特定国家的特定地区集中的倾向。最早完成产业革命的英国集中了大量工业生产力，曾是“世界工厂”，后来转移到美国，再后来日本又取代了美国。有人预言，160年前曾经被“世界工厂”英国打败的中国正在成为下一轮的“世界工厂”。“世界工厂”的形成和发展，既需要世界资源，又离不开世界市场。
作为工业聚集地的城市，必然要走向世界，逐步成为国际化都市和国际化大都市。然而，这也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不能自封，不能不顾客观条件而拔苗助长、急于求成。据相关报道，目前全国竟然有183个城市相继提出了要建设“现代国际大都市”的目标。扣除了直辖市，不分沿海和内地，每个省、自治区平均达到七、八个，这显然是严重脱离实际的。我们注意到，首都北京新出台的规划，也只是把自己定位于“现代化国际都市”，回避了“大”字。北京市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应该提倡。
当然大城市有大城市的独特优势，我们也主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发展大城市。但不等于城市规模小，就不能开展对外经济交流与合作。中小城市，即或是小城镇，只要找好自己的位置，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生产出世界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就可以占领市场，就可成为国际大市场中的一员。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浙江温州的瓯北镇，号称中国泵阀之乡，其产品远销国外，2005年的出口创汇达到1.5亿美元。广东开平的水口镇生产的水暖卫浴产品有60％以上销往国际市场。福建晋江东石镇，号称中国伞都，年产伞2亿把，其中的80％出口。我们应该向温州人学习，温州不但把生意做遍全中国，还把商旅足迹延伸到全世界，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可怕的温州人》一书的作者，讲了一个笑话，火星人落到地球上被逮住了，东北人会问他有没有户口；北京人会问他与我们人类有没有血缘关系；上海人会把他用来搞外星人展览，卖门票；广东人会问他身上哪些器官能吃；而温州人则会问他火星上有什么生意可做，请他帮忙，给联系联系。
六、城市与自然的关系
城市不仅是区域的一个点，国家的一个点，地球的一个点，再往大里说，它还是宇宙的一个点。城市与地球与宇宙的关系十分密切。从人类目前的活动范围来看，还主要限于地壳表面和围绕它的大气层的一部分。这是来自地球内部的内能和主要来自太阳辐射的外能的交错地带，有适合人类生存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条件，从而构成人类活动的场所。这里除了空气、水、土壤、岩石、阳光等非生物因素外，还有动物、植物、微生物因素。这些因素形成一定结构的多级自然系统——生态系统，相互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并处于动态平衡之中。
空间是无限的，宇宙之大是无边无际的，宇宙之间究竟有多少星球，至今还是未知的。那么多星球，全世界的科学家在探索，可至今尚未发现除地球以外的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然而，就是这样唯一的一个地球，已被糟蹋得百孔千疮了。中国有句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一个道理，我们是否可以向世人发出这样的警语：“球之不存，人将焉附！”
现在，明智的领导者发出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号召，非常正确，非常及时，人与自然相处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类适应自然的阶段。这时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甚少，人在自然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人类为了生存主要是适应自然，甚至做自然的奴隶。这时是农业社会，人类用的是大自然赋予的“果子”，或大自然若干亿年累积起来的“老本”所发生的“利息”。也有天灾，但那些天灾都不是人祸造成的。人类向自然索取，也向自然排泄废弃物，但未超过地表以上空间的自净化能力。人与自然之间，基本保持平衡。这时的生产力是原始生产力和手工劳动生产力。第二阶段为人类征服自然的阶段。经过长期的实践，人对自然的认识逐步加深，人在自然面前已不是完全无能为力，人与自然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人类开始征服和改造自然，在征服和改造中利用自然。由于人类的贪婪，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和掠夺式开发，不但把“果子”吃光，连结“果子”的树也吃掉了，不但用“利息”，连生“利息”的“老本”也吃掉了。无限度地向自然倾倒废弃物，超过了大自然的自净化能力。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遭到严重破坏，变成敌对性的了。当人们粗暴地对待自然，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时，却遭到了来自自然方面的更粗暴的报复。天灾不断发生，且愈演愈烈，这时天灾的多数是人祸造成的。这个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失衡到严重失衡。这时，是工业社会，这时的生产力是机械生产力。第三个阶段是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协调发展的阶段。人类毕竟是最有灵性的动物，是能够认识世界，善于总结经验，撞上南墙知道回头的动物。在惨痛教训面前，逐步认识到，该回头了，事态已向人类发出最严厉的信号：毁坏自然，就是毁灭人类自己；与自然为敌，就是置自己于死地。人与自然的关系已不应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也不该是单向关系，而是双向关系。在物质、能量、信息交换过程中，一方面人类向自然索取，获得人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另一方面，人类又必须向自然界“归还”或“补偿”。人类不但利用自然，更要保护自然。在保护和改善中才能更好利用。这时，是生态社会，这时的生产力是生态生产力(或绿色生产力)。现在看来，片面强调征服自然的生产力概念，排除自然力的生产力概念，都不科学。科学的生态生产力概念是：自然力和社会力相统一的有机协调结合起来的整体生产力，它具有资源利用的节约性和循环性，生产行为的无害性和活动结果的双赢性等主要特征，比社会生产力具有更丰富的内容、更强大的功能。生态经济规律是地球大系中的第一规律，人类从事生产活动除必须遵循社会经济规律外，更要遵循生态经济规律。人类应提高自然意识、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自觉、主动地去改善同自然的关系，解放和发展生态生产力。
如果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说得更富于哲理一些，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以生产力为中介的“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所谓自然的人化，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世界的人化，即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物化、凝聚在客体对象中，使客体对象发生合目的的改变，把自在的自然改造成人化的自然和为人的自然；人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改变着自身，所谓人的自然化是指自然的本质和规律内化为人的知识和智力等本质力量，实现人的自我塑造，使人的本质日益丰富和发展，使自己的认识和行为更加合乎客观规律。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结合为一个完整的社会运动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历史趋势和一般结果。在这里，人是主体，人的行为和活动，其根本目的就是创造一个为了人和人化了的客观世界。这个客观世界必然是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协调的。
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到与自然和睦相处？古今中外，有很多学者研究人。人的本质是什么？如何评价人？如何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的作用？不同的学者研究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人的评价是不一样的。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崇尚道德，提倡人人做“道德人”，这是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许多圣人先哲都主张以“仁”待人，以“仁”待物，提出“物我相亲”、“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但是，那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缺乏足够的生产力基础，这种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仅仅是一种幻想，是对美好世界的一种憧憬。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斯密和科学管理之父泰罗，他们都是把人假设为“经济人”，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的，必须加以鞭策，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单凭物质刺激就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后来的，梅奥等人创建的人际关系学派把人视为“社会人”，认为物质利益对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只有次要意义，人们最重视的是在工作中与周围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好人的积极性就有了。再后来，马斯洛、麦格雷戈等人提出y理论，把人视为“自我实现人”，认为人都需要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人才会感到最大满足。因此，自我价值能够实现，人就会有积极性。更后来，莫尔斯和洛希又提出超y理论，把人视为“复杂人”，认为人是复杂的，人的需要各不相同，人的工作环境不断变化，针对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情况，满足不同的需要，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现在看来，这些观点都有它一定的合理性，都能从某一个方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但是，依靠“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是难以全面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因为，他们的所想所为都是以我为中心。现在，还不能人人都达到“忘我”的境界。但，心目中也不能只有“小我”，而没有“大我”。这样的人，只要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就行，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眼前的个人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而不可能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更不可能从全人类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样的人，如果是雇员，就有可能老板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让他怎么干就怎么干，只要给钱，能和老板及同事友好相处，自己的价值能够实现，而不考虑这样干对社会、对自然、对人类造成的影响是好是坏。如果是老板，那他就有可能只算企业成本，不算社会成本，不算产品是否对人类和自然有害，不算排放的废弃物对环境的破坏有多大，社会来治理时，要有多大投入，只要企业能赢利就可以。如果是政府官员，他就有可能只考虑地方的财政收入和个人的所谓“政绩”而不考虑全局和长远。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就有可能只考虑军火商的利益，不顾一切地发动战争，至于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对自然会造成多大破坏他是不会考虑的。
恰当地、完美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依靠的只能是“全面发展的人”。人的全面发展，其内容十分丰富和深刻，它不仅包括每个社会成员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面发展；人格、智力、能力、体力、创造力全面发展；还包括每个社会成员和整个社会，即个体与总体全面协调发展，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全面发展的人，简言之，就是全面的、高素质的、具有现代文明的新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与实现社会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个长期的互动过程。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积极培养并依靠全面发展的人有步骤地构建生态城市，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城市化的必然途径。这是被国内外城市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了的。生态城市是什么模样？尚未定论。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教授提出：在生态城市中，自然资源能得到合理的利用，人文资源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具有良好的环境质量和充足的环境容量，能够消纳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各种污染物和废弃物。生态城市是一个与周围区域紧密相连的相对开放的系统，不仅包括城区，还应包括周围的农村地区。生态城市涉及的生态环境系统(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也涉及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是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统一体。
生态城市是科学合理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非常理想化的目标。是中国城市化的方向。既然这个目标已被认准，我们就应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七、城市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城市具有共性。城市作为人类社会空间结构的一种基本形式，它具有区别于乡村的若干基本特征，也就是说所有城市都有共同之处，即有共性。城市必须有共性，否则就无法界定，就没法与乡村相区别。城市还必须有个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城市要想成为“名城”，更必须有个性。著名策划专家王志钢说：“名城”之“名”的关键，在于它强烈的个性——不仅要在全球数不清的城市中呈现出“唯一性”和“排他性”，还要在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中，显现出鲜明的“可识别性”。
有鲜明个性的城市才最具有吸引力、凝聚力、竞争力；有个性有特色的城市才最具生命力，才能长久。中国的、外国的从古代留下来的城市莫不如是。中国的平遥、丽江、景德镇、江孜，外国的巴黎、巴塞罗纳都是这样。然而，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原来颇具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城市，正在以“现代化”为借口，被改装得丢掉特色；许多城市中历史上留下的、不可再生的、无价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物，被毁掉了；新发展起来的城市，缺乏个性化设计，“千城一面”、“千街一面”、“千楼一面”的“克隆”现象十分普遍，发生了“特色危机”。这种危机已涉及全国，连开发较迟的省区都未能幸免。这种“千城一面”，割裂文脉，留下平庸的造城运动，在北京这个三千多年的古都也能找到踪影。俗话说“旁观者清”，外国朋友的感受比我们更深。2001年，建筑专家德国建筑学会会长汉派尔先生来中国访问，曾置身于我们的城市“新景”，谈观感时他意味深长地说：“当我驾车在北京行驶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可能是在迈阿密、新加坡或法兰克福，所有的高层建筑都是一样，没有各自的特殊个性，只有从文字标识上才能看出是在中国。”当我们正陶醉于“建城运动”的胜利时，却听到国人的和外国朋友的这样的感慨之声。他们的感慨，应该说是善意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中肯的。
城市必须是有个性、有特色、有风格的。城市建设既要带有时代文明，也要传承自己特有的民族文化。在城市发展中如何张扬自己的个性？城市的个性，较多地表现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等诸多方面。其中，历史是过去的，前人创造的，是遗产。今人不能再造历史，但对有价值的应该继承和保护。在城市发展中人们必须找准城市发展的历史文脉，万万不可断掉，人们只应在上添彩增辉。自然是宇宙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赐予人类的，一般也不能再造，但由于科技的发达，人们按照自然规律的要求，在有些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可以对自然的存在状态进行适当的干预，可以让山川更加秀美。人类最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领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人们可以通过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来培育城市的特色。其中：
1.政治是方向。我们中国的城市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偏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坚持这个大方向就是中国城市化的特色。中国有几百个城市，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总的原则只有一个，但也应该各有特点。特别是各地区的具有政治中心功能的城市，更应如是。执政为民是总的原则，各个具有政治中心功能的城市，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方面都应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在以矿业为主的城市，从现在来看，就应把保证生产安全作为执政为民的重点，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就应把防治污染保护环境作为执政为民的重点，以流通业、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就应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诚实守信的教育，作为执政为民的重点。有了重点，自然也就有了特色。
2.经济是脊梁。我们讲发展生产力，主要指发展经济，现代经济是现代生产力的主要载体。城市在经济方面表现出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和特色产品上，这是城市个性的主要方面，因为经济是基础，经济是支柱，起脊梁作用。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到处有这样的例证。比如青岛，在过去，一提青岛，人们马上会想到那里的蓝天、碧水、红屋顶。这主要是从外部形象上，从感观上，让世人认同的青岛的个性和特色。而现在不同了，一提起青岛，人们马上会想到的是海尔、海信、青啤、双星、澳柯玛。人们还会想到张瑞敏、许振超。海尔、海信等企业的产品是名牌产品。青岛较早提出名牌战略，现在青岛已有9个全国驰名商标，4项中国质量管理奖，进入中国名牌产品的已经有31个。创名牌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还是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最终促进了和谐企业、和谐城市的建设。张瑞敏、许振超是名人，他们是企业家、现代产业工人中的佼佼者、代表人物。青岛的名牌和名人成了青岛市的品牌和名片，成了展示在全世界的青岛市的特色和个性。
3.文化是灵魂。文化是人类智慧的历史结晶，它延续着人类文明的灵光。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因此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包含着文化复兴。文化也是企业的灵魂，现在和未来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企业文化的竞争，海尔所以能成为名牌企业，它的产品所以能成为名牌产品，首先是因为它有独特的先进的企业文化。同样的道理，文化当然也是城市之魂，甚至还可以说，文化是城市的本质，城市是文化的结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文化还是一种产业，文化也是生产力。要发展先进生产力，必须发展先进文化。要突出城市的个性，必须发展文化，发展特色文化，这样的一座城市才能在众多城市中独领风骚。在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用先进文化塑造城市，以文化兴市的典型很多。以武汉市为例，武汉市委市政府提出，以先进文化塑造武汉市，建设“文化武汉”的设想。把建设文化武汉视为立市之本、治市之策、强市之路，并提出大力推进“文化的物化”、发展“主体的文化”、促进“文化的开放”等措施，正在实施的过程之中。武汉有3 500年历史，本来就是历史文化名城，通过建设把古老和现代融合起来。我们有望看到一个拥有深厚民族文化、鲜明民族风格，融传统美、地域美和时代美为一体的大武汉屹立在中国大地。
4.教育是精髓。《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一次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再一次明确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教育是强国之路，教育是城市发展的火车头，教育是城市的精髓，教育也是生产力。要发展先进生产力，必须发展先进教育。城市的发展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的“三个面向”，既是城市发展“三个面向”的重要部分，还是城市发展“三个面向”的重要支撑和基本条件。没有教育的“三个面向”，城市发展的“三个面向”就很难实现。用教育带动城市发展，以教育兴市的典型也很多。以西安市为例，人人皆知，中国是在有13亿人口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单靠国家拨款办公立学校是满足不了需要的，必须像发展经济那样，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要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公办与民办并举，国外也是这样。西安的民办教育，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办学质量来看，在全国都名列前茅。这就是西安的特色之一。西安本来就是历史文化名城，在教育发展这个巨大力量的推动下，它将把历史的、现代的、民族的、世界的融为一体，成为最具魅力的城市。
我们还必须把城市打扮得更美丽，美丽当然是有个性的，美丽也是特色。建筑的功能，在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是不同的。原始人的住房，只要能防风、避雨、保温，能抵御野兽的攻击即可。现代的住宅，又有了现代标准。简而言之，就是好和美。首先是好，在好的基础上，还必须美。建筑学及其实践，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建筑物是文化的载体。必须十分注意建筑物的形体美，还必须注意建筑物的色彩，建筑应是完美的艺术品。色彩也不是小事，色彩可以使人舒服、愉悦、温馨、健康、长寿，这已是心理学、生理学、医学、保健科学的定论。不但要求个体美，还必须注意整体布局，注意建筑物个体与周围其他建筑物的协调，求得整体美。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文化名城，留下了数不清的文化内涵极高的建筑艺术品。我们的建筑既要服务于当代人，也要留下一批传世之作，供后人瞻仰。千万不要留下让后人看着恶心，住着不舒心，拆掉又有点可惜的“鸡肋”。
在我国已有的几百座城市中，有的已经有鲜明的特色，这些城市应继续努力，争取“特中特”，尚无特色的城市要努力培育自己的特色。同样，也必须既积极，又稳妥地按部就班地循序渐进，万万不可在“造城”运动中，再来一个造“特”运动。
八、继承、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有些城市是平地起家的新城，而多数城市则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的。这后一类城市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主要是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风光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一项重大的历史责任。有人说得好，我们这一代人既是子孙，又是祖先。我们是祖先的子孙，同时又是我们子孙后代的祖先。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除由于大自然厚爱赋予的锦绵河山之外，勤劳智慧的祖先为我们留下数不尽的文化古迹，让国人自豪，令世人羡慕。我们在搞城市化的过程中，必须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如果不能把这些保护好，我们就不是合格的后代，也不是合格的祖先，既有愧于我们的祖先，也无颜面对我们的后代。在风景名胜区乱占乱建的现象非常普遍，连被称作人间天堂的杭州和风景甲天下的桂林都未能幸免。我们现在盖的房子是有价的，而遗产则是无价的，这笔账很好算。谁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而毁坏遗产，谁就是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
提到保护，人们比较关心地上的。其实，我们也应关心埋于地下的。我们应该感谢中国土葬的发明者，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土葬至少已有1万多年的历史。2005年10月北京东胡林遗址发掘，死者的墓葬就有1万年，其中还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骨器、蚌器等遗物。外国也有土葬，但中国的土葬有所不同。中国人把墓穴视为“阴宅”，认为死后到地下还要去过在世上同样的生活，因此随葬的物品多，且往往把死者生前最珍爱的东西与死者同葬。比如：秦始皇在位仅仅28年，可他留下的东西太多太多，有的有形，有的无形，有的有文字记载，有的无文字记载，而多数可能在地下。地上的“阳宅”，有价值的一定要大力保护，地下的“阴宅”已查明有价值的也要保护。尚未查明的，在施工之前一定要先查明。千万不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仅仅是对历史文物进行妥善保护还不够，我们在享用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时，还应扪心自问，我们这些后人的祖先，是否也应以我们现代人的智慧，为后人留下一些由我们创造的文物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在这方面已经有先知先觉者，杭州市政协委员朱炳仁2003年在杭州市政协会议上提交了一份提案，题为《倡导新文物运动，破解千城一面的难题》“为未来创造新文物”的口号多响亮啊！受到志同道合者的赞扬和响应。
文物的创造有一个过程，文物是历史文物，它的认定也有一个历史过程。不是人们所创造的项目，最后都成为文物，和选举一样，有人当选，有人落选。确定候选人是选举的第一步。我们把文物确定历史过程中的“候选人”，称之为“准文物”，即有可能当选的历史文物。对这些“准文物”也必须切实加以保护。如果不把这些“准文物”保护好，个个夭折，最终也就可能根本不会为后人留下什么历史文物。据新闻媒体报道，有关部门在考虑是否把北京的建国饭店拆掉重建，理由是该饭店地处黄金地段，而该建筑比较低矮，能创造利润的使用面积太少。拆掉之后盖更大的楼，可以增大财源。这条消息引起纷纷议论，建国饭店建于1982年，是京城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投资总额2 600万美元，只用1年多时间就收回了成本，到现在已创造了26个建国饭店的经济效益，在饭店业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口碑。其巧克力色外观，低矮的花园亭榭式的建筑风格和富有欧洲休闲情趣的小花园式的生活气氛，再加上高质量的服务，深受国外客人喜欢，拥有非常固定的外国客人群体，接待过许多世界名人和贵宾。凭它走过的这一段不一般的历史，它似乎可以列为“准文物”，将来有可能成为历史文物。一位名人住过的地方，成为名人故居，被保护起来，而众多名人居住过的宾馆，而且是北京合资宾馆的“第一家”，有过很好的业绩和口碑，为中国的对外交往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宾馆，是否将来也会成为历史文物呢？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九、城市建设中数量、质量与成本的关系
在经济学诞生很久以前，或者刚刚有生产活动之时，人们就已经计算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在生产的时候，怎么省劲，怎么可以得到最多的成果就怎么干。现在，人类已聪明到这个程度，经济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计算的手段已到这个程度，城市化又是这么大的工程，怎么能不计成本呢？可是，只要你细心一些，就可以发现到处都有不计成本的事。
现代的价值分析原理告诉我们，寿命周期成本包括制造成本和使用成本两大部分。节约与制造成本有直接关系，质量与使用成本有直接关系。
在我国的城市建设中，使得制造成本增高的现象太多。1)城市用地失控造成的浪费。北京大学董黎明教授介绍，目前我国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高达130多平方米，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均82.4平方米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83.3平方米。2)建筑材料的浪费。我国的建筑用钢材比国外同等气候条件的先进水平高出10％～25％，每立方米混凝土多耗水泥80公斤。3)大拆大建造成的浪费。2005年8月20日，耗资4000万元建成的重庆永川第一楼——渝西会展中心，刚刚用了5年就被炸掉了，将在这块地上建一个更高大的酒店。为什么不另外选址呢？据说，业主觉得这里是块“风水宝地”。4)乱建造成的浪费。2005年5月深圳福田区15栋违章建筑30秒的工夫轰然倾倒。据云，政府决定把庐山的违规建起的48栋别墅拆掉。违章是应依法拆掉，可这些建筑是在一天早晨建起来的吗？建设的过程中，监管部门干什么去了呢？造成的浪费该谁负责？5)贪大求洋造成的浪费。据云，西安市街边一杆路灯被撞弯，损失竟高达3万元。为什么？原来这种路灯是从欧洲进口的，仅一个灯头就价值5 000元。难道外国的灯头比中国的亮！莫忘，我们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才1000美元，还有千百万农民尚未摆脱贫困！
在我国的城市建设中，使得使用成本增高的现象也不少。1)在使用过程中能耗高。我国的建筑物，似乎在建设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节能问题，已建成的不是“大电老虎”，就是“小电老虎”。我国单位建筑面积的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30％以上，而污水回用率仅为发达国家的25％。节能建筑材料使用不够普遍，建筑设计上过于依赖空调和照明等技术，而不重视传统的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也是造成浪费的重要原因。2)建筑质量低下，使建筑物寿命周期缩短，而造成的浪费。这也是常见的，比较普遍的，到处可见“豆腐渣”工程。广东海印大桥、四川宜宾拱桥使用均不到10年，山东有座大桥才使用了8年。北京的立交桥由于在设计时未考虑下雪时洒盐水对桥的腐蚀，有的桥用了不到10年就得大修。投资6 000万元的温州中银大厦，因发现是“豆腐渣”工程，尚未建成就炸掉了。2005年7月《南方周末》所载《汉白玉的前生今世》报道：伫立在中华世纪坛的，重35吨，长约10米，刻着“中华世纪坛”大字的汉白玉，竟然不是真汉白玉，而是假汉白玉，已经有了1厘米的裂缝。在这样的地方都有“豆腐渣”，真的把人们惊呆了。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发展成本昂贵，城市发展成本高出全球平均水平25％。家大业大，有时浪费也大。我国现在是家大，业还不够大，而浪费确实很大。过去说浪费也是犯罪，这句话说得很重。可细想起来，这话并不是没有道理。中华民族夙有勤俭的良好风尚，应该加以继承。
十分可喜的是，建筑节约大事，已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已采取一些重大措施。在这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地方和单位也越来越多。浙江诸暨市，成功地推行了“零土地”技改，61个千万元技改项目没有新占半分土地。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已经建起国内第一幢生态“概念楼”，清华大学也已研制建成了一座节能样板楼，为我们提供了智力支持。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十、城市建设中“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关系
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何在？城市的建设按谁的指令行事？必须遵循什么原则？在历史上，有的城市是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指挥下发展起来的，经济发展、市场形成并扩大，城市自然而然地建立和发展起来；有的城市则是“看得见的手”在调节，在指挥。比如，作为首都的城市，就是有人要在那里实施政治统治，按照符合政治统治的要求，以统治者的意志为准则，而建立的。我国在实行计划体制时，城市的建设，主要运用的是“看得见的手”，统得过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主要运用“看不见的手”，有的地方又出现了无序状态，由于长官意志和地区分割现象的存在，瞎指挥也造成严重危害。为了使我国的城市化体现新的科学发展观，健康有序地发展，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特别要加强宏观调控。城市的选点和布局是具有长远性质和全面性质的问题，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合理可千年受益，失误则千年受损。一个城市摆在那里之后，发现选点不合理，或城市布局有缺陷，能拆掉另找地方去建吗？在城市化的问题上，一点无政府主义也不能有。为了加强宏观调控，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建立像国家发改委、国资委、能源领导小组、美国美联储那样具有最高权威的宏观调控机构。
城市建设必须有一个科学的规划，才能保证城市健康、有序、合理地发展。城市规划是一定时期内城市发展的计划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是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的最主要手段。“城市发展规划先行”、“规划设计百年大计”、“科学规划是最大的节约”、“规划合理长期受益”，这样的警句警语，人们常常听到见到，然而在规划的制定和执行上却都存在着很多很严重的问题。
在规划的制定方面，往往是程序不够民主，内容缺乏科学性，不够全面，考虑得也不够长远，没有前瞻性。有的规划是凭“长官意志”由某位领导人拍脑袋拍出来的，有的领导在位的时候，总想留下一些“形象工程”，规划因此就必须合乎他的口味。人的口味是不同的，于是就出现了“领导调动，规划重弄”的怪现象。有的规划，不是坚持以人为本，而是以开发商的利益为先，腐败分子的手短嘴也短，任凭开发商摆布，不该拆的拆了，不该建的建了。有的规划在制定过程中，既不倾听群众的呼声，更未尊重专家的意见，由少数业务水平不高，责任心也不够强的人闭门造车，质量不够高。这样的规划能引导城市健康、有序地可持续发展吗？
在规划的执行方面，问题也很多，“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这句顺口溜，把对规划的不严肃态度讥讽到家了。这不是恶意的丑化，而是善意的批评。把规划挂在墙上，装面子，把规划上报上级作为“业绩”，而不认真执行的情况绝对存在，只不过严重程度各有不同。至于随心所欲，只图个人或本部门方便，不严格按规划办事，而造成的建了拆，拆了建的浪费现象俯拾皆是。在公用设施建设上，各部门自顾自，马路已经修好，为了铺某种管线，再把马路刨开，这一条管线刚铺好，过不多久又刨开马路修另外一种管线。几十年前，侯宝林在相声段子里讥讽的这种现象至今仍常见，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
在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正在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坚持走资源节约、环境良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在全国各处都出现了可喜现象。
北京市成功地对总体规划进行了修编，创造了“政府组织、依法办事、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24字的宝贵经验，对全国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上海市在充分发挥上海中心城市的核心作用，积极推进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的同时，把上海市近期建设规划定位于“水清、岸绿、景美、游畅”的“东方水都”，令人耳目一新。广东省制订实施了《广东省城市控制详细规划管理条例》，城市规划不再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重庆市和青岛市都制定了《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管理试行办法》，为民众参与提供了保障。
国务院于2005年7月召开会议部署了城市总体规则编修工作。曾培炎在会上指出，促进城市健康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城市规划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并且强调规划是城市管理的第一要务，市长是城市规划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5年9月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胡锦涛主持学习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推动我国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
上述这一切让我们受到鼓舞，从特别关心中国城市化问题出发，我们向全国人大建议，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区域规划法》，取代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因为“城乡、区域规划法”才能充分反映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样一部新法才能更好地保证城市健康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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